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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就開始從國家層面對科技創新戰略的重視和倡導。一直以來，我們不缺從1-100的積累性、應用型創新，缺的是0-1的原創性、基礎性、理論性的創新，或導致一旦形成外在環境的封閉和圍堵，其后果將難以預料。如果在科技創新上沒有重大的突破性進展，單憑體量“虛胖”，很難在未來競爭中立得住、站得穩。

從清末開始，我們學習“西學”特別是其中的科技知識。中華民族經歷了長期的學習和跟蹤，現在有條件進入獨創階段。如何在宇宙、生命、意識本質等醞釀革命性突破的問題上，開辟出新空間？如何在吸收人類科學與哲學優秀成果基礎上，發揮我國傳統科學、哲學思想的獨特優勢？這些問題值得深入思考。

李約瑟肯定了中華有機形態的科學觀，認為它對未來科學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西方與人文割裂的機械自然觀，難以兼顧生命自身的價值理性。而有機自然觀的核心，就是把生命作為中心點，不違背人類乃至萬物生發的規律，且以有機系統的立場看待宇宙，“萬物并育而不相悖”，和和共生，共同沿著各自的“道”有序演化。

假設再過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當后世人們反思我們今天引以為自豪的西方科學技術形態時，或更能冷靜評價之：在創造巨大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創造出了毀滅這種文明的手段。看起來合乎理性發展的“科學”，其實犯了“方向性”引領的錯誤。惜乎人類不僅把科學技術作為征服自然的工具，亦作為同類更大規模相互廝殺的武器。目前智能化科學技術、生物合成技術等應用一旦無節制地展開，不確定性的命運伴隨讓人覺得毛骨悚然。科學研究已經踏入人文價值界域，不得不深入關切探索的前提與方向。1955年，獲得諾貝爾獎的52位世界級科學家聯名發表《邁瑙宣言》，指出科學是通向人類幸福生活之路的同時，也在向人類提供自殺手段。為何而創新？需不需要價值的內在引領？

黨的二十大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守正創新”在科技戰略規劃、科技重大創新等方面的意義同樣不可低估，“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讓科技更好增進人類福祉”勢在必行。“守正”即深具價值規范、引導功能，符合科學人文化方向。西方近代以來的科學技術，既創領了新的人文精神，也在更大程度上撕裂了與人文價值理性的關聯：工具理性反對價值理性，成為脫韁的野馬而不能自控。“求真”占主導地位的西方理性傳統，須用“求善”占主導地位的東方（尤其是中國）價值傳統來校正，或可避免愈陷愈深的現代文明危機。開展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等科技活動要遵循一定價值理念、行為規范。2020年我們成立了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今年初還印發了《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都在給科學注入價值，以使科學精神和道德理想結合、科學與人文精神相融。

我國古代“天人合一”觀念使人們在研究、探索自然時，顧及人的價值選擇，故“人文性”非常突出。確有對科技“有機械必有機心”的擔心，“奇技淫巧”的觀念亦不利科技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反映了對科技誤用的人文節制考量。“中國傳統文化人文本位思想的確定和不斷強化，對古代科技的一個顯著影響就是定向作用，即引導、制約和促成了古代科技朝著以服務人生為主要內容的方向發展”。

李約瑟認為，不應把傳統的中國科學看作近代科學失敗的原型：雖然古代中國科學思想沒能產生來自西方的科學范式，但卻有可能為將來的新科學開辟途徑。隨著現代人們對科學深入不斷的反思、對重新實現人文與科學平衡的不懈探索，科學發展新的模式正處于歷史建構之中，道德與科學結合，以人文理性支配和引導科學理性，無疑將成為以后科學建構的基本思路。重大科技創新應該密切關注人類社會長遠的價值需求，盡力避免負面效應的出現，尤其在可以預知的發現、發明之初，不要打開“潘多拉的魔盒”。西方近現代科學的發展歷史，讓人類充分見證了這個“魔盒”的威力。不關注價值方向的引領，所謂創新愈多，或則危害愈深。影響乃至改變這種路徑依賴，“以善統真”的中華科技理念、中華人文思想大有可為。

馬克思從堅持人與自然、社會、自我根本統一的信念出發，強調“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象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至于這是一門什么樣的科學，馬克思沒有明確說出——應該是基于科學與人文的協調與統一，為綜合的、整體的大科學。近代科學應用于技術生產的非人性化，表明它是和這個時期的制度階段相適應的。而未來科學轉化應用于技術生產，要“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據自己本性的需要，來安排世界”。這一切最終是建立在既要認識和利用“外部自然的規律”，還要認識“支配人本身的肉體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規律”——涉及“意識本質”乃至“生命起源”的整體科學基礎之上。因此，關聯制度的人文視野的擴展，與科學方向的內在定位相連，中華獨特的科技人文特征可發揮積極作用。

