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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勝于無形的新型戰爭！全是套路！

點擊：  作者：記者    來源：瞭望智庫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3-09-27 10:49:02

 

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計算機、互聯網、通訊、大數據、云計算、新媒體以及人工智能等科技領域的高速融合發展，人類社會進入了知識高效交流、資訊高度飽和、觀念高頻迭代的時代，人類認知領域的革命也方興未艾。

 

與此同時，全球化、多極化帶來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和大國戰略競爭的全面升級，也使得國家間的博弈愈發復雜化——不僅在軍事、科技、經貿、金融等顯性領域加緊對抗，也越來越重視“爭奪認知”等隱性領域的競爭。

 

與傳統戰爭受到地理邊界和戰爭規則限制、偏重于從物理維度來實現戰爭目標不同，作為超限戰的認知戰，在信息技術的加持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擺脫傳統物理束縛，使戰爭由非常態變為“常態”，大大降低了發起對抗的成本和風險，這正是西方愈發重視認知戰的重要原因。

 

本文轉載自《瞭望》2023年第39期。

 

“爭奪認知”的殖民戰爭

文 | 王杰鋒

 

 

美國五角大樓（資料照片） 新華社 / 法新

 

1

四個環節的聯動作戰

 

認知戰是一種以信息為主要載體，通過影響和塑造目標國家決策者和群眾的認知，進而控制和改變其行為，最終達到戰略戰術目的的現代戰爭形態，是融心理戰、輿論戰、信息戰于一體的最高層級的非動能作戰形式。

2023年3月，美國《戰略安全》雜志發表的題為《現代認知行動與混合戰爭》的文章明確提出：“認知操作可以是擴張的工具，甚至可以通過改變目標群體的觀點、價值觀和利益來實現特定的殖民化。這種控制可以為數字時代的國家殖民提供新的機會。”由此可見，在美國戰略界看來，認知戰已經上升為新國際環境和技術條件下對目標對象實施影響、掠奪乃至侵略的重要方式。

 

從實施方式來看，認知戰的作戰模型包括以下四個環節：

 

決策主體：指實施認知戰的國家、軍隊或團體，它是認知戰的發起者和指揮者，根據自身的利益和目標，制定認知戰的策略和計劃。

 

實施主體：指被挑選或塑造的、執行認知戰任務的各類線下線上組織或個人，包括政客、名流、公知、網紅、意見領袖等公眾人物，基金會、非政府組織、智庫、高校、黑客團隊等專業機構，媒體、出版社、影視公司等傳媒平臺，水軍團隊、網民等終端。它是認知戰的執行者，負責制作、傳播和控制信息，以影響目標國家的社會認知。

 

社會認知：指目標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生活等各個領域的公眾意見、觀念、態度和情緒。社會認知是認知戰的主要作用對象，也是認知戰效果的反映。

 

目標實現：指通過認知戰達到的戰略戰術目的，包括顛覆、牟利、分裂、控制等。目標實現是認知戰的最終評價標準，也是認知戰的動力源泉。

 

這四個環節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和互動，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認知戰體系：決策主體通過實施主體影響和改變目標群體的社會認知；社會認知的變化影響決策主體和實施主體的策略和行為；目標實現影響決策主體和實施主體產生新的動機和目標。這就形成了一個動態循環。

 

有研究者指出，一些西方國家先進的打法是已經形成了體系化的認知作戰聯動機制。例如，在西方政府的策劃下，某基金會會提前幾年進行布局，首先選定目標國家的“話事人”，然后通過學術交流和商業交流來資助該國媒體，進一步烘托“話事人”的人設，再利用網絡水軍體系來控制社交媒體熱搜，從而在潛移默化中提升“話事人”的話語權甚至社會地位，最后在關鍵時間節點讓“話事人”拋出最有利于西方利益的觀點，從而引導目標國家社會輿論形成新的共同觀點，以改變其決策和社會發展方向。

 

 

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委內瑞拉反對派與支持派在公路上對峙（2002年12月16日攝）攝影 / 本刊

 

2

戰略、戰役與戰術

 

針對不同層級的目標實現，認知戰可以分為三種組織形式：

 

戰略性認知戰：針對目標國家整體或重要部分的社會認知進行長期且系統的影響和改變，以達到顛覆或控制其政治制度、經濟模式、軍事力量或意識形態等根本利益的目的。

 

例如，美國政府對蘇聯就曾展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略性認知戰，且充分利用其盟友和附庸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資源，對蘇聯及其盟友進行多方位、多層次的認知戰，以孤立和包圍蘇聯，削弱其國際影響力和地位。

 

在這場戰略性認知戰中，美國政府針對蘇聯及其盟友的民族、宗教、文化、歷史等特點，專門制作和傳播歷史虛無主義和修正主義等特定信息，并利用各種媒體、智庫、非政府組織等，以所謂“中立”或“客觀”的姿態發布或轉載有利于西方利益的信息，以引發“認知反應”。同時，美國政府利用其控制或影響的間諜、叛徒、分裂分子等，在蘇聯內部進行滲透和破壞，制造或操縱各種事件或話題，以塑造或改變蘇聯的社會認知，并通過電影、音樂、文學等形式，全力向蘇聯民眾傳播西方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誘導其認同西方模式，又通過獎學金、交流項目等隱蔽方式，培養或收買了蘇聯的精英分子，逐步影響或控制了其思想和行動。

 

美西方發動的認知戰，使蘇聯陷入國家思想混亂、主權認同消失、社會價值觀分裂、國民意識淡漠的困境，是其最終走向解體的一大原因。

 

戰役性認知戰：針對目標國家局部或特定領域的社會認知進行中期且有針對性的影響和改變，以達到瓦解或削弱其政治穩定、經濟發展、軍事防御或社會團結等重要利益的目的。

 

例如，2003年美國政府為了推翻伊拉克政府，攫取地緣和資源利益，發動了一場所謂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戰役性認知戰。美國政府利用其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向全世界宣傳其對伊拉克的單方面指控，大規模炮制虛假證據，并通過國際組織和媒體美化其對伊拉克的侵略行為，為最終繞開聯合國軍事推翻一國政府掃清障礙。

 

戰術性認知戰：針對目標國家部分群體的社會認知進行短期的影響和改變，以達到誤導或操縱其政治觀點、經濟行為、社會情緒等具體利益的目的。

 

例如，美國政府為了消解其國內公眾對毒品問題的不滿和批評，選擇對外轉移矛盾，故意制造外國是芬太尼泛濫問題責任方的假象，并利用其在媒體、教育、文化等領域的優勢，向其國內公眾傳播這種假象，還通過法律規定、政策措施等影響其國內公眾對毒品問題的認知，以此誤導和操縱了他們的政治觀點和社會情緒。

 

3

矩陣攻擊的流程

 

