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與中美關系的結構轉型

——記電子科大外語學院研究生課程“國別與區域研究”的學術活動

本周國別區域研究概論的課堂，秦博老師特意邀請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田飛龍教授，為同學們帶來了精彩的學術分享。全班四十多位同學按時出席，另外還有一些對此話題感興趣的朋友也通過線上的方式參與到本次學術活動中，他們包括：田飛龍老師邀請的部分國內高校的學術界嘉賓、成都大學泰國籍林青老師、愛爾蘭國立梅努斯大學的呂洲翔教授及博士生劉思汐、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機關黨校的王小茵教授和馬勤教授、阿壩師范學院的郭健老師、以及成電外語學院部分對區域國別學感興趣的其他研究生和本科生同學。

本次田老師帶來的學術分享的主題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美關系的結構轉型”，一共分為四個部分：（1）中國式現代化：歷史與斗爭；（2）從接觸到脫鉤：中美關系的波動趨勢；（3）新型中美關系：平視外交與清單式互動；（4）面向世界的民族復興：新秩序的前景。田老師強調，本次講座的四個部分內容從問題、線索、知識路徑的角度來展開，希望能為同學們在理解復雜事物時搭建好必要的概念和框架，而并不是帶來確定性的答案。同學們也在講座后積極發言提問，和田老師進行了更加深入的學術探討，更加有助于同學們對于中美關系的思考。

田飛龍（1983.04.28）江蘇漣水人，現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碩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 (2012)，香港大學法律學院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入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文科青年拔尖人才計劃（A類，2019）和北京市國家治理青年人才計劃（第四批，2019)。主要研究方向為憲法與政治理論、行政法、一國兩制與涉外法治。兼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海峽兩岸關系法學研究會理事、北京黨內法規研究會常務理事、 北京臺港澳交流促進會理事、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客座研究員、人民日報海外網智庫特聘專家、中國新聞社“東西問”特約專欄作家，中央統戰部、國務院港澳辦、國務院臺辦、北京市委統戰部、北京國家安全機關等部門咨詢專家，香港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副秘書長，澳門濠江法律學社副理事長。譯有《聯邦制導論》、《美國革命的憲法觀》等10部。著有《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香港政改觀察》、《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后占中治港》、《香港新秩序》等7部。國內知名青年憲法學者、政府咨詢專家和公共專欄作家，與海內外智庫及權威媒體保持良好互動關系，具有較高的學術與社會影響力。

二、講座分享的主要內容

在現代化的路途上，中國先后以英國、德國、日本為師，最終的學習對象為美國。因為美國是整個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尤其是在二戰之后，美國成為秩序的立法者。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最終不得不同美國進行對比、對峙甚至融入。可以從中美關系的發展進程窺探到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以1972年《中美聯合公報》為起點，美國對中國采取較為穩定和可持續的接觸政策。隨后中國逐漸同美國和解并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中。這也影響到現在人們的物質基礎和觀念基礎。但近幾年，中美關系出現脫鉤，隨后使得中美關系和雙邊外交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最后一部分是對民族復興的展望。

（一）中國式現代化：歷史與斗爭

“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二十大的思想名片和制度名片，還是中國全部發展經驗與智慧的總括性框架；不僅是民族復興的基礎，更是全球經濟復蘇與全人類和平發展的生機。如何在價值和制度的雙重層面實現民族性與現代性的本國均衡解？如何在西方先發的現代化模式及其霸權體制下實現自主發展道路的探索與定型？這是對所有非西方文明、民族與國家的規范性挑戰，也是生存性挑戰。“中國式現代化”就是中國應對上述挑戰的基本回答，也是人類現代化探索進程的新篇章。

現代化 (Modernization）本身是一個西方概念，是西方現代性 （Modernity）在觀念和制度上自我成熟與擴展的歷史過程。現代化以現代性為價值基礎和制度導向，本身具有清晰的歷史屬性和批判意識。費正清認為中國文明的現代化遭遇是刺激-反應的過程，是非自主的。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方面是模仿西方的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是在文化與制度上艱難探索自主現代化的道路。