“中華民族是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族”，“創新精神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的稟賦”。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發明，預告了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的到來，變成了西方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了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愛因斯坦驚奇于中國古代賢哲既缺乏西方科學中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又沒有通過系統實驗發現因果關系的方法，卻在技術上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我們要問的是，這些重大科技發明背后究竟是什么樣的創新思維在支配著？

實踐適用理性思維。“實用性”“實用理性”等觀點，遍布學界對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論述之中，有學者甚至將之直接看作是“經驗實用型科學技術模式”“實用科技觀”。我主張以“適用”來替代之。因為“實用”帶有強烈的功利化色彩，中性之“用”亦有可能將科技導向危害社會方面的歧途。鑒于我國古代科技強烈的人文傾向，以人文道理支配、控制科技之運用，令其適于社會正當之“用”，故稱之為“適用”更為恰切。

注重應用，極大地提升了中國早期科技水平和能力（今天來看應用仍是科技創新的主要動力和源泉）。問題在于，過分注重科技的功利化運用，導致抽象理論思維的不足（我國古代科技成果絕大部分集中在“技術”上），亦使處于經驗觀察階段的“實驗”無法邏輯系統地貫通起來，上升為基礎普遍性的數理規律，從而造成發展的后勁嚴重不足。當然，這也與我國古代思維缺乏嚴密邏輯、公理化演繹有關。值得警醒的是，近現代以來我們學習西方科學以“救國”“興國”理念固然高大上，但有可能恰恰忽視了基礎研究“要遵循科學發現自身規律，以探索世界奧秘的好奇心來驅動”、“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學家都是憑借執著的好奇心、事業心，終身探索成就事業”等內因。未來科技創新如何處理好“用”與“無用”（短期看似乎毫無功利可言）的關系，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自然科學與實驗、實證聯系在一起，故近代西方科學可稱之為實驗科學、實證科學。但“實證”在中國文化里除了觀察和實驗，還有另外一層內涵。比如，高攀龍言“此中境界無窮，階級無窮，非實修實證者”不能了解這一心性修為過程，這里的“實證”是一種內向的實踐方法（不完全等同于倫理道德實踐），就是通過認識、強化、更新自身生命歷程，從而認識、改造人和自然的關系、大自然屬性的方法。它和注重改造外在客觀世界的西方觀念迥異，也與馬克思主義積極向外拓展的世界觀、方法論不同，是“求諸己”的過程和方法。將來科學的創造性思維，未嘗不可把內外向實踐方法結合起來，如歐文·拉茲洛提出的廣義進化論指出的：要努力通過改變人類的內在限度，為未來人類進化指明道路。

直覺靈感整體思維。普遍性理論的重大創新往往表現為“邏輯的中斷”，直覺等非邏輯因素在思維發生躍遷和質變中似乎更具有決定性。“我信任直覺”，愛因斯坦這句名言為人熟知，但他無法以邏輯語言一一揭示“創造性思維的特征”。發明大師愛迪生也有句名言：“天才就是1%的靈感加上99%的汗水”，我們往往忽略了其后半句的轉承：“但那1%的靈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我理解，99%基本上是邏輯積累，真正的突破或者說質變，來自1%靈感的飛升。

對直覺作為一種知識、一種認識能力、一種認知過程，可以洞察自明的普遍真理的申明幾乎貫穿整個西方科學和哲學史。不過，許多西方科學家、哲學家無法揭示直覺尤其是靈感的發生機理，而將其歸結為上帝的神秘啟示。倒是我國古代《管子·內業》對此較早作了無神論的解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可見，管仲認為直覺并不是神鬼的作用，實際乃人的精神功能高度整合的結果。與古希臘人發明公理體系作為直覺運用的經典例子一樣，古代中國科學技術活動包含著大量基于觀察經驗的直覺思維的運用。西方強調的直覺，多賴分析的方法，而我們則與事物的整體性關聯。直覺知識和方法論甚至在宗教或藝術哲學中推到了最高峰，比如道家的“玄覽”、禪宗的“頓悟”、山水畫的“意境”。此外，這種方法的開拓與掌控，還與精神方面的內修相關。如《荀子·勸學》中指出的，“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積累點滴善行，慢慢成美德，人的睿智就自然獲得，如圣人般心靈（慧眼）就具備了。《管子·內業》中說，“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一個人的大善心、大胸懷、大境界修成了，他的創新性智慧就自然流露出來了，萬事萬物的規律、道理即顯現于其精神世界而處理得宜。