為了影響和控制競爭對手的認知，認知戰在內在邏輯上需要詳細分析和評估對手的政治體制、意識形態、政治領導力，社會組織、社會動員、社會穩定等方面的綜合情況，及其心理狀態、心理弱點、心理防御等反應特點，以制定有效的影響策略。

 

作為施加攻擊的一方，還需要分析和評估傳播渠道、傳播內容、傳播效果等問題，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尖端技術搜集、分析、傳遞和利用信息，甚至需要深入了解人腦及神經系統的結構和功能、認知中樞和反應機理。

 

通過對各種知識和技術的綜合運用，認知戰在實施過程中常常遵循以下流程：

 

一是情報搜集。通過網絡、社交媒體、人工智能等工具和手段搜集目標社會的信息，包括哲學、信仰、規則、弱點、動機、情感、歷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身份和意識形態等人類認知維度的要素，以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綜合情況。

 

二是目標分析。根據情報搜集的結果來分析目標社會的特點、利益、需求和矛盾，將目標社會的個人或群體進行分類和分層，確定最易受影響和最有影響力的目標群體，以及最有利于攻擊者的切入點。

 

三是決策制定。確定認知戰的目標和意圖以及期望達到的效果，選擇合適的認知戰策略和方案以及相應的技術手段和實施平臺。

 

四是信息設計。基于目標群體的心理特征、接受能力、價值觀和認知偏差，設計符合攻擊者意圖和策略的信息內容和形式，包括文字、圖片、視頻、音頻、游戲等。值得注意的是，其間既有真實的信息，也有虛假的信息。

 

五是渠道選擇。在充分考慮目標群體的信息獲取習慣、信息傳播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干擾因素和應對措施、提高信息可信度和覆蓋率的基礎上，選擇合適的傳播渠道和平臺，包括網站、社交媒體、新聞媒體、博客、論壇等不同類型的渠道，甚至會選擇非正式的或隱蔽的傳播平臺。

 

六是效果評估。根據傳播渠道的反饋，評估認知戰的效果和影響，包括信息接收者的數量、質量和反應，以及信息對目標社會認知狀態和行為變化的影響方向和程度。效果評估的重點在于研判信息傳播是否達成了攻擊者的目標，總結認知作戰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以提升下一次綜合作戰能力。

 

通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認知戰涉及多個領域，整體鏈條長且精密，處理的細節多且復雜，這就使得這種戰爭形態在實踐中常常采用矩陣攻擊或集群作戰模式。

 

2021年6月，由美國軍方和北約全程參與，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捷克技術大學、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和喬治亞理工學院等機構組成的聯合研究項目組發布的《認知研討會：提高認知的創新解決方案》研究報告明確指出，“認知戰是迄今為止最先進的操縱形式，是一種綜合武器的方法論，它整合了網絡、信息、心理和社會工程的非動力戰爭能力，以便在沒有身體戰斗的情況下獲勝。作為新型戰爭，它被定義為由外部實體將公眾輿論武器化，旨在影響和破壞一個國家的穩定。這些攻擊可以視為一個矩陣：跨越少數和多數的界限，全面影響思想和行動，跨社區組織……它的執行方式不同于更傳統的戰爭領域。”

 

這種新型戰爭的典型案例是2019年美國政府對委內瑞拉實施的一場包括認知戰在內的總體戰。

 

委內瑞拉是拉美地區重要的石油生產國和出口國。數十年來，美國政府一直將委內瑞拉政府視作“眼中釘”“肉中刺”，千方百計策動“顏色革命”，企圖顛覆委左翼政權。

 

從2002年起，美國政府策劃并實施了多次針對委時任總統查韋斯的政變，并資助委國內反對派舉行大規模暴力抗議活動，均未取得預期效果。

 

2018年12月，在其策劃的針對委總統馬杜羅的暗殺活動失敗數月后，美國政府直接邀請委反對派領導人瓜伊多訪美，密謀支持瓜伊多推翻委國內選舉結果直接自封“臨時總統”、成立親美政權事宜。

 

在此背景下，為樹立瓜伊多形象、瓦解馬杜羅政府合法性，美國政府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認知戰。

 

2019年1月23日，美國政府宣布承認瓜伊多為委內瑞拉“臨時總統”，并動員其盟友和一些國際組織跟進，同時利用網絡和媒體向委內瑞拉民眾灌輸西方價值觀和“民主”理念，散布虛假或歪曲的信息，渲染委內瑞拉經濟和社會危機，詆毀馬杜羅政府的合法性、能力和形象，鼓吹瓜伊多政府的民主和改革理念與執政前景。

 

作為配合手段，美國政府利用經濟制裁和外交孤立向委內瑞拉政府施加空前巨大的壓力，試圖以此削弱委內瑞拉的國家安全和國際地位，隨后更是直接策劃軍事政變，試圖瓦解委內瑞拉軍隊和民兵的忠誠和士氣，制造政治動蕩和暴力沖突。

 

在此過程中，美國多個部門分工協作赤膊上陣：

 

白宮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這場總體戰的最高決策者和指揮者，負責制定對委內瑞拉的總體政策，統籌政府行動和資源；

 

國務院作為主要執行者和協調者，負責與美國盟友、國際組織和委內瑞拉反對派的溝通與合作；

 

中央情報局負責提供情報和幕后操縱，它全面搜集、分析、傳遞、利用有關委內瑞拉的信息，直接策劃、支持、指導委反對派和私人軍事公司等進行各種顛覆活動；

 

美國駐哥倫比亞大使館作為主要前沿基地和窗口，負責與哥倫比亞等國家協調和配合，向媒體發布各種聲明和評論，并指揮委內瑞拉國內專家、名人、意見領袖等精英階層配合美國政府行動，全面擾亂委內瑞拉社會思想，對局勢推波助瀾。

 

面對來勢洶洶的進攻，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帶領民眾頑強抵抗美國的壓力和干涉，以事實和道理為依據，開展多項行動穩定民心，成功確保了軍隊和大部分民眾對他的支持。而美國全力支持的瓜伊多卻始終未能得到軍方的響應和足夠多的民眾擁護，遲遲無法組建有效的“臨時政府”，這使美國政府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并最終拋棄了瓜伊多。

 

2023年1月3日，美國政府正式承認失敗，表示尊重委內瑞拉全國代表大會關于解散瓜伊多領導的“臨時政府”的決定，為這場失敗的戰爭畫上了一個不體面的句號。

 

4

危險在制勝于無形

 

認知戰是一種制勝于無形的新型混合戰爭，試圖通過影響目標國家決策者和群眾的心智來影響其行動。

 

在政治方面，認知戰旨在干擾或誤導目標國家的決策過程，使其做出錯誤決策；煽動不同政治派別或團體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制造分裂或動蕩；詆毀抹黑目標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培養反政府社會意識。

 