中國現代化精英展開了前后相繼的道路探索。有以洋務運動為代表的物質（器物）現代化，其指導思想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以戊成變法為代表的制度現代化，其指導思想為康梁維新派的變法改制論；有以新文化運動為代表的文化現代化，其指導思想是新青年文化革命理論，實踐遺產是五四運動，提出了中國現代化的民主命題和科學命題。中國現代化精英對現代化道路的探索確實呈現了一個由表及里、由淺入深、不斷試錯、逐步激進化的過程，從而在現代化思想啟蒙、社會運動與制度創新層面為革命性的變革準備了基本條件。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最終領導者。

相比之下，西方現代化是人類現代化第一個成體系的思想與制度成果，是第一個被實證且現行有效的完整體系，由此帶來一種西方的自信與非西方的自卑的偶然但持久的結合，現代化是去魅化，但西方現代化成為非西方的新魅惑來源。從文化領導權與霸權利益上，西方通過將自身現代化加以普適化而持續收取非西方的經濟紅利和文化紅利，非西方的市場、制度與文化被西方強制性格式化與重新編碼，非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存在逐步成為一種非存在，成為一種喪失主體性與平等競爭資格的依附性存在。在西方現代化面前主張和實戰一種具有民族屬性及創新意涵的自主現代化道路，就必須面對西方現代化固有軟硬實力的強勢圍剿，其基本手段包括技術脫鉤、人權制裁、顏色革命及地緣政治封鎖等。西方將不依附自身的自主現代化國家視為一種威脅性的“病毒”，而所謂長臂管轄的全部思想武器和制度技術都不過是不斷升級的“殺毒軟件”而已。

中國式現代化必然處境兇險，必須經歷與西方現代化的長期斗爭才可持續及更好存在，但其斗爭具有惠己及人的世界歷史意義，既是民族復興的必經陣痛與收獲，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創生考驗。自主現代化內含的主權意識、民族文明意識和全球競爭意識，本來是西方現代化的起源密碼，卻在西方現代化霸權轉化過程中成為非西方民族的探索禁忌。西方式現代化具有內在無法克服的精神自負與霸權基因，從而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未來進程的基本處境和斗爭邏輯，且任何合作、尊重與新規則的形成都必須以有效斗爭為前提。因此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進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現代化既是最難的，也是最偉大的”，是非常精辟的科學判斷。

從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圖景和要素來看，有著自身文明根基、實踐理性和全球治理的系統方案：

其一，國情和文化要素，包括人口規模巨大、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凸顯對大一統智慧的傳承和責任，以及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東方文化理解與守護；

其二，社會主義要素，包括堅持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豐富人民精神世界、高質量發展與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范疇之精神性、公平性、發展性與民主性的整合及結構化，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實踐驗證和體系化落實；

其三，全球治理要素，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類文明新形態，這是對天下主義當代性的詮釋和踐行，是對和平發展核心價值觀的知行合一，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之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的理性參與和貢獻。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具有歷史綜合性的理論命題，也是與民族復興相伴而行的實踐命題，更是民族性與現代性在中國文化和政治場景下的全新均衡解。中國式現代化致力于民族復興與人類和平發展相互結合的文明新形態的結構性和體系性探索。這一進程正式開啟，是中國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基本姿態。中國式現代化是立足自身文明、民族性而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完備性思想和制度體系，不是復古主義、民族主義或霸權主義的歷史循環，而是民族復興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規范性創生和實踐性呈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進程，必然繼續在歷史接力和體系斗爭中前行。

（二）從接觸到脫鉤：中美關系的波動趨勢

地理大發現秩序的三波浪潮：葡萄牙與西班牙、英國與法國、美國。分別留下了澳門、香港和臺灣問題。其中美國是獨特的“新羅馬帝國”，是金融殖民主義的世界立法者！其手段有不占領土、經濟援助、民主化、WTO等。

改革開放的兩根支柱分別為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和1979年中美建交。隨后中國決定加入美國主導的二戰后主流世界秩序，追求經濟現代化和治理秩序的規范重構，但堅持政治道路的自主性！中美之間經貿互聯，聯系越來越緊密，表現在：英語文化崇拜、留學潮、好菜塢、法治現代化、信息公開、公眾參與、維權運動、選舉民主的模仿、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等等。在接觸的過程中，中美之間的摩擦也在不斷升級，1979年的《臺灣關系法》就埋下了隱患，期間還有南聯盟大使館被炸，重返亞太戰略，到近期的佩洛西竄臺等等。從中也看出美國對華政策從接觸主義到遏制主義的轉變。中美關系進入“準冷戰”的新常態。

