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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洛西以霸權背景的“民主理由”踐踏“一個中國”底線，中國則以“主權國家理由”展開綜合性反制斗爭，推進對臺灣地區的軍事控制和統一態勢的加速形成。佩洛西風波客觀上刺激加速了新時代兩岸統一進程的新常態塑造。2022年8月10日，中央發布第三份涉臺白皮書《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開啟了以兩岸完全統一為清晰目標的歷史進程與行動框架，以“反臺獨、反干預、促統一”作為新時代國家統一的完整法理邏輯。

8月2日之夜應該說是中美關系史、兩岸關系史以及世界和平秩序史上的一個重大時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也就是美國官方的三號人物，不顧中方一再反對，不顧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明確規定，悍然進入了臺灣，也就是所謂的“訪問”臺灣。這是美國背信棄義的表現，可以說顛覆性地挑戰了中美關系中關于臺灣問題的基本共識和相互承諾。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作。佩洛西的冒險闖關給中美關系、兩岸關系以及世界和平秩序均造成了巨大沖擊。比如世界各個陣營、各方勢力不得不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在美國涉臺政策問題上表態站隊；再比如中國政府必然會對臺獨勢力及外部干預勢力進行反制，通過法律打擊懲治推動臺獨的各種力量。

為了反制臺獨，大陸組織了環繞臺灣全島的前所未有的實彈演習。這一實彈演習當然是為了維護和平，打擊臺獨勢力，震懾外部干預勢力，是升級化的維護和平、主張中國主權權益的正當行動。但是這一行動卻不一定能夠被臺灣社會以及美西方較好地理解。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還需要進一步去加以法理澄清，理論斗爭遠未結束。

臺灣問題是一個足夠復雜的問題，我們要從歷史、法理、世界體系等多個層面和維度解剖它，了解其來龍去脈，才能對今日所呈現的地緣政治危機、中美關系危機、兩岸關系危機、世界體系秩序危機形成透徹的理解。

“佩洛西風波”與今年年初爆發的烏克蘭戰爭，構成了二戰之后歐亞大陸西端和東端重大的地緣政治波動事件。烏克蘭戰爭標志著俄羅斯和北約之間尋求和平安全法律架構努力的失敗，最終使烏克蘭陷入戰火，至今仍然是僵局，找不到合理的制度化的解決方案。在臺灣問題上，美國也重新用冷戰思維、遏制戰略來打臺灣牌，將臺灣烏克蘭化，試圖用臺灣拖住中國民族復興的進程，挽救美國霸權下沉的趨勢。

美國在歐亞大陸西部用烏克蘭問題，在東部用臺灣問題，分別遏制俄羅斯和中國正當的民族復興以及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發揮。這背后透露出的就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這種霸權主義與聯合國憲章、與多邊主義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都是不符合的，只能帶來大國之間關系的惡化、地緣政治的激烈動蕩，以及相當廣泛的范圍內產業鏈的損害、人民經濟生活及安全感的波動。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了解到的。

具體到臺灣問題上，我想首先從歷史的維度來跟大家講一講臺灣問題是如何產生的，它的性質是什么。我們只有知道它從什么地方來、經過了什么，我們才知道未來它會往哪個方向去。

關于臺灣問題的產生，中央其實已經論述得很清楚了：臺灣問題是因民族積弱而產生的。在外敵入侵、內部動亂、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特定年代里，臺灣作為原本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體系的邊緣部分，被外部勢力侵占并進行殖民統治，與主體的政治秩序分離開來；反之，當中華民族重新強大起來，具有政治的聚合力、文化的影響力、對外部勢力的反制力，臺灣問題也會因民族復興而得到解決。

所以臺灣是被分離出去，還是回歸統一，亦或是處于目前既沒有臺獨化也沒有完全統一的中間狀態，都是從民族弱亂到民族復興轉變進程的階段性標志。這表明我們民族復興確實還有非常艱難的最后一公里要走，不走完這“一公里”，臺灣問題就不會得到順利解決。

