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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俊林 |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

點擊：作者：蘇俊林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發布時間:2021-05-09 19:18:42

中國古代民本思想源遠流長，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重要推動作用。中國古代統治者不斷踐行民本思想，讓廣大民眾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安居樂業，從而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造就了一系列治世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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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思想，早在商周時期就已產生?！渡袝匪?ldquo;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凝練地表達出民眾是國家的根本，只有民眾生活穩定，國家才能長治久安的深刻意蘊。民本思想產生后，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對治國理政發揮巨大作用，深刻影響中華文明發展。

民本乃致治之道

民本思想具有與生俱來的道義性，很容易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作為邦國之本的黎民百姓自不用說，但凡有所作為的君主賢臣，無不將民本思想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在唐太宗與魏徴之前，《荀子》記載的孔子與魯哀公的對話中，就已用舟和水來比喻君主與百姓的關系，認為“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這是對百姓重要地位最直白且十分深刻的論斷。

民本是諸子百家治國思想的出發點。諸子百家主張雖各有不同，但殊途同歸，都將百姓視作國家的根本。墨家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葬、節用，展現出強烈的民本精神。實行重刑主義、備受儒家指責的法家也并非全然不顧及百姓。秦孝公時，商鞅在朝堂關于變法利弊的辯論中，將民本思想作為推行變法革新的重要動力，提出：“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民本思想更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內容就是以民為本、仁政愛民。

民本思想首先要解決的是百姓與國家、君主的關系問題。《尚書》之“民惟邦本”、孟子之“民貴君輕”、荀子之“立君為民”、賈誼之“民者，萬世之本”，都強調百姓在國家政治中的基礎性地位。管仲曾對齊桓公說：“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唐太宗也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他們皆將百姓作為君主治國之道的根本。

敬德保民是民本思想的重要內容。商紂暴虐，姬周滅之。殷鑒不遠，西周統治者看到民眾力量的強大，提出“敬天保民”的政治主張，認為只有愛護人民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和百姓的擁戴。“敬天保民”的關鍵在于施行德政，“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施行德政的關鍵在于順應民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在《尚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周人敬德保民的汲汲心態，諸如“明德慎罰”、“勤施于四方”、“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等。在周人看來，只有了解民間疾苦，傾聽民眾心聲，寬緩施政，惠及貧弱，方能受上天眷顧，才能“彝倫攸敘”，國祚長存。

敬德保民的思想為后世繼承，并衍生出“順民”、“愛民”、“富民”、“教民”等理念。管仲言，“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強調治國理政要順應民心民意?？鬃诱f“仁者愛人”“人”即民也，并將“養民也惠”視作君子之道。荀子認為君主若想國家安寧，“莫若平政愛民”，只有愛民，國家才能安定。西漢賈誼認為，“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民為忠”，因此官吏應當“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東漢王符提出“為國者以富民為本”，認為君主應該將“富民”作為治國的根本方針。明成祖曾說：“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則先思其饑也，未衣則先思其寒也。”愛民之心躍然紙上。

“使民以時”是民本思想的重要內涵。相傳早在五帝時代，掌管歷法的羲、和就曾“敬授民時”，頒布歷法以指導農業生產。管仲主張“務時殖谷，力農墾草”，認為“無奪民時，則百姓富”。儒家也將“使民以時”作為重要思想理念，孔子、孟子、荀子都有相關論述。歷代君主也多強調“使民以時”，如岳麓書院藏秦簡記載，秦始皇曾明下詔書，要求各級官吏非必須則不要在農忙時節征發百姓徭役，否則將受到嚴厲處罰；唐太宗為了不耽誤農時，將太子冠禮的時間由二月改為十月。“使民以時”之所以受到思想家和統治者重視，在于這是實現民富國強的重要途徑，關系著國家的興衰存亡。

百姓為治國之基

中國傳統社會的民本思想并未停留在思想理念層面，有為之君與愛民之吏無不將百姓作為國家的根本，推行重民、愛民的統治政策。那些至今令人稱道的治國之策，無不是心系百姓、踐行民本思想的結果。傳統社會中民本思想的踐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實行合理的土地、賦役制度是踐行民本思想的根本途徑。切實推行公平合理的土地制度，是維系百姓安居樂業、國家繁榮富強的根本所在。秦商鞅變法，“為田開阡陌封疆”，民眾獲得了土地，極大地激發了生產積極性，為統一奠定了豐厚的經濟與人力基礎。西晉實行占田課田制，百姓依據性別和年齡占有土地，生活逐漸富裕，干寶《晉紀》記載：“太康之中……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不無夸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安定景象。北魏孝文帝實行均田制，百姓生活殷實，很快出現“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馬之衣”的治世局面。輕徭薄賦是備受稱贊的治國之策。漢文帝“約法省禁”，田租由十五稅一減至三十稅一，乃至一度全免；景帝時三十稅一成為定制，百姓負擔大減。經過文帝、景帝的治理，“流民既歸，戶口亦息”，文景之治的盛世氣象正是輕徭薄賦政策的結果。

