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超级大黄片,污污动态图,六月婷婷激情

王今朝金志達：從三重維度看勞動價值論的客觀性和根本性

點擊：2300 作者：王今朝金志達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3-05-31 08:31:23

【編者按】改革開放以后，勞動價值論逐步在中國學術界淡出了，而西方供求決定價格的理論在中國傳播開來。而實際上，供求不決定價格數值，而只是改變價格。價格的決定，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反映技術水平、社會制度等因素的價值決定的。在勞動價值論淡出和供求論進入中國學術界的同時，來自西方經濟學的要素論也進入中國。當前，一些中國學者似乎還要把要素論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根本無視中國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正是要素論作用的結果。我院高級研究員王今朝教授等所撰此文，從三個維度證明了勞動價值論的客觀性和根本性。特此授權發布，以供研究參考。

從三重維度看勞動價值論的客觀性和根本性：一種本體論再認識

【摘要】在當代世界里，勞動價值論的科學光芒還遮蔽在供求決定價格規律所形成的陰霾之中。從人類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看，勞動時間配置無疑是最重要的資源配置，中國古代人口思想和重農輕商思想無疑是勞動價值論的原始形態。而從現代角度看，勞動價值論無疑是揭示現代社會階級對立的唯一可靠工具。就是市場經濟運行所嚴重依賴的價格信號，也不能不以勞動價值論的預測為依歸。勞動價值論這三重維度上的客觀性和根本性確證了勞動價值論是今天世界經濟學必須遵循的一種本質性理論。

一、引言

關于價值的性質、構成、標準、關系和評價的理論無疑是所有社會的基本哲學理論。不同階級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因此，在階級形成以后，一個社會存在對立的價值論也就不足為奇了，在當代世界里，存在著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供求價值論的對立也就不足為奇了。而由于這種對立，價值論的混淆也就可能產生了。按照形式邏輯，對立的命題必不同時為真。那么，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供求價值論到底哪個是真命題呢？西方現代經濟學者似乎普遍對勞動價值論抱有懷疑的態度。[1]薩繆爾森認為，勞動價值論只適用于“歷史萌芽時的伊甸樂園”。[2]布勞格在他的經濟思想史著作中花費了約1/11的篇幅介紹馬克思的經濟學，但關于勞動價值論充斥著對立的表述。[3]勞動價值論更是在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中蹤跡全無。在西方形成的普遍支持供求價值論的理論大潮中，西方學界支持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新成果仍然不時出現。比如，20世紀60年代末有文章指出，勞動價值論是剝削理論的基礎，[4]世紀之交的一篇文章指出，它同時也是一個價格理論。[5]而最近的三篇文章，一篇試圖探討信息社會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適用性，[6]一篇試圖從整體上探討勞動價值論的意蘊，[7]一篇則試圖證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是對市場價格的一個很好的預測。[8]這些文獻雖然都暗含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根本性，但都沒有能夠充分地確證勞動價值論的客觀性。在中國，截至2021年6月23日，知網所收錄的題名包含“勞動價值論”2325篇期刊文章雖然大都是堅持和發展勞動價值論，但都沒有阻擋住勞動價值論在中國經濟理論中地位的衰落，使得勞動價值論仿佛不是一個客觀的規律了。如何清晰地展示勞動價值論這個涉及諸多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基礎性經濟理論的客觀性、根本性從而其科學性，從而至少澄清在經濟基礎領域的價值論上的混亂，就成為擺在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理論界的一個重大任務。[9]

二、從經濟發展規律看勞動價值論的客觀性

由于人們一般認為，價值范疇是勞動產品作為商品所特有的社會形式，屬于商品經濟特有范疇，[10]勞動價值論也就一般被認為是由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提出，[11]再經過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的近200年的發展而成型。[12]而實際上，既然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既然人類社會的存在以獲得吃喝住穿的生活資料為前提，為了獲得這些必然有價值的生活資料，人類就必須勞動，勞動價值論的成型必然要早得多。[13]從事統治、政治、宗教、哲學等等活動的人們即使不直接從事生活資料的生產，但他們也必須考慮生活資料的生產。統治階級不可能自己從事生產，它只能把被統治階級所創造的財富占為己有，它甚至愿意幫助被統治階級來創造物質財富，因為只有這樣，它才能攫取更多財富。因此，關于勞動的規律就必然成為人類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既然生活資料的生產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也是人類社會生產的主要內容，價值首先是用來決定某種生活資料是否應該生產，其次是用來決定在值得生產的前提下如何擴大生產。商業或許從中國商朝時代就已經成為一種典型的經濟形態，但農業或牧業是商朝的經濟活動的主要內容。[14]統治階級為了獲取充足的由生活資料（無論是糧食還是畜肉）構成的戰略資源，必須有充足的人口。因此，人類社會早期的勞動價值論是以人口論的形式出現的。在古代中國，統治者們一般都理解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的重要性。他們不僅定性地懂得人口規模越大對其統治越有利的道理，而且懂得獲得關于人口規模的定量資料的重要性。公元前第八世紀九十年代，周宣王曾“料民於太原”。[15]所謂“料民”就是登記戶口。登記戶口對于補充兵員、發動戰爭極為必要。《孟子·寡人之于國也》記載，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16]吳起認為，“強國之君，必料其民”。[17]南宋葉適曾指出人口多少的關鍵：“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強”。[18]在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人口數量的重要性。從經濟上看，大量的人口所具有的消費能力以及生產潛力是人口小國所無法比擬的。從政治上看，在當代世界，黑人和伊斯蘭人由于生育行為表現出與中國古代多子多福觀念的一致性，正在改變著歐美一些國家的人口結構。[19]