所以，從民族弱亂到復興的長期的歷史演化史觀來看，我們就可以理解到臺灣問題的本質：它與民族復興的波動周期有關，民族弱，則臺灣有可能分離；民族強、民族復興，則臺灣一定回歸。所以臺灣必然回歸表達的是對民族復興的信心。

結合臺灣及其與大陸關系的具體歷史來看，在晚清末年甲午戰爭時期，根據屈辱的不平等條約，臺灣被割讓給了日本，受到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這50年的殖民統治對臺灣問題后來的國際化以及地緣政治斗爭秩序的形成是有深刻影響的，因為日本因素對臺灣社會、對臺灣現代化進程、對臺灣人的認知、對臺灣透過日本而對西方世界形成的印象有著層層累積的影響。臺灣的一些精英階層對日本的情感和心理依賴，也是阻礙兩岸和平統一的重要因素。

經過50年的殖民統治后，臺灣于1945年光復。但是，無論是228事件的爆發，抑或是臺灣內部族群間逐漸兩極化的撕裂對抗，都反映出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治治理并沒有取得成功。

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臺灣問題成為了內戰遺留問題。臺灣之所以還存在具有治理功能的類政府體系，是因為中國內戰沒打完。如果我們當初“宜將剩勇追窮寇”解放臺灣島，今天的臺灣問題也就不復存在了。臺灣沒有被解放，是因為當時我們的力量并沒有強大到可以跨海作戰直接解放的程度，也與朝鮮戰爭爆發之后國家統籌朝鮮問題與臺灣問題做出的戰略權衡有關，當然美國的軍事阻撓與冷戰封鎖是關鍵因素。

所以，臺灣問題是在整個民族復興波動周期里、在國共內戰的節點上被催生出來的。但是，1949年分治大陸與臺灣的國共兩黨盡管有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卻有共同的民族主義的政治基礎，也就是“兩岸同屬一中”的觀念，這也就為1992年的“九二共識”做了早期的鋪墊。“九二共識”本質上是對1949年兩岸分治時已經存在的民族主義共識的再確認。

此后，經過島內的民主化、民主鞏固和政黨輪替，國民黨政權被本土化的民進黨政權取代。這就使得島內多黨制的民主選舉與本土主義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深度結合，再加上長期親美并受美國控制，臺灣逐步成為美國“準殖民地”，民進黨循此進行相應的國際政治角色的自我設定。臺灣島內認同并且積極主張和追求統一的人士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不斷下降，臺灣的本土力量和親美力量處于上升狀態。島內的民主選舉并沒有能催生出兩岸和平統一的集體理性，而是產生了傾向于臺獨主義、本土主義的民粹化結果，對兩岸統一產生了負面影響。

從兩岸關系之外的維度來看，臺灣問題還涉及中美大國關系，也涉及在二戰后的整個世界體系里國際法秩序的構造與斗爭問題。一個中國原則在國際法秩序上主要體現于誰是一個中國真正的政治代表。1949年新中國建立，但由于種種國際政治因素，聯合國的席位仍然被臺灣國民黨政權占據，經過不懈的外交努力和政治斗爭，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71年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1年的聯大2758號決議在國際法層面包括了兩個主要內涵：首先，確認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原則；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治代表，國民黨政權沒有代表權。

最前提性的問題是“一個中國”，在此前提下才討論到誰是這一個中國的政治代表？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今美臺勢力削弱或顛覆2758號決議的企圖，實際上是對國際法原則的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已經不僅僅是中國政府自我主張的主權原則，而是經過國際法程序以聯合國大會決議的方式所確認的原則。2758號決議不容挑戰的國際法地位也是中國在國際社會主張一個中國、主張統一的正當性時，獲得很多國家和團體支持的重要原因。

