吳新：追根究底論“公知”（一）
點擊： 作者：吳新 來源：紅色文化網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2-24 13:12:22
“公知”的要害在用“說”欺負“做”
一、特定意義下的“說”與“做”
2020年，“公知”在中國基本臭了大街，幾乎沒人對“公知”有好感——除了“公知”自己。
但許多人對“公知”卻“知其壞不知其所以壞”——壞在哪兒？為什么壞？能有多壞？如果無大害，那何必大驚小怪？如果是大害，那為什么不消滅？“公知”是怎么產生的？怎么就會造成危害？能不能防范？如何防范？判斷“公知”的標準是什么？為社么？——有些人把“公知”跟“人文類知識分子”劃等號，這不符合實際情況——比如老一代革命家好些就是文人出身。不問青紅皂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顯然大錯特錯。既然如此，那該如何區分正常的知識分子和“公知”？為什么？……
不弄清這些，“公知”最多蟄伏一時，稍有風吹草動就會興風作浪卷土重來。
要弄清這些，就得追根究底，從本質上看透“公知”。
簡單講，“公知”就是一伙專門以知識為軟暴力、以“利國利民”為名禍國殃民的知識分子。
這里有三大特色：
第一，是“某些知識分子”——不是全部知識分子，也不一定是真知識分子，但一定號稱“知識分子”，一定有“知識分子”的頭銜，其它人都不夠格。
第二，以“利國利民”為名禍國殃民——大奸似忠，大惡似善，表面上悲天憫人，實際上傷天害理——不是小打小鬧的小壞事，而是亡國滅族反人類的大手筆。
第三，以知識為軟暴力——不一定真有知識，也不一定是真知識，但一定號稱“有知識”，這樣才能以“知識”為武器。“公知”的最大賣點是“知識”。“知識就是力量”。這個力量是精神層面的“軟力量”。“軟力量”可以被用來干好事，也可以被用來干壞事。一旦被用來干壞事，那就是破壞性的“軟暴力”。
“公知”最大的危害，就在于“軟暴力”的危害獨特——劫持受害者的頭腦，讓受害者自己毀滅自己，用自己的手拿自己的刀割自己的頭，“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如果明火執仗用有形的、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性硬暴力、硬刀子直接殺人越貨行兇作惡，那是非敵我一目了然，容易定性，也容易抵御。但如果用無形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軟暴力、軟刀子暗中下手，不見直接的血淋淋的為非作歹，不見直接的有形的物質性財富轉移，只見“利國利民“的沁人心脾口號和貌似無害的精神層面的東西——“知識”“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實際結果卻是殺人不見血，劫財不露金，用魯迅的話說，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的”。國破家亡，腦袋掉了還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更不用說防范了——這才是最高級、最可怕的危害。
應對軟暴力劫持受害者的頭腦、讓受害者自己毀滅自己這一非常規挑戰是一個世界級難題——無論刑法刑律還是規章制度都只能應對加害者與受害者涇渭分明、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的能物質化量化的的硬暴力，對加害者似乎就是受害者自己、看不見摸不著、毀滅受害者于無形的軟暴力無能為力——軟暴力跟只要沒有跟有形的物質性硬暴力、有形的物質性財產破壞或轉移直接掛鉤，就無法定性定罪。但導致禍國殃民的軟暴力一旦變成客觀事實，定性定罪又有何意義？國破家亡，國家都不存在了，誰來定性定罪？誰定誰的罪？即使定了性定了罪又能怎么樣？——蘇聯解體，再追究罪責，又能如何？
既然承受不起禍國殃民的后果，那對導致禍國殃民的軟暴力就只能靠事先的防范使其無法發生，不能靠秋后的算賬來嚇阻。這就需要解決一個大問題：找出一個客觀科學可靠可行的辦法，確保在禍國殃民的軟暴力成氣候之前即劫持受害者頭腦、轉化成硬暴力、造成物質世界的既成事實之前就能客觀準確地予以識別、定性、防范。不解決這個問題，就沒法判斷問題的性質：認識問題還是立場問題？蓄意作惡還是無心之過？你死我活還是不同意見？對抗性矛盾還是非對抗性矛盾？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正確判定問題的性質，就必然寬嚴皆誤，不是無處下手就是因噎廢食；不是認敵為我，導致國破家亡；就是認我為敵，導致自相殘殺人人自危。
有這樣的辦法嗎？有。那就是從對知識這種軟力量的運用入手——人類獲取知識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用知識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服務的就是人間正道；用知識損害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就是邪門歪道。以此為最基本的是非判斷標準，就不難判斷各種人間是非。
但“知識”“生存”“發展”等是抽象概念，有個實際的可操作性問題，碰到具體情況馬上就會扯皮——怎么才算“知識”？真知識還是假知識？怎么才算有利于生存、有利于發展？誰的生存、誰的發展？……
要避免這種扯皮，就需要換個既能概括本質、又準確具體、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強的提法。
