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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偉華：美國為何總是跟中國過不去（上篇）

點擊：作者：曹偉華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4-02 11:02:05

【提要】在世界格局復雜的今天，中美兩國不僅代表自己，中美之爭將更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美國霸權優先的兩種國際秩序觀之爭，貫穿于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整個過程，我們必須做好迎戰的準備。

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始終以平等和善的心態去同歐美西方國家交往，有時甚至以謙虛和遜的姿態去向歐美西方強國學習，以圖發展自己、造福人民，這也是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最樸素真實的愿望。

多年來，中國不止一次地向美國明確表達：“中國無意挑戰或取代美國，無意與美國全面對抗”。在安克雷奇舉行的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中，國務委員楊潔篪和外交部長王毅代表中國政府再次表明：“中國無意干涉美國的政治制度，無意挑戰或取代美國地位和影響”。然而，美國對中國的真誠表態卻毫不在意：中美會談結束不到4天，3月22日，歐盟27國便在美國慫恿下，以所謂新疆人權問題對中國進行制裁，隨后以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以同樣的借口制裁中國。

我們總有一個疑問，美國東西有兩洋天險、南北無強鄰威脅，且中美隔著世界上最大的太平洋，美國為何總是和中國過不去？3月25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其上臺后的首場總統新聞記者會上給出了答案：“在我的任期內絕不允許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這也是美國戰略心態的真實寫照！

美國不只是對社會主義有成見，美國是對任何可能超過它的國家都有成見，這種戰略思維本質上是一種流氓思維，我們與流氓打交道就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1925年12月，尚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面對中國異常復雜的革命形勢，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率先進行了這樣的思考。今天，面對異常復雜的國際局勢，與我國利益深度交錯的美國，還能不能成為我們值得信賴的朋友？答案是否定的！

美國200多年的國家史實質上是一部充滿流氓色彩的血腥史，為了維持其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優越地位，美國不擇手段地經營著對其有利的全球均勢體系，有任何國家、集團表現出超越美國的想法或潛力，都會遭到美國無情的打壓。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時常掛在嘴邊的價值觀念、人權道義、國際規則等，也不過是其維持均勢的手段而已，對人不對己。經過200多年的沉淀，這種均勢思維也早已深深嵌入美國國家戰略制定的基本思路，影響越來越重。

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后，美國巧妙地利用了歐洲列強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在英法之間維持均勢，不僅得以保持國家安全，還使領土大范圍擴張。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其著作《大外交》中就直言不諱：“由于只要歐洲各國相互爭斗便不致真正威脅到美國，因此開國元老們特別擅長在英法之間玩弄這些手腕，不僅保住美國的獨立，更得以開疆辟土”。19世紀末，當英國、德國和美國的力量逐漸接近時，美國又依靠英國力量打壓德國發展，在德英兩國之間保持均勢。與此同時，當英、日、德、俄在亞洲的擴張威脅到美國利益時，美國又利用英和德、日與俄的矛盾搞平衡，乘機擴大在華利益。可以說，憑借均勢戰略思維，美國完成了原始的國家力量積累。

然而，美國并非要維持世界各國力量均衡，而是為了在均勢體系中維持其一國獨大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美國隔岸觀火，企圖在兩個大國集團的戰爭中獲得利益，但俄國在爆發十月革命后退出了協約國，英法兩國敗勢初現時，美國立即宣布加盟協約國參戰。美國此舉并非是出于所謂的國際道義，而是擔心德國勝利后，歐洲形成的德國霸權將直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戰后，英國和德國力量嚴重削弱，法國有可能稱霸歐洲大陸，為了維持歐洲均勢體系，美國又協同英國采取了扶德抑法的綏靖政策。法國稱霸歐洲的機遇喪失了，美國再次成了最大的贏家，同時，美國的政策也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

隨著美國均勢思維的戰略實踐獲利，美國開始毫無是非底線、毫無正義公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面對這場全世界人民反對法西斯的艱苦戰爭，美國一開始再次選擇所謂中立，坐觀歐亞大陸戰火橫飛，從中大發戰爭橫財。1941年，面對蘇德在歐洲大陸上的激烈廝殺，還是密蘇里州參議員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就美國于蘇德之間的政策選擇在《紐約時報》上發文：“如果我們看到德國正在贏得這場戰爭，我們就應當支持俄國；當俄國贏得戰爭時，我們就應當幫助德國，用這樣的方法我們就可以讓他們盡可能地互相殘殺”。

