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4月9號首批6架運-20于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的尼古拉·特斯拉機場降落后，連續多日都有運-20接連降落在該機場。如此龐大的空運規模，在中國空軍歷史上也是空前的。美國媒體報道說，這些運-20是在向塞爾維亞交付中國制造的FK-3中遠程防空導彈（即“紅旗-22”的外貿型號），也是塞爾維亞軍方新一代防空主力武器。為此，本公號特別發布張文木教授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后發表的論文，希望可幫助讀者理解中國的軍力發展、臺灣統一問題、以及俄烏沖突的地緣政治背景和歷史意義。
FK-3/“紅旗-22”防空系統
1999年3月23日，北約秘書長索拉納下令對南斯拉夫實施空中打擊，這使筆者不由得想起發生于19世紀的中英鴉片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對于中國值得研究的是，在中世紀（至少在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級大國的中國，為什么會在近代被打敗，而我們將制定怎樣的安全戰略才能在明天可能的戰爭中贏得勝利。
一 制海權、制空權：中國安全的基石
在古代世界里中國曾長期處于超級大國地位的原因，可歸于當時中國所擁有的高度發達的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小農業生產方式。與古羅馬稱霸地中海的情況相似，這種生產方式帶給中國軍事方面的影響是刺激了中國陸軍及以攻占地理要塞為目標的陸權國防理論的發展。除此之外，中國所處的特有的地理環境，也使中國上述軍事特點得到強化。俯察中國版圖，可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除北方外，中國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護。在沒有飛機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侖山和喜馬拉雅山，就是一道無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沒有這道屏障，當年從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亞歷山大就很可能進一步在中國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跡。另一方面，中國又受著東海和南海的天然保護。在沒有遠程航海技術的古代，征服大海遠比征服中國更困難。因此，中國自古就沒發展出像英國那樣的海軍，更沒有也無必要建設像英國那樣的海權國防。鴉片戰爭前，中國就沒有一支國防意義上的海軍。可見，大海的天然屏障給中國國防史帶來了雙重影響：一方面，這種天然的安全環境使中國古代國防失去了海防的功能，從而也就沒有條件積累足以在未來戰爭中自衛的海戰經驗。鴉片戰事是英國在海上對中國的勝利，也是大海留給近代中國國防的一粒苦果。最安全的地帶往往也是最脆弱的地帶，中國國防的近代慘敗應驗了這個軍事辯證法。另一方面，由于沒有南顧之憂，中國古代國防便一直以抵御北方少數民族南犯為目標，長城的出現便是這種國防的產物。北方少數民族南下，刺激了包括騎兵在內的中國陸軍及以攻防地理要塞為目的的陸權軍事理論的發展：翻開武經七書，無不以陸權軍事為主題。正因如此，當西方炮艦打到中國東大門時，中國軍人竟不用海上出擊的方式，而以“高筑墻、廣積糧”戰法與洋人交戰。這樣的國防到近代又怎能逃脫喪權辱國的命運？由英國工業革命及遠程航海技術帶來的新的戰爭模式。即海上對敵國進行縱深打擊的戰爭模式，在19世紀下半葉已廣泛地影響了西方世界。一方面，保衛海上商業利益，帶動了造船業和海軍的發展；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主義者在東方擴張的地面戰役（比如英國在阿富汗山區）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促使西方國家的軍事作戰方式逐漸從陸戰轉向海戰。這種海上作戰方式的改變使英國在19世紀中葉輕而易舉地擊敗了擁有龐大陸軍的印度和中國；日本東施效顰，在甲午海戰中也打敗中國。中國在這一連串的軍事失敗中被迫割讓了一系列主權。隨之而來的是西方瓜分中國的狂潮。也就在中國即將被徹底肢解之際，歐洲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回國參戰迫使西方列強暫時放棄東方。真是僥幸，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今天的中國版圖，實在難以設想。但問題并未終結。20世紀上半葉，世界戰爭模式又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就是空戰的出現。如果說對海戰及制海權最先進行理論總結的，是生活在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人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那么在理論上最先意識到制空權重要性的是意大利的朱里奧·杜黑（Giulio Douhet，1869-1930）。他在《制空權》一書中認為：航空為人類開辟了一個新領域──空中領域，結果就必然形成一個新戰場。在人們意識到掌握制海權的重要性之后不久，就會意識到制空權將變得與制海權一樣重要。