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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立虹：大領導就是“大丈夫”嗎？

點擊：5193 作者：侯立虹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05-29 09:44:22

近日，有人在夸贊其領導時，除說了一大堆恭維乃至吹捧的話，還認定這位領導是大丈夫，弄得全場一片唏噓聲。這種武斷地把大領導與大丈夫劃等號，既不嚴肅又褻瀆大丈夫的內涵，也是一種十足的獻媚，有必要厘清其內涵，真正弘揚大丈夫的骨氣。

所謂“大丈夫”，指有大志、有作為、有氣節的男子。孟子提出的人格理論，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為大丈夫的標準。他認為大丈夫，應當有不受富貴誘惑的定力，有不為貧賤動搖的節操，有不為武力屈服的堅貞，其涵蓋的人格風范，人格操守，以及人生價值取向，使之成為頂天立地的代名詞，成為中華民族奮發向上的動力。大丈夫首先是“富貴不能淫”。什么是不能淫？現就是一大堆金銀財寶、一大堆誘人的官帽，都不能使自己心動，都不能改變自己的做人原則和信仰追求，這種定力就是“富貴不能淫”。其次是“貧賤不能移”。生活再貧困潦倒、地位再卑微，都不能改變心里的志向，都不能讓自己隨波逐流，這就是貧賤不能移。第三是“威武不能屈”。再大的權勢、再多的威逼利誘手，絕不動搖我的氣節。具體而言，就是“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亦即有得志時候，也有不得志時候，如果實現志向，就帶領老百姓好好干，不能實現志向的時候，就一個人堅持自己該堅持的東西，做到得志時候不飛揚跋扈，不得志時候不灰心喪氣。進而言之，“大丈夫”就是做人有品位，做事有原則，與人交往顯大度，困難時刻敢擔當。大丈夫的境界，就是追求“大”，有大志向、大作為；大丈夫的品位，就是德行高尚，有膽識，有智慧。大丈夫不僅有“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的理想，也有“振衣千仞岡，灌足萬里流”的氣節；不僅有“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的蘊藉，也有“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的襟懷！所以中國自古及今一直崇尚大丈夫，都把冠以大丈夫名號當作榮耀自豪的事，都用大丈夫理論和典范激勵自身、啟發后人。

昔年，漢高祖劉邦看到秦始皇出巡，發出“大丈夫當如此”的感嘆，便拔劍斬蛇起義，浴血奮戰奪取了天下，此即大丈夫之大作為；三國時期的周瑜以“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婉言謝絕蔣干的勸降，留下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赤壁之戰千古絕唱，此即大丈夫的堅定把持；趙云面對別人給他選配美妻的誘惑，堅定地以“大丈夫只患功名不立，何患無妻”拒絕，此即大丈夫經得住誘惑的定力。東漢有個陳蕃，十五歲時“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親的朋友問他“怎么不打掃打掃，好接待客人”，陳蕃卻說“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老者馬上反問“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由此昭告天下有雄心壯志想做大丈夫固然好，但必須從身邊小事做起，才能成就一番偉業。《水滸傳》中的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念念不忘招安，見了皇帝和大臣五體投地的人，居然還口出狂言“敢笑黃巢不丈夫”，終被遺笑千年。有一首《大丈夫》的歌，通過“醉里挑燈看過劍，飲馬河邊明月刀，文香墨韻空萬古，八百里紅塵煙雨遙。吹角連營旌旗獵，只心報國不辭勞。沖天熱血戰衣袍，九萬里江山意氣驕”“想的是黎民百姓，護的是江山社稷。戀的是民族氣節，夢的是家國萬里”，贊美民族英雄辛棄疾是大丈夫，是“金戈鐵馬，氣吞如虎”真正的大丈夫！而史學家范文瀾的《大丈夫》一書，表彰歷史上那些具有崇高民族氣節，勇于為國捐軀沙場，或不畏艱險、建功立業的英雄人物，呼吁廣大青年和億萬民眾挺身而出，做挽救民族危亡，勇敢抗擊侵略的大丈夫。縱觀中國歷史，為國家為民拋頭顱灑熱血的人們是值得尊敬的大丈夫，抗擊侵略者的忠勇義士以視死如歸詮釋了大丈夫，不畏強暴建設祖國保衛祖國的人們，也都是大丈夫！屈原、蘇武、于謙、岳飛、文天祥、林則徐等都是大丈夫的代表。投降賣國的秦檜、李鴻章、汪精衛等則是大丈夫不恥的屈膝投降代表，搜刮民財富可敵國的石崇、和珅、魏忠賢則是陷害大丈夫的奸佞小人，所有中國歷史上，那些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跑到國外貪圖享受的可憐蟲，永遠都不是大丈夫。