針對中美關系的新變化，中國應采取相應的應戰框架。中國需深化與非美經濟體的廣泛聯合和貿易、聯動發展一帶一路與粵港澳大灣區、加大高科技政策支持力度、確立“技術主權’等等。

隨后田教授提到了中美關系的四個意象。首先是G2，關于中美共治的幻想。意象之二是藤樹關系，藤為中國樹為美國，二者關系為攀附、競爭、超越。意象三為半脫鉤，中國已深入全球體系，并不能完全脫身。最后一個意象為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二者各自為體系，最終是否一戰還是未知。田教授在這部分給同學們隆重推薦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和《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

田教授指出，中美是否能夠攜手發展、沒有沖突？從古希臘的內戰史來看，似乎并不樂觀。美國到底是負責任地相向而行，還是一味追求冷戰遏制路線，甚至極端冒險地推進臺灣的“烏克蘭化”，都還是無法看清的前景，也是中美關系未來結構性風險所在。但至少，中國已經敢于在外交上給美國劃底線，最近的G20巴厘島峰會顯示，中美互動規則出現了關鍵性變化，劃線能力反映的不僅僅是主權實力，還包括全球治理能力。因此田老師建議同學們不要僅僅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當成一部單純的歷史學著作來看，對于古希臘戰爭的記敘的背后，是包含了豐富而深刻的、以歷史敘述的方式體現出來的政治哲學思想。書中所記載的驚心動魄的歷史，其實對目前正發生的現實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修昔底德筆下，人本身受制于多種因素，這就是“人的限度”，人的限度劃定了人的行為的最大范圍。戰爭開始時，雅典占據優勢。在財力上，相比斯巴達，雅典比較殷實。但雅典的劣勢是不擅長陸戰。所以，面對擁有強大陸軍的斯巴達，雅典的軍事領袖伯利克里定下的作戰策略是，任憑遠道而來的斯巴達軍團如何挑釁，都壁壘堅守。這樣，斯巴達會因為長途物資運輸不便，而面臨日漸財庫日漸枯竭的狀況。所以，伯利克里希望以此法拖死斯巴達人。但是，斯巴達人對雅典城的圍困也導致了雅典商人生意的停滯。同時，斯巴達人還在雅典城外大肆破壞農田和房屋。所以，要想堅持伯利克里定下的作戰方針，務必要求雅典城內部所有人都放下個人利益得失、精誠團結、一致對外。

可是雅典內部不團結。雅典的商人集團奉行功利化的個人價值觀，對于戰爭帶來的個人損失不滿。而平民們也早就對商人集團把利益統統裝進自己腰包中的做法感到不滿。雅典內部人心不齊，矛盾潛伏。有此矛盾在，持久戰就不可能持久得下去。果然，在戰爭開始沒多久，主持政局的伯利克里因為瘟疫去世后，雅典各派立即推動了作戰思路的改變。商人為了盡快開展貿易，主張與斯巴達速戰速決；平民為了減少損失，盡早復工，主張與斯巴達速戰速決；政治投機分子，比如亞西比德等，為了在雅典城贏得更多聲望，也四處奔走，呼吁與斯巴達速戰速決。在多股力量聯合推動下，終于雅典的民主政府放棄了“固守不出”的基本戰略，選出三名激進派將軍，開展主動進攻。由于不能堅守，這些由雅典主動發起的戰斗全部慘烈地失敗了，堅守的紅利也消耗殆盡。面對大敗，雅典城開始面臨危局：一方面是作戰失利，國際形勢開始向斯巴達一邊倒去；另一方面是激進作戰耗費了更多財富，導致雅典城公庫空虛，民眾手頭也不寬裕。于是，民心更加浮動了起來。