杜黑的這種超前意識為德意日法西斯國家最先采納并迅速轉變為他們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作戰方式；這種新的作戰模式使二戰中的德意日軸心國在戰爭初期占據了明顯的軍事優勢。在中國戰場，日本憑借空中優勢，贏得了對華戰爭的初期勝利，并使中國自甲午戰敗并被迫割讓臺灣及澎湖等島嶼后，其東部地區再次被日本分裂為數個依附于日本的傀儡政府。中國雖最終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但同時也應看到，中國抗戰勝利是在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勝利的大背景下取得的，如果日本的對華戰爭沒有進一步擴大為對美的太平洋戰爭，也就是說，日本對亞洲的戰爭只限定在北緯30度以北的東北亞地區，那么，美國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很可能繼續采取綏靖立場。如果歷史真是這樣演變的話，今天的中國版圖，真是難以想象。對世界霸權而言，歷史意味著強權對世界地緣政治版圖的分割和控制史；而對世界的控制則意味著對領先于時代的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控制。如果說工業革命改變了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那么，以信息技術為主要內容的高科技革命則無情地改變著20世紀末并將進一步改變21世紀的歷史。在20世紀就要結束的時候，我們在巴爾干地區見到與1840年發生于中國東海岸的鴉片戰爭相似的情景，即掌握制海權的西方列強在海上遠距離侵犯他國主權，并強行達到分裂他國主權的目的。在強迫南斯拉夫放棄對科索沃主權的要求被拒絕之后，北約便對南斯拉夫發起大規模空襲。與發生于19世紀的鴉片戰爭不同的只是，西方列強這次動用的已不僅是“堅船利炮”，而是依托于集海陸空三維作戰方式為一體的航空母艦（及鄰國基地）并配以在衛星監控技術協助下的導彈遠距離精確攻擊和準確攔截的現代軍事手段。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之后，對美國士兵來說，侵入敵國內陸作戰已成為一種可怕的經驗。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初對伊拉克軍事打擊的勝利中，美國恢復了軍事干涉他國事務的信心：美國在對伊拉克的遠距離海空打擊中不僅基本摧毀了伊拉克的軍事作戰手段，同時也在“人道主義”的幌子下用“禁飛區”的方式達到了事實分裂伊拉克的目的。這樣，美國與19世紀的英國一樣，在痛苦的陸戰經驗中總結出海上遠距離立體打擊這種得以揚長避短的作戰方式。在打垮伊拉克以及北約剛剛接收波蘭、捷克和匈之后，美國及其盟國把目標移向南斯拉夫，企圖通過肢解南斯拉夫來實現其控制世界的戰略。巴爾干是俄國南進戰略的主要基地，南斯拉夫與俄國又是歷史盟友。在北約東擴、日美軍事合作加深這一對俄兩翼合圍日緊的形勢下，俄國迫切希望打開南面的戰略出口，為此位于巴爾干的南斯拉夫和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對今天的俄國就有了特別的戰略意義。而打敗南斯拉夫，就將意味著打斷俄國在巴爾干的戰略支點。現在的問題是，對中國及其他非北約國家而言，如果北約肢解南斯拉夫的企圖得逞，則美國及其盟國就可能將這一模式在亞太及其他地區進一步應用，以打擊對其控制世界有“威脅”的國家。1999年4月6日，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萊特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講演時表達了這層意思。她說：21世紀的北約將繼續執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證北約成員抵抗侵略，但與此同時，它還將承擔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動。20世紀的美國外交策略，是19世紀英國外交策略和馬漢海權學說及麥金德的地緣政治學說的繼承和發展。其要點是：用不斷制造小國，特別是海上島嶼小國的方法，確保海上運輸線和地緣及資源關鍵地區控制在美國及其盟國手里。對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現為對歐亞大陸中心即中東中亞地區的控制，對中東中亞地區的控制首先是對其兩翼即巴爾干和南亞地區的控制。90年代初，由于蘇聯解體，世界進入無序狀態；但到90年代中期，西方以俄國和中國為對手的“接觸與遏制”政策（實際上就是“胡蘿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續）呈現雛形。90年代末，以波蘭、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重新修訂及日美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研制設想開始醞釀為標志的，對俄國、中國呈兩翼合圍勢態的戰略布局已大體成型。今后這種合圍進程并不會因新世紀的到來而放松，相反，它將趁俄國衰弱和中國羽毛未豐之際日益加緊。而要達此目標，根據美國對付蘇聯及南斯拉夫聯邦的經驗，一旦條件成熟，以某種形式有限地（一個過于分裂的中國對他們也不利）肢解中國將是美國及其盟國不會放棄的選擇。美國從控制歐洲的經驗中清楚地認識到，在亞洲實現均勢戰略，即讓日本、中國、俄國及印度等國在均勢中相互制衡的戰略，最有利于美國對這一地區的控制。這種思想在尼克松時期美國政府就已提出并付諸實施，在21世紀還將繼續堅持。