當中國即將進入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得商業愈加繁榮的時候，就產生了農業和商業的關系問題，因而也就產生了重農輕商思想。[20]中國的重農輕商思想是一種基于產品的勞動價值理論，是中國古代人口論的進一步發展。它意味著一個國家要把勞動力集中在農業上，而不讓商業擁有過多的勞動力。想必中國古人明白，統計地看，商業利潤要比農業利潤高得多。但當過多的人受利潤的驅使從事商業時，糧食生產就受影響。而且，過多的人從事商業不僅會導致商業競爭的惡化，還可能會導致商業的從業者發展出控制農業的手段來。這就會使得國本動搖。在此背景之下，重農思想家當然是在保證一定的人口基數基礎上通過重農輕商政策來保證有足夠數量的人口（從而勞動時間）從事糧食生產，從而為國家的正常運轉和未來的戰爭保證糧食供給的。戰爭是開疆擴土的基本手段。沒有充足的農業人口，就沒有戰爭所需要的糧食，也沒有充足的兵員。所以，重農輕商思想實際上就是勞動價值論，只不過，沒有明確使用勞動價值論這樣的話語罷了。當然，反過來，在邏輯上，也可以把配第的勞動價值論看作是對中國重農輕商理論的一種話語轉換，不管這種轉換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21]值得指出的是，配第在提出勞動價值論時，依然以是衡量農產品的價值為核心的。配第所生活的時代的英國依然是一個農業國。[22]凡是有見識的上層人物，無不理解糧食安全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進入近代以來，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價值波動和財富統計問題。地理大發現帶給歐洲一些國家以巨額的貨幣財富。貨幣供給的增加必然使得物價騰貴。手工業也發展起來了，手工業品與農產品的交換條件日益成為一個重要問題。這時，如何衡量一個國家的財富就必然成為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威廉·配第感受到了這種需要。這時，現代意義上的勞動價值論就借威廉·配第之手產生了。雖然無論是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都還有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威廉·配第只是在短短的幾句話中表達了用勞動時間衡量價值的觀點，而沒有詳加論述，亞當·斯密雖然把勞動作為“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認為“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只是商品的名義價格”，[23]但依然未能科學地厘清價值和交換價值，[24]李嘉圖對勞動價值論作了較為透徹的表述和發揮，但又注重商品的稀缺性，認為當供給給定，價值應該由消費者的需求來決定，但就他們闡述勞動價值論的目的而言，他們都試圖唯物主義地把勞動作為價值的源泉，把勞動時間，甚至是平均勞動時間作為對價值數量的根本度量。他們都知道，這種度量必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依然認為它是唯一可靠的本質性的度量。[25]如果按照配第、斯密和李嘉圖的這種觀點，那么，西方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應該是以勞動為核心解釋變量，而不是如新古典增長理論或新增長理論以資本或人均資本為核心解釋變量來構建的。

從產業結構的變遷看，人類現代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就是從低生產率部門（如農業）向高生產率部門（如工業）轉移的過程，也就是讓人們在高生產率部門就業，從而提供更多的勞動時間的過程。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工業化也是這樣的一種轉移。工業化之所以必要，是因為沒有發達的工業，就不可能有現代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有現代的國防。[26]很顯然，基于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即使沒有交換，沒有工業品價格作為引導信號，我們也知道新中國必須實施工業化。即使是掠奪成性的美國，也必須配置好勞動力，就更不用說無法掠奪其它國家的國家了。勞動力（從而勞動時間）在各種產業間的配置的失誤（比如，在農業、服務業或少數特別行業中配置過多勞動力）是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難以承受的資源配置失誤。這種失誤可能導致一個發達國家的衰落，可能導致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功虧一簣。