在這次佩洛西事件中，我們也注意到，聯合國秘書長和有關機構的負責人都明確發言支持一個中國原則、支持2758號決議，這顯示出美臺試圖推動所謂的“臺灣國際化”、甚至試圖推動臺灣重新加入聯合國，制造所謂“一中一臺”、兩岸互不隸屬的分裂主義政治圖謀不符合國際法的原則和框架，是不可能成功的。

從中美大國關系的角度來看，1979年中美建交的一個重要政治基礎就是通過《中美聯合公報》牢固確認了一個中國原則。在該公報中，我國稱“一個中國”為“原則”，也就是定海神針般的根本性準則；而美國的官方表述則稱之為“一個中國政策”，“政策”似乎是靈活的、流變的。因此，從1979年開始，關于“一個中國”的內涵及約束力，中美之間就存在認知的差異。隨著中美關系的大局、中美之間合作與競爭的比例的變化，這一認知差異的大小也在不斷變化。

改革開放之初，中美戰略上相互需要：美國要依賴中國在對抗蘇聯方面施以援手；而中國改革開放也需要在經濟建設上利用甚至一定程度上融入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所以，1979年中美建交時，臺灣問題作為有一定共識的問題被擱置了下來，求同存異，客觀上有一定的戰略模糊性。

在此之后，中國不斷強化與鞏固一個中國原則，并開展與美國的外交與話語斗爭，美國卻不斷削弱該原則。美國關于一個中國政策的法律基礎的建構具有內在的矛盾、曖昧以及機會主義的特征。

例如，美國現在表述完整的一個中國政策的法律基礎存在于三份文件中：其一是說給大陸聽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其二是說給臺灣聽的所謂“對臺六項保證”，其三是作為美國國內關于涉臺問題之基本法律的1979年所謂“臺灣關系法”。

其中，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作為行政協議，在法律上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被美國的外交官和政策學者認為在效力上低于作為國會立法的“臺灣關系法”。在2018年“對臺六項保證”被納入美國《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成為法律條款后，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相對地位再度下降。

隨著2016年特朗普上臺，美方試圖挑起“中美新冷戰”，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不斷后退，不斷增加對臺軍售，以及號召其盟友支持“臺灣國際化”，在臺灣問題上極限施壓，不斷挑戰和觸碰中美關系中關于臺灣問題的底線。

此次佩洛西竄訪臺灣，不過是美國以新冷戰方式利用臺灣牌極限施壓的最新負面結果——只要美國按照新冷戰的邏輯向前推進，就一定會走到像佩洛西竄訪臺灣這種極端對抗事件當中去，引發相應的地緣政治風險。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以合作還是對抗為主的晴雨表。佩洛西事件本身就表明，中美建立極端危險事件的戰略護欄機制實際上已經失效。

以上是臺灣問題的歷史經緯和法理上的曲折反復，只有了解了這些，才能明白今天各方到底在爭執什么、為什么臺灣是中國絕不能退讓的核心利益，以及為什么民族復興要跟臺灣回歸、國家統一掛鉤。

我們再回到佩洛西事件及其余波。從拜登政府上臺以來，美國政治內部有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聲音屬于“經貿和解派”。經過兩三年的貿易戰，美國不僅沒能敲詐遏制中國，反而使自己處于高通脹、產業鏈緊張的狀態。經濟界人士認為，只有修復與中國的經貿關系、緩和與中國的關稅之爭以及科技封鎖等，美國經濟才能得到有效的恢復，重獲增長活力。

很多企業家和智庫代表都提出意見，認為美國如果尋求和中國脫鉤，會對美國經濟和領導力造成巨大損害，這種自殘式的冷戰是不可持續的，簡單套用美蘇冷戰的經驗不能挽救美國霸權下沉的危機，所以美國要轉變思路，與中國緩和關系，更加精細理性地管理中美關系。由此可見，美國國內政治思想和利益頗為多元，仍有部分有識之士能夠正確理解中美之間的優勢互補以及中美極限斗爭的損害。