在經濟方面，認知戰謀求擾亂或破壞目標國家的經濟秩序，制造混亂或危機；誹謗或貶低其經濟發展和經濟成就，動搖人心。

 

在軍事方面，認知戰試圖干擾或破壞目標國家的軍事指揮和軍事行動，使其無法達成既定目標；削弱或摧毀其軍事力量，降低軍隊的執行意愿和執行效率；誣陷或污蔑其軍事行為和軍事道德，營造其被孤立或否定的輿論氛圍。

 

在科技方面，認知戰設法阻礙或破壞目標國家的科技創新和科技應用，抑制其科技進步；質疑或否定其科技理論和科研體制，誤導其科研方向。

 

在文化方面，認知戰極力破壞或消解目標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文化價值，企圖使其價值觀異化；曲解或歪曲其文化現實和文化問題，讓民眾陷入迷茫或憤怒情緒；侮辱或嘲諷其文化形象和文化品味，削弱國民的信心；滲透或控制其文化機構和文化人士，鼓吹崇洋媚外。

 

這種制勝于無形的新型混合戰爭具有全球化、多元化、隱蔽化、持續化等特點，使其較傳統戰爭更具廣度和深度。

 

首先，認知戰不受地域和國界的限制，實施方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通過網絡、媒體、外交等渠道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施加影響，甚至可以跨越文化和語言障礙，對不同民族和群體進行有針對性的認知操作。

 

其次，認知戰涉及多個領域和層面，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法律等，實施方可以利用各種信息和輿論，對目標對象進行負面宣傳、抹黑攻擊、誤導欺騙、分化煽動等，并利用各種事件和危機，對對手進行威脅恐嚇、挑釁挑撥等。

 

第三，為避免被對方發現和識破，認知戰的實施方常常采用隱秘手段或進行偽裝，比如利用第三方或者非政府組織作為掩護，打著維護人權、民主、自由等旗號進行干涉和顛覆。

 

第四，認知戰不受時間限制，可以在平時和戰時持續進行，通過長期積累潛移默化地改變目標對象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削弱其反應能力和抵抗能力。這種長期持續的“認知殖民”，是這種戰爭方式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誰在塑造對手的認知

文 | 王杰鋒

 

在伊朗首都德黑蘭，民眾抗議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資料照片） 哈拉比薩茲攝 / 本刊

 

認知戰形態的確立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歷史過程，它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及其組織數十年來影響大眾心智、瓦解對手思想的長期實踐的一次質變。

 

早在冷戰時期，認知戰的概念就開始顯現，當時美國及其盟友致力于使用傳統媒體、通過心理操縱來影響敵對國家的公眾輿論。冷戰結束后，隨著互聯網的崛起，信息傳播變得更加迅速和廣泛，美西方開始認識到在數字時代影響目標對象認知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并大力發展認知作戰的平臺、渠道、手段和技術。

 

2010年代后期，以美國空軍參謀長大衛·古德芬正式提出認知戰概念為標志，西方國家開始將認知戰作為一個全面戰略概念進行探討和規劃。進入2020年代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將認知戰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強調在認知領域獲得優勢，力求通過技術創新、意識形態競爭、信息操縱等維護其霸權地位。

 

1

指揮、實施與支撐

 

在認知戰實踐中，西方國家已建立起一整套組織架構、協調機制和作戰流程，按其分工可大體分為指揮體系、實施體系、支撐體系等。

 

其中，指揮體系由政府、軍隊、智庫等機構組成，負責制定認知戰的目標、策略和計劃，并進行監督和評估；實施體系主要由媒體、網絡、非政府組織等機構執行具體行動，并進行調整和優化；支撐體系主要由學術、法律、金融等機構組成，負責提供所需的信息資源、法律依據、資金支持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際操作中，有些機構會兼具指揮、實施或支撐功能。

 

具體來講，主要參與機構分工如下：

 

政府機構：在西方國家，認知戰的戰略規劃和指導通常由政府機構來負責。這些機構包括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外交部等政府部門，它們制定認知戰的整體戰略方向，協調各部門間的合作，確保信息戰的一致性和協同性。

 

情報機構：負責搜集、分析和評估目標國家的信息，以制定有針對性的認知戰策略。這些機構還負責對敵情進行研判，以預測目標國家的行動和意圖。

 

軍事部門：信息戰和網絡戰的主角，尤其注重通過軍事技術進行信息搜集、傳播、干擾和攻擊，以實現戰略目標。

 

媒體和宣傳機構：在認知戰中扮演著橋梁角色，它們向受眾發布指揮體系選定的信息和觀點，影響國內外輿論，以形成認知戰的多方合力。

 

私營部門和智庫：主要負責提供戰略性建議和研究成果，幫助政府部門更好地理解對手的認知和意圖，制定更精準的認知戰策略。私營部門還能參與技術研發，為認知戰提供技術支持。

 

國際組織和合作平臺：西方國家通過其主導的國際組織和合作平臺，推動認知戰的協調和合作。

 

金融機構：金融機構是西方認知戰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它們通過公開或隱蔽的渠道向非政府組織、智庫、媒體等機構提供資金、技術、人才支持，對他國社會認知進行滲透、改造、操縱，并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搜集、分析各種信息，對他國情報進行監控、破譯，必要時甚至直接操縱國際金融市場、匯率、信貸、債務等，是西方在全球實施金融霸權，傳播其價值觀、意識形態、文化模式的重要工具。

 

聯合指揮中心和創新中心：這是近年來西方國家聯合發動認知戰的一種新形式。部分西方國家之間建立了聯合指揮中心和創新中心，用于協調認知戰的實施和研發。這些中心匯集了各個部門的專業知識和技術能力，以更好地規劃和執行認知戰策略。

 

與此同時，西方國家也建立了上述體系的協調機制，通過多種方式動員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非軍事力量及網絡等新興力量，在全球、區域、國內等不同層面，針對目標對象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不同領域和部門，實現認知戰的多元力量、多層次、多方位的協同和協作。

 

2

認知作戰的多種打法

 

北約認為，認知戰是以負面效應，在個體和集體層面上，改變敵人認知過程、利用心理偏見或反省性思考引發思維扭曲、影響決策并阻礙行為的一種非常規戰爭形式。由此可見，在美西方眼中，認知戰的關鍵，是以扭曲、虛假的信息來塑造對手的認知。

 

那么，西方認知戰的各種實施主體，是如何利用負面效應和扭曲的信息來進行認知作戰的？

 

政府與政客——

 

西方政府和政客常通過發布聲明、發表演講等方式傳播西方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立場。他們的言論不僅能引導國際輿論，還能在目標國家產生影響，塑造其社會認知。美國為撕毀伊朗核協議而對伊朗進行的抹黑，就是這種策略的典型例子。

 

伊朗核協議是2015年7月14日在奧地利維也納達成的一項多邊協議，旨在限制伊朗的核計劃，以換取解除對伊朗實施的經濟制裁，協議由伊朗與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簽署，得到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支持和認可。

