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國泰航空CX987航班由成都飛往香港時，有機上乘客聽到空乘不間斷使用英語歧視乘客：“If you cannot speak blanket, you cannot have it.”
國泰航天3位空姐用英語和粵語不斷嘲笑乘客，僅僅是因為把毛毯（blanket）的英文說成了地毯（carpet）。在網絡發布的錄音中，現場還傳來疑似其他空乘的一陣哄笑。
對于不懂廣東話的乘客，乘務員們又調侃道：“他們聽不懂人話。”在這些空乘眼里，一等話是英文，二等話是粵語，三等話才是普通話。甚至國泰航空空乘存在還不愿意用中文名。認為缺乏“洋氣”。影響其結交“高端洋化人士”。完全是白人至上殖民化思想。而在國泰航空就長期存在有對非英語乘客歧視，空乘只對白人殷勤是常態，不是個例。據曾作為國泰航空唯一一批內地空姐，其大學畢業后，因其就讀的中國民航大學與國泰航空有合作項目，可以送畢業生去國泰實習工作一年的內地網友報料，國泰不會在內地招聘空乘。其在國泰實習時看到，國泰空乘對內地旅客歧視已是常態。還有許多內地網友紛紛報料在國泰飛機上所遇到歧視問題。
這次國泰航空事件發生之后，它們背后有一個非常詭異的組織國泰空乘工會這次它們又跳出來了。它實際上是黃絲工會。國泰空乘工會還發內部郵件提醒空乘會員：無論發生什么空乘應知道自己的權利。工會在信中列出根據機艙服務指引，倘機上有乘客偷拍，可有禮貌地要求對方刪除，若乘客拒絕則可通知機長或機艙經理要求乘客刪除，否則可通知地勤安保人員在飛機降落后提供協助。工會又指，根據相關安全手冊，國泰應對不守規矩乘客采取“零容忍”政策，并確保員工在處理相關事件時，能得到公司的全面支持。這封郵件實際就是在鼓勵國泰員工繼續這種歧視冷暴力行為。就是鼓勵盡管搞歧視，有什么事情有“工會”罩著你們。而這些“工會”背景與香港動亂時，由香港教育界“工會”組織的，后被解散的“教協”作用相似。說白了它就是聽從美英勢力指揮的亂港工具。
而在2019年的那場香港暴亂，國泰航空在這里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國泰航空多黃絲。比如“機師被控暴動罪”，還有“員工涉嫌泄露香港警察航班信息”。也有國泰航空空乘參與動亂。2019年，國泰航空空服工會直接組織人員在香港機場舉行“示威游行”，國泰航空機長在客艙廣播中公然表達支持“游行”，副機長參加暴亂被捕，釋放之后卻繼續執飛航班。國泰航空還再次支持罷工行動，有3000多名員工參與，導致約300個航班被取消；公司高管也支持。表明他們與暴徒們持同樣的價值觀。2019年的香港風波中，大量國泰員工加入了黑暴陣營，罷工封鎖機場，上街參與游行和暴力對抗、偷偷泄露港警信息、空勤人員總工會下場支持廢青，甚至有空乘多次偷偷排掉飛機上的氧氣罐，國泰航空公司竟然載著一大批暴亂分子往返于國外與香港，公然支持暴亂。國泰航空是包庇“港獨”分子的老巢。2019年8月，中國民航局認為，國泰航空參與飛行活動人員里有涉嫌暴力控罪的人員，應該停止其一切飛行活動。同時泄露了航班乘客的個人信息等事件，因存在著威脅安全的重大隱患，發出了安全風險的警示。而這個香港動亂背后的黑手有沒有與猶太資本太古公司背景有關？香港動亂實際也是美英勢力包括猶太金融資本勢力對中華文明勢力重新控制香港的反抗。1997年猶太金融資本家索羅斯就曾以開放社會理論，介入香港金融危機，妄圖金融殖民香港，收割香港財富。
三、被殖民化影響的香港人不愿意當中國人，只愿意當“英國人”
所以如果一個組織內的員工長期對普通話采取刻意敵視態度，那么它真正要針對的就是國家認同感。之所以缺乏國家與民族認同感，這正是由于香港上百年英國殖民者所種下的毒，幾十年帝國主義所埋下的雷，幾十年毒教材洗腦所種下的毒草，美國民主基金會不遺余力去培養的“殖人”所造成的。在香港過去長期被殖民奴化經歷，不少港人的一直有著“舔洋貶中”的深層心理。當年港英殖民統治的核心，就是用英文教育取代中文教育，形成香港語言以英語為中心，西方中心論的固有思想。而香港高階層華人也呼吁港英政府推行全英文的“深度教育”，反對推行中文教育，以遙相呼應。導致香港社會一個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有崇洋媚外的心態。香港長期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結果。造成香港文化虛無主義，逆向民族主義盛行。某些被洗腦的香港人夢想竟然是成為烏克蘭。
而國泰空乘長期歧視國人，長期跪舔洋人，又與所在公司背后的猶太資本背景不無關系。國泰航空大股東太古公司，為英國施懷雅猶太家族。已扎根中國100年，現已富到第六代。現在太古股份的首個家族掌舵人施銘倫是太古創始者施懷雅家族第六代成員。