人類的“知識”是精神世界層面的東西。人類所有精神世界層面的東西的表達都可以概括為“說”——口頭表達是“說”，文字表達是“筆談”“著書立說”。因此可以用打了引號的“說”泛指一切精神層面的東西——理論、知識、經驗、宣言、鼓動等等，從而跟僅僅單純表示說具體某句話的說相區別。
人類的“生存”“發展”是物質世界里有目的的物質力量的動作。人類所有有目的的物質力量的動作都可以概括為“做”。因此可以用打了引號的“做”泛指一切有目的的物質力量的動作——實踐、行動、行為等等，從而跟僅僅單純表示做具體某件事的做相區別。
這樣一來，就把提法從“知識運用與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關系”“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知與行的關系”演繹成了“‘說’與‘做’的關系”。
二、人間正道在用“說”服務“做”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
“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毛澤東
人類世界的一切歸根到底都是“做”出來的而不是“說”出來的，連人類本身都是“做”出來的而不是“說”出來的：按照傳說是上帝造人、女媧造人，按照科學是“勞動創造人類”，都是“做”而不是“說”——世界上有哪個人是“說”出來的？如果說這一切太遙遠，那至少有一條近在身邊的實例：沒有“做”就沒有人——“愛”可以“談”，但最終離不開“做”。“談”是為了“做”。不“做”，人類何以延續？
人類世界的一切財富更不例外，歸根到底都是“做”出來的而不是“說”出來的——光有“說”沒有“做”，再能也休想“說”出哪怕一顆火星來，想吃熟食都沒門，而人類的文明就是從會用火、吃熟食開始。換句話說，只有“說”沒有“做“，連擺脫野蠻、進入文明都做不到。如果誰說人類世界的財富能不用“做”、光憑“說”就“說”出來，那等于說只要請某些高人出來“念動真言”就天上掉餡餅，地下冒黃金。這樣的“說”是不折不扣的“神話”——神一般的話。這套玩藝兒拿來哄小孩叫講童話，拿來當正兒八經的真理宣示于眾就叫詐騙。
中華文明的精髓在于“做”，不管歷史事實還是理想夢想都彰顯了一個“做”字——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夸父追日、后羿射日、鉆木取火、倉頡造字、神農嘗百草、嫘祖先蠶、蒙恬造筆、蔡倫獻紙、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李春造趙州橋、黃道婆紡棉、畢升發明活字印刷……統一中國是“做”出來的，“車同軌、書同文”是“做”出來的，馳道是“做”出來的，長城是“做”出來的，靈渠是“做”出來的，大運河是“做”出來的，下西洋是“做”出來的，四大發明是“做”出來的，抗戰勝利是“做”出來的，建立新中國是“做”出來的，“兩彈一星”是“做”出來的，中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做”出來的……
不管是個人還是整個人類，沒有“說”還可能生存，沒有“做”不可能生存——沒有“說”而有“做”，活得會很艱苦，很低效，很多事會做不成，但能生存，比如與世隔絕的人，比如原始人類。沒有“做”只有“說”，再能“說”、外部條件再好，也無法靠自己生存——養老院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臨終服務的對象，有幾個是不能“說”的？
人類的“做”實際是動物的“動”的延申。除了人，一切動物都是不能“說”而只能“動”。之所以生存，靠的是“動”而不是“說”。足見動物生存之本是“動”而不是“說”——動物動物，不動就不是“動物”而是沒有生命的“死物”。
由此可見，動物生存之本是“動”，人類生存之本是“做”。
對人類而言，既然“做”是生存之本，那“說”就只能是第二位的，只有為“做”服務才能發揮其作用，才有存在價值。也就是說，人間正道是用“說”服務“做”——理論要為實踐服務，解釋世界要為改變世界服務，精神力量要為物質力量服務，虛的要為實的服務。不服務，就失掉了存在意義，有也等效于沒有——軟件如不為硬件服務，再先進也失掉了存在意義，有也等效于沒有。食譜如不為烹飪服務，再高明也失掉了存在意義，有也等效于沒有。古往今來存在過的人不知多少。如果有人說其中必有比愛因斯坦或居里夫人等等更厲害的人，誰也沒法證明不對。但也沒必要證明——即使真有，即使真比誰都厲害，但沒有通過轉化為物質世界的東西證明自己的存在，人一死一切全完，誰也不知道有過這個人，對人類社會而言還不是有也等效于沒有？
歸根結底，社會的存在靠“做”，社會的發展更靠“做”。對社會來說，一切“說”只有為“做”服務才有存在價值，否則就毫無意義，一切不為“做”服務的“說”都等效于胡說、瞎說、邪說，對人類社會純屬多余，沒有存在的價值。一切靠“說”謀生的人只有用“說”為“做”服務的人才有現實意義，才有存在價值，否則就是寄生蟲，沒有理由向社會索取生存必須——憑什么要社會養活一群對社會的生存毫無貢獻、毫不相干的人？
（“說”與“做”孰輕孰重？不妨先看看魯迅的一段話：“歐戰時候的參戰，我們不是常常自負的么？但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咒翻了潛水艇呢？儒者們引為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丁的華工！”再看看外國對中國的封鎖清單：見過對中國封鎖高科技、工程技術人員和科學家之類屬于“做”的，見過對中國封鎖律師、經濟學家、哲學家、文學家之類屬于“說”的嗎？最怕中國掌握的是“說”還是“做”？）
三、“公知”命根在用“說”欺負“做”
