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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茜 李小玲：美西方國家政府樂于發災難財的制度根源

點擊：5596  作者：吳茜 李小玲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發布時間:2022-04-22 10:07:17

 

 

摘要：美國左翼學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通過展開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金融化過程中各種深層次矛盾的激化、右翼民粹主義政權的危害以及跨國農業綜合企業進行全球土地套利所引發的生態和流行病綜合災難的探討，深刻地揭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資本主義制度的系統性失敗和急遽衰敗，已經演變為一種災難資本主義。災難資本主義促進了西方“工人階級意識覺醒”和共產主義話語的重歸，西方社會抵抗運動重新“回歸激進政治傳統”。隨著當代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及其危機的日益加深，中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所體現出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使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成為一種替代性道路思考。

 

關鍵詞：災難資本主義 壟斷資本學派 資本主義危機

 

美國左翼學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英坦·蘇萬迪（Intan Suwandi）2020年發表在《每月評論》雜志上的《新冠肺炎疫情與災難資本主義——商品鏈與生態-流行病學-經濟危機》一文認為，隨著普遍化的、金融化的、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擴散，我們正目睹災難資本主義的出現，“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前所未有的高失業率、經濟大衰退、金融動蕩、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商業鏈到處斷裂、生態物種滅絕、傳染病大規模跨境傳播以及帝國主義地緣政治霸權的歷史性衰落，這些現象正在融合為一場完美的全球風暴，被描述為災難資本主義（Catastrophe Capitalism）。”對災難資本主義的剖析有助于我們科學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現狀。

 

一、西方國家疫情防控失敗的經濟根源

 

（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形成的國際產業鏈、價值鏈存在結構性缺陷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西方媒體曾報道了美國紐約市西奈山醫院的幾名護士由于醫院缺乏足夠的病床、呼吸機等醫療設施，穿著由塑料垃圾袋改造的防護服的驚人消息，隨后又爆出美國各州和多家醫院從緊張的全球供應鏈和特朗普政府手中爭奪個人防護醫療用品的消息。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制造業強國為什么卻生產不出口罩和防護服呢？這引發了國內外學術界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形成的國際產業鏈、價值鏈的深刻反思。福斯特和蘇萬迪認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形成的全新國際剝削體系構成了21世紀“晚期帝國主義”的深層結構，全球勞動力套利所涉及的國際產業鏈-金融鏈的中斷，有可能在仍以停滯、債務和金融化為特征的世界經濟中引發災難性的崩潰。

 

20世紀70年代“滯脹”危機后，美歐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放棄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學說和大規模群眾消費刺激大規模社會生產的福特主義資本積累模式，轉而采取了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經濟全球化、金融化來解決政府債務膨脹、民間投資乏力所引發的經濟停滯、蕭條問題。一方面，現代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解決既要使勞動者處于貧困狀態以培育廉價勞動力市場，又要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培育社會購買力不斷增長的商品市場的兩難困境，通過世界500強跨國公司進行全球生產力布局，即將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部門梯度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將國際產業鏈、價值鏈延伸進發展中國家，以最大限度地攫取發展中國家創造的剩余價值。例如，西方國家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越南、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等勞動力資源總量大、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國家,跨國壟斷金融資本成功地實現了全球勞動力套利，攫取了巨大的超額壟斷利潤。資本的母國掌握資本控制權的兩頭：研發部門與品牌營銷部門，于是大量的剩余價值流向母國，供養跨國資本富豪以及“工人貴族”，發達國家就成為富裕的消費國或“高福利國家”。總之，通過國際產業鏈、價值鏈，形成了以霸權國家為中心、以發達國家為同盟、以第三世界國家為邊緣的世界資本積累的國際剝削體系，實現了大規模轉移發展中國家的民族財富的“剝奪性積累”。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通過國際產業鏈、價值鏈攫取發展中國家創造的民族財富，這種寄生性資本全球擴張方式卻導致其自身基礎性能力的衰退——不僅使得發達國家出現“產業空心化”、基礎制造業急劇衰退，而且也造成全球商品供應鏈處于一種十分脆弱的風險狀態。具體來說，跨國公司在全球進行產業布局，一個產品的生產各環節分散在不同國家或地區，每一家企業僅僅是整個生產鏈條中的一個價值創造節點，由此，形成了復雜的網絡狀國際產業鏈。國際價值鏈則高度依賴國際產業鏈，任何一個生產環節的成本、質量和交付時間出現問題，都會干擾國際價值鏈的穩定。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多數國家為控制病毒擴散而采取禁飛和邊境封鎖措施，這就使得國際產業鏈被阻斷。據報道，超過50%的公司遭遇突發性事件導致訂單延遲，許多全球品牌還利用采購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條款拒絕支付制成品或正在生產的商品的費用。生產線及航運網絡因工廠停產而無法支付工人工資，導致大量裁員和失業。由于國際產業鏈、價值鏈的突然斷裂，與醫療產品有關的許多出口行業被迫停產，各國公共衛生系統的供給很快就達到臨界點，從而導致最富有的美英國家無法為醫護人員生產足夠的口罩、個人防護設備以及呼吸機，無法保護其住院病人的生命。