在重農輕商思想和西方勞動價值論誕生的時代，物質產品還是主要的產品形式。現代的生產則不僅離不開商業、運輸業，甚至也離不開服務業，因此離不開商業勞動、運輸勞動和服務業勞動。這就產生了物質產品生產勞動與商業勞動、運輸業勞動和服務業勞動的關系問題，從而使得勞動時間的配置問題復雜化了。與制造業勞動相比，商業勞動、運輸勞動和服務業勞動應該處于次要和從屬地位。因為沒有制造業的發展，商業、運輸業就缺乏工作對象，國家就缺少衣食住行的來源，服務業也就缺乏客觀的物質基礎。應該正是由于這種關系，馬克思認為，“一般的規律是：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轉化而產生的流通費用，都不會把價值追加到商品上。這僅僅是實現價值或價值由一種形式轉變為另一種形式所需要的費用。投在這種費用上的資本（包括它所支配的勞動），屬于資本主義生產上的非生產費用。這種費用必須從剩余產品中得到補償，對整個資本家階級來說，是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一種扣除，就像對工人來說，購買生活資料所需要的時間是損失掉的時間一樣。”[27]馬克思也考慮到，“投在運輸業上的生產資本，會部分地由于運輸工具的價值轉移，部分地由于運輸勞動的價值追加，把價值追加到所運輸的產品中去。后一種價值的追加，就像在一切資本主義生產下一樣，分為工資補償和剩余價值。”[28]值得指出的是，公路、鐵路、航空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屬于物質產品生產勞動，但這種勞動的生產性程度也受到社會需要的制約。比如，僅從經濟價值看，在人跡罕至的地區修建高速公路可能是非生產性的。[29]

由于分工的發展，服務業具有自己的獨立的形態。服務業中的勞動是否會創造價值呢？答案應該是，某些服務會創造價值，而某些則不會。第三產業的勞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商品生產勞動，不與商品生產勞動等價?？梢哉J為，有許多服務勞動不是生產性勞動。比如，當大學的教師致力于職稱晉升而沒有直接與生產實踐相結合時，其勞動就是非生產勞動。他們得到了社會的供養，卻沒有給社會做出相應的貢獻。當這樣的人群規模過大時，社會資源的配置就扭曲了。不能創造物質財富的服務能夠轉移價值。服務業的規模越大，它所轉移的價值就越多，服務業的規模超過一定的臨界點，它所轉移的價值就越超過它所創造的價值，物質部門的生產就越受到影響。美國金融業如此發達，以至于它出現了物質生產的空心化。這種空心化一方面是因為金融、IT等產業的利潤率很高，擠出了傳統的產業部門，另一方面是因為其它國家實施的開放政策為美國的實體產業轉移提供了出路。在無形產品日益重要（并不如人們所認為的那樣重要）的時代，離開了物質財富，一個社會也無法生存，[30]物質財富的缺乏，會導致一個社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中國將來如何避免空心化，也就是要不要以及如何確保在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時間，無疑也是重大課題。因為如果沒有充足的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時間，中國社會或許也會出現類似美國那種空心化的后果。這樣來看，勞動價值論是一個國家所要遵循的與價格信號無關的基本理論。——這樣就可以理解，西方經濟學那種對價格信號的重視是拔高了價格信號的作用，而勞動時間是一個比市場價格更為準確的信號。

歷史上，勞動價值論首先是用于分析物質產品生產的理論。我們今天依然可以把它嚴格地置于物質產品生產的領域，這是因為物質產品是一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服務業（除了生產性服務業）無論怎樣發展，其中從業的人員大都不介入或不直接介入到物質產品的生產中，大都需要從農業和制造業部門所生產的剩余產品獲得生活資料。從這個意義上看，可以把服務業看作是準生產性部門。由此可以理解，服務業必須與物質生產部門保持適當的比例關系，而不能過大。服務業必須緊密地服務于物質產品的生產，才有其存在的價值。而且，服務業的工資一般應該與制造業工資保持合理的比例，利潤率也應該與制造業的利潤率保持在大致水平。奢侈品生產部門在某種程度上也類似于服務業部門，因為它主要是為有錢人提供消費品，對它的需求嚴重地依賴于社會分配的不平等。奢侈品生產部門顯然不能過大。同樣道理，在社會主義社會，即使無法使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都從事勞動，也要限制不勞而獲和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所發生的規模（必要的轉移支付除外），這是勞動價值論所內涵的意蘊。[31]這也正是中國所實施的脫虛向實政策的理論依據。

三、從階級結構和社會制度看勞動價值論的客觀性

如果說，對于人類存在和經濟發展的目的而言，一種因時而變的粗糙的甚至沒有價值概念的勞動價值論就夠用了，那么，要講清楚資本主義這種現代社會的階級結構及其發展趨勢就需要一種精確的勞動價值論了。[32]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反對過勞動價值論，后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哲學的貧困》寫作的過程中才轉而贊成，[33]認可“李嘉圖的價值論是對現代經濟生活的科學解釋”。[34]馬克思不是把勞動價值論作為一種經濟發展理論來使用的，也不是作為資產階級的理論武器來使用的，而是作為封閉經濟條件下的一種無產階級的理論武器來使用的。——馬克思沒有來得及把勞動價值論擴展為一種國際價值理論。