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真正的人民公仆，都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因為黨在領導中華民族爭取解放的偉大革命中，在為民族翻身解放而奮斗的事業中，孕育出不朽的紅軍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這種堅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勇于犧牲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以苦為榮的革命樂觀主義，官兵平等、嚴守紀律的模范行為，賦予大丈夫全新的內涵，也將大丈夫精神提升到至高境界。一是大丈夫當有堅定的信仰信念和堅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從工農革命到紅軍，從長征到八路軍，其艱難曲折非常人所能想象。但共產黨人并沒有被艱險的局勢所嚇倒，沒有向艱苦險惡的環境低頭，憑著堅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無論遇上多么深重的苦難，多么殘酷的現實，都依然堅定不移地把革命的旗幟扛在肩頭，一直走向革命勝利，走向祖國的繁榮富強，顯示出了頂天立地大丈夫氣概。二是大丈夫當有舍己為人的奉獻犧牲精神和一往無前無所畏懼的革命氣概。無論在土地革命時期，還是在抗戰時期，無論是在解放戰爭時期，還是新中國建設時期，共產黨人都堅守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無論多么困難，無論道路多么艱險，或血染沙場，馬革裹尸；或臨危不懼，慷慨赴難，或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或犧牲我一個，幸福后來人，都表現出的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成為民族精神中至剛至大的氣節，彪炳史冊，光照千秋。三是大丈夫當有不怕吃苦、以苦為榮的革命樂觀主義。在老區，在革命根據地，在長征途中，共產黨人和紅軍戰士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和挫折，都始終保持著旺盛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物質極度匱乏，部隊缺糧少醫，加上敵人的封鎖與“圍剿”的艱苦環境中，錘煉出“天當房、地當床”的豪邁灑脫，鍛造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是這種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激勵鼓舞著蘇區軍民向著勝利、向著未來堅定不移地邁進。四是大丈夫當有不搞特權官兵平等的寬闊胸襟。共產黨人能夠克敵制勝，根本原因就是官兵一致同甘苦，上下平等、官兵平等，這種平等是同甘共苦的官兵一致，不只是物質上的“相等”或“平均”，更是側重于精神上的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在紅軍和革命隊伍中從來就沒有高高在上的軍官，有的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是親如手足的兄弟姐妹。所以說，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真正的人民公仆，都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那些披著共產黨外衣干著營私腐敗和叛徒漢奸勾當的人，他們無論當過多大的官，有過多么大的權力，都不是大丈夫，而是徹頭徹尾的共產黨敗類，貨真價實的是偽君子小人。時至今日，大丈夫依然是人們的人格品位的追求，依然需要大丈夫抵御物欲橫流的氣節，依然需要大丈夫精神激勵人們奮發向上的正能量，依然需要大丈夫光明磊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特點，始終以為民、興黨、報國為己任，按照忠誠、規矩、干凈、擔當的要求，進一步堅定信仰、錘煉黨性、修身正德、勤勉為政，做到一心向黨、永不背離，老實可靠、永不越線，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居之無倦、永不懈怠，不斷改進工作作風，嚴格履行黨員職責，著力提升民生福祉，真正將實質性推進共同富裕轉化為具體行動和鮮活創造，做一個建功立業、俯仰無愧的“大丈夫”。