 

然而，2018年5月8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不顧其他簽署國和國際社會的反對和批評，宣布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并重啟對伊朗的制裁，公然破壞多邊外交努力和國際法治原則。

 

為達成這一目的，美國政府對伊朗進行了一系列的污名化、威脅和制裁，試圖在全球范圍內營造一種認知：伊朗支持恐怖主義，破壞穩定，是中東地區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美國政府撕毀協議是維護世界秩序和正義的必要之舉，美國是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保護者。美國還試圖動員其他國家加入其對伊朗的“極限施壓”，以迫使伊朗就其導彈計劃、地區政策和人權問題重新談判，此外還通過情報機構和網絡技術，對伊朗進行各種形式的監控、干擾和破壞，試圖摧毀伊朗的信心和意志。

 

名流、公知、“網紅”和意見領袖——

 

一些知名學者、專家、博主和“網紅”也在認知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通過撰寫文章、發布觀點和評論，傳播西方規劃好的觀點，影響大眾的意見和看法。

 

在網絡上被稱為“環保少女”的瑞典青年環保活動人士格蕾塔·桑伯格因為發起“為氣候罷課”運動而成為全球知名人物。她曾多次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等重要場合發表演講，呼吁世界各國采取更加積極有效的行動來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然而，她在演講中也經常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不公平的指責，認為其沒有承擔足夠的責任。她的一些表態，如在2019年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的“你們怎么敢？”，在2020年達沃斯論壇上的“立即停止排放”，在西方世界廣泛傳播，也影響了發展中國家一小部分激進環保主義者。

 

事實上，已經被多方證實其生活方式并不環保的“環保少女”，是發達國家推出的一個認知戰符號，用以影響全球公眾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知，是西方國家在氣候談判中施加壓力和轉移責任的工具之一，其用意在于強行推銷西方不公平的氣候問題解決方案。

 

這是西方國家塑造并利用所謂“名人”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其觀點，以加強其認知戰實力的典型案例。

 

智庫、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

 

西方國家慣于以發布報告、贊助研究、民意調查、舉辦活動等為包裝，強行推行自身政策、傳播西方思想觀念，以影響目標國家的社會認知，在此過程中，西方智庫、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等機構作為認知戰工具不僅負責提供所謂“專業性”和“權威性”背書，推動特定議題的傳播，還負責人員聯絡、發展內應、提供資金支持。

 

成立于1961年的哈德遜研究所是美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保守派智庫，主要從事國防、外交、經濟、社會等領域的研究和分析。伊拉克戰爭前后，哈德遜研究所不僅向美國政府提供了多份伊拉克戰略、武器、情報、民主化等方面的報告，論證并支持美國對伊拉克采取強硬軍事行動，還與伊拉克的一些反對派人士和學者建立密切聯系，為他們提供學術交流機會和資金支持，鼓勵他們支持美國在伊拉克推行的所謂民主化進程，成為美國軍事入侵的內應。

 

2013年的烏克蘭危機爆發后，大量事先潛伏在烏克蘭的西方基金會等機構，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歐洲議會研究中心及國際特赦組織等，通過多種手段介入，力求塑造國際社會和烏克蘭民眾對危機的認知。它們通過資助所謂“獨立媒體”和研究機構傳播特定觀點，渲染俄烏并非同根同源、烏克蘭“始終是受害者”等負面觀念，極力升級烏克蘭國內的不滿情緒，并通過組織活動和培訓，鼓動烏克蘭社會進行“變革”。最終，烏克蘭民眾在這種認知戰的影響下陷入思想混亂，社會斗爭迅速白熱化，國家政治格局發生劇變，內外政策隨之大幅調整，加深了俄羅斯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對立，對國際關系和地緣政治產生了深刻影響。

 

維基解密還曝光，美國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民主研究指南、國際非暴力沖突中心、國際共和學會和國際事務全國民主研究所等機構，通過資助非暴力行動與戰略應用中心等發展中國家機構，在前南斯拉夫、格魯吉亞、黎巴嫩、突尼斯、馬爾代夫和埃及等50多個國家進行認知作戰，開展所謂社會抗爭活動，打著“非暴力”旗號蠱惑人心，力圖推翻當地政府、扶持親美政權。

 

高校和教育——

 

西方國家以教育和學術交流的形式向目標國家輸出其政策、知識和價值觀，努力在潛移默化中完成對目標國家精英人士的洗腦。

 

在委內瑞拉政治動蕩中被美國政府先扶持后拋棄的瓜伊多就是此類案例的代表。2007年，24歲的瓜伊多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下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參加“政治領導力項目”，該項目的目標是培訓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如何進行非暴力抗爭和顛覆政權。由于在校園政治運動中表現積極，瓜伊多被列為重點培養對象派回委內瑞拉，與從美國普林斯頓胡恩學校畢業的洛佩斯等政治人物共同創立人民意志黨，在美國政府和相關機構配合下全面否定委內瑞拉建設成就，并以“言論自由、民主改革”等口號連續煽動青年學生上街游行，最終導致委內瑞拉陷入動亂。

 

媒體和出版社——

 

西方媒體和出版社等在認知戰中是具有影響力的傳播平臺，它們通過報道、評論、專題節目、紀錄片、雜志、圖書等傳播西方的觀點和信息，影響目標國家的輿論和信息傳播，以配合政府干涉別國內政的計劃。

 

2017年8月8日，肯尼亞舉行總統選舉，時任總統肯雅塔與反對派領導人奧廷加展開激烈的競爭。8月11日，肯尼亞選舉委員會宣布肯雅塔以54.27%的得票率擊敗奧廷加的44.74%而獲勝。然而，奧廷加拒絕承認選舉結果，指責選舉委員會存在舞弊行為，要求重新計票或重新選舉，并向最高法院提起訴訟，最終導致該國政局連續動蕩，流血沖突不斷。

 

在此過程中，以BBC、《衛報》為代表的英國媒體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們頻繁發表帶有傾向性的報道，其中大部分摻雜著支持或同情奧廷加的立場，質疑或否定肯雅塔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這些報道經常以不實或具有誤導性的信息，夸大或捏造肯雅塔陣營和選舉委員會存在的不正當行為，忽視或貶低其他國際觀察員和機構對選舉過程和結果的評價，抹黑或攻擊支持肯雅塔或反對奧廷加的人士或組織。同時，英國媒體還通過其評論員、專欄作家、客座撰稿人等發表了多篇評論文章，從不同角度為奧廷加提供理由或借口，如認為奧廷加是民主和變革的象征等，批評肯雅塔是英國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權貴代表，甚至通過所謂紀錄片“揭露”肯雅塔陣營和選舉委員會如何操縱選舉結果，試圖證明奧廷加是被剝奪了勝利的受害者。

 

影視公司和娛樂產品——

 

