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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務》網站2022年8月17日刊載了美國著名國際關系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關于烏克蘭戰爭“升級”的預測分析。這一升級甚至包括了有限度“核戰爭”的可能性。與多種來源的西方樂觀分析不同，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與北約集團對俄羅斯的戰略轉向了一種傲慢和漫不經心的“極度削弱”路線，試圖無限武裝和支持烏克蘭以取得對俄羅斯的軍事勝利，最終逼迫俄羅斯簽署屈辱性和約，由此奠定北約東擴的最新戰果并刷新美國霸權地位；而俄羅斯同樣追求更有利的軍事勝利與和約條件。

烏克蘭戰場上的雙方經過初期的相互試探和節制后，已陷入近乎絕望的僵持和對峙：烏克蘭的財政與軍事資源幾近耗竭，俄羅斯也承受著巨大壓力，但由于彼此戰略較量的意志和目標的直接沖突，和談幾乎完全邊緣化。米爾斯海默無疑是以“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大國政治悲劇論，進一步科學分析和準確預言了烏克蘭戰爭的黯淡前景與世界和平的絕望處境。

烏克蘭戰爭之爆發與僵局化，乃至于升級成某種程度和規模的“核戰爭”的可能性，是對聯合國治理框架有效性和大國政治博弈理性的巨大諷刺。我們從中可以做如下的解讀和分析：

第一，美國霸權及其寄生體系是大國政治悲劇的主要根源。美國霸權與眾不同。根據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的概括，美國霸權是終結其他一切霸權的霸權，是全球體系范疇的至上霸權。

這里存在兩層含義：其一，美國霸權的絕對實力超過任何其他國家強權；其二，美國建立了具有全球帝國性質的體系性霸權，其實際力量通過盟友體系得以放大和鞏固，北約集團就是其力量最強大、聯系最緊密的霸權工具。美國若要獨自抗衡俄羅斯，或許有些吃力；但北約集團的加入顯然可使俄羅斯面臨艱難處境。理解美國力量，不僅要研究其國家體系，還要研究其盟友體系，掌握其力量乘數放大的規律和機制，否則無法準確理解和應對美國的戰略選擇和對抗趨勢。

第二，美國的民主軟實力及其對斯拉夫民族主義的價值壓制，是俄烏纏斗的重要因素。

普京的政治哲學是斯拉夫民族主義，其最重要的戰前演講提及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歷史統一性。這一民族主義具有傳統的“文明共同體”性質和傳統帝國的價值取向，不等于重建俄羅斯帝國，但具有對俄羅斯及其所代表的斯拉夫文明的歷史神圣性的追溯與重建。杜金的新歐亞主義與普京的斯拉夫民族主義存在價值重合。

與普京民族主義相沖突的意識形態有兩個：烏克蘭民族主義和美國自由主義。普京的民族主義是文明型的歷史民族主義，而烏克蘭的民族主義是主權國家的現實民族主義，存在大小、強弱之別。但若僅以此維度分析烏克蘭戰爭，可能即刻陷入對俄羅斯侵略性甚至強權政治的指責。

事實上，烏克蘭的主權民族主義是寄生于美國的自由霸權主義之上的，烏克蘭要加入北約，就是要全盤接受美國主導的大西洋自由主義。這是一種源自美國新教倫理與民主個人主義的新型意識形態，借助人權價值的現代性和民主政治的現實性確立政治體系的合法性。這是美國的民主軟實力，盡管有霸權因素，但也有西方五百年來政治現代性凝聚積累而成的價值正當性。在英文主導的傳媒世界里，反俄主義正成為一種新的政治正確，這正是美國民主軟實力的某種投射和支配。

第三，烏克蘭主權民族主義開啟民主化與西方化的雙重進程，刺激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激烈反應。

烏克蘭的抵抗，既有主權民族主義的現實性，也有美國自由主義的理想性。普京的斯拉夫民族主義或許確有歷史根據，但美國自由主義以其人權與民主的理想話語和現實實踐，確實提供了某種無法忽視的“想象共同體”的強大誘惑與政治建構空間。美國成功PUA了烏克蘭。烏克蘭為了這一“想象共同體”的前途，不惜抗拒和遠離斯拉夫民族主義。這既是烏克蘭政治現代性的落實，也是烏克蘭與美國自由霸權體系的結盟。由此，烏克蘭的民主國家建構與烏克蘭加入美國霸權體系就成為同一過程。這一進程造成與俄羅斯文明民族主義的規范性的、不可化解的矛盾沖突，由此，戰爭可悲地發生并陷入僵局。