但另一種聲音更強勢，可稱為“體系冷戰派”。美國國內還存在著相當一批冷戰的鷹派和意識形態化的全球主義者，這些人在民主黨中占據相當大的比例。他們認為必須從霸權保衛戰的角度、從文化斗爭和意識形態斗爭的角度，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他們有深刻的危機感，認為如果不能在五年內遏制住中國，那么中國就會無法遏制。

可問題在于，為什么一定要遏制中國呢？中國與美國文明有差異，發展道路、政治制度有所不同，但這都是人類政治文明可以呈現出的多樣性。難道人類文明只能有美國一種？人類的宗教或信仰體系只能有基督教一種嗎？顯然并不是。所以美西方一定要遏制、消滅別人，一定要讓別人臣服于自己的一元主義世界觀，本質是反自然、反人類的。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經常奉行這樣的霸權邏輯。以佩洛西為代表的美國民主黨政治集團正是這樣的一群全球主義者，一元論的價值觀中心主義者。

佩洛西竄訪臺灣事件具有這樣一些地緣政治與世界體系內涵：

其一，該事件代表了美國冷戰鷹派企圖把臺灣建構為一個冷戰的前哨，要讓冷戰的鐵幕在臺灣海峽落下。在這種情況下，兩岸和平統一無從談起。

其二，佩洛西是非常自私的政治人物。她試圖通過冒險訪問臺灣突破雙方以往的默契及明文規定的方式，表現出對華強硬的態度，從而為民主黨拉選票、為岌岌可危的民主黨選情助推、為自己尋求最終的歷史定位和政治收益。但這一舉動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她由此造成中美惡斗、美國利益進一步受損，未能使選民實際獲益，就反而會喪失選票。

這是一次美國政黨選舉政治的危險操作，這種危險操作也反映出美國民主選舉文化的惡劣化——為了選票、為了轉嫁國內政治矛盾，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可以把風險和矛盾轉嫁到任何其他的地方，以鄰為壑、以萬里之外的鄰為壑。這是非常自私的做法。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圖源：IC photo）】

其三，民主黨希望借此推動其維護霸權體系的政治議程。美國試圖在世界政治體系的意義上用北約拖垮俄羅斯（烏克蘭戰爭就充分反映了這一地緣政治本質），再用臺灣問題拖垮中國。現在的佩洛西訪臺，以及后續可能會出現的美臺關系升級、美國的盟友共同支持臺灣等，會造成中國在臺灣問題上越陷越深。美國試圖推動臺灣的烏克蘭化，借助臺灣問題的膠著緊張狀態挑動地緣政治的神經，建構亞洲版的北約。

無論是印太戰略的大框架，還是印太經濟架構的底層基礎設施框架，都反映出美國似乎也要把亞洲的盟友變成亞洲式的北約體系、變成美國支配控制下的地緣政治工具。臺灣問題就成為了“藥引”。這反映了美國在世界體系上的新思考，即在亞歐大陸的東西兩端同時用集團政治的方式拖垮、制裁、遏制中國和俄羅斯，實現一元主義的美式霸權的延續。

美國在臺灣問題上顯示出“一虛一實”的趨勢。“虛”的地方在于對一個中國的政策不斷弱化。閉著眼睛講一個中國政策，張開眼睛做損害一個中國的具體行為，言而無信，雙重標準，成為流氓無賴式的外交主體、沒有信用的大國，使得中美兩國難以建立戰略上相互信任的機制以及互動的法則。

“實”的方面在于對“臺獨”做出各種形式的實質性支持。盡管美國出于安撫中國大陸政府的需要，在外交辭令上聲稱其不支持臺獨，但它的每一步具體行為都在支持“臺獨”，例如不斷升級對臺軍售、全力支持“臺灣國際化”、策動或要求盟友給臺灣地區開放國際政治空間、把臺灣當做所謂的“準國家”政治實體進行對待、在地緣政治經濟的架構上優先考慮臺灣，甚至試圖將臺灣地區納入美國的安保體系……這些動作顯示出美國把臺灣地區當做其新的盟友來打造，而這一“盟友”實際上根本不是真正的盟友，臺灣沒資格做美國的盟友，臺灣不過是美國遏制中國的棋子。