太古公司前身為太古洋行，也是以前的廣州13洋行之一。就是鴉片戰爭參與在中國的鴉片買賣。一百年前在上海建立太古洋行，這個洋行還靠什么賺錢呢？包括靠苦力販運。太古洋行干的就是把滿清時期的苦力販賣到美國。這家太古集團的發家史居然是販賣中國人往美洲當勞工。
移居美國的第一代塞法爾迪（Sepherd）猶太人移民；他們歷史上長期定居在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葡萄牙，從事地中海貿易和黑人奴隸貿易等。1740年英國國會立法許可北美殖民地猶太人成為英國臣民。英國通過殖民地移民法（Plantation Act），允許猶太人歸化為殖民地人，而且不需要改信基督。而荷蘭猶太人成立了一個荷蘭西印度公司，專門跑北美業務，主要進行奴隸、貴金屬、煙草、糖等貿易和海盜、殖民等業務，并在那里新建了一座城作為貿易中轉中心，取名“新阿姆斯特丹”，還建了個圍墻防止印第安人。荷蘭衰落后，英國人奪取了荷蘭的北美殖民地，把這地改名叫“NEW YOURK”，就是新約克郡，我們翻譯作“紐約”，還拆了那座圍墻，建了條街，叫“華爾街”，今天這里依然是猶太資本的天堂，猶太人經營華爾街可比我們想象中要早得多得多。國泰航空隸屬太古洋行，太古在中國百年發展歷史，是先賣鴉片給中國人，再賣中國人到美洲，再到現在靠中國賺錢還“吃飯砸鍋”，繼續歧視中國人，至今仍抱著殖民心態。它從未改變！它在中國的百年發展歷史，就是殖民中國的歷史。而現在太古公司搖身一變，在中國各地方大量的投資建商場，現在好像大家都把他曾經的罪惡歷史給忘了。內地和香港仍然是太古集團的主要市場。在內地有地產、航空、飲料等業務，比如在很多城市有太古匯、太古里，還有太古可樂。而國泰航空成立于1946年，是中國香港第一所提供民航服務的航空公司。國泰航空英文名稱Cathay Pacific Airways中的Cathay 即契丹，即中國。契丹是相當長時間過去西方對中國的稱呼。從公司帶有殖民歧視色彩的英文名稱就可知，該公司老板仍沉浸在過去西方征服東方的“殖民”榮耀時刻。仍然沉浸在過去殖民心態，至今仍抱著對中國的傲慢。所以才有吃著中國飯，砸著中國鍋的行為！到上世紀80年代，英國太古洋行持股70%，英國匯豐銀行持股30%。現在太古集團仍然是第一大股東，持股45%，另外，中國國航持股29.99%，是第二大股東；但在國泰航空16名董事會成員中，太古集團占比過半。也就是說國泰航空本質上還是由太古集團實際控制。卡塔爾航空持股9.99%，是第三大股東。董事會主席賀以禮，是一名英國人，1988年加入太古集團，而總裁林紹波，1996年進入太古集團。太古集團是香港四大英資財團之一，其創始人約翰太古，在鴉片戰爭后，就到中國做生意。后來背靠著香港，將太古打造成跨國集團公司。而國泰航空完全可以說是典型的“吃飯砸鍋”，靠中國吃飯還看不起中國人！從2022年年報看到，67.51%的營業收入來自于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及內地。所以國泰航空自己的企業文化始終也帶有“殖民色彩”，骨子里認同白人中心論。宗教上認同猶太人所說的其是上帝之選。其他人種都是低人一等。其企業文化就是“洋大人”至上。其公司董事會、管理層和大股東全方位控制公司，并將其意識形態、政治態度、以及其所處的殖民立場定會投射到公司經營及企業文化上。因此，其公司員工出現這種歧視情況不足為奇。而歧視事件的背后實際上是政治問題。作為靠販賣中國人口起家的公司，骨子里就有歧視中國人的基因。企業文化本身就有西方的傲慢。只認可及吸收崇拜西方文化的香港員工。企業文化中似乎保留了某種崇洋、看不起內地人的莫名優越感。實際上這些員工也有自甘“奴才”心態！所以國泰航空至今從不在內地招聘空乘，只招同樣也被西方殖民化思想影響的臺灣人，做會講普通話的空乘。以滿足公司企業文化西方式的傲慢及優越感。而現在中國國力正在上升。西方目前正在面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及巨大經濟成就，已造成其心理失衡。
【以甲骨文“電”為商標標志的中國品牌比亞迪電動豪華汽車仰望U8，參加了上海國際車展現場，讓德國頂尖汽車制造商蘭博基尼、法拉利、賓利、保時捷等一眾高管爭相排隊觀摩研究學習。事實證明越是中國，越是走向世界。比較起來，比較大陸年輕人開始流行穿漢服。而處于殖民文化影響太多的香港很少有其自創香港科技產品品牌。而大陸的華為產品，比亞迪宋、漢系列電動汽車國外賣得很好。】