 

總之，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跨國資本建構的國際產業鏈、價值鏈的結構性弊端。大衛·哈維（David Harrey）從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與剩余價值實現條件之間的矛盾出發，深刻地揭示了“資本在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分配、消費、再投資等環節追逐利潤的過程中表現出的矛盾，構成資本主義經濟無限擴張和增長的螺旋式模式。新冠肺炎疫情意外事件的出現，阻礙和中斷資本流動、中斷供應鏈、生產鏈，并進一步引起需求和消費萎縮，這導致了資本無休止的螺旋式積累正在從最富裕國家內部崩潰……它正在檢驗馬克思所說的‘過度消費和瘋狂消費’，預示著整個體系的可怕的和怪異的崩潰”。

 

（二）新自由主義對公共福利的攻擊造成災難性后果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評價是“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2020年西方國家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植根于“信奉赤裸裸剝削的資本主義模式”的政府多年來否認了公共衛生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一心只為“公司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最大化目的服務,從而導致“先進”西方國家完全沒有做好應對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的準備。福斯特和蘇萬迪指出，在強調經濟利潤優先于人的生命的指針下，新自由主義政府對公共衛生經費采取緊縮政策，將基本醫療保健私有化或外包，健康預算被大幅度削減。公立醫院的等待時間變長，住院病房和重癥室變少，醫療保健服務的范圍急劇縮小和醫療保健公共物品質量下降，導致當大流行病發生時出現醫療資源總量不足和未能覆蓋弱勢群體的嚴重后果。

政府將公益性質的衛生保健事業轉交給私營部門的后果是災難性的。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政策的實施使英國公共衛生服務的財政支出急劇緊縮，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喪失了17000張病床，空缺40000個護士職位。目前，英國的衛生服務系統已成為所有西方國家中人均醫生和護士數量最低的國家之一。美國公共衛生系統也是高度私有化的產物，美國的醫療、藥物行業為壟斷資本集團所支配，該系統將利潤擺在人的生命價值之前，不僅醫療資源昂貴，醫院一直試圖限制病床數量，通過減少獲得醫療服務的機會來賺取豐厚的利潤。特別是2008年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大規模救助金融巨鱷，向銀行大量收購政府、公司的抵押貸款債權，導致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激增。為降低預算赤字和政府債務，在特朗普執政的其中3年里，聯邦和地方政府的公共福利支出減少了近20%。共和黨國會抨擊全民醫保是“激進的社會主義要求”，大量削減了對窮人至關重要的社會福利開支。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猛烈襲擊，資本追求無限積累的邏輯并無改變，美國政府把金融市場和兩黨斗爭放在生命和科學之上，它更關注企業贏利而不關注個人在危機中的生命權益。那些有無限的資源來“拯救”大企業的政府，卻拿不出救助新冠肺炎病人和生產醫療設備的公共資源，從而使西方貧民死亡率達到駭人聽聞的數據。據報道，美國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價格一度達到3600美元(約合人民幣25054元)，個人需要支付50%(約合人民幣12527元)。這樣的經濟負擔讓美國近3000萬沒有醫療保險的人不得不放棄檢測和治療，造成疫情大規模的蔓延和驚人的死亡率。印度莫迪右翼民粹主義政府對疫情防控的漠視以及衛生保健私有化政策，使作為“世界藥房”的印度缺少疫苗和氧氣等基本醫療用品，導致印度疫情急速失控。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西方社會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失衡，一邊是超級商業巨頭的股價高歌猛進，一邊是低收入群體飽受疫情帶來的失業、饑餓和死亡之苦，然而政府卻對貧富兩極鴻溝視而不見、對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活狀況置若罔聞。這種資本至上、政府缺位的運作機制必然將積累數十年的社會矛盾推至臨界點，引發資本主義價值危機和社會動蕩。