我認為清醒的兩岸中國人都應該看清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只有那些遺忘歷史、數典忘祖的人才會認為一味親美是對的，他們不知道國際政治、地緣斗爭和兩岸關系將會何去何從。這些人必將被釘上歷史恥辱柱，他們要么將作為歷史進程中的失敗者、背離國家民族利益的戰犯而接受人民的審判，要么是永遠依附于美國的奴隸，他們不能堂堂正正挺直腰桿做一個中國人，這是很可悲的。

在佩洛西訪臺事件中，臺灣各路政治人物以及有些文化學者所展現出的奴顏婢膝之態，是對他們自己的文化人格、政治人格以及中華民族屬性的羞辱和否定。當然這不代表中華民族的主流，在長周期里也不代表臺灣人民的主流，只是歷史變動中的浮光掠影、是歷史潮流中的走臺人物。誰最終在歷史中能立得住，能夠成為民族英雄，至少能夠在最低意義上成為不背叛民族的人，歷史會給出公正的檢驗和對待。每個人的言行都會留下痕跡，歷史不可能虛無化。

經過佩洛西事件，我們會發現，美國確實在某種意義上實現了一種突破：一方面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另一方面踐踏一個中國的實質內涵。美國的霸權就是這樣的邏輯：公然踐踏原則和其他國家的正當利益，非法干預、長臂管轄其他國家或其他國家某個地區的事務，而不準備負任何責任。

這是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背后的法律精神、理性精神最大的羞辱。當美國還能維系其霸權時，或許無人敢于反抗其踐踏；但是，當美國的霸權下落到一定程度時，一定會因其往日的所作所為而成為眾矢之的。今天的美國和美國的政客犯下的任何反人類的、踐踏其他國家主權的、傷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事件，歷史都會記得。傷害是不會自然彌合的，當全世界將來都向美國討正義之債時，美國霸權覆滅的歷史賬單就會延伸得越來越清楚，而佩洛西訪臺就是美國霸權覆滅賬單的最新一筆。

對于佩洛西竄訪臺灣、所謂美臺軍隊之間的深度合作與情報共享，及其對大陸產生的威脅，大陸表現了有理有節的斗爭策略。一方面，大陸把國際法、憲法、國家具體法律中一個中國的原則和制度講清楚，再把中美關系中達成過的三個聯合公報的精神講清楚，曉之以理，動之以利害。但美國并不顧及利害分析，其霸權的快感來自于其他國家的痛苦，不符合人類文明對平等、和諧等正面價值的追求。

另一方面，大陸保持了軍事上相對的克制，沒有對佩洛西專機進出臺灣島采取激烈的軍事反應。我們判斷清楚了主要的目標是爭取兩岸的統一、牢牢把握兩岸關系的主導權和主動權，而不是在某一政治人物或具體事件上爭短長。所以我們在表面上放了佩洛西一馬，讓她安全降落又安全離開。但事情遠沒有結束，我們的理講清楚了，我們的利也要主張清楚，行動要堅決有力。因此我們開展了連續數天的環繞全島的軍事演習，在包括制空權、制海權在內的對臺實際控制權上取得可觀進展，并且以和平手段與非和平手段相混合的方式推動臺海格局有利于我的積極演變。

這其實是一個積極的思維轉變，因為和平統一是最佳方案，但正因為它是不流血的、要通過談判實現的，所以要求條件非常高：國際環境要允許，談判的對方要具有溝通的理性。就國際環境而言，作為臺灣問題背景因素的美國并不理性，不能接受兩岸統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結果，不能理解世界上可以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同樣偉大的文明存在；而且中美關系的破裂趨勢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里沒辦法彌合，只能一邊斗爭一邊管控危機，在非常有限的范圍內合作，合作已經不是中美關系的主流，這個殘酷的事實也擺在了兩岸統一進程面前，因此和平統一所需要的外部國際政治條件很難具備。