西方影視公司通過制作電影、電視劇等作品，在“寓教于樂”中塑造了特定國家的形象，影響了公眾的認知。

 

冷戰期間，好萊塢在制作電影時經常對蘇聯陣營進行刻板塑造和詆毀，將其描繪為邪惡、殘暴、落后、失敗的代表。例如，電影《洛基4》將蘇聯拳擊手達拉格塑造為一個冷酷無情、靠藥物進行身體增強的怪物，而將美國拳擊手洛基塑造為勇敢、正義的英雄。《紅色黎明》講述的是朝鮮人民軍入侵美國小鎮，幾個美國青少年憑借一己之力擊敗“敵人”的故事。電影將朝鮮士兵描繪為殘忍無情的殺人機器，而將美國青少年描繪為自由民主的捍衛者。這些電影不僅反映了美國對蘇聯陣營的敵意，也試圖向全世界傳播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深刻影響了美國民眾和其他國家民眾的認知，造成延續至今的偏見和刻板印象。

 

社交媒體和網絡平臺——

 

當下，社交媒體和網絡平臺在認知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西方國家尤其注重利用社交媒體定向傳播信息、引導話題、組織串聯，影響目標國家的社會輿論和行動。

 

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顏色革命”，就是由社交媒體完成組織串聯的一場穿透式認知戰。例如，在埃及的抗議示威中，畢業于開羅美國學校的谷歌公司中東北非地區營銷經理高尼姆利用網絡技能和資源，創建了一個名為“我們都是哈立德·賽義德”的臉書頁面，將埃及警察系統塑造為“腐敗、專制”的統治工具，呼吁民眾發動全國性抗議。該頁面很快成為組織埃及社會運動的重要平臺，吸引了將近400萬名關注者。隨后，高尼姆和其他網絡活動人士利用臉書、推特（現更名為X）、優兔等社交平臺傳播信息、組織人群、制定策略，使抗議活動迅速擴大。同時，組織者還利用此類社交媒體向國際社會輸出其遭遇埃及政府施加壓力和“虐待”，全力爭取國際同情和物質支持，成為埃及社會動蕩的一大推手。

 

“炮制認同”的新變量

文 | 趙盛燁

 

在美國華盛頓，一名工程師將電腦接入網絡（資料照片）

 

人類的認知來源于人們出生以后所經歷的事物，包括人們的感覺器官刻畫在大腦當中的體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人們接觸到的多媒體內容、人們主動檢索的知識等。

 

過去，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通常是人際傳播、書籍，以及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但科技的進步改變了一切。當前，移動互聯網已經在世界范圍內大面積普及，各國民眾每天與手機為伴，看著彈窗推送的新聞，通過App檢索知識，在社交網絡中與人交流……

 

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及其對人類行為習慣的塑造，不僅改變了人們的認知渠道，也為不受傳統戰爭規則和地理邊界限制的、可以在非戰爭狀態下進行常態化對抗的認知作戰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一些重大敏感時刻，網絡水軍、政治機器人等魅影頻現，通過投放話題、推波助瀾進行著社會面的熱點覆蓋和認知引領，影響了不少國家的穩定；在日常生活中，通過電子知識庫、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進行認知誘導等行為也屢見不鮮，一些國家企圖潛移默化地令競爭對手從認知量變轉變為認知質變，最終左右其發展決策和社會行為。

 

可以說，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網絡傳播力已成為“軟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它的重要性將更加凸顯——誰掌握了網絡權力，誰就可以通過議題設置獲取話語權，對他國施加影響，從而在全球范圍內“炮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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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域外勢力認知戰的典型操作分析

 

過去數年來，在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生的示威、暴亂常呈現出一些共同特點：很多參與人員有免費的飲水、食品、防護用品，有統一的服裝，甚至還有統一的手勢和標志性動作。其實，這些都是復制的東歐、中亞“顏色革命”中的經驗。利用開源情報工具分析后還發現，這些參與游行示威的人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無組織的自由組合，但都離不開網絡社交和即時通訊工具，甚至還會使用網絡加密通訊工具進行相互勾連或與活動上級組織者聯絡，一些重點骨干還參加了相關特務機構培訓。

 

從認知戰的視角來看，近年來東南亞、中東、中亞等地頻發的“顏色革命”中，某域外政治勢力利用社交網絡平臺大量發布虛假信息，編造政治事件，抹黑、造謠他國政府以擾亂其國內政局及其與鄰國間的政治關系，對他國民眾進行認知誤導，加劇了地區緊張態勢。

 

情報分析師通過查閱相關新聞、網站、百科等信息，利用開源情報收集整理了與該政治勢力有關的6個相關重點話題，并利用社交網絡分析系統進行關聯分析，挖掘出了在相關事件中處于關鍵傳播節點的數十個推特賬號及其相互關系。通過對關鍵的26個個人推特賬號和47個組織推特賬號進行追蹤和梳理分析，得出了以下結論：

 

一是該政治勢力的反政府宣傳事先進行了周密策劃。

 

比如，某重點賬號是2020年1月注冊的，直到4月才發布第1條推文，即賬號注冊時間比啟動該賬號發布虛假信息的時間要早3個月，這一特征表明該政治勢力是早有預謀的，在相關事件發酵前就已經提前注冊了和話題密切相關的社交網絡賬號。進一步分析發現，轉發該賬號推文最多的是一些經常發布反政府言論的個人和非政府組織的賬號，甚至是某些極端組織和人物的活躍賬號，可見各種政治勢力之間有著頻繁且密切的聯系。

 

二是域外勢力統一操控著社交網絡賬號。

 

其統一操控社交網絡賬號的步驟和方法是：首先，按照計劃在關鍵時間節點由某一個社交網絡賬號率先發帖，編造虛假信息，假借正義之名號召成立政治同盟組織；然后，另一個賬號表示積極響應，給予支持并大量轉發推文來擴大宣傳；接下來，隨著同盟組織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吸引了更多不明真相的賬號加入并且大量轉發推文；最終，發展成為社交網絡反政府同盟組織。

 

通過對參加同盟組織的社交網絡賬號注冊時間和發帖內容進行深度分析后發現，其網絡行為具有明顯的一致性和規律性，因此可以認為這是由政治勢力統一操控的有計劃、有組織的認知戰。

 

三是域外勢力使用了大量的政治機器人賬號用于虛假宣傳。

 

通過對推特上大量賬號和發帖進行機器自動掃描，發現如下與該域外政治勢力有關的重點賬號符合政治機器人特征：

 

重點賬號1：原創推文較少，僅有大量轉推和引用其他用戶的帖子，且無回復互動。

 

重點賬號2：于2019年9月注冊，關注和轉發某國反政府虛假宣傳相關文章較多。另有數個與其關系密切的賬號于同一時間注冊，為了吸引粉絲而選擇轉發某T恤主題。這些賬號發帖時間過于均衡，都是通過網頁客戶端發送。