馬克思發展的是一種整體主義價值理論，但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絕對地排斥個體主義。他在研究價值問題時，首先面對的是一個個生產者（企業）。那么，這時，怎樣定義價值呢？用來定義價值的抽象勞動時間必然是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平均必要抽象勞動時間。平均必要抽象勞動時間的概念容納了個人勞動是社會總體勞動組成部分的觀點。它就使得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是用個體的具體勞動時間，而是用平均的必要抽象勞動時間作為價值形成的基石。勞動時間雖然給予了商品交換以一個同質的標準，但還是一個較為籠統的概念。因為不同勞動者生產同一商品完全可能耗費不同數量的勞動時間，很顯然，如果兩個人或兩個企業生產同一種產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不同，那么，就存在一個用哪個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這種產品的價值的問題。假設一個人生產a單位商品用了b單位時間，另一個人生產c單位同一商品用了d單位時間，那么，這種商品的價值既不是b/a，也不是d/c，而是(b+d)/(a+c)。它反映的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通過平均，馬克思把個體勞動時間變成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里，我們的分析暗含了一個假設，即生產過程只需要勞動力作為投入。這個假設當然并不完全符合實際。然而，按照現代資本主義的分配，勞動力價值占據GDP的比例約為2/3，那么，可以說，勞動價值至少解釋了2/3的商品價值。假如我們認可，資本得到的收入比例應該遠遠小于1/3，那么，勞動價值將會解釋遠比2/3更大比例的商品價值。這就說明，勞動價值論是相當可靠的。

用社會平均必要抽象勞動時間來定義價值，就使得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既繼承了配第、斯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的精髓，又在如何應用勞動價值上與他們劃清了界限。第一，它使得價值概念精煉化了，擺脫了與使用價值、效用、收入、最壞的生產條件下耗費的勞動時間、欲望者之資力與欲望等事物的聯系。[35]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效用是因條件而變的，而且常常是無法替代的，在數量上一般也是難以確定的。[36]從統計上看，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與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是沒有明確的關系的。將價值與使用價值混淆起來的效用價值論實際上是一種商企經濟學，即一種服務于資本家發財致富的經濟學，而不是用來分析這種發財致富的行為的內在矛盾的經濟學。它不能成為經濟學的占據主導地位的價值理論。第二，配第、斯密都是從國家層面看待價值，李嘉圖只是在封建貴族、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中使用價值概念，而馬克思看到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的發展，要解釋這種對立，只有提出剩余價值理論一種辦法。剩余價值理論是分析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二元對立所必需的。無產階級沒有任何生產資料，只有勞動力，既非常辛苦地工作，又陷于極端的貧困，資產階級雖然付出了管理的勞動，但為什么那么富有呢？面對現代社會的這一基本而重大的現實，只有認為勞動創造價值，只有把勞動作為創造價值的唯一要素和源泉，——活勞動創造新增價值，死勞動轉移價值，剩余價值被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所占有才可能加以解釋。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出，對于馬克思這位站在人民立場的學者而言，勞動價值論及其基礎上的剩余價值理論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階級對立投射到經濟理論時必然產生的一種理論，它們幾乎是一種同義反復。而那種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站在所有與人民對立立場上的人自然也就必然反對勞動價值論了。[37]第三，凡是存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社會，就總是存在資本所有者利用資本榨取剩余勞動。要確定剩余價值的多少，必然以確定工資為前提。李嘉圖正確地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的工資服從一個工資鐵律，即它由維持無產階級生存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所決定。在馬克思看來，工資決不是工人的價值創造的反映，而是低于，甚至遠遠低于工人的價值創造。資本家通過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以工人階級失去生產資料為前提）獲得了支配工人剩余產品的權力。資本家必然通過壓榨工人工資來獲得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當利率提高、流動性緊張等情形發生時，資本家會更加殘酷地壓榨工人。今天，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都理解了兩極分化的社會分配結構的不可持續。

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后必然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我們可以稱實現了這種否定的社會為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剩余價值，只不過，這時，公有制企業的剩余價值由全社會或集體得到。因此，在性質上，它與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具有根本的差別。社會主義國家的剩余價值的多少，也必然以確定工資為前提。毛澤東工資僅三四百元。他有足夠的權力，按照西方標準也有充分的理由給自己規定很高的收入。但他認為自己只能拿三四百元的工資。這是因為，在他看來，過高的工資是不合理的。過高的工資會導致國家積累減少，導致中國出現一個高薪階層。因此，毛澤東防微杜漸，給自己制定了一個很低的工資水平。以毛澤東的工資水平為標準，中國沒有人可以在公有企業中拿到天價工資、薪金，更不會占有剩余價值，不管是以什么名義。這就控制了中國的消費基金，使得中國可以得到更多的積累資金用于經濟發展。毫無疑問，這種社會結構是更為優化的。只有消除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才能為剩余價值由全社會或集體得到提供一種制度前提，也才能消除資產階級存在的土壤。從中可以看出，只有確定了一個社會的最高工資（和平均工資）水平，才能確定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積累水平。