杜魯門的思維觀念絕非個例。1942年，日軍偷襲美軍珍珠港后，美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斯皮克曼并未立即就如何戰勝日本法西斯進行研究，而是在他的新作《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中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將會發現，在遠東按照國家力量大致相等的原則建立均勢體系將比在歐洲困難得多，戰后的主要問題將是中國而非日本，一個現代化的、充滿活力的、具有四億人口的軍事化的中國，將不僅對日本，而且對整個西方都是威脅”。為了確保美國在遠東的均勢體系得以維持，在這本書中，斯皮克曼不顧美國正在太平洋與日本的激戰，指出：“要想現在和未來遠東的均勢得以維持，美國將不得不采取同樣的政策保衛日本”。這或許是20世紀美國戰略界“中國威脅論”的最早版本，此時美國政府還視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為其親密的盟友。

可以想見，如果不是1942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直接損害了美國利益，迫使美國當局順應民眾呼聲對日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與走向或許并非后來那樣。這樣的戰略歷史使得美國認為公理道義、法理正義、國際輿論等都不是影響戰略成敗的決定因素，有時即使故作聲勢強調國際法則、輿論、價值觀等，但真實意圖無非是想打著國際法的旗幟去當世界的領導，維持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均勢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前一天還能摒棄意識形態偏見與蘇聯并肩作戰的美國一夜翻臉，開始了同蘇聯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對抗，因為強大的蘇聯不僅打破了歐亞大陸的均勢，甚至打破了世界的均勢，新中國一邊倒向蘇聯的外交政策加深了美國的危機感。美國著名戰略家、威懾戰略理論的鼻祖凱南便向美國政府建議：“世界上任何地方力量的均勢，都不如歐亞力量的均勢重要。只要德國和日本的權力出現真空，世界均勢就不可想象”。于是，在歐洲，“北約”與“華約”劍拔弩張、對峙制衡，美國把西德稱為鐵幕上的“櫥窗”，作為“西化”東歐的窗口大力扶植；在亞洲，美國從日韓到東南亞建立一系列軍事同盟，如鏈條一般對中國層層封鎖，美國把日本當作平衡中國的最前沿，開始不遺余力幫助日本戰后恢復經濟。

在美國眼里，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維持一個對美國有利的均勢體系勝過一切。20世紀70年代初，冷戰原本平衡的天平開始向蘇聯傾斜，特別是當蘇聯的核力量規模與美國不相上下甚至有超越美國勢頭的時候，美國便迅速瞅準中蘇關系的裂隙，不惜在封鎖中國的島鏈上撕破一個口子，舍棄臺灣，積極同中國建交，聯合中國反對蘇聯霸權。在美國眼里，為了對抗蘇聯、保持均勢，美國完全可以拋開意識形態偏見來擁抱中國。基辛格后來在《世界秩序》中談起這段經歷時寫道：“尼克松盡管是一位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但他認定，地緣政治平衡的迫切性超過了意識形態純潔性的重要”。蘇聯解體后，美國也并未放過同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俄羅斯，當美國認為俄羅斯的軍事力量對美國構成威脅，是這個均勢體系的最大隱患時，依舊同歐盟對俄羅斯進行制裁打壓，遏制俄羅斯的發展。

實質上，在與蘇聯冷戰競爭的過程中，美國的均勢戰略思維已經不局限于歐亞大陸軍事實力的平衡，而是拓展到整個美國國家利益，即經濟力量、軍事力量、科技力量和價值觀。這不僅是美國賴以強大的四大支柱，也是美國核心利益的四大支撐。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聲稱：“這四個方面如果加在一起，就使美國成為一個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級大國”。所以，在這四個方面的任何一個領域挑戰美國地位、企圖打破美國主導均勢體系的國家和集團，都必將遭遇美國毫不留情的打壓報復。

上個世紀80年代，搭著冷戰的便車，經過30多年和平發展的日本，經濟迅猛發展，GDP年均增長近10%，股票市值一度占到全球的41.7%，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GDP更是超過了美國的70%，大有取代美國經濟霸主地位的趨勢。然而，由于國家安全深度依賴美國，美國為了維護其經濟地位和美元霸權，于1985年聯合英、法、德三國逼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導致美國曾在二戰后大力幫扶的日本進入長期的經濟衰落期，影響至今仍未完全散去，被日本人稱作 “失去的30年”。