 

重點賬號3：推文全部是網頁端發送，只是發帖，沒有任何內容回復，從來不與其他賬號互動。

 

重點賬號4：僅白天發帖，發帖時間分布均勻，主要是網頁端發送推文且無回復，符合使用自動化程序控制發帖的特征。

 

重點賬號5：使用多國多語種發布推文，發帖時間非常固定，推文內容中包含較多網頁鏈接（URL），且無回復。

 

重點賬號6：于2008年5月注冊，2020年6月26日后開始發推文，明顯是新啟用的僵尸賬號。此賬號發推時間較集中，平均每天發帖數量過多，通過推文內容判斷與域外勢力關系密切。

 

重點賬號7：于2014年1月注冊，2020年才開始啟用，且每天發帖數量在1000條以上，相當于幾乎每分鐘都在發帖，完全不符合人類行為特征。

 

重點賬號8：于2009年2月注冊，僅在2016年1~2月和2019年8月以后發推文，存在與其他多個賬號集中同時發布相同或相似推文內容的情況。

 

通過對與該域外勢力相關聯的其他賬號進行全面分析研究后發現，很多賬號都具有明顯的政治機器人操縱特征。比如，有的賬號轉推和點贊很有規律；有的賬號會用多種語言發送推文，其中甚至包含人類用戶通常不會發布的字符；有的賬號沒有頭像、冒用他人頭像或者使用卡通、風景、名人頭像，具有匿名化特征；還有的賬號使用的ID是由算法生成的數字字母組合等。

 

該域外政治勢力不僅通過社交網絡將各國“民主運動人士”組群，利用政治機器人等科技手段發布反政府內容、造謠抹黑，還妄圖利用互聯網和青年亞文化對發展中國家進行認知作戰，開展分裂民眾的活動。

 

一是選取青少年普遍感興趣的飲食、漫畫等作為切入點，進行大量“二次元”風格的宣傳創作，惡意迎合部分群體的趣味和喜好。

 

二是以符號化圖案設計了大量海報和插畫，在社交網絡上曬圖打卡，引誘大量不明真相的青少年關注并參與非法游行示威等政治活動。

 

三是利用全職專業攝影師日夜捕捉堪比好萊塢大片構圖和光影的示威游行照片，美化暴力和破壞行為，進一步誤導青少年。

 

四是以跨媒介的方式在動漫、游戲和網絡歌曲、網絡電臺等青少年聚集的媒介形態中支持特殊圈層的亞文化議題，以障眼法的方式渾水摸魚、扭曲認知。

 

 

腦科學研究或被應用于認知影響與控制

 

2

“去中心化”的挑戰

 

除了社交網絡，算法推薦、互聯網知識庫、人工智能等“去中心化”的新技術也給認知作戰帶來了新變量，對國家和社會管理形成了新挑戰。

 

一是嚴重依賴計算機系統和平臺算法的信息讀取和發布已經影響了受眾認知和意識形態安全。

 

首先，平臺經過對不同用戶喜好的評估，會推送與其喜好最為相關的信息給用戶，這也讓不同喜好用戶的閱讀內容愈發專向化，甚至會逐漸通過多重信息的疊加而出現極端化傾向；其次，“去中心化”的內容發布模式使信息的真實性愈發難以辨別，謠言和虛假信息很可能被植入看似個性或具有一定獨創性的認知導向類文字和多媒體作品之中，這些內容都可能被推送給具有極端傾向的用戶，成為某個事件的誘因；最終，隨著用戶分化的不斷加深，主流聲音很難再進入非主流觀點用戶人群，導致出現主流意識形態難以覆蓋的孤島。

 

二是互聯網知識庫建設的混亂局面問題同樣嚴重。

 

人類知識庫是指人類所積累的所有知識、信息和經驗。它們來源于多種途徑，包括書籍、報刊、報告、論文、藝術作品、口述傳統等，涵蓋了科學、技術、歷史、文化、哲學、宗教、藝術等諸多領域。隨著技術的發展，當前互聯網上存儲的資料和信息已經超過了人類所有的紙質檔案系統。谷歌搜索、維基百科等搜索工具和線上數字化知識系統的大規模應用，使人類獲取知識更加便捷。然而，“去中心化”“開放式”的互聯網知識庫建設，允許人們經過簡單的身份包裝就可以參與知識的提供和修訂工作，這導致知識庫中信息的專業性和準確性存在極大問題。對于想要獲取知識的終端用戶來說，簡易便捷的檢索方式常常會使其拋棄知識獲取過程當中本應秉持的多樣性原則，大量不權威不準確的信息也會使其認知扭曲和認知錯誤現象廣泛存在。

 

最近的一個案例是，7月3日，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支持以種族因素差別招生的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意味著平均成績更好的白人和亞裔在理論上更容易考上大學。Affirmative Action在中國被普遍譯作“平權法案”，但這個翻譯是完全錯誤的，最精準的翻譯應該是“肯定性行動”。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錯誤翻譯，它又是如何引入國內的呢？“平權法案”被植入中國的話語體系并不是一個無心之失，而是有人有目的地選擇了這個錯誤的翻譯，并將其引進中國。這是一場有組織、有目的、有預謀的移花接木。

 

其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在閱讀率最高的百科平臺上篡改英文原條目的中文翻譯。如在維基百科上搜索Affirmative Action，出現的中文對應是“肯定性行動”。然而，其所屬的主條目，則被改為了“美國平權運動”。美國時間7月2日，有人刻意將查閱率/瀏覽率最高、被視為最權威的主條目改成了“平權運動”，并擴大了這個錯誤譯名的影響力。而后，在中國國內的一些互聯網知識庫中搜索Affirmative Action，其條目也已被改為“平權法案”，其來源一欄直接照抄了維基百科中被篡改的中文主條目。

 

這個改動的推動者，正是部分美國中文媒體和西方媒體的中文版面。其目的是向一些缺乏系統性知識、對西方政治話術不敏感的網民灌輸美國的“進步主義敘事”，利用“話語陷阱”對美國的競爭對手進行政治攻擊。這種篡改的一個附帶結果是，在一些國外社交媒體上，如果用中文搜索“肯定性行動”，不會搜到任何對于此次最高法院判決的報道；如果搜索“平權法案”，看到的則是大量反華媒體的報道。

 

三是高級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和人工智能工具也可以在認知戰中被應用，影響信息的傳播和接收。

 

首先，人工智能工具和大數據技術可以被用來大規模地收集信息，進行“戰場偵察”，探明目標對象的認知需求。其次，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自動生成或篡改內容向特定群體傳播特定信息，操縱其認知。比如，可以深度偽造逼真的虛假圖片、音頻和視頻，用來誤導目標群體或破壞個人、組織的信譽。再次，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與社交媒體機器人聯網對接后，可以將原有的人工控制的水軍系統轉變為認知戰機器系統，這對一些國家來說是極大的技術誘惑，對另一些國家則是極大的安全威脅。