所以西方人及二鬼子只能以制造瞇瞇眼事件，丑化中國人的模特秀，并以不會講英語為由來歧視中國人，來找回那點已經失去的可憐自尊心。而大陸和香港經濟實力變化，2001年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后，其實有一個附加結果，就是加速了香港的相對衰落。因為香港作為中外交流窗口的地位實際上是被削弱了。大陸與香港兩地之間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讓香港過去因經濟實力而產生的優越感大減。對于香港人來說，這種失落的心態的變化肯定是需要有個適應期。加上香港動亂時，國泰員工又有許多人積極參與動亂還有人被捕。可以說對大陸還有仇視心理。歧視大陸人這也是這些奴化香港人對大陸的軟對抗。國泰航空開除這三個國泰航空女空乘，也只是為平息大陸14億國人的怒火，畢竟其公司68%的業務收入來源于大中華地區。這種長期歧視大陸乘客，這也屬于“吃飯砸鍋”行為。甚至連臺灣人講國語的也被歧視。也有日本網友表示，自己坐過幾次國泰航空，在香港-歐洲航班上，空乘的態度讓他感到被歧視了，因為空姐很明顯對白人更加優待。另一位日本網友說，因為朋友的英文發音不好，空乘的態度非常冷淡，而自己從國外歸來，一提要求，空乘立刻給了水。“我認為，就算英語不好，只要對方是白人，空乘就不會對他施以白眼。”日本網友評論：“會說英語的人比不會說英語的人更有優勢，這是很奇怪的事情。這不是白人至上主義思想嗎？”但只要還看到國泰航空不招內地空乘，就改變不了其在企業文化上，以西方式的對華傲慢及企業員工對大陸的仇視態度。開除國泰航天涉事空乘，這個只是個表面文章。這個只能治標，不能治本。關鍵是這些被洗腦的香港人仍然缺少國家認同和民族文化認同，是逆向民族主義者，文化虛無主義者，跪舔白人文化是本質。現在只是迫于壓力，讓國泰航空道歉也許很容易，但在香港回歸多年之后，背后的奴化香港人如何人心回歸，仍需要付出很長很久的努力。面對現在西方仍不承認中國已經崛起的事實，美國至今仍要求中國納入其主導的所謂“國際規則”之下。而中國只能與之斗爭，才能在世界上獲得中國應該有的平等地位。同樣，只要國泰航空企業文化不變，對大陸歧視也會長期存在。大陸14億國人不光是政府，也應行動起來，拒坐國泰航空。只有人民行動起來，才是西方資本最怕的！并且未來國泰航空若再出現任何歧視行為，人們應將錄音錄像留下證據，并向14億國人公布，對之形成輿論壓力。只有14億國人團結起來一起斗爭，才能逼其真正改變，打掉其西方資本傲慢心理，才能消除其殖民文化余毒。除非國泰航空開始招內地空乘，也才達到斗爭勝利的第一步。未來中國大陸的航空公司應進去香港，與之進行市場競爭，讓其慢慢邊緣化。以此削弱其所擴散的殖民文化影響力。
五、觀察香港、臺灣的兩個視角
實際上統一臺灣的方式與大陸治理香港的政策是聯動的。之前大陸對香港的政策是一國兩制。大陸之前設想是要把香港打造成一國兩制的樣板，這有助于未來臺灣的和平統一。過去大陸希望對臺灣的統一方式，為一國兩制的和平統一臺灣方案。但美英勢力推動的香港動亂反而促成了大陸對港版國安法的推出，最終穩定了香港局勢，并順勢將英美勢力從香港趕出，從而讓大陸從香港司法體系上，加強了對香港的控制。大陸針對香港動亂所推出港版國安法，有利于香港未來的長治久安。但美英勢力所支持的“臺獨”及親美勢力對港版國安法下的香港一國兩制進行了抹黑，這也影響了臺灣民意。而香港、臺灣作為英美勢力對華文化冷戰的前沿，是英美勢力滲透的重點區域。而英美勢力滲透搞亂香港、臺灣的手法也相同，就是特意培養香港、臺灣的本土意識，及在香港、臺灣強化西方中心論，培育殖民文化。香港回歸之后，英國勢力有意塑造香港本土意識，以圖從文化上以香港本土意識割裂與大陸中華文化的聯系。在香港本土意識的崛起過程中，又利用經濟、教育、媒體資源，將殖民主義滲入這種本土主義之中。通過鼓勵香港人講粵語來排斥普通話，強調其本土意識及獨立性，為其植入港獨土壤，以對抗香港回歸之后，中央政府從文化上統一融合香港的必然要求，以增加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治理難度，從文化上有意將香港與大陸割裂開來。而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口號，以及由此而來持續不斷的香港政治運動，將20世紀70年代滋生的“香港人”的文化身份鍛造為一種政治身份認同。而“兩制”的制度性隔離，讓這種身份政治認同與內地產生了天然的隔離，從而讓港人對國家民族認同產生了嚴重的阻礙，導致部分香港人的香港本土認同高于國家認同。“香港人”由此成為與“中國人”對應的概念，強化了其政治主體意識，推動了香港本土主義甚至觸發“港獨”思潮的興起。