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不僅不排斥世界多極化趨勢，而且還會在相當程度上保留和推動這一趨勢。問題在于，美國所要求的只是一個便于美國控制和操縱的多極化趨勢。在對華政策上，美國可以接受的既不是一個強大的、更不是一個弱小的、而是一個在綜合國力上可與日本、俄國和印度掣肘而又不能與美國抗衡的中國。美國從自己的建國經驗中得出，國家強大的首要基礎是擁有廣大的版圖，而阻止一國崛起的最徹底的辦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圖，讓它在分裂中內耗，在內耗中為大國所操縱。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用這種辦法肢解了德國，英國用這種辦法削弱了本可成為世界性大國的印度。20世紀末，西方又用同樣的方法促成了強大的蘇聯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解體。到下世紀，在安排好歐洲地緣政治版圖之后，美國及其盟國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標指向崛起的中國，使中國在（有限的）分裂中徹底失去進入世界大國行列的機會。從美國亞太地緣政治的需求看，使臺灣、南沙群島繼而西藏地區與中國事實分裂，是符合美國及其盟國稱霸世界的長遠戰略。臺灣地區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門戶，是日本南下必經之地。控制一個與中國分離的臺灣地區，美國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懾東盟，西可堵截中國；而動搖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地位，就可使中國失去最接近馬六甲海峽的戰略基地，從而進一步失去對由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這一具有生死攸關意義的戰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西藏是中國進入中亞中東及印度洋地區的前沿地區之一。20世紀美國外交政策基本圍繞著占世界石油儲藏量2/3的中東地區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運輸線展開的。中東和中亞是世界能源和地緣的中心地帶，是美國國家絕對利益所在。蘇聯解體后，歐亞大陸中心地帶出現的中亞五國已把俄國與中東富油區隔離開來，目前除中國外，這一地區已沒了有實力的大國。于是，在21世紀，分離中國西部，特別是中國西藏地區，并以此阻止中國力量向中東中亞地區伸展，將是美國及其盟國對華重要戰略目標。維持國家主權有效性的決定性力量，是一國的國防能力，而一國的國防能力又最終取決于該國的科技能力。有什么樣的科技能力就會產生什么樣的軍事攻擊手段和方式。僅就有限戰爭而言，決定戰爭勝負的并不主要是所謂的“綜合國力”（除工業技術要素外，19世紀中葉清帝國的綜合國力并不比英國遜色），而是一國的軍事科學技術能力及由此能力決定的軍事作戰能力。19世紀的鴉片戰爭及20世紀末的美國打擊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戰爭，從兩方面說明了這個道理。20世紀制海權和制空權兩次軍事革命使戰爭完成了由陸權和海權聯結的平面模式向陸海空三維立體模式的轉變；21世紀人類面臨在外層空間衛星（繼而是深層海域）監控技術引導下的、以爭奪低層空間（制空權）和淺層海域（制海權）為主要內容的更為深刻的軍事革命。在現代戰爭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飛機和戰艦群間的大規模混戰已為在衛星監控下的導彈遠距離精確打擊和準確攔截技術所代替；在同等國力條件下，誰掌握外層空間技術，誰就掌握了制空權；誰掌握了制空權，誰也就掌握了制海權；掌握了空權和海權，也就掌握了未來戰爭的主動權。比較20世紀中葉美國入侵朝鮮、越南的戰爭模式和20世紀末美國及其盟國軍事打擊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戰爭模式，不難發現，后兩場戰爭標志著美國及其盟國的軍事作戰方式已初步實現了上述轉變。在新的戰爭模式中，“諾曼底”式的大規模陸海空軍進攻已讓位于在航空母艦上形成的、在太空衛星監控技術引導下的導彈遠距離海上和空中打擊；傳統的人與人的正面交鋒已讓位于物與物的沖突；陸軍（若不與其他軍種混合）的作用將相應下降。在未來戰場上，戰役的首勝將不主要取決于一國陸軍的數量及其傳統作戰能力，而更多地取決于該國的海軍和空軍質量及其所擁有的現代作戰能力。建立在衛星監控技術基礎之上的海上遠距離導彈精確打擊和準確攔截技術，是現代作戰能力的重要標志。可以說，掌握了外層空間（繼而是深層海域）監控技術，也就掌握了低層空間的制空和制海權；掌握了制空和制海權，也就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19世紀末英國和日本的海上勝利使中國失去了香港和臺灣地區；20世紀末，美國在海上、繼而空中的勝利，使伊拉克和南斯拉夫變相損失了部分主權；21世紀，中國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進而外層空間的相對優勢，就可能失去對臺灣、南沙群島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權。我們不能以宿命論的態度來理解中國沒有分裂的歷史（其實沙俄時期我們已失去了大片領土），我們應以積極的姿態阻止中國可能再次被分裂的現實，迅速將以本土自衛為主的國防模式，調整為以制海權和制空權為主的國防模式。不然，我們不僅不能阻止北約軍事干涉南聯盟科索沃危機的模式在我臺海乃至西藏地區的重演，而且不能為中國崛起創造一個最起碼的有利于我的國際安全環境。