再后來，矛盾總爆發了。一直潛伏著的雅典反對派，也即舊氏族勢力，裹挾著一部分對商人集團感到不滿的平民力量，又借著斯巴達、波斯等外部勢力的支持，利用這個機會發動了政變，奪取了政權，將雅典的民主制改為寡頭制。雅典的民主政府失敗了。雅典城的失敗，就是從人心的貪婪、自私開始的。由于貪婪、自私，所以放棄了持久戰。放棄了持久戰，雅典人螺旋下墜的歷史進程便也啟動了。

（三）新型中美關系：平視外交與清單式互動

在剛剛結束的G20巴厘島峰會上，中美之間制定新規則，美國習慣于給中國提清單，這次中國也給美國提清單。再加上平視外交，證明美國的霸權法則基本失效。然而，新型大國關系新面臨的問題是——承諾后執行難。因此田教授表示需要加強外交承諾的監督機制，需要進一步落實為紙面協議、要把領導人互信作為執行保障、充分發揮國際法監督機制、嘗試使用單方制裁機制、設立對外交失信的救濟機制等等。

（四）面向世界的民族復興：新秩序的前景

如果說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相續發展，那么新時代則是對既往傳統與成果的歷史綜合，甚至這種綜合不限于黨的教義和體制內部，而觸及了對中華文明本體的和解與依存。二十大報告正面肯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以中華文化為本位，采取一種類似“通三統”的方法論處理1840年以來呈現斷裂狀的新舊文化因素。而十八大以來，政治基調發生了顯著的變遷，開始以前所未有的意志、智慧和執行力對外推行“一帶一路”，對內聚焦“制度建設”，全力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國。這標志著新時代成為了一個本質上的“新時代”，一個“二期改革”的時代，而不是僅僅具有自我主張的主觀意義或者歷史時間自然推移的意義。新時代之改革是一種超越了之前“經濟改革”的“全面改革”與民族復興的體系。其中改革的五大領域為：全面的文化復興、全面的黨政融合、全面的反腐廉政、全面的國際化與全球治理、全面的承受壓力與負重復興。

田老師認為，在21世紀，中美關系依舊會出現波動，原因如下：

其一，中國的改革開放基本成功，新時代的結構轉型和進取方向基本正確。這就造成美國的空前恐懼和壓制，不再做綿羊不是中國的錯，作為文明大國的正當發展權利無可指責和阻擋。

其二，美國文明本質上仍然是一種羅馬帝國文明的當代展開。美國內體制的民主化與公民社會文化未能嚴格馴化其帝國霸道，但其霸道行為與力量存在致命弱點，其與盟友體系構成的寬泛帝國架構也無法真正做到政治上的緊密團結和一致對外。

其三，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戰略重點在于硬實力闖關和軟實力重建。硬實力方面需要進行科研創新體制的重大改革以支撐思想與科技的頂層突破，軟實力方面需要借助“一帶一路”框架發展出一種本乎中華文明而兼采多種異域文明的人類和平發展新文化，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講好人類和平發展的共同故事。

田教授說到，新時代對于學界和在場的同學們提出了重大的挑戰。在新時代，我們需要完成前所未有的事業，經歷重大的挑戰和斗爭，產出重大創新。因此，我們只學習西方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進行“知識的突圍”。

新改革在美式超限戰下，最大的困境是一種“知識赤字”。中美競爭，表面是貿易戰，中層是技術戰，本質是思想與價值觀之戰。然而當代中國的知識階層及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無法應對已然到來的美式超限戰：

其一，政治文宣話語有控制力，無競爭力，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盡管這一套思想控制體系仍然有其國家理性上的必要性，但在中美的世界性競爭中難以穿透國界，獲得國際社會的理解與認同，更關鍵的是宣傳本身只是思想的媒介，而不是思想本身，甚至反噬思想活力與思想生產的自然理性過程。

其二，學院派知識話語高度歐美化。按照西方學科體系、范式與評價標準建立，片面而過度地追求以美國模式為標準的國際化，其知識生產不僅無助于中國自身話語權及其科學體系的建構，甚至起到相反的抵消和阻滯作用，這勢必加重新時代改革進程中的思想內戰與知識對立。

其三，改革開放以來的知識積累存在結構性缺陷，高度依賴歐美而嚴重忽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造成中國學術現狀與 “一帶一路”建設的脫節和背離。