1．“公知”只能通過用“說”欺負“做”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搞理工的只要學以致用，就自然用“說”服務“做”。搞人文的則一分為二：承認并身體力行用“說”服務“做”的，就跟一切用“說”服務“做”的人是一家子。不承認或做不到用“說”服務“做”的，則自成另一家，號稱“公知”。“公知”以“說”為唯一生計，不屑“做”、不會“做”、不敢“做”，無法通過用“說”服務“做”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要證明自己有存在價值，就只能絕承認“做”是人類生存之本在、拒絕承認“說”必須為“做”服務、堅持“說”比“做”重要、用“說”把“做”踩在腳下，也就是用“說”欺負“做”——用“理論”欺負實踐，用“知識”欺負生存與發展，用“言”欺負行……用俗話說就是光說不干的欺負埋頭苦干的。正常人要證明自己不是廢物，就只有靠自己做出成績來；廢物要證明自己不是廢物，就只有靠挑出別人的毛病來——不踩著別人的肩膀怎么往上爬？連立足之地都沒有。
否定“做”是“公知”的生存必須。不管是誰，不管做什么，只要“做”，“公知”就要橫挑鼻子豎挑眼貶低否定，無需理由，不問是非，不計后果。不這樣，“公知”就沒有理由存在——“無事生非”，做不了正經事，就一定要惹事壞事，而且一定要把惹事壞事說成正經事，這才有理由向社會索取生存必須。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公知”給自己的社會定位是“罵”（美其名曰“批評”）——“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一定是批評的，如果他不批評他就不要做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定義就是一群永遠在批判現實的人”“進行批評是知識分子的義務”“批判精神是知識分子高貴的靈魂”“知識分子就是以批評為己任”“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價值就是批判”“知識份子最大的貢獻是保持異議”“真知識分子應該敢于批評人民”……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公知”那么狂熱鼓吹“絕對的言論自由”——只有有了“絕對的言論自由”，“公知”才能想罵誰就罵誰，想怎么罵就怎么罵，想怎么用“說”欺負“做”就怎么欺負，不受任何約束，不受任何懲罰，不承擔任何后果，才能靠用“說”欺負“做”謀生。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公知”面前總是“說”的罵“做”的，拼命苦干的不如啥也不干的，啥也不干的不如罵人搗亂的，干得越多，挨罵越多。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公知”總是吹捧外國的“做”——“德國抗洪神器”“青島下水道百年奇跡”……用“說”欺負“做”，欺負的是本國的“做”——吃誰欺負誰。不敢指望吃外國的“做”，那就敞開了捧。捧高了外國的“做”，自然就貶低了本國的“做”，就實現了欺負本國的“做”的目的。
“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不明白用“說”欺負“做”是“公知”的生存需要，就無法理解“公知”為什么總是跟“做”的人過不去，越“做”越罵。
2．用“說”服務“做”與用“說”欺負“做”的區別
“公知”說，不對，我不是用“說”欺負“做”，而是用“說”服務“做”，通過“批評”為“做”服務——“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職能就是批判現實，通過批判現實推動社會的進步”。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用“說”服務“做”與用“說”欺負“做”的區別何在？
用“說”服務“做”的本質是建設——最終目標一定不是整人而是“做”事，追求的一定是什么應該“做”、必須“做”、怎么“做”；最后結論一定是“做”而不是“說”——不尚空談，落實到行動上；最后結果一定是繼續“做”該做的，而且“做”得更好更來勁。
用“說”欺負“做”的本質是破壞建設——最終目標一定不是“做”事而是整人，追求的一定是借題發揮，陷人于罪，最后結論一定是“說”而不是“做”——什么也別做，回家讀書去，大家一起比“說”去；最后結果一定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成。
——一個一定是為了“做事”——解決問題，對事不對人，關心的是“事”辦了沒有，最終步調一致對外發力；一個一定是為了“整人”——挑剔問題，對人不對事，關心的是“人”辦了沒有，是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最終內斗內耗一地雞毛。
——一個一定有破必有立，批評錯的，肯定對的，最終是如何更好地“做”；一個一定有破無立——“根本不該做”，永遠只說不能做什么、怎么做都不對，絕對不說應該做什么，怎么做才對，繞來繞去實際結論是“不管怎么做都錯，只有‘不做’才對”“什么也不能做，做就是錯，就該死”。
——一個一定為“做”創造必要條件：鼓舞士氣，增強信任，鼓舞決心，加強凝聚；一個一定破壞這些必要條件：瓦解士氣，破壞信任，干擾決心，摧毀凝聚。
——一個一定是能干的吃香，一個一定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拆臺搗亂的。
魯迅是這樣揭露用“說”欺負“做”的：