二 東急西重是當今中國安全環境的特點
東急西重是當今中國安全環境的特點。為什么這樣說呢？我們知道，人們對安全的需求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特點，國家安全環境在不同的時期也會有不同的變化。對建立在自然經濟──這種經濟是一種只具生存功能而不具發展功能的經濟形式──基礎之上的小農業國家來說，國家安全與該國所擁有的土地面積和人口總數相聯系，在此基礎上便產生了以保衛和擴大土地和農業人口為目標的國家安全觀及相應的以防守陸地要塞為目標的陸權國防理論。這一時期對國家安全環境的考慮基本是從保證人的生存條件出發的：一國對他國安全環境的威脅主要表現為對其生存條件即土地和人口的威脅。若明白此中的道理，也就明白了中國清政府對香港和澳門乃至臺灣這樣的“彈丸之地”棄之如履的另一層原因。但是，這種安全觀念及建立其上的對安全環境的認識到近代發生了變化。英國資本主義革命所帶來的工業化和市場經濟使人類經濟活動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市場經濟使人類生產從對使用價值的追求轉到對價值的追求，追逐利潤成了經濟活動的核心動力。如果說在中世紀的農業國度中生存安全是發展的前提，那么到了近代，市場和利潤對經濟活動的意義已使發展安全轉為國家生存的前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已不再表現為對一國生存條件即土地和人口及其獲取和占有條件的威脅，而是對一國的發展條件即資源、市場及其獲取和占有條件的威脅。這使人類對安全及其環境的認識發生了具有革命意義的轉變，即國家安全主要是與國家發展相聯系的概念；對一國發展條件而不主要是生存條件的威脅，就是對該國安全的威脅。利用世界資源和世界市場，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經濟實現資本增值的最快（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發展道路是在市場學派那里一個特別的例外）的方式。利潤，這一近現代經濟的絕對動力又使市場經濟下的民族國家最終改造成為世界性的國家；由此近現代國家的安全觀念，也從對保衛生存條件的考慮轉向對保衛獲取利潤條件的考慮。保證高額利潤來源的前提是對世界市場及戰略資源的控制，而做到這一點的前提又是對海上交通線的控制。西方英美國家對安全的認識來自于一個世界性的概念：西方英美國家對安全環境的看法竟是一個由海洋貿易線上的島嶼而不是陸地為主要基點聯結而成的畫面。對此理解最為全面和透徹的是美國海權理論的奠基人馬漢。他在美國崛起并對世界市場產生大需求的初期，提出了海權理論。“對海洋──尤其是沿著由各國的利益和商業勾畫出的重要航線──的控制是決定一個國家力量和繁榮程度的主要物質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海洋是世界上極重要的聯絡媒介。從其中可自然地得出這條以控制海洋為目標的原則：在的確能夠做到的時候，一定要把有助于對海洋的牢固控制的海上要點拿在自己的手中。”【1】“任何地點無論其面積大小，是一個海港還是一個海峽，其戰略價值都取決于：1.它的位置（主要是相對于交通線）；２.它的力量（固有或后天的）；３、它的資源（天然的或存儲的）。人們可以在位置合適之處集聚力量和資源，但無力將一個地點的本身并不優越的位置予以改變，因而位置應成為首先關注所在。力量和資源可以被人為地供應或增加，但移動一個位于戰略影響范圍之外的港口卻不是人力可勝任的。若將直布羅陀擱在大洋中間，那它的力量也許會四倍于今天，但在軍事上它將一無所用。”【2】“對商業的打擊就是對有關國家的交通的打擊。它截斷了它的營養，使它忍饑挨餓，切除了它的力量之根基、戰爭之筋腱。”【3】與中世紀不同，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發展速度取決于它獲取（當然是按市場交換原則獲取）海外資源和市場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則主要表現為對海上航線的控制。因此，控制了海洋，也就控制了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最重要的安全環境。這時，對影響國家安全環境要素的評估，已不再主要是對本土安全的評估，而是國家對海上交通線控制能力的評估。從制海權的角度看，臺灣和南沙地區對當代中國的發展，從而對當代中國的安全利益，已升至關鍵的層面。20世紀末所謂的“西藏問題”，與19世紀比，已發生很大的變化。19世紀的“西藏問題”實質是英俄中三方力量較量的問題。19世紀上半葉，英俄為爭奪巴爾干和中亞地區展開長期的較量。19世紀中葉，奧斯曼帝國衰落，俄國決定趁機奪取黑海海峽，向巴爾干地區擴張。這與英法利益發生沖突。1856年俄國在與有英法等國支持的土耳其發生的克里米亞戰爭中失敗，與今天俄國在阻止北約干涉科索沃無效后必將全力從中亞和南亞打開出路的情勢相似，當年的沙俄在克里米亞失手后便集中全力與英國在中亞及西藏地區展開爭奪。19世紀80年代英國通過武力取得了阿富汗的宗主國地位之后，英國政府的基本政策是盡可能避免與俄國發生直接沖突。為此，英國需要中國的力量向西部新疆地區伸展，阿富汗瓦罕走廊的劃出就是這一政策的體現。20世紀初，“西藏問題”逐漸出現不利于中國的變化。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慘敗，國內革命情緒高漲，中國又瀕臨被西方瓜分的邊緣。