 

二、西方國家疫情防控失敗的政治根源

 

號稱擁有最先進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和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的美國卻成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折射出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已由經濟領域蔓延到政治領域。福斯特在《特朗普在白宮：悲劇與鬧劇》一書中指出，權貴階層深深滲透進美國的政治體系，美國自由民主代議制已經蛻變成億萬富豪階級用金錢收買選票的政治獻金制度，向著寡頭民主制蛻變。特別是紐約房地產大亨和億萬富翁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作為右翼民粹主義的領袖，導致了新的專制資本主義政權和右翼政策的實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特朗普政權只為金融大壟斷資本利益服務，而罔顧窮人、有色人種的生命健康權益，這是美國國家治理在抗擊疫情方面失敗的深刻制度根源。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政府只關心公司盈利和為億萬富翁謀利，對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活狀況置若罔聞。特朗普本人為大壟斷資本的經濟利益考慮，導致其三心二意地抗擊疫情，并積極推動經濟過早地“重新開放”。他的選舉團隊甚至鼓吹，“可能有數十萬美國人被病毒殺死，他們將主要是窮人和少數族裔，主要不是特朗普的選民。讓我們繼續努力，力爭盡快讓人群獲得群體免疫”。特朗普政府還強調此次病毒攻擊的主要人群是老年人和具有基礎病的弱勢群體，普通人沒有必要過度擔憂，放任甚至鼓動民眾自由活動，教堂禮拜、婚宴、球賽、馬拉松、總統候選人演講集會等照舊進行，最終釀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惡果。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憤怒地提出應當任命一個公民法庭來調查、追究唐納德·特朗普、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賈爾·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等人在抗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所犯下的人道主義罪行。

 

此次全球重大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凸顯新自由主義政府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國家治理失敗，標志著西方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模式已進入了一個急劇“衰退期”。西方民主代議制的制度缺陷是：多黨輪流執政、政黨分肥、政黨攻訐造成持續的政局動蕩；“三權分立”制度設置常常演變成議會、政府行政和法院權力掣肘、相互拆臺、相互攻擊，“否決政治”一再上演，使政府不能就經濟社會重大問題及時作出決策，甚至出現政府運轉失靈。弗朗西斯科·福山（Francisco Fukuyama）剖析了美國政治急劇衰敗的表現：第一個失衡是美國的權力制衡制度。對權力的制約本意上是使出現暴政的可能性降低，但也使得政府最日常的決策變得非常困難。但由于第二個失衡，即過去20年出現的高度政治極化和右翼民粹主義政權的崛起，使權力制衡制度成為不可逾越的障礙。政治極化引發了政治停擺，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爭屢屢導致政府預算案難以通過，聯邦政府近20次被迫關門，最近的一次就發生在2013年。每次聯邦政府關門都帶來巨大經濟損失，影響民眾正常生活。

 