從社會制度看勞動價值論的客觀性可以通過如下的函數分析來加以說明（因涉及數學公式，網絡發表時舍去，詳見本文的學術版）。

不同的所有制決定了利潤的歸屬不同。如果得到利潤的都是個人，那么，這種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如果得到利潤的主要是集體或者國家，同時把地租、利率限定在極低的水平，那么，這種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因為這是基于承認勞動作為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所做出的社會制度選擇。得到利潤的越是集體或者國家，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屬性就越強。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了資產階級，也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出現一種食利階層，即以股息和利息獲得收入的資產階級。[39]在資本主義社會和某些社會主義社會中，我們可以保險地說，工資數量與少數私人所獲得的利潤之比幾乎是微不足道的。拿工資的勞動者幾乎沒有獲得利潤、利息和地租的機會。這就使得他們成為了一類人，成為了一類被馬克思稱為無產階級的人。他們的收入通常僅能夠維持自己的生存。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每個月都把他們的工資花光了。而獲得利潤、利息、股息的那些資本家一般總是能夠得到巨大的剩余。只有真正按照勞動價值論來安排社會制度，才能確保這個社會制度是的社會主義屬性。只有承認勞動價值論是對客觀事實的一種科學反映，才能理解共產主義為什么要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

由此可以看出，勞動價值論是揭示現代社會階級結構的理論，而是否遵循勞動價值論的指向（即是否讓人民獲得他們所創造的全部價值）是劃分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標準。作為商企經濟學理論和僅僅只能幫助判斷市場價格上升還是下跌的供求決定價值規律是起不到這個作用的。

四、勞動價值論與交換條件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假設資本主義商品是按照價值、生產價格來交換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假設商品之間是等價交換，從而基本忽略了交換條件問題。馬克思的這種忽略是有道理的，因為不等價交換只是改變分配，并不改變總價值。然而，隨著人類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的生產成為人類生產的重要內容，而資產和商品的交易、交換也越來越成為社會司空見慣的現象，交換條件本身并不總是遵循等價交換，有許多因素（如壟斷、企業自身經營需要等）使得交換條件會背離等價交換。這是否證偽了勞動價值論，使勞動價值論失去客觀性呢？如果我們確證勞動價值論在資產和商品的交換中具有支配作用，那么，它的客觀性也就更加明確了。

（一）絕對價格和相對價格

早在馬克思的時代，就有觀點認為，供求決定價格。這一觀點也被19世紀末興起的新古典經濟學所認可。如果供求決定價格真的成立，那么，勞動價值論作為交換條件決定理論的客觀性就可以被否定了。然而，供求決定價格的規律實際上是抽象掉不該被抽象掉的收入、天氣、預期、收入分配，特別是制度、技術等非價格因素之后形成的假意識（詳見本文學術版或王今朝、龍斧：《馬克思關于供求決定價格規律的假意識性質的交叉科學詮釋》，《經濟經緯》2011年第4期）?？梢杂脭祵W嚴格地證明，即使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價格的數值也不是由供求決定的，而是由制度、技術、收入、天氣、預期、收入分配等非價格向量決定的。供求均衡只是決定了價格數值與制度、技術、收入、天氣、預期、收入分配等非價格向量之間具有映射關系。所以，供求均衡對于價格的具體數值根本不具有決定作用。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供求不決定價格的含義。只有抽象掉制度、技術、收入、天氣、預期、收入分配等非價格向量，[40]才能得出供求決定價格的結論。而這正是西方經濟學教科書所采用的手法。在西方學者云遮霧繞的敘述中，許多人就人云亦云地認可供求決定價格的觀點了，就把供求決定價格規律作為一個比勞動價值論更為根本的規律了。

公毫無疑問，就每一種商品價格的數值決定而言，就它所包含的自變量的種類以及每種自變量的具體的數值都是在不斷變動的。就商品生產所支付的成本而言，最主要的成本應該是勞動時間的付出（包括所耗費的不變資本所包含的勞動時間）。所以，使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的概念，商品的價值就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了。

價值的量綱是時間（天、小時等），而商品的價格的量綱是貨幣單位（人民幣、美元、歐元、日元等）。假如以貨幣價格計算的利潤率與以價值計算的利潤率相等，那么，我們可以證明，商品的應然價格應該是商品價值的一個常數倍。這個常數的大小取決于貨幣供給量等因素。[41]

由于壟斷等因素的存在，可能出現持續存在的商品市場價格遠遠大于或遠遠小于商品應然價格的情形。

那么，我們這里是否真的有必要提出一個應然價格的概念呢？答案是肯定的。勞動時間作為一個不變的價值尺度，應然價格則代表著在貨幣供給不變或貨幣供給適應性增長時的一個不變的價格尺度。只有確定一個應然價格，我們才能確定市場價格過高還是過低。比如，就中國住房市場價格而言，它很顯然高于了按照勞動價值論預測的住房的應然價格。就最低工資制度而言，很顯然，如果沒有法律的相關規定，市場工資就會低于應然的工資。就資產價格而言，所有的西方金融學的資產定價公式給出的實際上都是資產的應然價格。西方的價格管制實際上也以一個應然價格的存在為前提。一般而言，市場價格應該接近于應然價格。[42]

既然應然價格與價值之間只差一個常數，并且這個常數對于不同的商品應該保持不變，那么，不同商品的相對的應然價格就等于相對價值。如果市場價格接近于應然價格，那么，不同商品的相對市場價格也接近于相對價值。