此時，英國也開始推進分裂中國西藏的步驟。1903年英國從大吉嶺出兵經亞東直逼拉薩，次年用武力強迫西藏地區政府簽訂非法的“拉薩條約”，企圖把西藏地區納入英國控制范圍。1914年英國麥克馬洪又與西藏地區分裂分子背著中國中央政府在西姆拉會議上草簽“西姆拉條約”，使中國西藏地區失去了九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后由于中國政府的堅決反對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才使得英國分裂中國西藏的企圖沒有實現。20世紀末，國際形勢巨變使“西藏問題”升溫并再次出現不利于中國的情勢。80年代中國的崛起和90年代蘇聯的解體及中亞五國的出現，使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角色發生了轉變。美國在需要中國與之合作的同時，卻日益把中國作為潛在的“威脅”。又由于西藏是中國進入中亞中東及印度洋的前沿地區之一，于是，在21世紀，西藏在西方戰略中所起的間隔英俄的作用則轉變為隔離中國力量接近世界地緣能源中心區的作用。因此，分離中國西部，特別是中國西藏地區，以此阻止中國力量從這一地區向中東中亞伸展，將是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目標所在。對中國而言，將西藏地區分裂出去就會將使位于中國腹地的高科技重工業暴露于前沿地帶，并使中國失去政治經濟縱深發展的空間；更為危險的是，在東部地區水資源日益枯竭的情況下，失去中國兩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區，無疑將對中國的未來產生災難性的影響。
三 沒有現代化的海軍，中國肯定就沒有偉大的未來
與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部分相似，鄧小平抓住了歷史上罕見的和平與發展的機會，使中國經濟在改革與發展中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19世紀末的美國部分相似，這一時期的中國正處在初步崛起并急需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發展已成為當代中國必須解決的“硬道理”。中國是一個大國，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個大國的高速發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賴本國資源，而沒有高速發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現代化國防在內的強大實力，在現代國際舞臺上，中國——與門羅總統以后美國面臨的形勢部分相似——就不會有被其他大國尊重的地位。但保持中國快速發展的前提是中國要有持續穩定和暢通的海外資源、能源及海上貿易交通線。如從這個視角看，就會發現臺灣和南沙地區這兩個屬于中國主權范圍內的領土，對中國下一步的發展具有非常迫切的地緣意義。第一，臺灣和南沙地區是中國進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臺灣與南沙，中國也就失去了對進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線的最低限度的控制力。第二，中國東部特別是廣東上海沿海地區已成為中國經濟產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區域，這勢必要求我們絕對不能把將來可能發生的戰爭引向內陸而應盡可能遠地將其推向海面。如果我們還從“敵人大規模入侵”的視角安排國防布局，則不管勝利與否，都將承受遠比敵人更為沉重的代價。第三，海上貿易必需的海軍力量存在的前提是海上基地，中國海軍存在的最起碼前提是屬于中國的海上島嶼。陸地和沿岸不應是中國發展海軍的天地，若失去臺灣和南沙地區，就等于中國海軍失去了在中國主權內應有的發展空間。可以說，沒有現代化的海軍，中國肯定就沒有偉大的未來。中國的發展已到了經濟向海洋和西部內陸同時推進的時期，中國應對其中必然出現的東部和西部安全問題有一個清醒和大范圍的戰略考慮。其中，應回答三個問題：就保障中國21世紀的發展而言，中國現階段的問題很多，但若從發展的角度看，對國家安全來說影響最大、最深遠從而也是最關鍵的利益，是中國內地與臺灣及南沙地區的主權關系；影響這一問題的關鍵障礙是美國及其盟國在中國東部及東南海區再次拉起并日益收緊的從日本、臺灣地區到南中國海區的環島鏈條。與50年代不同并令中國擔憂的是，這條明確對著中國的環島鏈條已與現代衛星監控技術（比如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相結合。中國如不能在近期突破這道鏈條并且海軍和空軍仍長期處于弱勢，則21世紀的中國就存在著失去臺灣和南沙群島主權的可能性。這并不是由于美國對臺灣或東盟有什么特別的感情，而是由于這兩個地區對美國――當然對中國也是一樣――地緣政治的利益太重要了。根據上面的分析，不難斷定，只要中國的軍事（主要是海軍和空軍）實力及其技術含量沒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國和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利益絕對不會像貿易談判那樣有妥協（甚至沒有平等對話）的余地。從中國歷代亡國的經驗看，經濟實力如不以軍事實力為依托就根本形不成有效的國家力量。經驗表明：要想與美國合作，你就必須具有實力。