其四，支撐與美國進行體系性競爭的最為關鍵的金融與傳媒領域，我國之觀念與機制仍然處于相當落后之狀態。

新中國與新世界是以歷史綜合、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任務的新時代是改革開放的“二期”，甚至是定型和成熟的決定性時期。中國需要相應進行適應這一歷史大轉折的國民動員、知識創新、技術闖關、海外利益保護與有原則地管控美國對華 “超限戰” 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和挑戰。民族復興最后一公里注定千難萬險，其道路必然是由犧牲、鮮血、偉大的知識生產與政治決斷所鋪就。

最后田老師引用毛澤東主席于1930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寫到的話；“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三、講座互動與問答環節

在講座的最后問答環節，田飛龍老師、呂洲翔老師和秦博老師互動探討，三位老師也與同學們進行了互動探討，把本次課堂推向了更高境界。國別與區域研究課程上的每個小組都向田老師提出了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以及未來中美關系走向相關的問題。具體討論話題包括：中國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美“言論自由”的定義及案例、中國境內外企商業版圖與擴張、近年移民潮走向及原因等。同學們頭腦風暴、集思廣益、踴躍發言，和田老師進行了犀利的、深度的交流與討論。田老師也耐心地為同學們答疑解惑，援引古今中外的案例讓同學們立足于現實看待每一個問題，鼓勵大家多運用批判性思維進行獨立思考，面對網絡上紛繁錯雜、真真假假的信息要具備基本的辨別與分析能力。同時，作為當代中國青年努力學好專業知識，為中國現代化發展貢獻力量。

有同學提問，表示不少現代青年和大學生傾向于認為中國沒有言論自由，而羨慕西方的言論自由。在談及言論自由這一話題時，田飛龍老師從他去過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歷談起，認為西方的言論自由是有具體標準和限度的，言論自由存在普遍法理和邊界理性；田老師認為，在當代，在包括美國的西方國家中，言論自由重新遇到了一個新的專制結構，這就是西方的媒體霸權和平臺霸權。田老師舉例說，如果去采訪特朗普先生，他一定會告訴你美國是沒有言論自由的，有哪位他的推特賬號被推特封禁過很久。如果你問特朗普先生，美國的媒體平臺是不是真正多元而自由的，特朗普先生多半會告訴你，美國的媒體平臺有，尤其是收視率大的平臺，后面有著龐大的資本集團。所以，美國當代的言論自由逐漸地成為一種意識形態，重要的不再是言論自由本身，而是資本塑造下的一種表面是言論自由、但實際上是西方列強、尤其是美國單方面壟斷的對特定價值的解釋和特定制度的實現方式的意識形態。一旦其他國家和民族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和歷史傳統的方式去實踐言論自由的時候，往往會被美西方判定為不合規、不合法甚至是反動的專制的，以至于美國的霸權性意識形態已經成為一種世俗性的新宗教。田老師建議同學們可以把美國的霸權理解為歐洲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這樣便于理解言論自由的美西方維度——因為言論自由已經被美國當成了統治世界的武器在使用，就像它的人權標準一樣，在全球化的國際政治斗爭當中遭到了異化，而發展中國家的不少學人，還沒有就言論自由來結合自身民族和國家的憲法制度和社會實踐進行理解、缺乏在不同價值之間的歷史比較，所以還沒有形成系統化的、學理化的認識，以至于我們對于言論自由的理解往往只能根據西方媒體開出的“教科書”、依據國內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對言論自由相關知識的二手販運。這樣一來，也制約著我們突破言論自由的表面去進行結合具體國別和政治治理宏觀結構的深入理解。田老師總結說，言論自由不是輕率的議題。如果簡單回答，很容易，就是立場站隊，而系統完整的回答，需要做很深入的學術研究和比較。

在西方生活了十五年的呂洲翔老師也表示，任何地區，包括西方的言論自由是有限的，西方和中國的言論自由都有自己的限度和范圍。他舉例說到，Youtube，臉書和推特等西方網絡平臺如果發現有不符合其價值觀的言論，后臺會迅速處理，進行限流，或刪號，youtube是有嚴格的審核機制的，所以，歐洲國家的網絡是有“防火墻”的。呂老師還舉例說，對于很多時事類的敏感議題，如果不符合西方意識形態標準，歐洲民眾是很難從自己國家的媒體上看到不同聲音的。呂老師總結說，在任何國家，言論自由必須在法律框架下，個人的言論自由更像是right而并非完全的power甚至force。

