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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謀：“非升即走”的問題不在長聘短聘，而是怕搞成“一校兩制”的“四不像”
點擊：3690 作者：劉永謀 來源：今日頭條 發布時間:2021-06-13 10:54:43
最近，高校教授Tenure制實施的問題，引發全網熱議。
身處其中，又研究科研及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自然有些想法。但是，既然在其中，發言得慎重。
Tenure制度可譯為“終身教職制”，國內多叫“長聘制”，是從美國興起的東西。
美國大學招人，有走tenure track（國內多叫“預聘制”）的，有非tenure track的。
據我的觀察，Tenure制最重要的“關節”至少包括如下幾點。我的觀察不見得對，諸位姑且聽之。
首先，無論是在要求、待遇、權力和受尊敬程度上，預聘制教席“高”于非預聘制教席。
在大學里，終身教職教授地位尊崇，常常有專門的餐廳和俱樂部之類的，任職和退休場面都很大。從某種意義上說，“教授治校”首先是終身教授治校。
其次，預聘制教席高要求主要在科研能力和水平上，教學為主的崗位一般是非預聘制崗位。
故而，預聘制招聘常常面向全球，評審專家組成是全行業的，不會局限在自己單位。
當然，這不代表終身教授上課不重要，不過他們主要不是上國內所說的“大課”，而多上艱深的專業課程。
所以，終身職位在美國研究型大學比例高，社區college很少搞這樣的崗位。也就是說，預聘制不是用來搞競爭的。
再次，終身教職設立的基本目標是保證學術自由。
不僅包括對行政力量和經濟力量的自由，也包括學術成果產出的自由——前者說的是研究盡量不受當官的、資助人的影響和“指使”，后者說的是只要努力在“干活”幾年實在沒成果甚至研究失敗也不會被“開”。
第四，預聘制“非升即走”，所以進入預聘評審嚴格，“一個蘿卜一個坑”，保證很好的工作條件，所以最后沒弄成學校和個人都是損失。
評審重點當然是科研潛力，仔細看既有成果體現的水平，認真聽科研規劃的水平和可行性。
關于這一點，可以說預聘制的關鍵是培養，而不是幾個人“賽馬”搞淘汰。
最后，Tenure制度是由教授尤其是長聘教授來主導，按照學術邏輯尤其是同行評議程序實施。
說到底，Tenure制度在美國大學已經被科學共同體接受，作為吸納教授群體吸納新成員，進而共同促進學術進步的習慣性方法。
總的來說，Tenure制度在美國搞得很成功，才會逐步走向全世界的高校。
但是，Tenure制度是整個美國大學制度、教育制度乃至科研制度的組成部分，與美國“大環境”的匹配是它成功不可缺少的條件。
比如，大學是美國基礎研究的陣地，Tenure制度無疑與保護長期的基礎研究和原創研究有關。
相比于中科院系統，中國大學只能說是在“逐步成為”基礎研究的“主力軍”。比如，美國大學講究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Tenure制度無疑是實現這兩點的重要保證。
我就知道個事情：美國有個名校的終身教授對校長治校理念不滿，串了個“聯”把校長給“趕”走了。
比如，在名校tenure track失敗，往往在差一點的學校再謀教職不難，大家對此很寬容、很理解，也沒有什么年齡的“坎”。在中國，普遍是35歲沒有副教授職稱，根本挪不了“窩”。
因此，Tenure制度移植到中國會不會成功，涉及一整套的觀念、文化和制度的改變。簡單地談它好不好，是不是太嚴格，意義不大，陷入就事論事的誤區。
當然，引入Tenure制度有個過程，得逐漸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可是，我擔心：在逐步前進的路上，會不會掉到“一校兩制”的“大坑”里？
我說的“一校兩制”指的是高校被“分成”兩個部分，采取不同的制度，相互不能“磨合”；最不好的情況是：行政人員、老教授——往往教授級別高（中國教授還分一二三四級）和有行政職務的教授搞傳統的“老一套”，主要按照行政化的級別和資歷邏輯運轉，而中青年教授則搞長聘短聘來競爭上崗，像私人企業員工一樣被管理。
于是，我們的大學就變成一部分“老體制”加一部分“新體制”的“一校兩制”，或者干脆就是機關加私企的“四不像”。
更重要的是，“老一套”要管著“新一套”，進人、晉升別說全球評審了，基本上就是單位少數人來決定，而且決定者的“飯碗”穩得很，不用擔心“競爭上崗”的壓力。
行政化主導的Tenure制度，搞不好會不會成為洋務運動時候搞的“官辦企業”，走的是“官督商辦”的路線？
必須看到，中國大學經過多年改革，“去行政化”的效果明顯。但是，要是不承認中國大學仍然是行政主導，那肯定是“摸著鼻子哄眼睛”。
甚至可以說，大學教師（包括我）跟學生講得很好、很冠冕堂皇，在現實中比社會其他人更缺乏自主、自治、民主和權利的意識，對行政權力的向往和膜拜有過之而無不及。
現在的情況是，大家都想當官，不想好好做學問，搞學問也是“官越大學問越大”。且不說現在的學術委員會權力多大，它運行起來往往行政邏輯大于學術邏輯。
比如，學術委員會評職稱、評水平，有多少學術考量，有多少領導意圖、人情關系、利益調和甚至“維穩”的考量？在高校工作的人，知道此問并非危言聳聽。
在學術理想、研究自由、教授治校和全球競爭等方面有待提升的背景下，應該怎么樣搞Tenure制度，才能不把“好事”變成“壞事”呢？
問題太復雜，我也不知道，只是有些擔心。
無論如何，Tenure制度改革的初衷是提升中國大學的科研能力，不是為了競爭上崗，更不能引發不必要的矛盾，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
要知道，競爭不都是好的，有些是惡性競爭，就是大家口中所說的“內卷”。
6月8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有人高呼美國“國家科學”時代到來。
其實，二戰以后美國一直搞的都是“國家規劃科學”，后來全世界學的都是這一套。
但是，稍微了解美國科技政策的人就知道，美國的“國家科學”根本不是搞行政化，尤其不是要把大學和科研機構納入行政邏輯，搞成準行政組織。
美國政府主要是從大的政策環境上引導，國家基金還是靠市場邏輯、用合同制來推進的，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想法設法讓全社會投入科研活動中——這恰恰是中國的“弱點”，中國科研尤其是基礎科研，基本靠政府獨自費力推動。
總之，我們的制度設計和推進，必須考慮中國的具體國情。
要時刻警惕行政化在中國高校和科研領域導致的“異化”現象，注意“歪嘴”行政化把Tenure制度念成一本“歪經”。
一家之言，敬請批評指正！
作者 ｜ 劉永謀（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來源：科學網頭條號（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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