20世紀初正是中國的軟弱才使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把合作的愿望投向日本。隨著當代中國的發展步伐加快和美國對亞太地區軍事介入的加深，目前留給中國的選擇只能是：要么為與美國搞好關系，遷就美國，事實放棄對臺灣和南沙地區的主權；要么在發展經濟實力的同時，盡快提高軍事實力在這一地區的存在，迫使美國認真思考與中國合作的意義。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前曾成功地在東北亞地區擠走了俄國人和美國人，但中國不應在亞太地區步日本排擠美國——與美國排擠中國一樣都是非常不明智之舉——的后塵。從太平洋戰爭及尼克松1972年訪華后中美合作的經驗看，中美關系才應當是美國（對中國也是一樣）亞太政策的歷史基石。20世紀美國所遇到的最嚴重的威脅（如太平洋戰爭與70年代蘇聯在亞太地區的實力擴張），都是在與中國的實質性合作中解決的。毫無疑問，在亞太地區離開美國的合作，中國在許多事情上將難有作為，但問題是美國也不能讓中國因與美合作——至少是在自己主權范圍內——而一事無成。解決臺灣問題、捍衛南沙主權是當代中國不可動搖的利益所在，這是中國與美國合作的底線。但中國如果沒有必要的軍事實力存在，恐怕這條底線終將變成虛線。深受杜威學說影響的美國人是徹底的實力和現實主義者。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中說：“根據地緣政治公理，在談判桌上不可能比在戰場上贏得更多的東西。”【4】但在中美談判桌上，中國不想贏得更多的東西，中國只想保持住自己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本屬于中國的海權利益。如果說在七八十年代，中國在與美國及其他國家談判中還有時間拖延臺灣和南沙問題的話，那么，對于已進入市場經濟快車道的中國來說，對這一地區的利益需求已成了非解決不可的現實問題。盡管這對具有中庸傳統的中國人來說，是非常難的選擇。但問題是，只要確立市場經濟目標，中國就不能沒有至少是在自己主權范圍內的海權；沒有海權，中國就絕對不能成為世界性的大國。20世紀70年代啟動的中美關系良性互動時期，目前已進入最艱難的階段。除了蘇聯解體的因素外，還因為（盡管在貿易方面雙方有很大的互補性）在一些關鍵利益即在臺灣與南沙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已日益貼近且難以調和。在中美關系中，中國處于弱勢，因而對美國支持這些地區的分裂主義的行為，中國始終處于守勢。但從美國對待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看，美國對待弱者是從不手軟的。目前，中美雙方都想打時間差：前者想在后者忙于處理世界其他事務之時，迅速從經濟繼而政治上在亞太崛起；后者則想趁前者羽毛未豐之際將中國限制在不能接受的范圍內。現在的問題是，在美國及其盟國實現北約東擴和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修訂工作之后，時間對中國日益不利。從戰略布局看，美國及其盟國對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機的軍事干涉，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及其盟國用和平方式演變世界政治的政策已近尾聲，自蘇聯解體以來新出現的多種戰略力量正在悄悄地發生著新的組合，新的“兩個陣營”開始萌動。尼克松曾戲稱美國的盟國起初是因恐怖而非愛情結為一體的，而20世紀末的情況卻戲劇性翻了過來：今天，北約的聯合行動已有了愛情的基礎，而非北約國家卻因對北約的恐懼正在走向一起。曾是不結盟運動創始國之一的南斯拉夫在無力阻止北約武力打擊中，做出了加入俄白聯盟的決定。這表明，冷戰時期形成的中間力量在世紀末已被逼得無路可走。與美國發展良性互動關系是中國外交政策中的極重要方面，也是中國政府為中國長遠利益所做的極具遠見卓識的努力。但中國在為長遠目標而做出上述努力的同時，也必須弄清中國近期目標所在：是為貿易或是為贏得時間，還是為取得美國在臺灣和南沙問題上與中國合作？顯然，最后一項選擇在中國對美軍事實力處于較大弱勢的條件下幾乎沒有可能。第二項選擇與80年代比留給中國的余地已不多了。如果第二、三兩項所獲不多，而放棄第三項對中國也絕無可能，那么，第一項選擇對中國又有多大意義呢？更何況中方在與美貿易上也一直處于極其委曲求全的地位。問題是，中國作出這么大的讓步之后，是否可以換取美國對中國在臺灣、南沙問題上的立場的理解或至少像尼克松時代那樣的具有實質內容的合作呢？根據蘇聯和南斯拉夫興亡的經驗，退讓的結果更糟。在美國政治家眼中，這兩個國家地位最高的時期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鐵托時期。現在中國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是：如果有那么一天（但愿沒有！），中國為實現祖國統一做出的必要努力遇到美國及其盟國用干涉科索沃的方式反彈，中國是否還可以作出除抗議之外的實質性的回應呢？如果不能，而中國又不能作出放棄（或像中國清政府和現在的南斯拉夫政府一樣變相放棄）主權之外的選擇，那么，時不我待，中國現在就應進行認真和迅速準備。準備當然首先是軍事準備。正如馬漢曾引用的一句西諺所云：“天鵝絨手套里面要有鐵掌。”任何對話和談判都是以實力為后盾的。實力首先是軍事實力。我們不能等到有了“敵人大規模入侵”時再作軍事準備。從近代中國經歷的戰爭看，中國政府失敗并被迫失去主權的戰爭，都不是敵人全面和大規模入侵的戰爭。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的綜合國力只有在無限和全面的總體戰爭中，才能發揮作用。