福山指出，自2014年以來“美國政治衰退愈演愈烈，美國政府被強大的精英集團所控制，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曾經的政策分歧已經升級為文化認同的分歧，這是一種無法調和的分歧，愈加惡化美國社會嚴重分裂的現狀”。羅納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認為，共和黨主張放寬管制、恢復經濟，民主黨主張加強管控、挽救更多弱勢群體的生命，兩黨政策差異的原因只是因為選票來源的不同——共和黨的選票主要來自地廣人稀的小城鎮和鄉村,是否管制與感染程度相關性不高；民主黨的選票主要來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管控缺失將造成大規模群體感染。在國家危機時刻，特朗普總統不但未能領導聯邦政府作出正確的反應，反而利用政治極化和黨派偏見，試圖否認或通過錯誤信息分散人們對大流行病的注意力，從而致使是否戴口罩成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問題。

 

到2021年，為了掩蓋美國政府疫情防控的嚴重失敗，特朗普采用煽動病毒溯源政治化的手段來轉移國內矛盾和危機，甩鍋推責，企圖趁機遏制中國。一年多來，美國持續將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嚴重干擾和破壞國際溯源研究合作，給各國抗擊疫情、挽救生命制造困難和障礙。總之，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走向急劇衰敗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

 

三、制度性種族主義是西方國家動亂的主要社會根源

 

福斯特在《特朗普在白宮：悲劇與鬧劇》一書中批判特朗普右翼民粹主義政權實質上是新自由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聯盟的專制政權，特朗普政權對民主、集體利益和社會契約的憎恨顯示了過去法西斯主義的一些特點，如白人至上主義、排外民族主義、強烈的厭女主義、反移民狂熱以及對戰爭暴力文化的癡迷。他執政后積極建立警察國家來暴力鎮壓國內非裔美國人、墨西哥裔美國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穆斯林、美洲原住民、亞裔美國人的反抗。福斯特指出，當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特朗普政府只關注大企業的贏利，而工人階級、有色人種和處于世界生產體系外圍的人口在疫情中被金融壟斷資本集團視作維持資本積累的必要犧牲品，被置于更加危險的境地。非裔美國人的高死亡率充分顯示了美國制度性種族主義的殘酷現實，并由此引發西方底層民眾以“打倒資產階級統治”“殺死資本主義”為口號的大規模群眾示威游行運動。

 

父權制白人至上主義和定居者殖民主義的影響以及對有色人種勞動力的剝削一直是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從17世紀到1960年，歐洲裔美國人（尤其是英裔美國人）在識字、移民、投票權、公民身份、土地征用和刑事訴訟程序方面享有法律特權，而美洲原住民、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和拉丁美洲人在美國社會中一直遭受種族歧視、種族隔離政策的侵擾。制度性種族主義已經深深滲透到美國的警察、法院和監獄系統，導致不平等判刑、種族歧視性執法、警察暴行、移民驅逐和移民家庭分離——甚至將嬰兒從母親的懷抱中奪走。這些行為的目的是要維持白人資產階級對政府權力的控制，確保白人在意識形態、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永久性主導地位。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國制度性種族主義的殘酷實質。西方資產階級政府想盡一切辦法保護壟斷大企業的巨額利潤，即便疫情使得物流、醫藥、互聯網企業利潤暴漲，也無法阻擋它們實施更殘酷的對工人特別是有色人種工人的剝削政策，包括延長工作時間、降低工資、裁員、侵害勞動權益來確保疫情之下壟斷企業的盈利能力，并試圖將生態環境危機、世界經濟危機的后果轉嫁到發展中國家工人階級身上。美國各州政府將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種族的勞動力視為疫情期間維持利潤的“必要條件”。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數據，在全國范圍內，只有20%的黑人工人能夠在家工作，而白人工人和亞洲工人的這一比例分別為30%和37%。白領專業人士多數從事遠程工作，但是在環境服務、食品服務、運輸部門和家庭醫療保健領域工作的人則不能在家工作，不得不冒著感染病毒的風險外出工作，否則就沒有任何收入。政府將這些工人排除在急需的社會保護措施之外，加上儲蓄低、住房條件差、營養不足以及與健康不相容的工作模式，這些工人更容易感染嚴重甚至致命的新冠病毒。有色人種由于慢性健康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臟病和肺病的負擔而更容易死于新冠肺炎，黑人的患病住院率大約是美國白人的5倍（拉丁裔美國人的住院率是美國白人的4倍），而死于該疾病的幾率是白人的2倍。據媒體報道，在芝加哥，非裔美國人僅占該市人口的1/3，但他們卻占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的人數的一半以上，以及高達3/4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在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縣，非裔美國人僅占該縣人口的26%，卻占該縣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的70%。拉丁裔/西班牙裔和美洲原住民社區的情況也十分糟糕。