如果某種或某幾種商品的市場價格不接近于應然價格，就必然導致巨大的矛盾。比如，中國的高房價已經使得房地產行業催生了許多富豪，這本身就造成收入分配矛盾了，而高房價所引致的水泥、鋼鐵等行業的高增長在住房需求一旦停止增長之后就出現過剩，引起國家的去產能政策。高房價還導致社會資源過多地流向房地產市場，還抬高了其他產業的生產成本，還導致了內需的不足。[43]蘇聯解體時把所有國有資產都賤賣了。中國20世紀90年代許多國有資產也流失了。資產交易價格的這種失衡如果出現在大量資產交易發生的時期，它就可能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變成資本主義國家。這就足以說明，只有在相對價格大致等于相對價值的時候，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才不至產生巨大的矛盾。[44]據此，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可以預測商品和資產的市場價格的。

現實中，有許多價格與價值背離的現象。比如，亞當·斯密提出了鉆石與水的價值悖論。鉆石雖然可以做得很漂亮，有時可以賣得很高，但實際上它沒有多少經濟價值和美學價值。人們對鉆石所賦予的高價實際上是一種人為炒作的結果。去掉人為炒作的因素，鉆石的價值要低得多。在同一時間里所生產的鉆石的數量和同一時間里所獲取的水的數量，其價值應該相等。這個價值除以鉆石的數量（多少克拉）和水的數量（多少千克），就是1克拉鉆石和1千克水的價值。所以，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看，鉆石和水的價值的悖論實際上并不存在。關于藝術品的價值也可以同理分析。

（二）價值與生產率的關系

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地變動”。[45]“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么變化，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46]這樣來看，馬克思關于價值與生產力（率）的關系是明確的，即二者成反比變動。這就是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成反比”的理論。[47]然而，馬克思又認為，同等時間里的復雜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要大于更簡單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使得復雜勞動越來越普遍。復雜勞動又可能使得勞動生產力提高。這時，商品的價值如何變動呢？其實，這也很簡單。在勞動復雜化后，如果這時的商品與之前的商品不同，又滿足了新的社會需要，它的價值無疑就相對之前的商品上升。但如果勞動生產率也上升了，那么，在勞動復雜化使得新商品出現并有一個價值上升之后，勞動生產率上升多少倍，商品的價值就在上升之后再下降多少倍。因此，并不需要提出一個勞動價值與勞動生產率成正比的理論。[48]

勞動價值論對于企業的購買決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大企業對大宗商品如石油、礦石等的購買動輒以百億美元、千億美元計價。在過去的數十年里，我們見過了所謂剛需、固定供給等概念所引起石油、礦石市場價格的巨大上升和波動。[49]按照勞動價值論，一種產品的生產成本不可能快速的上升，而且生產率有上升的趨勢，從而使得生產成本有下降的趨勢。因此，企業不應該依據“供求決定價格的規律”在高位購買大量的石油、礦石作為生產儲備。[50]這再一次證明，勞動價值論具有巨大的科學應用價值，而供求論可能是產生巨大誤導性的理論。

五、結論

馬克思曾指出，在解釋地租時，放棄價值概念本身，“就是放棄在這個領域內取得科學認識的一切可能性”。[51]事實上，一個經濟學理論如果缺乏了勞動價值論作為基礎，它就不成其為一個科學理論了。本文分析表明，對于處理財富源泉、制造業與服務業、階級關系、價格等古今中外所有社會都面臨的問題而言，勞動價值論幾乎是全能的理論。經濟問題是高度復雜的。在現實中，總是可以觀察到違背勞動價值論的現象。然而，這并不否定勞動價值論的客觀性。所謂規律，是一種帶有必然性的東西。不能用簡單的數據來否定一個規律的可靠性，否則，不就成了只要是現實的就是合理的了嗎？正如民本規律是中國歷朝歷代的開創者都非常重視，認為必須遵循的規律，而它又都被每一個朝代的末代皇帝所背離一樣，勞動價值規律是一個社會必須遵循的規律。不能因為觀察到市場價格偏離勞動價值論所預測的價格，就認為證偽了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曾指出，“勞動生產力越高，非工人和工人相比數量就越多，不從事必要生活資料生產或完全不從事物質生產的工人的數量就越多，或者最后，直接構成剩余產品所有者的人數的那些人，或者甚至構成既不從事體力勞動也不從事腦力勞動，而是提供‘服務’，由剩余產品所有者將剩余產品的一部分付給他們作為報酬的那些人的數量就越多”。[52]那么，在未來生產力極大發達的階段（比如，可以設想人工智能下的無人工廠），勞動價值論是否依然成立呢？其實，即使是人工智能高度發達，以至于整個社會處處以無人工廠的形式進行生產，依然可以應用勞動價值論。無人工廠所生產的產品的價格，因為如果超出了勞動價值論所預測的價格，那么它的產品就不會有充足的市場，它本身也就不可能會長期存在。無勞動的生產依然要遵循勞動價值論的支配，這不是這個理論令人著迷的一個地方嗎？所謂無人工廠，其實只是一種夸張的說法，它們不可能一個勞動力都不需要。所以，人工智能的發展最多是改變了活勞動和死勞動在價值決定中的比例。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使用了人類無差異的勞動的概念。然而，在現實中，在不同的產業部門中，勞動確實是有差異的。服務業的許多勞動確實不可能如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那樣創造價值。不創造價值的勞動的比例如果提高過多，就必然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因此，我們可以把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可以被稱為生產性勞動，而可以把從事服務業的勞動稱為準生產性勞動。[53]這樣的概念，盡管可能還比較粗糙，[54]但能夠幫助把人類從產業結構的迷霧中解救出來。