——“古來就這樣，所謂讀書人，對于后起者卻反而專用彰明較著的或改頭換面的禁錮。近來自然客氣些，有誰出來，大抵會遇見學士文人們擋駕：且住，請坐。接著是談道理了：調查，研究，推敲，修養，……結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則，便得到‘搗亂’的稱號。我也曾有如現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應走的路。他們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終于發見他們心底里的蘊蓄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
——“從這些人們的批評的指示，則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現在的人，的事，那里會有十分完全，并無缺陷的呢，為萬全計，就只好毫不動彈。然而這毫不動彈，卻也就是一個大錯。”
——“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巖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么？”
——“自己不做事，而罵別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與此輩理論，可以被牽連到白費唇舌，一事無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無益處。”
——“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茍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圣賢，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據說：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獨他有公平，正當，穩健，圓滿，平和，毫無流弊的改革法；現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著哩，——只是還沒有研究好。什么時候研究好呢？答曰：沒有準兒。”
——“有一個工頭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有些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背脊，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我憎惡那些拿了鞭子，專門鞭撲別人的人們”“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入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公知”跟奴隸監工相同之處在于都是“不做”的欺負“做”的，不同之處在于，奴隸監工是因為嫌“不做”而打，而“公知”因為嫌“做”而打，“不做”反而不打。）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于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魯迅是這樣比喻用“說”服務“做”的：
——“一條小溪，明澈見底，即使淺吧，但是卻淺得清澈，倘是爛泥塘，誰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淺呢？也許還是淺點好。”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卻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逼死’他；也決不至于將他禁在床上，使他躺著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為她知道：假如這么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
大數據，見規律。“公知”如此“批評”不是個別的偶然的情況，而是全面如此，一貫如此，凡中國人“做”的一切——高鐵、高科技、工業化、農業、國防、“兩彈一星”、四大發明、中華文明……凡是從事“做”的人——勞動者、人民群眾、科技工作者、軍人、烈士……“公知”無不全盤否定，一棒子打死。有用如此“批評”推動“進步”的嗎？說是用“說”服務“做”，服務了半天，實際結論卻是“啥也不許做”——這是“服務”還是破壞？
這并不意外。利益一致才談得上“服務”。利益沖突談不上“服務”。“公知”的利益在通過否定“做”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否定就是一切，其他一切都不顧”。這樣的利益關系怎么可能“服務”？
而“公知”是怎么“批評”的？
——“他媽的奇跡！”“死亡快車”“起來，不愿做高鐵奴隸的人們”“請停下你飛奔的腳步！狂飆突進的中國高鐵亟須反思”“飛奔的高鐵啊，請停下來等等你的人民”“中國喲，請你慢些走，停下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靈魂”“讓高鐵剎車”“整個列車空空蕩蕩”“焉能不賠”“破壞環境”“能力閑置，浪費嚴重”……