 

其次，西方發達國家在疫情防治上把重點放在本國，而忽視國際團結和醫療援助。特別是一些發達國家在疫苗國際合作方面采取的不合作和自私態度，導致這種流行病在第三世界國家演變成一場重大的社會災難。第三世界國家盡管人口結構比較年輕化，但慢性病、呼吸系統疾病、環境污染和營養不良的情況普遍存在，加上國際產業鏈、價值鏈的突然斷裂，大規模失業和貧困的發生，導致發展中國家新冠肺炎病人的死亡率飆升。然而，當第三世界國家的那些高度脆弱的人們焦急地等待接種疫苗時，美英和其他一些富裕國家則實行“疫苗民族主義”，蔑視國際人權義務，努力囤積盡可能多的疫苗，逃避發達國家應該承擔的國際道義責任。國際疫苗監督機構“人民疫苗聯盟”（Peoples Vaccine Alliance）2020年12月的一份報告稱，由世界衛生組織牽頭的為“貧窮國家”提供疫苗的努力面臨“資源嚴重不足”的危機，但僅占世界人口14%的富裕國家卻購買囤積了世界一半以上的新冠疫苗。

 

四、資本全球土地套利是促發新冠肺炎疫情的生態根源

 

福斯特和蘇萬迪認為，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日益嚴重和更加致命的其他大流行病的威脅，實際上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全球商品鏈和跨國農業生產引發的生態災難的連鎖反應。因此，不應當將今天世界性的傳染病視為偶發性問題或隨機的“黑天鵝”事件，它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當代歷史發展的邏輯表明，人類需要一個更為公正的社會再生產系統，在保護自然的同時促進每個人的自由發展。

 

福斯特和蘇萬迪指出，一個多世紀以前，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和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門生、馬克思的密友、動物學家雷·蘭克斯特（Ray Lankster）在《人類王國》“自然的復仇”這一章中警告過，所有現代流行病都可以追溯到人類改造生態環境。他寫道，“人類在田野和牧場中積累了不自然的物種群，在城鎮和堡壘中積累了不自然的同類群體”，結果是與寄生蟲、病毒和細菌相關的新疾病的增長。流行病學家和譜系學家羅伯·華萊士（Rob Wallace）在其著作《大農場制造大流感》中也指出，新冠病毒和其他新近出現的病毒的起源是農業綜合企業對自然系統的更深滲透，在生態系統和物種之間造成裂痕，導致潛在的全球大流行病發生：一是世界資本和金融中心通過跨國農業綜合企業進行全球土地套利,形成資本密集型農業生產模式和全球農產品商品鏈，包括大規模的養豬場和大型家禽養殖場等，不僅破壞了生態系統的穩定性，也破壞了物種之間的關系，造成了不同病原體基因的混合體，為新型人畜共患病的出現提供了基礎，為高傳染性疾病創造了傳播的條件，如傳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埃博拉病毒（EBoV）、甲型流感病毒（H1N1）、禽流感（H5N1）和新冠肺炎等。二是資本積累破壞了野生動物棲息地和野生物種的活動空間，森林的過度砍伐和種植園作物的大量種植破壞了生態系統的平衡和生物多樣性，從而導致了病毒向社區的傳播；農業用地的過度占用、無休止的城市擴張同樣也加快了森林砍伐的速度，破壞了動植物的生存環境。三是資本主義全球商品鏈及其產生的各種聯結成為疾病迅速傳播的媒介，使這些病原體利用人類聯系和全球化商業鏈條，從一個地方快速移動到另一個地方。