其二，法律體系與司法體制是踐行民本思想的制度保障。雖然傳統社會的法律都以維護王朝統治為根本目的，但其中也有不少維護百姓利益的規定。如岳麓秦簡《徭律》中多處規定“勿敢擅興”、“毋敢擅使”，禁止官府擅自征發徭役。西漢初期《二年律令·戶律》規定，在百姓買賣田宅過程中，負責官員滯留不辦超過一天，就要被處以罰金二兩。踐行民本思想不僅在于立法，更在于將法令落到實處。一方面要寬緩刑獄，“治獄者務先寬”，讓百姓免于嚴刑峻法之苦；另一方面要公正司法，漢宣帝曾說：“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只有獄政公平，才能百姓無怨、國家安定。

其三，選賢任能、吏治清明是踐行民本思想的關鍵一環。踐行民本思想離不開各級官吏。唐太宗曾言，“為政之要，惟在得人”，認為治國理政的關鍵在于得到賢能之人的輔佐。如何選官任吏，是歷代王朝的重大政治課題。歷代選官制度存在某些弊病，但從出發點上都注重選賢任能，將德才兼備作為理想的人才標準。歷代良吏、清官多以勸課農桑、獄政公平、教化百姓、勤政愛民而得名。清代鄭板橋在任濰縣知縣時曾賦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這道出了作者的愛民之心與勤政之意。為官者關心百姓疾苦，自然就會造福百姓。官員道德建設也關系吏治好壞。吏治狀況直接關系民眾生活，歷代王朝都注重用嚴格的制度來管理官吏。漢武帝創立刺史制度，“以六條問事”，旨在抑制地方豪強和郡國守相魚肉百姓、盤剝黎民。

其四，完備的社會救濟是踐行民本思想的重要體現。中國很早就萌生了社會救濟制度。據《周禮》記載，大司徒有“以保息六養萬民”之責，具體包括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六項保育百姓的內容。漢代在先秦以來平糴平糶思想的基礎上設置常平倉，旨在平抑物價、保障民生，為后世所稱譽。宋代置居養院、安濟坊、福田院，專門收容老幼貧疾、生活無依者。明清時期，社會救濟制度發展至較高水平，倉儲賑災制度進一步完備，形成常平倉、社倉、義倉緊密配合的備荒救災機制，官方與民間慈善組織普遍設立。這些社會救濟措施無不是踐行民本思想的重要體現。

國家興盛系于民本

中國古代民本思想源遠流長，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重要推動作用。中國古代統治者不斷踐行民本思想，讓廣大民眾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安居樂業，從而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造就了一系列治世盛世。踐行民本思想可以保障百姓生活。封建治世多實行輕徭薄賦、寬緩刑獄、整頓吏治、賑濟貧弱等民本政策，百姓生活逐漸安定、富裕，切實享受到踐行民本思想的政策紅利。踐行民本思想還可以有效維護國家的安定繁榮。漢昭帝時期，輔政大臣霍光執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很快扭轉了漢武帝晚年社會動蕩不安的局面，出現了“百姓充實”的繁榮景象。只要百姓安居樂業，就必然出現國泰民安、社會繁榮的治世局面。

民本思想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儒家思想綿延千載，仁政愛民的理念厥功至偉。東漢南陽太守杜詩發明水排，以水力鼓風冶鐵，肇始于其“省愛民役”之心。杜甫有感安史之亂中百姓罹難的慘狀，寫下“三吏三別”等詩作名篇，流傳千古。發明創造能否造福于民，思想文化能否歷久彌新，與其是否體現民本思想息息相關。那些推動社會進步的技術和文化，無不是自覺踐行民本思想的結果。

中國歷代王朝的興亡更迭更揭示出踐行民本思想的重要性。民本思想經過不斷豐富與踐行，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國古代也存在不少壓制百姓的言論，“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一至理名言表明，統治者只有踐行民本思想，才能實現百姓富足、社會安定及國家長治久安；若倒行逆施，橫征暴斂，則民生不穩，社會與國家命運也就危在旦夕。歷代統治者是否踐行民本思想，留下了豐富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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