大丈夫和君子密切相關。君子就是講究人格和道德修養的人，大丈夫是有擔當，敢作敢為的人，堂堂的大丈夫都是君子，陰暗的小人絕不是大丈夫。這就是為什么不能把大丈夫與大領導劃等號的原因。有些領導雖然位高權重，但人品很低。為什么有的人職務一級一級往上升，越來越不接地氣，越來越脫離群眾？因為他們隨著職位的升遷和權力的擴大，他們很容易陷入自己的世界里，也變得冷漠缺乏“人情味”，逐漸脫離了普通百姓和自己的朋友；還因為在職位上久了，可能會面臨更多的利益和更高的位置，為了往上爬，不得不去攀附，追逐政治和經濟利益最大化。這些沒有人情味的領導干部，雖然稱不上壞人，但絕對是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小人，而不是人們敬重的大丈夫。習近平總書記曾將領導干部存在的政治品德問題集中概括為“七個有之”，這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有之，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的有之，搞匿名誣告、制造謠言的有之，搞收買人心、拉動選票的有之，搞封官許愿、彈冠相慶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的也有之等“七個有之”，就是政治上的小人，玩弄權術的陰險奸詐之人；就是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對黨不忠誠不老實、陽奉陰違的兩面人、兩面派。黨中央的全面從嚴治黨，簡單地說就是凈化心靈，做名副其實的大丈夫。

大丈夫當有大胸襟。心中有天下的人，才能從容地接納各類人才，哪怕他曾給你帶來過傷害。當年的曹操不僅原諒了曾寫檄文大罵他的陳琳，兩度接受了張繡的投降，哪怕是對方殺了自己兒子，而且放行了尋兄的關羽，沒有追究對方斬了自己的守將。身為領導，一定要有大丈夫的寬闊胸懷，善于團結人，尤其是團結反對過自己實踐證明反對錯了的人。一個大領導，必須具有容人容事容物的人格魅力，具有能包容同志、包容群眾，讓他們揚長避短、取長補短、團結協作的寬廣胸襟，才能稱得上大丈夫。盡管當領導的離不開智謀權謀，但最根本的一定不是權謀，而是寬廣的胸襟。

大丈夫特別強調為人的“廉”。“貧賤不能移”強調的就是“廉”。大丈夫，一方面要求“廉”的基本道德操守，加強“廉”的修養和道德提升，堅守“廉”的道德底線；另一方面要求以“廉”促進政興，促進社會公平公正，把“廉”當作政權穩固持久的內在需要。在大丈夫的思想內涵中，做一名好官首先要做一個修身以德的好人，盡管一個好人并非是一個好官，但不是好人的人一定不是好官。因為稱得上大丈夫的官，不僅有崇公抑私、立公去私的公心，還有義利面前舍利取義的勇氣；不僅有為政儉約、“節用而愛人”的品行，更需有涵養一腔浩然正氣的節操，方稱得上為政以德的大丈夫，贏得“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百姓的擁戴。今天，有些大人物被人們鄙視，就是因為他們官做得大，但人格卻很小，人品很低。他們既沒有堅持孟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大丈夫人格，沒有堅持人格的獨立和尊嚴，往往因官位、錢財而屈志，攀附權貴，鄙視百姓，也沒有孟子所說的大丈夫“浩然之氣”，樹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人生價值取向，鑄就不淫、不移、不屈的英雄氣概，使自己的精神境界獲得升華，所以很多大官不是大丈夫。大丈夫的浩然之氣來自對家國、對蒼生強烈的責任感，來自寧可犧牲生命也絕不屈服于敵人的血性，容不得任何自私自利，容不得任何有愧國家和人民心的事，這也是大丈夫不易做到的原因，也是大丈夫崇高的根本原因。

說白了，大丈夫絕不是披著共產黨外衣干著國民黨反動派勾當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之流，無論他們當過多大的官；大丈夫也絕不是出賣祖宗背叛祖國的汪精衛之流，無論他們掌過多大的權；大丈夫還絕不是跑到國外貪圖享受的可憐蟲，無論他們多么富有。

大丈夫是王鐵人、錢學森那樣的為國家為人民頂天立地的錚錚鐵骨，是焦裕祿、孔繁森那樣的躬身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仆，是楊根思、毛岸英、羅盛教、黃繼光、邱少云等那樣的“地陷進去獨身擋，天塌下來雙手擎”“讓生命開鮮花，使祖國大地春常在”的人民英雄。

研究大丈夫精神，就是要弘揚中華民族光榮傳統，增強開拓進取的雄心，砥礪奮發有為的意志，保持冰清玉潔的操守，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征程中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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