 

福斯特和蘇萬迪借用馬克思的原話比喻道，資本與自由市場加劇了社會與自然的物質變換的斷裂，新冠病毒的肆虐正是從這個裂縫中被召喚出來的惡魔。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摧毀地球環境和生態系統，日益嚴重地威脅著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可持續發展和地球行星安全，要制止未來出現更多的新流行病，就需要徹底顛覆帝國主義農業綜合企業的整個結構。只有通過階級革命才能真正創造一個公正、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同樣，前英國工黨領袖杰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in）在2021年6月的一次集會上發表講話也稱“氣候和環境危機本質上是一個階級問題”。

 

五、災難資本主義的替代道路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將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社會、生態等諸多方面的軟肋同時暴露出來，西方國家政府不僅無力解決由國內的經濟危機、貧富分化、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等所導致的“政治合法性危機”，而且還不斷拋出“救市優于救人”“群體免疫”等罔顧人權和生命價值、讓世人瞠目結舌的應對措施，呈現出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失敗。災難資本主義再次激活了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和民眾關于共產主義的想象、開啟了共產主義話語的復歸，各種反抗警察國家暴力以及尋找新的替代制度的社會抵抗運動“重新回歸激進政治傳統”，無論是美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第三世界國家，人們都開始想象和探索替代資本主義的道路。

 

（一）西方左翼社會運動“重新回歸激進政治傳統”

 

自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來，各種反抗資本主義的歐美激進社會運動風起云涌。受突尼斯“阿拉伯之春”運動催化，2011年在美國爆發反對不平等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這一運動迅速蔓延至加拿大、英國、西班牙、法國等西方國家。2020年5月，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白人警察暴力虐殺非洲裔黑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引發全美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至少有140多座城市的抗議者涌向街頭高呼“我無法呼吸”“黑人的命也是命”，爆發了反制度性種族主義的大規模示威游行。2009年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歐洲多國實施財政緊縮政策加劇了民眾貧困，導致西班牙、英國、意大利和希臘等多國爆發以反緊縮政策為主的抗議運動。2016年法國爆發了“黑夜站立”運動，反對政府頒布的損害勞工權益的勞動法修改草案，2018年爆發抗議法國政府調高燃油稅的“黃背心”運動，等等。

 

隨著資本主義國家廣大雇傭勞動者的“階級意識”一定程度上的覺醒，西方正在步入一個階級分化日益明朗、階級斗爭日益激烈的時代。美國共產黨在2020年最新黨綱中呼吁，“我們的國家、人民和自然環境正在被少數富有的金融壟斷大資本集團的貪婪所摧毀……工人階級想要擁有一個真正人道的社會，需要進行根本性的社會制度變革，只有通過社會、經濟革命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邁出重要的一步，人們才能拋開對醫療保健和教育、失去生計和尊嚴的擔憂，才能消除廣大勞動人民的經濟不安全感，為每個人提供充分發揮人類潛力的機會”。

 

2021年7月23日，國外左翼網站“新時代媒體”發布了歐洲馬列毛主義政黨和組織第七屆全體會議的決議，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斗爭正在蓬勃興起，并列舉了拉丁美洲的馬列毛主義政黨、巴西革命農民運動，特別是秘魯、印度、土耳其和菲律賓正在進行的革命運動。會議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力圖推動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部分的歐洲地區共產黨人的團結斗爭。

 

新冠肺炎疫情使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原則被質疑，人們開始思考由國家和公民團體有計劃地采取非市場的組織化行動，支持醫療保健、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的公有制替代方案。2021年2月15日，“歐洲共產黨倡議”組織（European Communist Initiative）發表公開聲明：譴責資本主義對利潤的追逐和壟斷性的競爭標準延誤了新冠肺炎疫苗的供應，資本主義已成為歐洲和世界人民生命健康的障礙。歐盟和美國等打著免費或廉價疫苗的幌子，向第三世界國家謀取重大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使人民承受沉重的后果；世界上所有人都能接種免費和安全的疫苗這一目標，只有在生產資料公有化，實行計劃經濟，人民成為自己財富的主人，擺脫資本主義的利潤、競爭和剝削時，才能實現。