對歐盟，美國也一樣沒有手軟。歐盟誕生后，美國感到對歐洲局勢的掌控力越來越弱，尤其是歐盟是一個規模達到27萬億美元的經濟體，超過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北美自由貿易區，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構成了巨大挑戰。到了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誕生，作為歐盟內部的貿易結算貨幣，歐元的出現使得世界上美元貨幣結算了減少了三分之一，于是美國策劃了一個巧妙的騙局，與北約聯手發起科索沃戰爭。看似是在打擊南聯盟的米洛舍維奇政權，但當70多天的戰爭結束后，歐元直線下跌30%，與美元的比值從1:1.07降到了1:0.82，歐盟才幡然醒悟，科索沃戰爭實際上是一場針對歐元的金融戰爭，美國后來也承認，打擊南聯盟的人道主義危機借口實際上是中情局和西方媒體聯手撒的謊，但美國通過戰爭從此加強了對歐盟和歐元的控制力。因此，當伊拉克打破美國在中東經營的均勢體系時，美國先后發動的海灣戰爭、“沙漠之狐”行動都得到了歐洲的支持，但當科索沃戰爭后，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德國和法國這兩個歐盟軸心國家卻堅決反對。到今天，法國和德國對充當美國均勢戰略棋子、制衡俄羅斯的做法已經感到厭倦，但迫于美國的軍事壓力也無可奈何。無論歐盟對于“歐洲主權”有多么期盼，但他們至今也難以擺脫美國的控制。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一次內部會議上坦言：“俄羅斯是美國的敵人，那他一定是歐洲的敵人嗎？歐洲配合美國驅逐俄羅斯，這可能是歐洲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錯誤”。在3月25日歐盟峰會上，面對美國總統拜登拉攏盟友對付中國，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將繼續貫徹“歐洲主權”，盡管美國與歐盟有很多共同之處，但并不完全一致。

這就是一個流氓國家的成長史，也是美國的戰略思維養成史，呈現出的狀態是戰略決策缺乏嚴肅性和一貫性，繼任總統可以攻擊否定前任總統的政策和主張，但本質上卻始終聚焦一點，即阻止世界上任何超越美國的國家或集團，維持一個由美國主導、對美國有利的均勢體系。不論你是什么國家體制、奉行什么信仰主義、是什么社會性質、推行什么政治主張，為了維持對自己有利的均勢體系，美國可以視你為最親密的朋友擁抱你，也可以當你是最危險的敵人打擊你，即使盟友國家也不例外。美國兩百年的戰略實踐已經使得這種流氓思維深入骨髓、難以改變，與這樣的流氓國家打交道，任何時候都不能抱有幻想，即便中國如美國想象的那樣發生了“顏色革命”，美國也不會對中國心存善念，正如戰爭劇《兄弟連》中一句臺詞：“美國不是對社會主義有成見，美國只是對任何可能超過它的國家有成見”。

美國統治階級的共識，是認為中國這頭東方醒獅正在世界森林里咆哮，意欲挑戰和取代美國森林之王的地位，21世紀的中美之爭將是一場空前復雜的大國之爭。

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上個世紀70年代起建立的所謂中美關系“蜜月期”也就不復存在了，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超級大國后，世界均勢體系便由“美蘇冷戰”的兩極格局變成“一超多強”的多極格局，是一種由美國主導、對美國有利的均勢體系。美國暗自認為這個世界上再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對自己構成威脅，但由于半個多世紀的冷戰疑云仍然籠罩在美國人心頭，因而美國對世界各國力量對比的變化保持著極強的敏感性，認為其他大國力量的增長會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構成挑戰，特別是在歐亞大陸，美國要防止出現足以挑戰美國的大國。基辛格曾講：“蘇聯解體后，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是防止歐亞大陸上再出現一個能夠挑戰美國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大國或大國集團”。布熱津斯基也在《大棋局》一書中說：“當務之急，是確保歐亞地區不會出現統領大局、進而向美國發起挑戰的勢力”。并且，布熱津斯基圍繞這個戰略目標，在其著作《大棋局》《大博弈》《大抉擇》中提出了一系列戰略原則和戰略手段。

