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論新富階層財富倫理問題,多少有一點風險,因為可能會被誤解為對他們抱有幻想。其實,關于新富階層的命運會遵循什么樣的歷史必然性,和他們在存續期間應該按照什么樣的倫理規范管理自己掌控的財富,是兩個不同范疇的概念,不必混為一談。比如在建國初期,即便民族資產階級必然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但我們還是贊成陳嘉庚那樣的愛國資本家,憎惡王康年那樣喪盡天良,賣假藥給志愿軍的不法資本家。

許家印事件表明,中國晚近三、四十年出現的新富階層,在財富倫理方面,還是一片荒蕪,是暴發戶+土財主的混合物,比如,作為一種醒目且外在的標識,許家印酷愛炫耀他的愛M仕腰帶,土財主則喜歡炫耀他們的大金牙,這都同樣膚淺而惡俗。由于財富倫理的荒蕪,許家印們有了錢,就沉溺于紙醉金迷的生活,玩游艇,買飛機,建“后宮”,或者千方百計地把財富向國外轉移,如同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這和土財主們有了錢就開始抽大煙、討小老婆、把金銀財寶裝進罐子里埋在大樹下的行為如出一轍。

這種處理財富的方式,看上去很“爽”,且絕頂聰明,但事實上卻損害了他們自己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存在的正當性,無論主流經濟學家如何巧舌如簧,替他們洗地、辯護,他們在社會公眾心目中的形象都是丑惡的,更多的是遭人憎恨而不是愛戴。這里,必須強調指出,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消失的地主階級,就是首先喪失了其存在的道義合法性,然后才喪失了政治合法性——殷鑒不遠,希望新富階層以此為戒。

最根本的,就是要把自己定位為社會財富、民族財富的看守者、管理者。新富階層要把善用自己名下的財富,推動中國的現代化,推動民族復興大業,視為責無旁貸的義務,而把揮霍浪費,為了私利向國外轉移財產等行為,視為一種恥辱。以西方為參照系,我們就會發現,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歐美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制,建立自己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他們也由此確立了自己的主導地位。但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完成的。中國的新富階層是在這場革命勝利三十多年后,在“黨的富民政策”感召、引導下才逐漸出現的,他們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并無微勞,卻免費享受了這一革命的基本成果;

在新富階層出現之前,中國有過一段長達三十多年的公有制與計劃經濟“前史”,在這段整整一代人的漫長歷史階段中,毛主席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以高積累,低消費方式,從牙縫里硬擠出錢來,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完成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掌握了“兩彈一星”,并極大改善了中國的交通、電力、水利等基礎設施,在此期間,還勝利進行了六次規模不等的保家衛國戰爭,為中國贏得了長期和平。在所有這一切準備就緒之后,新富階層開始出現了,他們同樣免費享受了“前史”時代遺留下來基建紅利、和平紅利,并在國企改制過程中,獲得了天文數字的原本屬于全民的財富(公平地說,并不是所有的新富階層都參與了國企改制),迅速“改革開放富起來”了。這里,我暫且不使用“原罪”這個敏感詞匯,但是,新富階層極大地受惠于祖國的社會主義“前史”,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難道連最基本的感恩與報國之心都沒有嗎?

第三,雖然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趕走了帝國主義,實現了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可是,中國仍然受到美國與西方的圍堵,于今尤甚。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果新富階層僅僅出于極端自私的“子子孫孫永享富貴”心理,向歐美中心國家大量轉移財富,這難道不是對祖國的一種背叛嗎?當然,正常的商業投資或國際貿易活動所導致的財富流轉,不在此例,只是許家印和許家印們許許多多已經被揭露的轉移財富行為,顯然不屬于這種情況。迄今為止,新富階層中,在運用自己的掌握的技術與財富,參與推進中國現代化方面,華為說得最少,做得最多、最好,這一點有目共睹,不展開了,歷史和民族都會記住的。但是,大部分許家印們還處于渾渾噩噩卻自鳴得意的狀態,他們并沒有意識到,新富階層的命運和民族命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確立新的財富倫理,就能與國家和民族一起走向強盛,反之,如許家印的所作所為那樣,新富階層就會最終重蹈地主階級的覆轍。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獨立評論員郭松民”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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