 

總的來看，21世紀的歐美左翼激進社會運動爆發頻率高、抗議規模大、輻射范圍廣，提出實現社會公正、分配正義等訴求，并且越來越多的西方共產黨和工人黨意識到通過議會選舉來“奪取”國家政權是不現實的,只有在得到工人階級擁護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領導下，才有可能顛覆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領發展中國家走共同富裕的新型現代化道路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力量平衡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力量在上升，而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制度缺陷，使西方社會陷入困境，美歐國家急于向外轉嫁國內危機，右翼民粹主義、排外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各種手段打擊所謂“戰略對手國”，直接導致了地緣政治沖突升溫、文明隔閡加深、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紊亂、國際貿易失序和大國間非理性博弈，嚴重違背了各國人民對公正與公平、和平與發展、主權與尊嚴的訴求。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倡議建立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針對世界經濟長期疲軟、發展鴻溝持續擴大，國際金融危機、國際恐怖主義、傳染病跨境傳播、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愈來愈成為制約世界和平發展的瓶頸，各國都迫切期望全球治理體系發生深刻變革，積極探索一種資本主義現代化之外的、更加公平正義、互利共贏的新型現代化道路。中國在尊重世界歷史發展規律和人類社會整體發展需求的基礎上，向國際社會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和建構方案,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

 

首先，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役中，中國踐行“人民生命至上”而不是金錢至上的價值觀，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疫情中，中國共產黨毫不猶豫地將人民的生命安全置于首位，果斷采取隔離措施，迅速調集全社會資源、人力資源和醫療物資應對疫情，為全球抗擊疫情積累了成功經驗并樹立了典范。與西方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政府優先考慮經濟利益、抗疫不利、最終導致疫情廣泛蔓延的局面形成鮮明對比。同時，中國政府認識到，世界只有全面加強國際合作，才能打贏這場與致命傳染病的戰斗，為此中國政府積極與國際社會攜手合作抗疫，推動構建人類健康生命共同體。與某些西方大國囤積疫苗的自私自利的做法不同，疫情發生以來，中國已向1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醫療物資、資金和技術支持，向19個國家派出21支醫療專家組，并已向53個國家提供了疫苗援助。在疫情期間，中國政府通過中歐班列暢通糧食、原材料和醫療救護物品通道，為“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抗擊疫情作出重要貢獻，充分展現出中國政府的國際人道主義和人類共同價值旨歸。

 

其次，實現國家現代化和人民豐衣足食，是近代以來的世界潮流，也是發展21世紀世界社會主義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從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大提出“四個現代化”、到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再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成為人類社會現代化征程上舉世矚目的重大創造。中國實行“人民至上”價值觀指導下的共享發展，成功地破解了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資本積累與貧困積累共生的痼疾，通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摒除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殘酷和缺陷，重構世界現代化的版圖。特別是中國自2013年起相繼提出“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倡議，致力于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為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繁榮注入資金流；促進投資和消費，創造需求和就業；幫助不發達國家融入國際生產分工合作的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使發展中國家分享經濟全球化紅利，走上共同富裕的新型現代化道路。總之，中國的一系列制度創新為發展中國家走新型現代化建設道路提供了可以借鑒的全新選擇，為人類制度文明的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隨著災難資本主義的危機日益加深，各國民眾重新思考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可行的替代方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在引領21世紀先進制度、先進文化的歷史潮流和發展趨勢。

 

（作者：吳茜，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李小玲，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2期）

 

本文系吳茜主持的2021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現代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危機及其制度轉型”（2072021083）和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改教法研究項目“全球抗疫視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體系創新研究”（2020MJY0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