英美勢力也有意將操作香港本土意識的手法，同樣也運用到了臺灣。就是把實際上是閩南語當成是臺灣文化上獨特的臺語，由此來強調臺灣本土意識，以有意割裂臺灣與大陸的文化聯系，為“臺獨”培養土壤。另一方面，有意將香港被殖民的歷史作為香港地方歷史上最優秀的一部分。由此英國人成功地建構了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讓一部分香港人文化歸屬感缺失、文化身份模糊并帶有很嚴重的殖民文化認同感。一部分香港人的現實認同也因此發生錯位，將“香港人”與“中國人”身份對立起來。所以以講英語為榮，以符合其所錯誤認知的殖民文化認同。同樣臺灣某些精英人士也將“民主自由”作為高于大陸的制度優勢元素，而不了解它實際上是分化、割裂、碎片化臺灣社會，便于美國勢力上下其手，各個擊破，控制臺灣各個方面的工具。所以解決香港回歸后面臨的深層文化政治矛盾，必然觸及人心回歸而引發的“去殖民化”問題。
六、英美勢力早已在香港、臺灣埋下了雷！
從香港治理實踐來看，過去香港治理，按在香港的經濟學者盧麒元所說，香港仍遺留新殖民現象。而新殖民大體上是通過資本的控制來實現殖民。雖然香港的政治、軍事、外交、部分司法主權（指港版國安法推出之前）在國家手上，但由于猶太金融資本控制了香港貨幣發行權，香港經濟金融主權受到了隱性削弱。回歸之后，中國取得香港政治、軍事、外交、行政主權，但英國人仍然在香港司法、金融、教育、媒體、宗教等領域深深埋下了雷，為維護英國在香港的殖民利益服務。事實上在香港英國殖民時期，香港人民并未享受政治民主選舉權力，其政治民主權利是被港英政府壓制的。只是在臨近香港回歸時，英國人為了搞亂中國中央政府所領導下的對香港的治理，以繼續維持香港回歸之后英國在香港的殖民利益，才有意開放民主選舉制度，目的就是分化割裂碎片化香港社會，為香港回歸之后英國繼續獲得在香港的殖民利益服務。比如回歸之后，一旦香港特區政府為了香港大多數民眾利益，增加香港土地供應量，或者推出廉租房政策，必然由代表香港幾大猶太資本利益的政客出面反對，并利用其民主權利，組織代表其利益的團體公開游行示威，對香港特區政府施加壓力，以阻止香港特區政府的以上香港利民政策出臺。而香港特區政府執政官員又以事務性官員為主，缺乏與香港資本勢力博弈的政治手腕，其有效分配香港資源的能力很弱。實際上處理香港這一復雜社會，需要有政治家智慧而不是只具事務性官員能力才能處理。結果雙方博弈之下常處于下風，從而讓資本意志多少達成。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資本勢力多少在主導著香港社會，可見香港殖民文化土壤一直存在。所以發生國泰航空歧視事件也是必然的，預科未來還會出現類似事件。當然本屆香港特區政府執政者政治能力已有所提高，加上港版國安法的配套，至少從香港政治制度、維護香港國家安全角度方面有所增強。香港這些亂像也反映了一國兩制設計監管也有盲區。一國兩制不是完全不管。至少香港與大陸存在著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身份認同的兩地融合問題，應強化香港國民教育。香港所出現的殖民文化現象，這個是西方中心論殖民文化洗腦香港人之后的外在表現。類似殖民文化余毒現象像寶馬冰淇淋事件，實際上就是缺乏文化自信及國家民族文化身份認同。新殖民主義的最大特點是資本殖民：它不再侵占土地主權，也不再直接奴役人民。而是通過資本完成對國家的控制。例如，英國通過地租經濟抽干了香港，美國通過廣場協議控制了日本。我們必須正視以美元霸權為代表的新殖民主義，拿回被資本控制了的隱形主權，完成中國主體性、適應性和創造性的再造，才有可能團結南方國家徹底結束西方持續了500多年殖民歷史。英國在香港通過地租經濟以金融手段抽干了香港。我們必須正視以美元霸權為代表的新殖民主義，拿回香港被資本（港幣發行權及地租制度）所控制了的隱形主權，包括香港房地產去殖民化。拿回香港港幣貨幣發行權問題。英國至今依靠香港猶太金融資本，仍在吸香港的血。為英國補血。為此直接或間接為英國輸血的香港富豪則獲得了英女王的名譽勛章獎勵。而真正愛國的香港富豪霍英東則拒絕了英女王的勛章。而以紅色資本家著稱的榮毅仁兒子榮智健，其所掌握的中信因被設計進行了金融投機而失敗從而退出中信，在香港其作為紅色資本勢力的代表已無法立足。但中國紅色資本勢力仍應繼續在香港深深扎根，以經濟影響力影響香港文化。這有利于兩地融合。現香港猶太人幾大財團深深影響著香港經濟。其中包括電力、交通出行、金融、房地產、零售領域，猶太家族嘉道理、沙遜、太古、怡和都參與控制香港房地產。而匯豐銀行、渣打銀行貨幣發行權則在猶太人沙遜家族手上。孟晚舟被陷害也與沙遜家族的匯豐銀行有關。只要還是“洋大人”還在深深影響著香港經濟，香港殖民文化的遺毒不會很快消除。關于貨幣發行權，正如猶太羅斯柴爾德家族創始人邁爾羅斯柴爾德所說，如果給我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權和管理權，那么法律是由誰制定的，就不再重要了，也就是說，他認為只要控制了貨幣，就控制了一切，甚至可控制法律，所以猶太金融資本不斷想去控制這個世界上，他們能夠控制所有國家的貨幣發行權。