而經驗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戰爭的失敗才導致國家的失敗。打贏局部戰爭的關鍵并不是綜合國力的強大，而是軍事技術及由軍事技術決定的軍事指揮藝術的高超。從海灣戰爭和北約干涉科索沃戰爭看，軍事技術已與航天和航空技術結合在一起，戰爭指揮藝術已與制海權和制空權結合在一起；不與制海權和制空權結合的陸軍及步兵傳統戰法作用甚微。未來戰爭中，物與物的沖突已代替傳統的人與人沖突；在遠距離空中和海上打擊后，并在對手已絕無反擊能力的條件下，入侵者才會發動地面戰役。對目前的中國而言，如果沒有制海權，其對臺灣地區和南沙群島充其量也只能有名義上的主權;但如果因軍力（主要是海軍和空軍的戰斗力，中國陸軍將在捍衛西部主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長期不濟而導致戰爭失敗，中國將很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再次失去與這些地區的主權聯系。為此，中國現在就應優先迅速加大與航天航空技術相結合的海軍和空軍建設。只有擁有與中國的對手相差不至過于懸殊的戰斗力，中國才能避免鴉片戰爭在中國東海再次降臨，避免或推遲類似北約干涉科索沃的戰云在臺灣、南沙地區重演。這是不是說：中國應該對臺灣采取軍事行動呢？不，絕對不是。只要臺灣堅持“九二共識”的基本原則，大陸方面將盡最大可能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兩岸統一問題。但中國必須擁有隨時可以動用有絕對把握的海上軍事力量，以備不測。只有如此，中國“不能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原則才能聽起來擲地有聲。
四 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
現在人們常說，“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但鄧小平同志則在1992年的南方講話中告誡我們：“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事實上，自80年代開始的歷史留給中國的和平與發展的“機會”在20世紀末北約拋開聯合國單方面對南斯拉夫的大規模軍事打擊中正在結束【5】。歷史發生了變化，中國是否也要調整自己的戰略呢？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正是斯大林否定了布哈林在經濟發展模式上的書生之見，采取符合時代變化要求的經濟發展道路，當歐洲戰火燒到邊境的時候，蘇聯才得以幸免于難；蘇聯最后一屆領導人曾懷著善良的愿望，為取信于西方，全面放棄了得以與北約抗衡的華約組織和武裝力量乃至意識形態，結果換來的竟是北約東擴，面對著北約對自己的歷史盟友狂轟濫炸卻無可奈何。南斯拉夫是不結盟運動的創始國之一，然而在眼看著國家主權被割裂出去而無力挽回時，毅然做出參加俄羅斯－白俄羅斯聯盟的抉擇。現在留給中國的問題是，中國能有把握說自己不會有那一天嗎？如果哪天真的降臨，中國將和誰結盟呢？已飽受屈辱和欺騙的俄國去年向中國和印度發出明確的結盟信息，但并未得到中國和印度的積極回應。這是因為他們尚未感受到與俄國同樣的壓力。誰都知道不結盟的好處，而與人結盟就連北約在開始時也是不得已的事。但問題是現在的北約是國際社會無法制約的聯合軍事力量。為實現21世紀的全球地緣戰略，北約已開始拋開聯合國單獨向主權國家訴諸集體武力。而在東海、南海和印度洋地區，中國和印度都有與美國不可妥協的（遠比中印在邊界利益更為重大的）利益存在。中國在看到蘇聯解體和俄國衰落下去之后，漸漸地感到同種壓力正在降臨；印度是印度洋的唯一大國，而印度洋又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兩條海上航線的交匯點，是美國海權戰略必須控制的核心地區。且不說印度版圖像利劍直插印度洋中心，直逼橫穿印度洋的國際航海線，僅具有核威懾和核打擊能力的印度在這世界海權心臟區崛起的現實，就不會讓西方列強放心。可以推定，在解決了東海和南海爭端之后，印度問題連同所謂的“西藏問”題將提到西方海權國家的桌面。唇亡齒寒，難道中國和印度還能等到美國對其各個擊破之后，再像南斯拉夫那樣因恐懼而考慮與他國聯合嗎？今天美國的反華政客們應該學習歷史，因為他們在對華政策上正在重復昨天美國曾經犯過的錯誤。20世紀初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曾為不得罪日本而犧牲中國的利益【6】，結果換來的是1941年日本對美國的轟炸；當太平洋戰場進入最艱苦的階段，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不得不強吞其堂哥執政時結下的苦果：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為了使中國抗戰到底并與美國結盟，他頂著英蘇的異議，邀請中國參加開羅會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出現冷戰，處于頂峰期的美國，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自認可獨霸世界，在對華政策上，美國又開始老病重犯：50年代美國國內興起以“麥卡錫主義”為標志的妖魔化中國的浪潮，在外交上美國與日本、中國臺灣、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韓國等簽訂一系列軍事條約，對中國形成一道月牙形的遏制鎖鏈。