美國何以認為“能夠挑戰美國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大國”只可能在歐亞大陸上出現？美國國會研究局在一份報告中指出，一方面，考慮到歐亞大陸人口、資源和經濟活動的規模，在該地區產生的霸權勢力將能夠集中足夠威脅到美國關鍵利益的力量；另一方面，在防止出現地區霸權問題上，美國不能依靠歐亞大陸國家本身自我規范去實現，應當需要歐亞大陸以外的國家協助，確保歐亞地區權力分散，不會落入單一霸權國家。正是基于這種認知，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始終盯著一個戰略目標：“防止地區霸權在歐亞大陸出現”。美國國會研究局將此戰略目標寫入《美軍研究簡明手冊》，提供給所有國會委員會和議員在研究制定政策時進行參考，已成為美國政客心照不宣的戰略共識。因此，從20世紀90年代起，在美國的各類戰略報告中，不論其戰略主張和概念如何變化，在其歷次頒布的《美國國家利益》《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國防戰略報告》，以及政府和軍隊高層的講話表態中，都把防止歐亞地區出現一個與美國匹敵的大國作為美國核心利益，從未改變。

冷戰后的十多年里，美國并不認為中國是這樣的“大國”。蘇聯解體后，歐洲開始推動歐盟組建，美國繼續將戰略重心置于歐洲，開始著力打造冷戰后的歐洲秩序。與此同時，由于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給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信心造成重創，一時間“中國崩潰論”甚囂塵上，以美國為首的整個西方世界的制度自信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他們認為只要復制顛覆蘇聯的方法，令中國變質變色就只是時間問題。然而，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蘇聯這樣一個實力幾乎與美國匹敵的社會主義大國尚且不是對手，何況實力遠遠遜于美國的中國，根本無法構成威脅。當時的中國，經濟規模、軍事實力、科技水平無一不與美國相差甚遠，中國青年一代夢想的代名詞幾乎都是“美國”，而“中國”在美國眼中卻是低端制造業和廉價勞動力的最大市場。整個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都不會想到，二十年后的中國將進入一個巨變的新時代。

拿破侖曾說過一句世紀名言：“中國是一頭沉睡的東方雄獅，一旦醒來，必將震驚世界”。但大多數人并不知道還有后半句：“感謝上帝讓它沉睡吧！”可以說，“讓中國沉睡”是整個西方世界的愿望。

從1840年到新中國成立前，在100余年里，中國對列強的欺凌選擇了逆來順受，列強也早已習慣了中國的忍氣吞聲，因為政府腐敗無能、國家貧窮落后、民眾麻木軟弱，西方對中國的欺凌變得隨心所欲。那段歷史記憶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上最不忍回顧、卻也最難翻過的一頁。在近200年的近現代史中，幾代中國人都在為“救亡圖存、民族復興”前赴后繼，曾經付出的巨大犧牲難以估量，往后面臨的未知艱險也難以想象，但受盡了列強蹂躪欺辱之痛、嘗盡了貧窮落后之苦的中國人，每每想起過去百年沉淪的民族之痛，都會擦干身上的血淚，不顧滿身泥濘而繼續前行，不成為一個強盛偉大的國家和脊梁挺立的民族，絕不止步，這就是中國人的“中國夢”。

然而，這個再正常不過的夢想與美國的愿望背道而馳。這是美國戰略界的常態，也是他們的流氓思維慣性，以致在美國看來，世界上所有的大國發展壯大時都會和他一樣流氓，所以他從骨子里不愿看到未來世界有一個強大的中國。中國改革開放后，美國看似并不反對中國經濟發展愿望，并且愿意提供支持，但實際上只允許中國在低端制造層次上徘徊，決不允許中國染指高端技術領域，美國習慣于同中國保持“八億件襯衫換一架飛機”的關系。尼克松在其著作《不戰而勝》中寫道：“我們不應向任何潛在的敵對國家出售可在軍事上用來對付我們的高度敏感的技術，但是我們對于沒有軍用價值、而在中國經濟現代化中卻是必不可少的技術也不應掌握過嚴。中國也能從其他工業化的西方貿易伙伴那里取得許多這種技術，不如讓中國人從我們這里得到這些技術，這樣我們就有利可圖”。在美國人的觀念里，中國只能成為美國的產業附庸，居于下游。