【譯：我不在乎英格蘭王座上放了什么傀儡來統治日不落帝國。控制英國貨幣供應的人控制了大英帝國，而我控制了英國的貨幣供應——羅斯柴爾德】
附：猶太金融資本一戰后在德國獲得貨幣發行權之后的后果1922年5月26日，在英美等國的推動下，德國通過立法讓德意志帝國銀行脫離政府控制，從而實現獨立，隨后將德國的貨幣發行權交到了以可薩猶大馬克斯·沃伯格為代表的猶太私人銀行資本家手中。所以1920年代，正是猶太資本控制德國的時期。本來德國一戰戰敗之后，由于德意志銀行相對穩健的貨幣政策，德國的通貨膨脹率并不高。但馬克斯·沃伯格上任后卻推翻了已經延續52年之久的經營策略，通過直接印鈔來實現財富收割。德國普通民眾對貨幣學、銀行學一知半解，根本不知其中的秘密，而馬克斯·沃伯格打著戰敗需要印鈔來還債的名義瘋狂啟動印鈔機，德國馬克如潮水般涌入市場。德意志銀行用這些印刷的“德國馬克”很快買下了德國各地的資源，如工廠、鐵路、礦藏等等。當把有限的社會資源悉數收入囊中后，興奮不已的馬克斯·沃伯格在自己的大本營漢堡和不萊梅舉辦了盛大而奢華的慶功宴會。與此同時，市場上物價飛漲，德國馬克卻正以瘋狂的速度不斷貶值，史無前例的通貨膨脹來臨了。于德國百姓而言，肉眼所及之處，包括生活必需品在內的一切物品全部物價飆升，很多人一夜醒來，忽然發現自己辛辛苦苦積攢一輩子的財富可能連買幾個面包都很困難，自己已陷入赤貧的狀態。1921年1月，64馬克還可以兌換一美元；僅僅過了兩年，德國馬克便已徹底崩潰，變為4200億馬克才能兌換一美元。1923年，德國馬克超發了1萬億倍，此情此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到了發薪日，在碼頭工作的德國工人必須立即將到手的德國馬克換成口糧，否則，它很快就會成為一堆不值錢的廢紙。當時，物價飛漲，惡性通脹，一個面包已經瘋狂地漲價到了50萬馬克。德國民眾怨聲載道，銀行家們卻在自己的家中大肆歡慶財富收割成功，——他們不但不接濟窮人，也不降價出售，寧愿將自己來不及賣掉的、來不及喝的、多余的牛奶全部倒掉。為了替自己的行為辯解，他們將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歸咎于一戰德國的失敗，還從商業角度炮制了許多說辭，以證明自己的正確性。當通過包括鴉片戰爭、上海橡膠股災等方式，成功收割了中國的大量社會財富后，可薩猶大四大核心家族（沃伯格家族，羅斯切爾德家族，希夫家族，拉扎德【Lazard】家族）聚集在一起，設計成立了美聯儲。所以只要香港貨幣發行權還在香港猶太財團手中，香港被金融殖民化就會一直存在。香港出現殖民文化現象也將一直存在。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香港金融主權部分還在香港猶太金融資本手中。香港金融主導權控制在猶太資本手中，就仍然可以影響香港人的意識形態。“洋大人”還在，香港殖民化現象，白人至上意識就仍會在香港人中存在。國泰航空發生空乘歧視事件，實際反映的是香港回歸之后，英美勢力繼續維護其在香港殖民利益所帶來的殖民文化現象。未來中國大陸的文化、經濟、教育力量應加大力度進入香港。香港的“人心回歸”仍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應由中國人慢慢來主導香港經濟，以蠶食香港猶太資本勢力范圍，增加大陸經濟力量在香港的比例，并慢慢奪回香港港幣貨幣發行權，取得國家對香港的金融控制權和金融主權，有助于消除香港殖民文化。因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只能從中國實力的角度出發，由中國人去香港多創辦公司，做多數香港人的老板，由中國人當家作主。并以經濟影響力附帶著傳達中國文化的自有優勢，才能慢慢扭轉香港人的殖民崇洋心態。這樣，國泰航空的那種“毒瘤”，才能從上到下全面“動一次大手術”。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點，當年中國大陸提出香港一國兩制，有其時代背景，實際上隱含著承認香港含有優于大陸的部分。