 

綜上，隨著信息技術的變革，社會公眾的信息獲取媒介已發生巨大的變化，紙質媒體和廣播電視對公眾的影響已被徹底弱化，移動互聯網已變為最重要的意識形態來源。人們獲取的信息及心態被其左右的同時，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認知戰已經貫穿于當今互聯網的各個角落，給意識形態安全帶來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時期的全新挑戰。

 

展望未來，尤其需要關注的是，認知戰會不會繼續升級，亦取決于腦科學、神經科學等認知技術會不會“武器化”，會不會直接和更加廣泛地應用于認知影響與控制。倘若答案是肯定的，認知戰將變為一種被新興技術賦能的、由諸多能力支撐的新型混合戰爭。

 

美國輿論戰的20種套路

文 | 趙盛燁

 

在阿富汗喀布爾機場，一名美軍士兵用槍指向一名阿富汗男子（2021年8月16日攝）新華社 / 法新

 

作為認知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主要依托手段，輿論戰堪稱在認知戰領域擁有最高的優先級和可操作性。

 

輿論戰是一種針對公眾輿論的戰爭策略，具體是指在信息化社會中，政府、軍隊、企業、團體等各種主體通過運用媒體、網絡和其他渠道，對目標群體進行有計劃有組織的輿論宣傳和引導，以達到影響、控制或改變目標群體的思維模式、態度、價值觀和行為的目的。

 

它涉及的領域是全方位的，包括國家形象、國際關系、政府政策、公共事件、市場、產業、投資、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等等，因此也被視為當今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競爭的重要手段之一。

 

從全球范圍來看，輿論戰能力排名第一的是美國。作為全球信息強國，美國在公眾思維引導和認知作戰方面擁有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的經驗。美國政府和軍方設立了專門的情報部門和宣傳機構，他們憑借強大的情報搜集和分析能力，通過“軍民融合”和國際動員，常常能夠精準引導、塑造全球輿論。

 

然而，當這種能力異化為話語霸權后，必然會給國際社會帶來極大的危害：近些年來，美國不斷挖掘其他國家的弱點或敏感點，經常利用爭議性議題和網絡話題對他國展開輿論攻勢，通過報紙、雜志、電視、廣播、網絡新聞、網絡論壇、社交平臺等，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對大眾傳播符合其利益的觀點，甚至編造謠言，散布虛假信息，制造和操縱一些可能對他國造成威脅的輿情事件，以打擊、削弱競爭對手。現今的國際輿論場，已然被美國視為維護其全球霸權、干涉他國內政、左右國際關系的操作平臺。

 

作為輿論戰的進攻方，美國在定向宣傳、信息發布、創造事件、編造謠言、煽動輿情、操縱媒體等方面已經形成了一系列套路，也會隨時根據局勢變化創造新的戰法。這些套路和戰法包括：

 

栽贓陷害：在輿論戰中，栽贓陷害是一種常見手段，如海灣戰爭中的“嬰兒孵化器事件”就是典型案例。1990年，在海灣戰爭前夕，有一名名為Nayirah的科威特少女在美國國會作證，聲稱她親眼目睹伊拉克士兵把科威特醫院里的嬰兒從孵化器里扔出來，導致這些嬰兒死亡。這一指控在美國媒體上廣泛傳播，為美國發起海灣戰爭提供了“道義”支撐。后來的調查發現，Nayirah的證詞并不真實，她實際上是科威特駐美國大使的女兒，在美國情報機構的支持下到國會作證，她的證詞經過公關公司的精心策劃，成為美國對伊拉克輿論戰的工具。

 

以退為進：人類是具有同情心的生命，通過輿論戰把自己包裝成弱者或受害者，往往會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遇恐怖襲擊后，美國政府和媒體迅速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并展開輿論戰，包括廣泛宣傳“基地”組織及其領導人奧薩馬·本·拉丹策劃恐怖襲擊造成的無辜平民傷亡、世貿中心的倒塌、現場的悲慘圖片和視頻以及對美國經濟和社會心理的影響，而絲毫不提及恐怖主義滋生的背景及其為何對美國發動襲擊。通過這種宣傳，美國以受害者的包裝淡化了自身霸權主義的形象，進而實現了對全球輿論的綁架并為“反恐戰爭”貼上了“正義”的標簽。

 

言過其實：現實世界中的事物常常不具備輿論聚焦的作用，如果對其進行夸大的描述，則可能成為輿論熱點。例如，“9·11”恐怖襲擊發生后，美國媒體對全球恐怖主義活動的報道發生了變化，有些報道刻意夸大了恐怖分子的能力和威脅程度，使公眾開始關注恐怖主義問題并產生恐慌，這為美國發動“反恐戰爭”提供了輿論鋪墊。

 

無中生有：編造謊言和制造假文件是輿論戰中一種常見的戰法。例如，在2003年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中，一些媒體報道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成為美國發動戰爭的一個重要理由。然而，戰爭結束后的調查發現，伊拉克并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些報道被證實是虛假的。

 

推波助瀾：一些社會問題廣泛存在于各個國家，美國卻熱衷于搜尋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新聞，并將之與政治制度、民主水平、貧富差距、種族問題等相關聯，然后推動其成為輿論熱點，引發公眾關注和反思，目的是降低其對執政黨的認可度。

 

分而治之：美國擅長借題發揮將某個負面事件與他國內部的特定群體相關聯，引導其他民眾歧視甚至仇恨該特定群體，從而引發或加劇他國的社會分裂。“地域黑”“女權癌”等都是典型案例。

 

守株待兔：美國會事先做好預案等待對手犯錯或等待其他國家發生災害、事故時發動輿論戰。當這些事件發生時，美國的輿論機器會落井下石，加大功率，將其引向他國所謂的“系統性風險”，制造民眾恐慌。

 

對比反思：其他國家有負面新聞出現時，美國會拿捏新聞熱點并提供截然相反的正面案例，如“這樣的事情在美國從來不會發生”。這種輿論攻擊模式企圖引導他國民眾在“反差”之下反思、抨擊本國的體制。

 

蓋棺論定：當競爭對手發生負面新聞時，美國輿論戰團隊會用蓋棺論定的語氣進行定性，聲稱這是某重大歷史事件的重演，誘導公眾認為事件后果非常嚴重，歸根結底是社會的體制機制或管理者存在嚴重問題。

 

攻擊人設：美國會在他國領導人政治聲望最高的時候，挖掘并公開其污點，攻擊其人設。因為被美國曝光一系列政治丑聞，有不少國家領導人任期尚未結束就被罷免了職務。有的時候，政治人物的污點是被編造出來的，并迅速在社交媒體上傳播開來。被攻擊的政治人物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來辟謠，盡管最終會證明自己的清白，但其聲譽已經受到了損害。