但是，中國需要的是健康有力的發展，我們實現國家夢想要依靠自己，不能讓自己的命脈掌握在別人手里，特別是像美國這樣的流氓國家手里。當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表現出強勁的發展潛力，并開始以強硬的姿態維護國家夢想時，習慣了只對別國強硬的美國便覺得不可思議，他們認為中國這頭睡獅不僅蘇醒，而且正在世界森林中咆哮，打破了森林的寧靜，想成為主宰森林命運的王者。或許從這個時候起，深陷反恐戰爭泥潭多年的美國如夢初醒，開始認定中國就是歐亞大陸上這個能夠挑戰和取代美國的大國。

奧巴馬政府時期，直接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目標直指中國，戰略重心開始全面東移，但依舊擋不住中國的發展步伐。中國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勞，實現了經濟總量連續超越西方強國躍居世界第二、軍事力量在歷經改革重塑后面貌煥然一新、科技創新實現了以“5G”為代表的巨大突破，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抗疫取得舉世矚目成效、并率先實現經濟正增長時，美國對自己在經濟、軍事、科技和社會制度等方面長期處于絕對優勢的地位感到岌岌可危。所以，到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認為“中國是唯一一個能同時在經濟、科技、外交、軍事領域對美國霸權發起挑戰的國家”，全面升級“亞太再平衡”戰略，進而提出“印太戰略”，整合全政府力量圍堵打壓中國。美國在2018年《國家安全戰略》中稱：“美國必須利用國家權力的所有工具，確保世界特定地區不會落入單一霸權國家的控制！”于是，發起貿易戰制裁中國經濟，動用國家力量打壓華為等中國科技企業，聯合盟友在中國周邊常態軍事挑釁，使中美關系降到了建交以來的最低點。拜登政府上臺以來，雖然多處指責特朗普政府失誤，但在對華問題上，卻幾乎毫無保留地繼承了特朗普的政治遺產，詆毀中國搞“一帶一路”倡議，是在充當挑戰美國影響的引領勢力；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在謀求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搞“疫苗外交”是對他國的政治滲透，以擴大中國的影響力。所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3月3日任內首場外交政策演講中宣稱，中國是美國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是唯一能對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構成“挑戰”的國家，并把應對中國單列為美國外交“八大優先事項”之一。拜登也在3月25日首場總統新聞記者會上威脅聲稱，將與盟友繼續合作，要求中國對在臺灣、香港和南海的行為“負責”。

我們需要警惕的是，由于美國是世界上最早擺脫封建制、建立共和制的國家，是世界上最短時間內發展成為最強資本主義的國家，加之美國長期以來自詡“上帝選民”的民族優越感，導致美國民眾也對超越美國的國家難以接納。因此，將中國視為頭號威脅的并不只是美國政客和精英層，而是在美國政府的輿論操控下，已成為整個美國社會的普遍認知。特別是特朗普任期內，在煽動美國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的情況下，敵視中國也在普通民眾中大幅蔓延。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民調顯示，2020年美國對華持負面態度的受訪者高達73%，創歷史新高；55%的美國人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34%的人將中國視為“敵人”，僅有9%的人將中國看成“合作伙伴”。今年3月4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有近半數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外交的關鍵任務是“遏制中國的影響力和實力”，超過80%的美國人認為應當歡迎國際留學生赴美，但卻有超過55%的美國人認為應當限制中國留學生。因為中國國力的發展壯大、中國制度優勢的日益顯現，深深刺痛了美國民眾的優越心理，令美國民眾對自己的價值觀萌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感，一個發展壯大的中國自然就成了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所以，在美國國內，雖然共和與民主兩黨互相掣肘制衡、社會嚴重撕裂對立，但在針對打壓中國的意見上，整個美國總能快速默契地達成一致。

1952年11月，上甘嶺戰役結束后，志愿軍第十五軍軍長秦基偉站在陣地前，望著硝煙未散的戰場，感慨道：“這既是敵我雙方軍力的較量，又是兩種世界觀、兩種價值觀、兩種思想體系的較量”。在那一次較量中，中國完勝。當前，中國的戰略思維是在合作中求發展，美國則是在對抗中求霸氣，合作要雙方共同努力、對抗只需一方挑起爭端。由于美國民眾與美國政客的思維趨于一致，未來中美之爭將是復興大國與霸權帝國的意識形態、制度模式和價值理念之爭。同時，在世界格局復雜的今天，中美兩國不僅代表自己，中美之爭將更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美國霸權優先的兩種國際秩序觀之爭，貫穿于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整個過程，我們必須做好迎戰的準備。

（未完待續；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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