第四，極度削弱俄羅斯是一種國際政治的危險游戲，對美國霸權和世界和平都將是無法逆轉的損害。

美國氣勢洶洶，意氣滿滿，試圖憑借同盟體系的長期援助甚至非正式的軍事介入（運送武器、情報支持、軍事訓練、雇傭軍、財政支持、輿論支持等），使俄羅斯陷入一場痛苦和殘酷的消耗戰，最終以烏克蘭為代價極度削弱俄羅斯，將其趕出大國強權行列。

美國小心計算著援助力度與挑起核戰爭的危險邊界條件，但對于削弱俄羅斯的戰略想象和興奮逐步超越了最初的戰略審慎。米爾斯海默觀察到的就是這樣的可悲轉化。由于美國缺乏必要的戰略節制性和對自身力量限度的清醒認知，烏克蘭戰爭正逐步陷入一種“醉漢戰爭”，美國被勝利的美酒提前灌醉并添油式地不斷卷入，而俄羅斯最低限度需要確保不戰敗，因此雙方必然訴諸越來越激烈的軍事手段和戰場烈度。烏克蘭是犧牲品，只是檢驗和鞏固美國霸權的“戰場”，而絕非美國真正愛護的“盟友”——況且在法律意義上，烏克蘭并不是美國任何意義上的盟友。

烏克蘭戰爭的升級游戲，最終將反噬美國霸權本身，并使世界和平遭遇二戰以來最為嚴重的威脅與挑戰。

更關鍵的是，俄羅斯不可能被極度削弱，其強國地位并非來自歷史機會主義，而是世界歷史的常規演變與博弈：

其一，俄羅斯作為戰斗民族，其戰爭意志、苦難耐受性以及對報復正義的執念，決定了其很難被徹底打敗，也不可能接受成為“二流國家”這一屈辱性的和約條件。

其二，俄羅斯的處境與對外關系并不真正孤立。明確制裁俄羅斯并支持烏克蘭的主要是北約盟友及美國控制的其他區域國家或國際組織；但同樣有相當數量的國家要么中立，要么對俄予以支持。從而，烏克蘭戰爭呈現出“分裂世界”的特征。

其三，俄羅斯啟動了戰時經濟體制并尋求廣泛的外交與外部資源支持，在能源工具和金融替代安排方面做得較為出色，逐步探索出在美國“全體系制裁”之下的生存之道，導致美國制裁效果日益下降，美國盟友叫苦不迭，西方緊密一致的制裁體系出現嚴重裂隙，面臨崩潰。

其四，中美的“新冷戰”對抗及“中國威脅”的中心特征，導致美國無法集中力量削弱俄羅斯。美國試圖推動“臺灣烏克蘭化”的危險地緣游戲遭到中國的堅決反制，美國試圖同時與中俄對抗，而這一冒險的國際政治路線反向推動中俄更緊密地互動與合作，客觀上造成美國霸權處境的微妙不利轉化。

總之，烏克蘭戰爭是核威懾與核平衡條件下的一場近似于“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激烈沖突。美俄都沒有直接沖突的意愿，但各自戰略目標的直接沖突和具體戰場的僵局化導致了升級預期。戰爭打的是各自實力，追求的是不同的和約條件。比照朝鮮戰爭的最終實力平衡與《板門店協定》的艱難簽署，烏克蘭和約必然是非常艱難的未來目標，過程錯綜復雜，兇險無比，代價高昂。

在抵達和約時刻之前，美國霸權及其盟友體系仍會以極端懲罰俄羅斯的方式推動戰爭升級，而俄羅斯也必然會動員一切內外戰爭資源確保自身不失敗，并尋求局部的有利戰果。烏克蘭無法決定是否戰斗或和平，唯有在美俄最終相互消耗到達戰略臨界點，美國感受到自身力量局限性，俄羅斯有意愿實現有限的地緣政治目標，雙方關于和平與安全的基本訴求與構想達成大體共識之時，烏克蘭和平才有可能實現。

無論如何，長期來看，美國霸權不會勝出，俄羅斯不會出局，烏克蘭必然被犧牲（主權與國家尊嚴不可能保持完整），而歐洲會被普遍削弱，從而催生出美國霸權體系心臟地帶的信任危機與世界多極化的重新構造。烏克蘭戰爭為東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崛起提供了世界歷史機遇，但具體演變與新秩序到底如何，仍在未定之天。

和平的幻想結束了，二戰后的國際法遺產面臨清空，而新和平將奠基于何種價值和秩序？這一問題考驗著全人類的想象力、道德理性和制度合作能力。在21世紀的全球秩序建構中，美國在道德和實力上都不可能繼續作為唯一中心，烏克蘭戰爭或許就是轉折點。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底線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