朝鮮戰爭失敗后，美國又發動越南戰爭。至70年代初，長期陷在越戰泥潭中的美國已意識到沒有中國的合作，其在亞太已獨木難撐。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冰冷的氣氛中從大西洋彼岸向中國伸出尋求合作之手；70年代末蘇聯在阿富汗和越南發起咄咄攻勢，美國又一次意識到與中國合作的意義，1978年中美建交，中美關系再次進入良性互動階段。如果了解這段中美關系史，就會認識到：美中關系才是亞洲穩定的歷史基石。現在美國又重新進入頂峰時期，此時美國一些人似乎忘記了歷史，又舊病復發，即在順利時又開始犯忽視中國的錯誤。現在需要美國回答的問題是，美國是否可以肯定，今后在亞太地區就不再需要中國的幫助？別的不說，就說達賴在美國的支持下若真的實現了所謂的“西藏獨立”，美國政府考慮過沒有：屆時誰來填補這一地區的政治真空呢？靠達賴？只要看看周邊的國家實力，就知這顯然不可能。靠美國？美國把軍事力量特別是陸軍力量投到這遠離海上交通線的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區，這既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也沒有那么大的力量──19世紀英國政府主要就是由于這個原因才沒有對中國在西藏問題上采取像鴉片戰爭那樣過于激烈的行動【7】。那么靠印度？這會給美國帶來更大的麻煩。別的不說，僅印度那如劍插入印度洋的版圖就對美國的海上利益形成相當的壓力，如印度在獲取遠程核威懾與核打擊能力后，再獲取西藏地區并在波斯灣側翼崛起為一個新的大國，這并不是美國樂意看到的情景。如果事情真到這一步，屆時美國的西藏政策就會再回到19世紀英國的思路上來，即讓中國控制西藏最有利于美國的全球利益。今天美國和印度的政治家們在忙于眼前事務時可能沒有考慮這么久遠，而現在筆者沿著目前美國政府的思路為其指出上述可能出現的歷史后果，這有助于美國乃至印度正視與中國合作的長遠意義。歷史是辯證的。今天控制世界的七國集團成員多是經由戰爭的道路打到一起的；而為這些國家長期提供原材料的南方國家，至今仍為貧窮所困。難道人類非經“不打不相識”的邏輯才能平等相處嗎？19世紀末中國遭受了差點被列強瓜分的命運，20世紀末南斯拉夫又在強權下經歷著最嚴峻的考驗。在歐洲科索沃戰火未盡的當下，展望21世紀的亞洲能否依然和平，頗有點樂觀不起來。【1】［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頁。【2】 ［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351頁。【3】 ［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9頁。 【4】 ［美］尼克松著，王觀聲等譯：《1999：不戰而勝》，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頁。 【5】通觀鄧小平同志關于時代問題的論述,不難發現小平同志直到1992年在南方視察時還是把和平與發展作為“至今一個也沒解決”問題，而不是把它看作已被解決并為時代表現出的“主題”來看待的；換言之，鄧小平同志并沒有認為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要特征，而是認為“世界和平力量在發展，戰爭的危險還存在”，我們離實現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條件還有相當的距離。至于現時代出現的“大戰打不起來”，“至少十年打不起來”的和平時期，小平同志也只是把它放在歷史目前可提供給中國發展經濟的“機會”來看待的。詳見拙文：《關于時代問題的跨世紀的思考》，載于《世界問題研究》1999年第6期。 【6】20世紀初美國決策層已意識到日本崛起并且有可能成為一個比俄國還難對付的敵手, 但西奧多·羅斯福認為：“鑒于中國的軟弱，美國和中國結盟將一無所獲，只會增加額外負擔。”同時他也相信，只要對日本持尊重態度，日美沖突還是可以避免的。參閱［美］孔華潤著，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中美關系的歷史剖析》，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5～66頁。 【7】1950年3月8日美國駐印使館在給美國務院的第301號電文披露，印度為西藏叛亂分子提供為時半年的作戰所需，“牲畜馱運是惟一實用的運送手段，上述彈藥數量約需7000頭騾子的運送。由于沒有那么多的騾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徑迫擊炮和彈藥可能無法運離印度”。6月20日美國駐英國大使道格拉斯在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第3480號電文中報告了英國外交部對美國希望英國援助“藏獨”分子的回應，英國認為：“西藏不容易進入的特點使得任何加強對中國進行軍事抵抗的行動都不現實。西藏長期被認為不能進行除了名義上的任何抵抗。”詳見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頁、335頁。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 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3期，此為修訂稿；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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