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夠領導人民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更大勝利，任何想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的企圖就永遠不會得逞”。黨和國家始終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中國政府網，2021年8月17日），改革開放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但是，當前確實出現了“頂尖斷崖式”貧富分化的現實危險，新自由主義的邪惡應是“第一罪魁”。20世紀20-30年代，伴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新自由主義以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走上歷史舞臺，不僅直接造成前蘇聯解體，而且使英國、智利等國家走向沒落。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傳入我國，已不再是停留在口頭、書面上的理論學說，而是逐漸成為部分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直接影響改革的正確方向。其經濟理論大力宣揚“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其政治理論突出否定“公有制”、“社會主義”和“國家干預”。“否定國家干預”造成平臺經濟“非法侵占”國家人民財富，“否定公有制、推動私有化”造成“不容回避”的國有資產流失，“倡導市場化、宣揚自由化”造成“金融領域”的巨大財富損失。
一、“否定國家干預”造成平臺經濟“非法侵占”國家人民財富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和市場經濟的長處結合起來，實現著“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辯證統一，根本性克服了市場經濟“宏觀失控而生產過剩的周期性危機”。但是，新自由主義將企業家視為市場的主導力量，詆毀有為政府的市場干預，極端錯誤地提出：“企業家是市場過程的主要驅動力量，政府對市場過程的人為干預會扭曲價格信號，導致無效率，甚至危機”（張維迎《市場的邏輯》，前言ix，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認為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都造成經濟效率下降，甚至認為對市場的任何干預都是伸出“掠奪之手”。新自由主義極端錯誤的思想，造成較長時間以來平臺經濟“去勞動關系化”，8000萬平臺經濟勞動者除京東、順豐外幾乎均缺少基本社會保險，轉化為平臺經濟巨頭的利潤空間，平臺經濟企業是否“非法侵占”勞動者社會保險？“數據平臺企業之所以有超高估值，是因為它們將公共數據資源據為己有，即生產要素私人占有……平臺企業大數據資源的初始產權應是由國家代表全民所有，平臺國企依法掌控和使用，其他企業依法有償使用”（侯曉東、程恩富《基于產權視角的平臺經濟反壟斷治理研究》，《管理學刊》2021-02），數據平臺企業占用屬于“國家代表全民所有”的大數據資源，是否繳納了國有資產歸母利潤？尤其，少數壟斷平臺企業憑借對大數據、信息技術、金融資本私有占用權，長期維持“贏家通吃”地位，對良性市場競爭和消費者福利造成損害，對民生實體經濟構成嚴重沖擊，百姓就業無門，租個門面房試圖維持生計，一半以上經營不到半年賠上幾萬撤退，平臺經濟造成的經濟負溢出是否承擔負溢出補償性稅收？與此同時，平臺經濟憑借時空超越性特性和強大聚合力靈活快捷地吸納數字勞工，實現對勞動者無邊界和無間斷的全程控制和剩余價值的高效剝削，“勞動者被圍困在全景式的‘數字監獄’中：一方面，他們深陷過度勞動和激烈競爭的內卷困局，加劇自身的不穩定性；另一方面，他們迷失于隱性‘溫柔陷阱’里無法自拔，消解自身的主體性”（閆方潔、劉國強《論平臺經濟時代資本控制的內在邏輯與 數字勞工的生存困境》，《河南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勞動者工作境遇的日益惡化，收入不斷下降，在激烈的內卷競爭中遭受著超時、甚至超倍工作時間的更加殘酷剝削，社會應有的就業空間被嚴重擠壓，造成就業難的最突出原因的同時，勞動者超時工資是否按照《勞動法》規定的1.5倍、2倍、3倍發放？2023年中國富豪胡潤排行榜前十名：鐘睒睒4562億、張一鳴3105億、馬化騰2603億、曾毓群2350億、黃崢2120億、李嘉誠家族2100億、丁磊1810億、何享健家族1800億、馬云家族1700億、秦英林錢瑛夫婦1550億，近一半來源于互聯網巨頭?；ヂ摼W巨頭勤勞敬業、智慧超人，還是“非法侵占”國有資產歸母利潤？經濟負溢出補償性稅收？勞動者社會保險？最基本的超時工資？主業“礦泉水與宮頸疫苗”創造中國首富神話的內在機理，是否遵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規律？而是否正是基于如上之問，市場經濟固有的“富者越富、窮者越窮”馬太效應，以數字經濟發達生產力與新自由主義掩蓋的“非法侵占”，超越于任何時代的速度增長，造成“頂尖斷崖式”貧富分化。