就島內條件而言，若要和平統一，則擁護統一的人需要占據多數、島內要愿意展開協商、對“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心向往之，然而我們并沒有看到這一點，相反民進黨長期執政使島內“臺獨化”、親西方化到達了非常嚴重的地步。

總之，兩岸和平統一的內外條件都在不斷惡化，而國家又必然統一，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對大歷史負責、對民族復興負責的精神，在更高的高度看待兩岸統一問題的破局和未來。

對此，我們的法律中已經有了框架性方案。2005年的《反分裂國家法》規定了國家統一的和平方式與非和平方式兩軌制，而且規定了非和平方式實施的條件以及概括性的程序。這部法律體現了中國解決臺灣問題的完整的思路、立場和方法。具體何種方案將被落地實施，取決于歷史時勢與條件。隨著中美、兩岸之間斗爭的激烈化，特別是此次佩洛西訪臺帶來的極限挑戰，非和平方式統一臺灣的可能性在加大。

當然，非和平統一不代表直接武統。非和平方式僅僅針對臺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絕不針對同屬中華民族的臺灣普通民眾。沒有臺獨原罪、沒有勾結外部勢力分裂國家的大部分臺灣普通人，也許一時因為認知的原因、利益的原因，未必能夠熟悉、理解與接受當前大陸的主張以及未來兩岸的政治安排，但他們也絕對不屬臺獨范疇。

簡言之，非和平方式僅僅針對臺獨勢力與外部干預勢力，而和平方式將覆蓋到臺灣大多數民眾。即便此次為了反制佩洛西訪臺而對臺獨勢力及臺獨分子的關聯機構采取了行政制裁措施甚至刑事追責措施，那也僅僅是依法律對臺獨勢力與外部干預勢力的執法行動，絕對不針對那些熱愛中華文化、支持祖國統一的臺灣普通民眾。所以，和平方式與非和平方式具有非常高的區分度，臺灣社會可以據此了解到未來兩岸如何破局、統一之后如何共同生活。

此次我們圍繞全島的軍事演習，一方面是進行強大的威懾，告訴臺獨勢力與外部干預勢力不能依靠欺騙臺灣民眾的政治洗腦來阻擋兩岸必然統一的大業；另一方面也是為未來具體實際解決臺灣問題、用和平與非和平手段相結合的方式實現兩岸最終統一進行提前的演練和斗爭環境的強度測試。我相信兩岸心向統一的中國人是一定能夠理解并接受的。

總之，佩洛西風波是破冰式事件，撕破了中美關系四十年來基于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溫情脈脈的面紗，使得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不可能再相信美國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承諾。同時，在這一事件中，民進黨當局甚至島內其他方面勢力奴顏婢膝地歡迎佩洛西訪臺，也讓我們意識到，必須盡快形成關于統一的強勢的話語、強勢的政治和軍事態勢，才能夠扭轉兩岸和平統一基礎條件不斷下行的危險趨勢。我相信中央有周密的安排部署，中華民族的團結、兩岸必然統一的強大的民族意志，是任何臺獨勢力與外部干預勢力都無法撼動的。

我們如何牢牢掌握兩岸關系的主導權與主動權、如何在精準地依法打擊“臺獨”勢力的同時保護非“臺獨”的臺灣企業和臺灣同胞、如何在涉外法治層面加強制度建設和執法能力以更加精準有力地打擊，包括但不限于美國及其盟友的外部干預勢力，這些都是事關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的長期化、復雜化、立體化的斗爭中無法回避的問題，高度考驗著中央的治理能力、立法能力、執法能力、宣傳動員能力、秩序整合能力以及全民族的理性行動能力。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底線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