——“老說兩彈一星，那玩意頂什么用呢？餓死那么多人弄出來的玩意，根本保護不了這個國家”“兩彈一星是搞熱出來了，但有什么用呢？”“原子彈還沒有茶葉蛋管用，茶葉蛋好歹能裹腹。不造原子彈還可以少餓死點人。造原子彈是為了不遭受侵略，遭受侵略會造成南京大屠殺；結果因為你造原子彈餓死的人比南京大屠殺多的多”……
——“犧牲了農民，并沒有實現工業化。建立的重工業體系是沒有用的”“至于重工業，基本沒有用”“中國不需要任何的產業政策”“炸掉南京長江大橋”……
——“祈禱天宮一號發射失敗”“神九上天了，公知們有權力不高興，也應當不高興”“它一不代表正義，二不代表恒久，三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耽誤了民生的進步”“好不容易，把人送到太空，居然就是為了讓她給孩子們上課。上課在地上不行嗎？”“在太空上講課水平高嗎？當然高，人家都站到太空上了。這一堂課，得用多少錢來堆呀”“用炮仗裝潢門面”“載人航天是滿身膿瘡穿了條時尚內褲”“它射得世界第一，也改變不了你沒有公平正義的環境”“為了這個大炮竹，幾百萬的兒童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機會，這值得激動嗎?”“載人航天確實是個形象工程，認為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圖一樂”……
——“不要拿我交的稅款去建航空母艦”“中國不應該發展航母遠程導彈等攻擊性武器”“解除中國核武裝以取信美國”“銷毀核武裝取信美國”“中國不該造太空戰機應省錢發展經濟”“中國造大飛機沒有市場優勢”……
——“液晶面板投資是沒有出口的高速公路”“波峰投資、波谷產出的失敗案例”“京東方中國高科技發展的悲劇”“燒錢王京東方”“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很危險”……
——“所謂‘四大發明’是無稽之談”“專家稱‘四大文明古國’說法不規范中國應出局”“四大發明對中國今天惟一的意義，就是遮羞布！”
——“勞動不創造財富”“‘人民’？要‘人’，不要‘民’！”“‘民’，是一個不好的字眼”“‘民’卻是一片沒有長成的草，是敵囚，是奴隸，是社會的下層”“‘人’一旦被抽象成‘人民’，‘人’的日子就不好過了”“草民”“愚民”“墮民”“刁民”“暴民”“屁民”“民粹”“憤青”“群氓”……
——“‘群眾’永遠是一些沒有身份與人格的工具，是一些從來也不要負責、不需要腦子，只需要聽從號令、遵守指揮的沖鋒隊員。‘群眾’并非個體的‘人’，就算是在網絡這樣的公共空間，‘群眾’也是作為一股威脅力量，供‘領袖們’驅遣、揮耍、消耗與儲存。它（而不是他們）不是一種可以對話、需要對話的理性個體，而是永遠只作為一種壓力、一股污穢物，一種語言巫術出現。”“毛主義和毛黨之下的群眾都是一群沒有姓名、沒有人格、不顧忌任何道德底線與法律的群氓，一群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群氓”……
——“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中國人缺乏創造力”“中國人有什么？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對傳統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后繼無人”……
——“工程師都是造機器的，造機器的怎么能夠治理好國家？一個問題解決不了，他就拿榔頭來硬敲了。所以中國經濟運營硬著陸、軟著陸不斷”“文人的思維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術思維，有問題喜歡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個統攝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來，向下作哲學的批判或文學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經驗性思維就比較笨拙，總是貼著地面步行，就事論事，局部問題局部解決，甚至是技術性地解決，輕易不敢把很多不相關的問題攪在一個大局里，然后發一通宏觀議論了事”……
——“中國沒有糧食安全問題”“在全球化條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我從來不認為糧食是個安全問題。如果真打起仗來，糧食到處可以種，北大校園都可以種糧食。隨著世界貿易的發展，包括資本、人力的流動，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動干戈，我覺得沒有經濟安全問題”“取消十八億畝紅線”……
——“獵鷹計劃在行動”“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羅援’、‘戴旭’戰役意義深遠”“中國鷹派軍人慘遭人肉痛極端孤立”“中共鷹派少將羅援微博遭圍剿亂了方寸”“中國鷹派軍人遭到網民群毆式圍攻”“圍攻羅援的行為體現了高度的愛國責任感”“一大批公共知識份子討伐羅援”……
——“烤肉”“半面熟”“掛爐烤鴨”……
……
這一切足以證明“公知”的“批評”是不折不扣的用“說”欺負“做”。“公知”就是專門靠用理論欺負實踐、即用“說”欺負“做”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的一伙人。
來源：紅色文化網 作者：吳新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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