提出香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之后，曾有觀點認為中國的明天就是香港的今天。“馬照跑，舞照跳”的一國兩制的提出，多少抑制了香港回歸之后的“去殖民化”主題。在回歸之后的一國兩制下，“香港英文‘深度教育’體系繼續再生產對殖民體系效忠的精英群體，他們從殖民統治者變成了特區政府管治者；與殖民者勾結的華人高等精英成為身份顯赫的統戰對象；曾經被他們鎮壓的左派依然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擠；內地對‘文革’的否定直接打擊了香港‘認祖關社’（認識祖國，關心社會）運動中的‘國粹派’，以至于香港本土的‘社會派’在‘民主回歸’進程中成長為社會中堅力量。”而香港殖民文化土壤依然存在。“米字旗、女王像等殖民地的外在符號被取消了，但殖民地的文化精神秩序非但沒有改變，反而在全球化中強化了其優越性。香港變成了‘沒有殖民者的殖民地’，只不過它有了一個更為中性美好的概念——‘國際大都市’。”（摘自《全網質問“國泰航空事件”, 卻沒有一篇如此道破香港邏輯》一文，作者強世功/文化縱橫）所以在香港討論“去殖民化”，顯然是要清除港英殖民統治所建立起來的文化精神秩序。而隨著中國的崛起，在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也已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觀。現東升西降趨勢，中國模式有別于華盛頓共識，許多國家也已認可中國獨特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福山歷史終結論也已不符合現實的時代背景之下。我們也與時俱進，確實也看到了香港“一國兩制”有其兩面性。當年香港通過談判和平收回，代價就是保留了太多殖民者的利益，所以才（必然）有現在那么多的殖民化后遺癥出現。香港回歸以來，香港的文化意識主導權始終處于中華文明勢力與西方勢力之間的爭奪之中，包括集中在文教意識形態領域爭奪文化領導權。在港版國安法之后，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區政府在政治、司法領域取得了主導權，在文教領域有占上風。但市民社會層面的意識形態思想斗爭仍然激烈。同樣，未來臺灣治理問題與之類似。臺灣統一之后，若不控制臺灣的金融經濟，并對臺灣社會進行思想改造，則臺灣的美國勢力殖民化余毒仍會存在，比如還繼續保留臺灣選舉制度，未來仍然可能成為西方對華發動顏色革命的動亂之源。如烏克蘭就是通過選舉制度，美國投入了50億美元十年時間，成功進行了烏克蘭顏色革命那樣。香港的去殖民化，從大來講，是要樹立起作為中國人的政治主體性和文明自信心，以開放包容的心態，來吸納西方文明以及所有偉大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推動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推動形成人類文明新形態。
九、香港去殖民化問題的經驗教訓與統一之后臺灣治理問題的關聯
根據香港回歸之后，殖民化現象仍然存在至今的經驗教訓。那么臺灣一旦統一之后，仍然也會存在由于美國勢力過去長期滲透臺灣，處于全球新殖民主義之下的臺灣仍然會存在殖民化現象。所以為避免臺灣出現像香港一樣的殖民化現象，有利于統一之后的臺灣治理，在設計臺灣統一模式時，應以符合中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的臺灣治理模式來決定。討論臺灣治理模式，一方面臺灣和大陸相似，仍受中華文化背景影響較大，一方面臺灣沒有像香港那種長期被西方殖民的文化，多少有點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看看臺灣信奉媽祖及受閩南文化影響就知。國際化程度不如香港，相對容易受中華文化同化。但臺灣民粹主義比較盛行，甚至還輸出至美國。但臺灣本質上還是華人文化圈。討論統一模式，即使是臺灣統一模式采取以武逼統的北平模式。北平模式的結果就是傅作義當初想保留其獨立政體的想法也就不存在了。傅作義起義之后，其本人也只能融入共產黨領導下的政體之中。所以統一方式若采用以武逼統北平模式，臺灣也就沒有普選制度。而且若繼續照搬西方“民主普選”后，也很容易讓“臺獨”勢力野蠻生長。烏克蘭借選舉制度成功發生顏色革命就是一個教訓。香港大公報知名媒體人柳扶風認為：北京當年對臺灣提出“一國兩制”方案時，臺灣還是國民黨的威權社會，沒有民主普選。北京對香港回歸后提出實施一國兩制時，香港還是港英殖民地集權管治，也沒有民主。