20世紀以來，隨著腦科學的進展，人們對大腦分工有了一定程度的認知。關于智力的創造性開發，提出了“右腦工程”之說。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科學家斯佩里認為，右腦記憶量是左腦100萬倍。《腦內革命》一書的作者日本春山茂雄認為：右腦是祖先腦，儲存了人類500百萬年進化過程中所積累的智慧，賦予人以直覺、靈感、頓悟、創意等，信息量更高，為左腦十萬百萬乃至千萬倍以上。研究表明，即便如愛因斯坦的大腦，一生開發的潛力也只占到7-9%，一般人僅有3-5%。就是說，人的大腦90%以上沒有得到開發利用。愛因斯坦在“關于數學領域的創造心理”這封給J.阿達馬的信中指出：“我以為你所講的完全意識是一種永不能完全達到的極限。我以為這同那種被稱為意識的狹隘性有關。”可以設想，如果能夠通過特定的方法，可以克服“意識的狹隘性”，開發20-30%甚至70-80%的大腦潛力，或許我們與世界的相互作用方式完全改觀。人類將打開直覺和靈感的神秘大門，真正創新的涌流不是不可能的。古代中國探索了一條由知內達外的思維途徑，或能給我們諸多啟迪。比如儒家經典《大學》中有這樣的話語：“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修養認知主體本身，決定著能夠獲得客體真知的層次、深度和廣度。又如《荀子·解蔽》說“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通過解除主體自身的障蔽，獲得對事物完全客觀的認知。主客合一，在改造主觀世界的過程中改造客觀世界，德性控制理性，人文與科技的高度統一性就有了現實的根基。

20世紀以來大規模引進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彌補了中國人邏輯思維的短板，但是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的特殊方法，像西方文化中同樣重視的直覺和靈感等創造性思維（屬于非理性內在體驗過程）則無法復制。不能學了別人的長處，把自己的優勢丟掉了。需要指出的是，歷史上運用這些特殊方法我們往往更多體現在人文藝術、個人修養、宗教文化領域，如果能夠總結其中的經驗乃至規律，將之廣泛推展應用于今日科技創新，或能大大提升人才創新性思維的開發。“在基礎研究領域，包括一些應用科技領域，要尊重科學研究靈感瞬間性、方式隨意性、路徑不確定性的特點”。世人一般將“全知全能”賦予上帝和神明，但馬克思說，“我們要把宗教奪去的內容——人的內容，不是什么神的內容——歸還給人，所謂歸還就是喚起他的自覺”，只要喚起人的自覺，開發出人固有創造潛力，靈感甚至能自覺運用，人就有可能內在地具有象“神”一樣的本領（當代智能化實踐已經外化實現了很多這方面的能力）。

類比類推意象思維。類概念是邏輯學賴以產生和建立的根基。它以事物或現象間屬性異同為依據，發展到兩類事物間的比較、同類事物間的推理。有學者指出，“由于類比思維的濫用，造成中國科技史上比附大行其道，確實阻礙了中國古代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蛻變”。但另一方面我們則應看到，中國古代推類方法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思維特點。將某個研究對象同已知事物的屬性進行對比來推出結論，容易使人產生聯想，由已知事物推移到未知事物上，擴大了認識范圍。在對比中啟發、爆發思想火花或靈感，產生創造性的思想。通過類比推理，不僅使思想、進行說服教育具有形象性、生動性，在仿生學領域曾做出了許多重大的科學發明。

取象比類，又稱援物比類，是古代中國科技研究方法中比較重要的一種方式，在天文、醫藥、農學、化學、工程技術等領域有著廣泛運用。所謂“取象”，乃指從事物的形象(包括屬性、形態、功能、系統等)中找到能反映本質的特有征象，比類則是通過類比、類推的方法，探索已知之象與未知之象存在的共性，進而找到相關事物的特性。這一科學方法輔有形象、直觀、感性的圖像、符號以及數字等象數工具揭示客觀事物規律，通過象征、類比等途徑把握世界聯系。我們之所以“長期在科學技術方面有發明創造性，并且成就舉世無雙，這在相當程度上都和類比思維之擅長和保持相當大的活力有關，這種擅長與活力，不僅是想象力的源泉，而且也是中華民族富于創造力的源泉”。有學者進一步認為，“以物象之‘象’為中心，以時間流變的整體把握為主要特征，以‘取象比類’為基本的邏輯推演模式的意象思維，是中國古代科技曾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里取得領先地位的主要原因，也正是這種思維方式決定了中國近代不可能產生類似于西方的科學革命”。