在西方、東南亞以及中國香港學習、工作、生活過多年的秦博老師也從自己的過往經歷和學術觀察分享認為，言論自由是文明社會中公民的基本權利，但是自由不是絕對的，更是有邊界和尺度的；言論自由也不是普世的，而是需要在不同的文化、民族、宗教等坐標中去具體審視。從人類學的眼光來看，如果僅僅非常簡單地理解言論自由，那么，不少東南亞的部落、太平洋的海島社會擁有著非常大的言論自由度，其言論自由的邊界比很多現代主權國家都要寬泛太多。太多的事實告訴我們，西方的言論禁忌非常多，雖然有相對自由的部分，但有更多非常不自由的部分。西方喜歡標榜自己的言論自由來打壓別國的言論自由，其實西方的言論自由是定向的，是必須符合西方政治正確的，其本質是掌握輿論話語權的統治階級及其背后資本利益集團的自由，是資本和權力相結合的自由，而不是西方人民的自由。秦老師贊同呂老師對于西方言論自由的現實觀察和事實分析，并指出，如果西方輿論霸權的高墻越來越高，那么西方民眾以及西方附庸國家的民眾就會越來越被資本與權力裹挾，也越來越難看到真實的世界。中西方的言論自由都有各自的體系和邊界，如果把言論自由絕對化，否定言論自由與責任的內在聯系，這并非明智之舉。

圍繞疫情防控近期出現的種種現象和看法，同學們心中都有自己的疑問，田飛龍老師回答到：其實用“防控”和“躺平”這兩個概念本身是失真的。這兩組概念都直至抓住了一些基本的要素，但忽略了很多關鍵信息，比如，中國的動態清零也不斷的在朝著精準化防控和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可持續方向做調整，而且美國其實根本沒有真正躺平。美國這三年的防疫的物資，包括口罩，包括基礎藥品的原材料，還有檢測試劑，實際上很多依賴中國生產和出口，美國在貿易戰和關稅戰上把很多對中國卡脖子的物品項目列入了制裁的范圍和高關稅的范圍，但是唯獨對防疫物資網開一面。因為一直以來，美國社會消費了、占用了中國防疫物資的相當一部分，所以其實美國根本沒有真正躺平。而且我們會發現，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防疫上面完全躺平，他們仍然對重點的單位，比如軍隊，比如醫院，比如學校強調檢測，強調疫苗的注射率，然后強調要戴口罩。美國拜登拜登總統與其核心的國家安全團隊是堅持24小核酸檢測的，他們每天都要做核酸，他們躺平了嗎？絕無可能，所以這個躺平之說，其實也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建構，它只是精準防控的另外一個側面，其對重點人群，重點單位，尤其是所在國家的精英層，一定是保護的。真正躺平的是什么人呢？是那些中下階層，對社會貢獻力弱，或者有基礎病的那些人呢？他們處于社會保護網之外。如果我們把這些觀察跟分析納入進來，我們就會發現很多尖銳對立的意見會相對柔化很多，很多誤解會重新得到理解。所以我們還是要回到真正的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兩個層面去觀察新冠疫情的防控，同時也對影響中美關系的一些變量有一個真正科學的穩妥的這個理解。我們需要有歷史的縱深，我們需要有真正大數據的采集分析，我們也需要有對這個文明多元性、差異性及內在合理性的信心以及信任，這樣，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中國學者，中國學生，才能立足中國大地，才能在我們面向世界的時候，既不自卑也不過分自大，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恰如其分的自信，這是當代中國人健康人格應該有的狀態。田老師最后總結道：年輕人要體驗真實的中國，不要僅僅從網絡上來感受。要有對大勢的判斷，如果判斷不了歷史大勢，就會失去將來，也會失去自己人生最精彩的機會。

【報道：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2022級碩士研究生孟思奇、涂曉蔓、譚鑫玥（排名不分先后，以姓氏筆畫為序）】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萬邦圖治國別區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