那段時間，北京不可能想到一國兩制、民主普選會引發分裂國家的本地勢力冒起坐大。現在臺灣和香港的民主普選已經警醒了北京和國人，中央單一制體制的“地方政府”實施“高度自治”的民主普選，就不可避免的產生分裂勢力和獨立訴求，臺灣和香港的民主經驗都是明證。香港的民主普選——雙普選，中央已發現問題所在，已采取必要措施限制其自把自為的程度，這將從根本上打擊瓦解“港獨”分裂勢力。而臺灣的民主普選在一國兩制安排下必會滋生“臺獨”分裂勢力，甚至把他們送上管治峰層，屆時免不了中央和地方矛盾激化引發動蕩，平亂，以絕后患也。眾所周知，民主與投票選舉都是猶太金融資本創造出來碎片化、上下其手而各個擊破，以操縱各國或地區各個政體，進行金融殖民化的工具。在臺灣過去幾十年的“臺獨”教育宣傳之下，即使可能在以武逼統之后，臺灣民眾長期所浸潤的“臺獨”教育之下的“臺獨”思想要被根除，也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甚至可能會被美日“臺獨”勢力，借臺灣繼續實行一國兩制，而通過選舉候選人的背后資金支持，來操縱臺灣選舉的方式，可能導致臺灣社會內部不斷被拉扯而出血，也可能成為大陸的傷口。也不排除統一之后，臺灣借選舉制造出未來發生烏克蘭模式的顏色革命的可能性。這個就是一國兩制治理臺灣方式可能存在的隱患。所以長痛不如短痛，從臺灣未來制度設計上，就要避免產生這種可能性的溫床出現。兩岸統一，制度設計要先行！現在在美國勢力嚴密控制臺灣的現狀之下，和統已無可能，最多是以武逼統的北平模式。而北平模式也決定了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大陸來主導臺灣治理方式。所以臺灣治理方式設計要以符合中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為原則，并且治理方式設計要先于統一方式出臺。而統一之后為了臺灣的長治久安，取消選舉制度可以防患于未來。這樣大陸對臺灣的治理方式反而更簡單。一旦武統，一國一制臺灣方案就會成為現實。未來臺灣政治制度可以是一國一制之下的特殊協商制。就臺灣治理方案，要實行臺灣愛國者治臺，可由具有中國國家認同、民族認同、中華文化認同的臺灣人提出合理建議，選出合理成份加以采納實施。要打破過去臺灣既得利益者，一直把控臺灣社會權力結構頂端的現狀，并回歸中國共產黨初心，像淄博經驗那樣，將權力回歸人民，讓利臺灣廣大普通民眾。要讓“臺獨”和”獨臺”的一切黨派（許多人甚至是美國情報部門安插的人）徹底退出臺灣歷史舞臺，以“愛國者治臺”原則扶持臺灣愛國擁統力量，聯合大陸主導力量來共同治理臺灣。統一之初，必須要有所設定的軍管臺灣時間。過去解放軍解放及治理上海模式，及新疆治理屯兵模式也可以借鑒。還有統一之后鼓勵兩岸大規模人員流動（至少是數以百萬計人數相互流動）。臺灣人往大陸去工作、生活，大陸人在臺灣工作、生活、通婚融合。可以加快兩岸文化融合，幫助清除兩岸一直存在的敵意。同時取消多黨競選制度，也有助于改良及消除臺灣繼續出現殖民化的土壤，有利于統一之后的臺灣長治久安。看看現在的新疆建設不是很好嗎？現在漢維融合都做得很好，更不要說兩岸人民是同屬一個中華文化之下的兩岸統一之后的文化融合問題了。中國大陸要以中國大陸文化優勢如“淄博經驗”，及愛意善意、文明程度來贏得臺灣民心，進行兩岸真正文化融合，文化統一。相信我們一定會有一個符合中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臺灣統一之后的治理方案。這會從制度設計上提前將臺灣殖民化的土壤根除。
十、參考亞洲其他治理經驗及臺灣治理經驗教訓
觀察亞洲政體，發現成功的亞洲國家治理經驗，都是由一黨獨大。這包括新加坡、日本等國。日本是君主立憲制，與韓國相比，日本保留皇位，相對其文化精神上有傳統主體性，相對就有利于日本國家穩定。在行政執政上則是自民黨一黨獨大，長期執政。這類一黨獨大的國家政體相對穩定，比較適合亞洲文化。所以亞洲也有成功的非西方發展經驗。亞洲一些國家，包括一黨獨大的新加坡和一黨領導下進行政治協商的中國，政治責任更多的是政府對民眾的自上而下的責任。新加坡治理經驗是建立了一黨獨大、以行政為主導的政體。而進行合理的制度和功能設計是保證政府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從人口不多的新加坡的情況來看，保持一個主導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強政府，并不一定要保留龐大的政府機構。新加坡政府的行政層級少，機構規模小，這使得政治輸出和輸入直接而通暢，較少會產生政策扭曲的現象，因此政府的治理工作就相對簡單。