把一切都習慣于比類陰陽五行及其變化關系，制約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深度發展。象征性思維的意會性、模糊性妨礙了向高度思辨階段演化，其結論的或然性更是遭到現代很多邏輯研究者的批評。但這并不是說，類比推理或推類邏輯在近代科學產生以后就失去效用。恩格斯即肯定了辯證法的這種功能：它“為一個研究領域向另一個研究領域過渡提供類比，從而提供說明方法”。2016年11月9日，在《中國古代科技文化及其現代啟示》出版座談會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董光璧指出，以歸納法和演繹法為支柱的邏輯體系只包含了從特殊到普遍和從普遍到特殊的推理，需要補充從特殊到特殊和從普遍到普遍的推理，中國傳統科學所普遍使用的類比推理和互補推理恰好能彌補形式邏輯的這種缺失。

類比中的意象思維本身包含著大量的形象元素。即使在高層次的理性思維中，也會時斷時續、多多少少地借助于或者不脫離形象。日本理論物理學家湯川秀樹認為，在任何富有成效的科學思維中，不僅某種東西必須從我們豐富的、但多少有點模糊的直覺圖像中抽象出來，且被當作人類抽象能力的成果而建立的某種概念到最后也往往變成了我們直覺圖像的一部分；從這種新建立起來的直覺中，人們可以繼續作出進一步的抽象。與形象思維的具體“形象”展示略有不同，它指的是具有某種程度抽象的、模式化了的“形象”，可稱之為“智力圖像”。這一切可概括為“想象力”。有調查顯示，我國教育培養的孩子在國際比賽中顯示了驚人的計算能力，而想象力、創造力的排名卻比較靠后。如何汲取并借鑒我國傳統的“意象”思維，強化想象力在科技創造中的作用，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縱觀科技史上兩次大的科學革命以及之后產生的技術革新，一個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涉及物質、能量、時間、空間等基礎概念的變化，進而帶來人類哲學觀的進步、科技層次的飛躍。“一切真正原創的知識，都需要沖破現有的知識體系”，為世界貢獻了無數科技創新成果的5000多年中華文明，究竟還有多少能夠啟發“人類新文明”的元素？

關于物質層次的新假說。這里所說的“層次”不是一個序列下的系統分層，而是基本物質的種類劃分。在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物質、能量、信息中，科學對有質量的物質以及無質量的能量研究比較透徹，但對信息的看法存在著巨大分歧。控制論創始人維納曾說：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在今天不承認這一點，唯物論就不能存在下去。說明信息是與物質、能量相并列的一種全新實在。物理學家惠勒甚至提出，現實性的基礎可能并不是量子，而是比特（bit），以致可以說是信息。我國學者創造性地作出了三層物質理論假說——一是具備理、化特征的實體物質層面，指原子以上至宏觀實體物質直至人，以質量為存在形式，能量、信息寓于質量之中；二是以能量為存在形式，質量（處于隱微狀態）、信息寓于能量之中，如電磁場與引力場；三是時空結構信息混融在一體的整體狀態，質量、能量均處于隱伏狀態。且三層物質之間可以相互轉化。

與西方強調“信息”橫斷面的空間結構分布屬性不同的是，我國學者發展了對信息作為時間延續屬性的功能性認知，將“時空結構信息混融在一體的整體狀態”作為第三層物質的根本內涵，并把它與中國古代科技公認的“氣論”基礎結合起來。在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氣”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哲學范疇，而且有真實的客觀存在性。思想家們認為，氣是宇宙天地萬物之原，人賴之以生、物賴之以成，無論是儒、道、醫、兵、法、農等各家，還是文學、藝術、技藝等領域，無不烙下“氣”學的印記。古人對氣的作用做了方方面面非常深刻的論述，但對氣的實質沒能做出精確的闡釋，致使現代人究詰“氣”是什么？可否為真實存在？中國哲學史學家張岱年先生認為，“氣”可以說是最細微流動的物質；氣與近代物理學所謂的場有近似之處；水火草木各類動物都屬氣，氣指有廣袤能運動的存在；一切物的構成材料，則謂之氣，氣是萬物本原；氣是中國哲學中的物質概念。關于第三層物質（信息或氣）向第二層物質（能）、第一層物質（質）的轉化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實驗，比如第三層物質的“生磁”“生能”以及打破量子分布統計的實驗，還有向農業延伸的對比實驗（均屬于“第三層物質”的存在性驗證，且有向生產力轉化之趨向）。“科學發現是有關規律的，要容忍在科學問題上的‘異端邪說’”，從學術探討出發，我們應大力促進這些基于中華科技理念又結合現代科技作出的假說驗證。