 

笑里藏刀：表面上看似贊美、夸獎，實際上卻含有諷刺、挖苦的成分，相關言論形成文案后通過社交媒體大范圍推送，成為貶低、抹黑政治人物的有效策略。這種輿論戰戰法常被用于影響政治人物的競選。

 

左右為難：不受美國歡迎的政治人物面臨政策選擇時，會出現兩種不同方向的輿論來對其面臨的選擇進行分析，并得出左右都不對的結論。這兩種輿論很有可能出自相同的輿論戰部隊，兩種聲音大小也相當。

 

偷梁換柱：美國國家安全局前承包商雇員愛德華·斯諾登曾因揭露美國政府的大規模監聽計劃而成為國際焦點，他泄露的大量機密文件引發了全球對隱私保護和政府監控的關注和討論。為了抵消其影響，美國情報機構篡改了斯諾登發布的文件，包括修改或刪除了原始文件中的關鍵信息，添加了虛假的或誤導性信息，并將偽造的文件與真實文件混雜在一起。篡改后的文件通過社交媒體、網絡論壇、傳統媒體和其他傳播途徑散布出去后，被不明真相的公眾和媒體誤以為是真實的，導致了他們對相關問題的誤解。美國的這場輿論戰，削弱了民眾對政府監聽計劃的關注和抵制，也對斯諾登的信譽造成了損害。

 

有罪推定：近年來，美國政府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污蔑特定全球領先的通信設備制造商的5G設備存在后門，誣稱其設備被政府用來從事間諜活動，美國同時采取了多種手段限制其業務并要求其他國家跟進。在輿論反擊中，通信設備制造商不僅顯示自身設備安全可靠，不存在后門，還發布了技術白皮書，詳細闡述了5G設備的設計、安全性能和質量保證等，同時邀請獨立技術專家和機構對其設備進行了評估，為公眾提供客觀的科學依據，使美國的有罪推定不攻自破。

 

持之以恒：在輿論領域，持續推動某一話題，不斷發布相同觀點的不同內容，是為了讓該話題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并盡可能地覆蓋到不同人群，從而影響其觀點和行動乃至宏觀決策。比較典型的是，新冠疫情大規模擴散期間，有輿論持續主推兩種觀點，“美國科技先進”及“美國的藥品和疫苗能夠應對病毒”，其意圖昭然若揭。

 

 

行人從美國紐約一處墓地外為新冠死者設立的紀念裝置旁走過（2021年6 月14日攝）王迎攝 / 本刊

 

流量轟炸：“流量巨頭”不定時地在多種場合重復某個詞匯或提及某個事件，無論公眾以何種眼光看待，以何種思維思考，最終都會強化該詞匯或事件在公眾大腦中的印記。例如，美國“網紅”前總統特朗普為了掩蓋美國政府防疫不力問題、轉移社會矛盾，遇到疫情相關問題時，不論說了什么內容，總會抨擊美國競爭對手的防疫情況。

 

挑撥離間：使用挑撥離間的方式擾亂地區形勢、破壞他國之間的合作是輿論戰的常用手段。在美國看來，釣魚島爭端是挑撥中日關系最好的素材之一。美國政府和媒體在涉及釣魚島爭端的表態和報道中，強調美國對日本的支持，聲稱《美日安保條約》涵蓋釣魚島，又關注中日在釣魚島周邊的軍事活動，渲染日本對中國在該地區的行動表示擔憂。這種輿論戰的目的就是煽動民眾情緒，破壞相關國家的合作。

 

魚目混珠：2017年，“維基解密”公布了美國中情局黑客假扮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黑客的證據，原來轟動一時的美國民主黨電子郵件服務器入侵案是中情局黑客所為。他們制造“克里姆林宮間諜”攻擊的假象，目的是在美國大選前營造反俄社會輿論。中情局內部專門負責偽裝成外國黑客實施攻擊的特殊部門，不僅長期冒充俄羅斯黑客，還冒充朝鮮等國黑客實施網絡破壞行動，行動目的就包括迎合輿論戰的需要。比如，2022年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慫恿美國黑客對俄羅斯發動網絡攻擊，隨后發展中國家境內發現有大量服務器發起了針對俄羅斯的網絡攻擊，經過對服務器進行技術檢測發現，其入侵者正來自于美國。而此次網絡攻擊被美國媒體描述為俄烏沖突爆發后發展中國家黑客發起了對俄羅斯的網絡戰爭。

 

主動投喂：當前很多國家的情報機構甚至是普通的政府部門都擁有輿情監控系統或垂直方向的輿情分析服務，美國輿論戰團隊經常利用這種機制將希望投放給目標決策者的信息包裝為普通的網絡輿情信息，甚至會提交虛假信息以誘導競爭對手制定錯誤的應對預案，然后等待在輿論戰戰場上實施倒打一耙的機會。

 

檢舉舉報：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推特賬號在2021年1月被永久封禁，原因是推特平臺接到舉報，認為特朗普的一些推文違反了該平臺的“禁止煽動暴力”規則，并決定永久封禁特朗普的賬號，隨后其他社交媒體平臺也采取了類似的行動，暫時或永久地限制了特朗普在這些平臺上的活動。實際上，美國對其他國家的輿論戰也會采取類似戰法——使用網絡水軍對輿論戰對手的賬號、帖文進行大量違規舉報，逼迫社交媒體平臺、公眾賬號平臺等做出刪除內容、賬號禁言、賬號封禁等動作。

 

以上套路和戰法，在輿論戰中屬于策略和技巧的層次，雖然其能夠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需要認識到，美國輿論戰的能力不止于戰術靈活多變，其工具、技術、資源等方面的積累，使其話語霸權更加值得警惕。

 

從工具來看，美國長期培育了三大類輿論戰機器：一是中情局與財閥共同投資的基金會實現了向他國的滲透，在他國工作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其培育為“前哨”人員，“前哨”人員均經過了基金會“合規腳本”的洗腦和培訓，既可以向中情局提供所需的情報，又可以在關鍵時刻成為輿論戰的臥底力量；二是中情局長期通過公共機構傳播其意識形態，包括環境保護組織、教會等機構，從而組織了有利于其輿論戰的社會力量；三是美方的網絡作戰力量，包括行政情報機構如中情局的網絡作戰力量、軍事力量如美國陸軍網絡戰部隊、社會力量如服務公司和網絡評論員等三個部分。

 

從技術來看，美國擁有先進的數據采集和處理技術，能夠實時監測和分析全球范圍內的社會輿情，從海量數據中提取出有價值的信息，為美國實現輿論引導提供技術支撐。

 

從資源來看，美國掌控著全球諸多媒體，擁有龐大的盟友體系，正是這種結構性比較優勢，在很多時候塑造著國際輿論和“國際社會”的態度。

 

來源：瞭望智庫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