新加坡治理經驗是對內實行鐵腕治理。學界將這一模式稱作“軟權威主義”或柔性家長制。它缺乏民主，但又不同于典型的獨裁專制，因為它具有高素質而又廉潔高效的行政團隊和嚴明的法治，這兩點既使新加坡獲得了高速發展的效率，又維護了良好的社會秩序和公正。而新加坡治理經驗的一條最基本經驗就是：法治比民主更重要。新加坡是一個高度法治化的國家。盡管新加坡仍是一黨執政，但它對高層領導人的制約機制已經建立起來，其司法的獨立性已經越來越大。新加坡就是在一黨長期執政的環境中培育了民主的機制和現代法治建設。在社會發展和公平分配方面，按照新加坡的治理經驗，就是在不斷尋找平衡資本和社會利益，例如新加坡的政聯企業和政府投資企業，在保障基本社會公正和公平方面，扮演了有效的作用。新加坡房屋政策優于香港房屋政策。中國和新加坡除了金融、財政杠桿之外，還有國企更為強有力的經濟杠桿。一個好的社會治理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實現經濟和社會之間的相互平衡。執政政府的合法性不僅來自于其推動經濟的能力，也來自于其實現基本社會公平的能力。臺灣治理方式可以采用“中國模式”結合吸收“新加坡治理經驗”中的某些好的治理經驗。因在社會治理方面，與大陸廣大人口相比，新加坡人口小體量與臺灣人口體量相類似，并也是有華人社會、華人文化元素。而且確實新加坡也有些符合華人文化特點的社會治理經驗可以供臺灣治理時參考。統一之后臺灣治理模式，可以參考新加坡模式的好經驗。既有注重經濟發展的效率性，又有追求社會公平分配，照顧臺灣底層民眾利益的初心。另外，中國大陸未來在取得治理臺灣好的經驗之后，大陸也可利用這些臺灣治理新經驗，還可反過來優化大陸治理模式。以促進整個中華民族社會可持續發展。統一之后的臺灣有助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目前中國改革目標應該是打造橄欖型社會，這樣才能使社會真正穩定。現大陸也正在回歸初心，推進反壟斷、走“共同富裕”道路。并同時進行產業升級，努力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事實上，在臺灣70-80年代末，蔣經國在一黨獨大的臺灣當政期間，確實是臺灣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亞洲四小龍”中的領頭羊地位當之無愧。即使在臺灣，臺灣國民黨獨大時的蔣經國時代的臺灣其經濟成就也優于之后的臺灣選舉政治時代。現在臺灣的經濟支柱臺積電，也是蔣經國任內完成的建設。而自從蔣經國之后，臺灣采用美國在背后所設計的，以猶太資本在全球一貫所采用的左右互博手法，美國以政治上操縱、控制臺灣，制衡中國大陸為主要目的。而所推出的選舉投票制度，以碎片化臺灣社會為目的。讓政治勢力相當的國民黨、民進黨兩黨陷入兩黨之爭，如同美國目前那樣的兩黨惡斗，內政治理不好一樣，結果是臺灣兩黨選舉利益高于臺灣社會經濟發展利益，導致臺灣經濟已停滯發展幾十年。近20多年，臺灣百姓工資收入極其緩慢，考慮到通貨膨脹，實際上是負增長的狀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黃金時期已是過去。臺灣民眾因選舉而民粹主義盛行，普通民眾由于長期去中國化，綠色媒體洗腦，導致臺灣民眾認知能力下降，被美國所控制，只淪為被美國殖民化，臺灣碎片化，臺灣民眾陷入長期經濟停滯收入減少的困境。90年代初，臺灣經濟達到頂峰，GDP相當于中國大陸的40%。1990年臺灣GDP為1700億美元，大陸為3878 億美元，臺灣相當于大陸的43.8%。到了2021年，臺灣GDP又回到了只有大陸4.4%的水平，相當于又回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事實已證明臺灣這一由美國所推出的這一民主投票選舉制度，并不符合臺灣大多數民眾利益，而只淪為選舉高于一切，受美國所控制的，甘被美國殖民化的臺灣少數利益集團謀私利的工具。總之，臺灣自李登輝之后開始的民主選舉投票制度，并不符合臺灣及臺灣廣大民眾利益。只符合美國碎片化臺灣控制臺灣的政治目的。歐盟經濟專員真諦諾尼因有感于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而歸結著說出了“經濟成功不需要民主”的觀點。（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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