關于意識本質的研究。西方哲學、科學一直采取對意識從外向內的研究途徑（體現在腦科學的進展中），這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一般來說，從方法論的角度看，認識一個事物，我們用來測量的工具尺度要精確于被量度的對象才能有效。人的大腦作為宇宙間最為高端復雜的物質，即使最先進的技術手段也很難弄清其機理功能。廣義進化論分析了現代科學研究意識的方法論誤區，認為要揭示意識本質，我們面臨著人類科學認識史上的一次偉大變革，它提出了“意識轉換狀態”“變更的意識狀態”“意識的非常狀態”乃更根本的方法（實際上是一種超越常態意識的“超意識”）。它特別推崇東方古老的“體驗”和“反省”方法，我們可以進一步將之概括為中華文化反求諸己的“內向性”運用意識的方法論，這與現代科學成熟的外求法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補充。

研究信息這種實在，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弄清思想和大腦、精神和物質的相互關系。上面提到的以信息為核心的第三層物質假說還關聯著對意識物質性及對之開展研究的可能性。由于哲學上我們很難確認意識的物質性，對之展開實質的研究遭遇到極大困難。意識成為意識研究的客觀對象，意識成為不依賴于意識的客觀存在，這是具體科學研究的根本前提。這和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及物質決定精神的原理并不矛盾。辯證唯物主義大師們對有關這一哲學核心問題留下了許多原則性論述，認為意識除了是物質的一種“屬性”“機能”“內部狀態”，還是最高的“產物”。毛澤東早在1943年就特地明確指出，“精神是一種特殊的物質”。因此，需要建立“一種全新的實在模式，它把意識作為一種基本的實在包括在其中，要像時間、空間和物質那樣基本，也許比它們更基本”。現代科學以實證方式肯定了精神現象作為一種相對獨立存在的事實。承認腦和精神的相互作用，是當代腦科學共同的研究綱領。

問題在于，我們要另辟蹊徑，發揮自己文化蘊含的特殊方法論優勢。張岱年先生同樣指出，唯物論以為氣是最根本的；氣是無生命、無意識，而為生命和意識的基礎；所謂氣，泛指一切狀態，物質狀態是氣，精神狀態也是氣。他從哲學層面闡述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氣與精神（心、意識）的物質屬性。“氣學”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和方法，與人之“神”有深刻的互動影響。這一點根本無法融進現代西方科學體系，當把基于某種形態的科學技術作為唯一判斷標準時，很有可能就將中醫藥學看成是“唯象科學”“前科學”，甚至被有些人污為“偽科學”。具有千百年實踐的驗證，有不斷發展的理論體系，就是“科學”；謂之“古代科學”，并不否定它的現實作用。中醫藥學屬于中國獨特的科學技術，從今天來看，乃具原創優勢的科技資源；堅持中醫藥原創思維，才能推動其發展，而代替、否定只能阻滯其作用的發揮。“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不掌握中醫藥學文化這把“鑰匙”，不在新的層面認識和理解生命，就無法真正打開中華文明寶庫。運用多學科方法開展心藏神、氣的防御作用等中醫認識人體、認識生命現象的原創理論研究非常必要。超越養生和醫療并逐漸形成的中醫哲學、中華哲學理念，對推動社會的整體進步、科技的重大突破，意義不可小覷。

那么，中醫藥學究竟屬于什么樣的科學技術呢？“十三五”中醫藥科技創新專項規劃指出，它蘊含著深厚的科學內涵，具有引領生命科學未來發展的巨大潛力。“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是所有技術問題的總機關”。對“氣”的奧秘的根本揭示，關聯著對“意識本質”認知的深入推進，關聯著新的物質層次的假說建立，關聯著新的時空觀的革新。人文本位傳統對中國古代科技發展有著特殊影響，造成了中國古代科學所特有的以人的生命和身心性命修養為研究重心的科學傳統。李約瑟把中華科學技術反映的世界觀稱之為“有機的自然觀”，盡管這一表述有相對西方“機械自然觀”的語境，但客觀上透露出，“有機的”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是關照生命的、不危害生命的科學技術，形成的是系統整體的人文與生命科學相融的知識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大量身心健康養生的內容，可能遠遠超出了“中醫”的范圍，如果結合這些基礎性觀念，在現代科學基礎上加以挖掘、創新，帶來的將是如馬克思所說的“人的科學”文明的提升。

（作者系天津大學社會主義現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曾任中國實學研究會秘書長、常務副會長，國際儒聯普及委員會副主任；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10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