二、“否定公有制、推動私有化”造成“不容回避”國有資產流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國有企業屬于全體人民”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從根本上決定人民群眾在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過程中的主體地位，而立足于公有制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基本分配制度，體現著勞動正義與分配正義的高度統一，絕對不可能出現“0.33%富人占有67.4%財富”的“頂尖斷崖式”貧富分化。尤其，當“全球十億美金企業家總數達到3,381人，中國以1,133位蟬聯第一”（《2022胡潤全球富豪榜正式發布 全球十億美金企業家人數再創歷史新高》，網易廣東，2022-03-18），占全球總數的33.5%，全國卻有“5.5億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9.64億人月收入低于2000元”（2019年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這種令人驚訝的失衡現狀，是否確實已違背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20世紀90年代始，新自由主義極力否定公有制、大力鼓吹私有制，認為“市場經濟是不可能建立在國有制基礎之上的，唯有在私人財產制度的基礎上市場經濟才能有效地運作！因此，市場經濟體系要成功建立，民營化不可避免”（張維迎《市場的邏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66頁），脫離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宣揚“唯有在私人財產制度的基礎上市場經濟才能有效地運作”，必然會誤入歧途。尤其“2006年，整個工業產值里，國有企業生產僅占9.7%，非國有企業占到90.3%”，繼續叫囂“我們不僅完成了大部分國有企業的改革，而且已經找到了剩下的國有企業的改革思路，即繼續在國有企業非國有化的道路上前進！”（張維迎《市場的邏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38、240頁）毫不掩飾地暴露著新自由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企圖改變“公有制為主體”基本制度的改旗易幟邪惡。習近平總書記力挽狂瀾，他指出：“公有制經濟是長期以來在國家發展歷程中形成的，為國家建設、國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貢獻，是全體人民的寶貴財富……任何想把公有制經濟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經濟否定掉的觀點，都是不符合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國改革發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錯誤的。”（《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 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新華網，2016年3月4日）“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習近平《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新華網，2014年3月9日），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是沉重的、沉痛的。“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演講》，新華網，2021年11月11日）。十余年來，在強有力的公有制經濟推動下，眾多重大工程和標志性成果實現跨越式發展，“嫦娥”探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電纜穿越海底、橋梁跨越大海、公路貫通大漠……。但是，由于以往改革中巨額國有資產流失到極少數人手中，有如聯想為代表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后，管理層年薪過億、退休年薪過億，與勞動者微薄基本生活收入繼續拉開巨大差距，怎能不激起老百姓的憤慨？習總書記指出：“國有企業是推進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習近平吉林調研如何定調國企改革》，新華網，2015年7月30日）但是，2006年“國有企業生產僅占9.7%，非國有企業占到90.3%”，新自由主義還要“繼續在國有企業非國有化的道路上前進”的邪惡，使國有經濟幾乎面臨崩潰局面。雖經10余年艱苦卓絕的努力，國有經濟有較大恢復，當西方經濟學以片面論欣喜于民營經濟“56789”，忽視辯證思考習總書記強調的“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尤其，面對“2022年底，31個省市區總的債務余額達到34.94萬億，相當于平均每個?。ㄊ袇^），就要負債1.13萬億”（見圖1）的嚴峻局面，需要“不容回避”地反思“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之沉重與沉痛，正視如何強化“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是“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面臨之危險與緊迫。【圖1 2022年底31省/自治區/直轄市債務情況】
三、“倡導市場化、宣揚自由化”造成“金融領域”巨大財富損失