最后，我們應該指出的是，勞動價值論為商品的價值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預測，但決不是精確的預測，也不需要精確的預測。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衡量時也必然面臨諸多的不確定性。雖然它不是精確的預測，但正如配第、李嘉圖所指出，也被馬克思所認可的，它對于我們科學分析諸多重大經濟問題是足夠的。只要當市場價格普遍偏離勞動價值論所預測的價格時，政策能夠做出反應就夠了！而這就要求決策者們徹底地從供求論和自由市場的迷信中擺脫出來。

注釋：

[1]周嘉昕：《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中的勞動價值論與形而上學》，《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2]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冊，高鴻業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317頁。

[3]馬克·布勞格：《經濟理論的回顧》，姚開建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4]Scott Gordon, Why does Marxian Exploitation Theory Require a Labor Theory of Valu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8, 76(1), 137-140.

[5]Duncan K. Fole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32, No. 1, 2000, 1-39.

[6]Maxime Ouellet, Revisiting Marx’s Value Theory: Elements of a Critical Theory of Immaterial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15, vol. 31, No.1, 20–27.

[7]Pierangelo Garegnani, O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in Marx and in the Marxist Traditio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8, Vol. 30, No. 4, 618–642.

[8]B. Güney I??kara, Patrick Mokre, "Price-Value Deviations and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Evidence from 42 Countries, 2000-2017", Working Papers 2003,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20.

[9]如參見趙磊：《馬克思的價值范疇何以客觀？》，《社會科學輯刊》，2020年第3期。劉艷菊：《馬克思價值范疇的三重維度解讀》，《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10]楊思遠：《價值范疇的歷史性》，《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有林：《價值范疇的若干問題》，《經濟研究》，1980年第8期。

[11]見威廉·配第：《賦稅論》，邱霞、原磊譯，華夏出版社，2006年，第45-47頁。

[12]在西方經濟學界，一種觀點認為，李嘉圖是演繹的大師。而實際上，李嘉圖只是在某些問題上超越前人地使用了演繹方法，從整體上看，他的演繹是蹩腳的，非一貫的。嚴格地給出勞動價值論的現代形式并把它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一以貫之地加以使用，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實現的。

[13]馬克思本人就認為，亞里士多德在西方最早分析了價值形式，只是沒有使用價值概念。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75頁。

[14]見楊升南：《從甲骨文的“買”字說到商代的商業》，《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張建華：《商代——中國商業產生的朝代——兼與任乃文同志商榷》，《商業研究》，1985年第6期。也有觀點認為，商朝是以牧業為主，見程洪：《封建時代：農業生產方式的歷史——再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貴州社會科學》，1984年第1期。

[15]胡寄窗：《中國古代的人口政策與人口思想》，《經濟研究》，1981年第1期。

[16]見https://so.gushiwen.cn/guwen/bookv_46653FD803893E4F2DEEE385588AC78B.aspx。

[17]胡寄窗：《中國古代的人口政策與人口思想》，《經濟研究》，1981年第1期。

[18]胡寄窗：《中國古代的人口政策與人口思想》，《經濟研究》，1981年第1期。

[19]值得指出的是，有了這樣的理解，就很容易理解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對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的反動了，就很容易理解馬爾薩斯人口論的似是而非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顯然沒有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來得高遠。

[20]陳紹聞：《戰國時代的“重農輕商”思想》，《學術月刊》，1962年第6期。

[21]一種可能是，博學的配第受到了十六世紀中學西漸的強大影響。參見張允熠：《關于16至18世紀之“中學西漸”的反思》，《高校理論戰線》，2004年第9期。

[22]王榮堂：《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的社會經濟、階級與宗教》，《歷史教學》，1963年第5期。張偉偉：《十七世紀英國農業資產階級的構成及其特征》，《世界歷史》，1987年第2期。

[23]亞當·斯密：《國富論》，郭大力、王亞南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24、27頁。

[24]胡啟斌：《價值問題的提出：從勞動價值論看配第、斯密與李嘉圖的關聯》，《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2期。

[25]如配第說：“我想說的是，上面所說的方法正是權衡各種價值，確定各價值等量關系的基礎。當然，我也承認，在上層建筑和具體實踐中，也是存在著很多變化的，也是錯綜復雜的”。見威廉·配第：《賦稅論》，邱霞、原磊譯，華夏出版社，2006年，第47頁。