新自由主義“倡導市場化、宣揚自由化”，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政府永遠不了解市場，對市場的任何干預都是伸出的‘掠奪之手’”，詆毀“世界上只有一類組織，可以合法地不需要使別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這就是政府”（張維迎《市場的邏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5頁），并且認為“法治社會就是約束政府，政府必須按照規則辦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量權”（張維迎《市場的邏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44頁）。由此，造成較長時間金融領域處于“去政府失控”狀態。2020年10月24日，馬云在上海外灘峰會痛批金融監管阻礙金融創新，不能適應未來科技金融發展方向，試圖跳出金融體系運行。這與鼓吹“自由是效率前提”、詆毀政府“讓別人不幸福，自己就幸福”（張維迎語）的新自由主義邪惡思想如出一轍，完全無視“金融經營失敗具有負外部性，一旦外溢將影響整個經濟和金融穩定”的基本法則。5月31日，支付寶長達19年獨立于金融體系“自由”運行終止，終于結束“金融經營負外溢”的潛在巨大風險，20%高額利息放貸回歸銀行金融體系低于9%利息，其巨大差額意味著對百姓財富的盤剝。社會上對于金融監管的呼聲早已在數年前就已經出現，無論P2P風險，還是股市熔斷前的資金杠桿、房地產的杠桿，都是在新自由主義“市場化、自由化”邪惡理論影響下，金融監管不力造成的。監管部門對金融業監管的不斷加碼，堅決打擊金融業違法行為，維護經濟金融安全大局，是對今后金融風險的未雨綢繆，更是基于“金融領域”巨大財富損失的深刻教訓。恒大地產集團“通過向金融機構、投資者等借錢，再利用這些資金投入到新投資”形成2萬億債務暴雷，不僅給國家財富人民財富造成嚴重損失，更因房地產業失衡造成如何走出經濟困境的嚴峻考驗。山西金融腐敗大案，“德御系”利用“造假”和“圍獵”手段，違規從銀行貸款2000多億，130名公職人員被查，8人受賄過億，12人超5000萬，給國家造成嚴重財富損失。河南新財富集團以關聯持股、交叉持股、增資擴股、操控銀行高管等手段，控制滲透禹州新民生等13家村鎮銀行實行系列犯罪，涉案金額高達400億，百姓財產受到嚴重威脅。最終逮捕涉案人員多達234人，才使局面得以有效控制。從世界范圍看，新自由主義是將財富“從大眾轉向富人、從窮國轉向富國”的一種新型機制，所倡導的對金融化與技術變革的持續推進，不僅造成英國等產業的空心化，更導致社會形成鮮明的兩極分化。20世紀8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將新自由主義作為制定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跨國經濟、數字經濟、金融與服務業成為了英國產業發展的重點，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1990年16.67%下降到2019年8.59%”（黃平、李奇澤：《英國工業因何衰落和空心化，新自由主義扮演了什么角色》，2022年6月22日）。當前，新自由主義“市場化、自由化”金融導向也逐步摧毀著美國：“美國到了今天，物價開始膨脹，股市3年時間一路注水，負債高達近30萬億美元，無論是媒介、銀行還是華爾街已被猶太資本全線掌控”（《公知有多強大？優秀國家是怎么被摧毀的？》，“一個壞土豆”公眾號，2021年6月12日）。近期，美國硅谷銀行、簽名銀行和第一共和銀行等破產潮，在收割儲戶韭菜的同時，引起金融地震，進而引發全球金融震蕩，同樣是新自由主義邪惡性的呈現。馬克思指出：“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頁）。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市場化、自由化”不僅直接造成國家人民財富的巨大損失，而且資本主導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產生的技術擠壓與絕對延長在職勞動者工作時間，成為當前高校畢業生就業難、青年失業率高達20.4%的最根本原因。資本主義“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的內在規律，在新自由主義邪惡理論的誘導下，不但直接造成國家人民財富巨大損失，同時造成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嚴重局面，持續性加重著“頂尖斷崖式”貧富分化。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史昭示：“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夠領導人民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更大勝利，任何想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的企圖就永遠不會得逞。”（《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新華社2021-11-16）新自由主義以“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走上歷史舞臺，不僅直接造成前蘇聯解體，對我國同樣抱有“改旗易幟”的邪惡企圖。今天黨中央一再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改革開放的目的始終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而觸目驚心的“0.33%富人占有67.4%私人財富”的“頂尖斷崖式”貧富分化，不能不使我們警醒！新自由主義企圖改旗易幟的陰謀到了必須徹底揭露之時，再也不能任其誤導中國改革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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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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