[26]當然，這不排除現代化中陷阱的存在。

[27]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7頁。

[28]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8-170頁。

[29]這不排除這樣的公路可能具有戰略價值。

[30]李鐵映：《關于勞動價值論的讀書筆記》，《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

[31]服務業可以被看成是接受物質部門轉移支付的部門。現代社會有大量的其它轉移支付形式，如財政轉移支付。甚至稅收也具有轉移支付的特征。

[32]作為投機者出身和資產階級代表的李嘉圖沒有徹底地貫徹勞動價值論，更沒有如馬克思那樣給予勞動價值論以一種較為清晰的回答，是非常自然的。李嘉圖把勞動價值論作為一種分配理論、一種階級斗爭理論來使用，表明他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解要比他的許多后輩要高明得多。

[33]魯品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與舊勞動價值論根本對立的理論——兼論馬恩為何是舊勞動價值論的反對者》，《創新》，2016年第1期。張雷聲、顧海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研究的歷史整體性》，《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3頁。

[35]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郭大力、王亞南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1頁。

[36]在某些場合，效用是可以進行人際比較的。這可以用西方一位新古典學者提出的“妒忌”概念來證明。即假如如某些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不同個體之間的效用不可比較，那我們只要問一問是資本家妒忌工人，還是工人妒嫉資本家，就可以說明他們之間由于收入的差別所導致的福利的差別了。H. Varian, “Equity, envy, and efficienc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4, vol. 9, No.1, pp. 63–91.

[37]從這個角度看，勞動價值論也不過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一種現代表達。

[38]參見王今朝、余紅陽：《對生產力生產關系及其關系的本體論再認識》，《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年第2期。

[39]最早期從事生產經營的人在積累起巨額的財富之后就可能退出生產經營領域了。而一些家族一開始就是通過金融交易來積累財富的。

[40]有西方學者指出，供給和需求已經成為一個什么都能裝的籮筐。但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供給函數和需求函數的概念嚴格區分了供給、需求與制度、技術、收入、天氣、預期、收入分配等非價格向量。

[41]見王今朝、龍斧：《馬克思價值決定價格理論的數理闡釋——對中國價格管理體制的一種思考》，《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11期。

[42]市場價格從來不是一種純經濟問題。價格實質上是國家所做出的一種經濟安排。即便是作為商品，其價格也不一定是建立在產權交易的基礎上。比如，住房是一種商品，但到底是以購買自有住房還是租房是一個國家的重大經濟安排。教育服務、醫療服務、養老服務等是否能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作為商品來買賣，也是由國家來安排的。

[43]龍斧、王今朝：《核心消費決定論——從市場與消費的結構性扭曲看中國內需不足的根本影響因素》，《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龍斧、王今朝：《從中國房地產業與消費的機理關系看新古典經濟學“四化”理論的問題》，《貴州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

[44]按照勞動價值論，住房的商業價值應該用建筑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房價應該反映價值。

[45]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54頁。

[4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頁。

[47]魏峰：《勞動價值論研究的新趨勢》，《中國經濟問題》，2019年第3期。

[48]馮金華：《單位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力不可能成正比》，《財經研究》，2013年第8期。

[49]世界原油價格由1998年的約20美元每桶上升到2008年的約110美元每桶。

[50]在所生產的產品是可欲的意義上，勞動價值也與使用價值、需要有間接的關系。——如果社會對一種商品沒有需要，就不會有企業來生產這種商品。當然，資本主義社會通過廣告、兩極分化，也人為制造了一些需要，如對奢侈品的需要。然而，在短期內，無論需求怎樣變動，它都對生產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沒有影響。這就使得基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確定的產品的價值具有恒定性，對市場行情發生變動時企業的購買決策（特別是）具有指導性——不要追漲殺跌，以避免造成巨大損失。

[5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5頁。

[5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頁。

[53]陳文通：《勞動價值論不宜拓寬》，《經濟縱橫》，2013 年第1期。

[54]當我們把價值看作是僅僅限于物質產品的時候，任何服務（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公務員、教師等的勞動）都是不創造價值的。在這種意義上，所有服務勞動都是非生產性勞動。這并不排除偉大的科學家、政治家能夠創造出其它意義的價值。

參考文獻：

程恩富：《科學認識和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高校理論戰線》，2001年第9期。

丁堡駿：《評薩繆爾森對勞動價值論的批判》，《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

劉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紀念<資本論>出版150周年》，《管理世界》，2017年第3期。

金碚：《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現實意義及理論啟示》，《中國工業經濟》，2016年第6期。

孟捷：《技術創新與超額利潤的來源——基于勞動價值論的各種解釋》，《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裴小革：《論收入分配理論的歷史演變和勞動價值論的實踐價值》，《哲學研究》，2003年第1期。

譚曉軍、劉鋒、王海濤：《對日本學者關于第三產業分類的認識的評析——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視角下的分析》，《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