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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真的救了鄧稼先？1971年楊振寧眼中的“文革中國”

點擊：作者：郭松民來源：昆侖策網(wǎng) 發(fā)布時間:2023-09-07 08:56:45

最近幾天關于楊振寧教授的爭論中，有兩個觀點不斷被重復：一個是他救了鄧稼先。因為楊振寧1971年訪華時點名要見鄧稼先，所以才使鄧稼先免于被造反派批斗致死；再一個是一項純粹的假設，即如果楊振寧也在1950年回國，那他就不可能取得后來的學術成就。

這兩個觀點其實都是偽問題。

第一件事，我們并沒有看到可信的史料。按常理推斷，1971年文革初期大規(guī)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已經(jīng)過去，造反派自己也在“清隊”、“清查五一六”等運動中處于被整頓的狀態(tài)，能不能在國家的核試驗基地發(fā)起一場足以置鄧稼先于死地的批斗非常令人懷疑。

第二件事則完全是一種無意義的虛構。我們也可以假設，如果他1950年就回國，今天可能比鄧稼先、錢學森更受人尊敬。

雖然這是兩個偽問題，但在不斷重復的過程中，卻用一種竊竊私語、喁喁告白的方式不動聲色的把70年代的中國悄悄抹黑了，因為其傳遞的不言而喻的暗示是毛澤東時代是混亂的、缺乏安全感的、無法進行正常的學術與生產(chǎn)活動的。

真的是這樣嗎？

有趣的是，楊振寧本人在1971年首次訪華——當時他還是美國公民，因此是以國際友人和對中國友好的華裔學者身份訪華的——后，于1971年9月21日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做了一次題為“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的演講。

46年后重讀這次演講的現(xiàn)場記錄，相當于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向1971年中國的一扇窗口，透過這扇窗口，我們看到的中國和前面所述的“暗示”截然不同。而且這篇演講他是以一個美國公民的身份對美國的聽眾所做的，因此也非常客觀。

耐人尋味的是，今天所有的護楊言論和主流話語對楊振寧這次意義重大的演講，都不約而同的絕口不提，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樣，但這次訪華行程對楊振寧個人的思想轉(zhuǎn)變產(chǎn)生了巨大作用——由此他從此前的認同“中華民國”轉(zhuǎn)向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楊振寧這次訪華，逗留了四個星期，看到的地方不少。包括北京、上海、合肥和山西大寨，參觀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生理學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后來他還參觀了他的母校崇德中學（當時改名叫北京第三十一中學），并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接見。

這次訪問，用楊振寧自己的話說“用四個星期的時間來訪問闊別了二十六年（楊振寧1945年離開中國赴美留學）的中國，經(jīng)驗是多方面的。”

那么，究竟有些什么經(jīng)驗呢？

楊振寧開宗明義道“我想歸納一下我所見到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值得中國人自豪的一點，就是：‘精神’。”

楊振寧不愧是拿過諾貝爾獎的大家，他一下子就抓住了文革給中國帶來的最主要的變化：人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楊振寧注意到，最重要的變化，是“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深入人心。

他說，“我有好幾次提到‘為人民服務’已成為全中國人民生活的主調(diào)。”“到中國幾天后，我就體會到這句話的巨大意義。因為這句話不但是同事們每天談論的主題，而且也是他們每個人每天不論在公共場所或私下里用來批評自己以及批評別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標準。”

楊振寧舉例說，“在上海，我還在一間柴油機廠與工人們吃飯，我覺得那里的伙食比我們這里學生食堂的伙食還好一些。（笑聲和掌聲）后來我知道那些食物好吃的一些原因。其實在中國很多方面都朝這重要的一點走去，就是現(xiàn)在全國的每一個人做事都以‘為人民服務’為基本原則。如果廚師們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不是‘為人民服務’，就會受到大眾的批評。（笑聲）因此他們必須為人民盡力服務。”

雖然楊振寧的講述還有些機械，但我們能夠從中感受到，“為人民服務”盡管只有五個字，沒有二十四個字，但的確是當年中國的核心價值觀，而且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內(nèi)化于心外化于行。

人們的精神狀態(tài)是壓抑還是開朗活潑，是楊振寧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沒有經(jīng)歷過文革的人，往往只能透過傷痕電影去感受文革。而傷痕電影，無論是早期的《小街》、《活著》、《霸王別姬》，還是前兩年張藝謀拍攝的《歸來》，給觀眾的最大感受是“被占領狀態(tài)”，似乎當年中國人都生活在“占領區(qū)”，氣氛是清冷的、壓抑的、危機四伏的。但楊振寧在文革進行到第五年時深入到中國內(nèi)部來觀察中國，感受卻完全不同。

楊振寧一開始也是帶著偏見進入中國的，他說，“有一種流行想法，以為生活在強調(diào)‘為人民服務’的氣氛下，一定使人成為奴隸，不能笑，心情一定不會是輕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著這種想法進入中國的。后來，我發(fā)覺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我感到驚奇的是我看見人們談到文化大革命時都似乎毫不緊張，而且表現(xiàn)得很輕松。事實上，他們還樂意以此為話題。”

他舉例說，“有一次我去參觀我故鄉(xiāng)合肥的一間紡紗廠，廠內(nèi)有一萬二千工人，當時引導我參觀的是廠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應當算是全廠最高第一負責人了。但當我提出問題時，十多個圍著我們的工人都一齊爭著開口回答，這時候，一種既輕松又愉快的心情使我感到奇怪。”

楊振寧是一位愛思考的人，他對自己為什么會感到奇怪進行了反復追問，最后的結(jié)論是“中國的領袖懂得怎樣引導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動去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這其實正是文革所要達到的目的。

楊振寧非常重視教育，在參觀期間，中國的教育出現(xiàn)的巨大變化也令他印象深刻。

他歸納了三點，“在影響教育制度方面，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則是：一，教育群眾為全中國人民服務，而不是訓練特權階級為他們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論與實踐相結(jié)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學的新方法是廢除舊傳統(tǒng)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學生決不能用蛀書蟲方法學習，而提倡用一種有創(chuàng)造性的與最實際的方法來學習。”

想想今天，中國的教育在默認了學習目的就是個人成功、出人頭地，甚至“住豪宅、娶美女”的情況下，批量生產(chǎn)“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不由得讓人扼腕嘆息。

當時中國教育在規(guī)模和招生制度上的變化，也給楊振寧留下深刻印象。

他說，“我在前面談到的第三十一中學，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學校，現(xiàn)在學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于原來數(shù)目的四倍了。”

他向美國的聽眾介紹說，“教育上另外一個重要方面是學校的招生制度。要是認為這里的美國學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話，那么他們就更應去中國學習。”

他發(fā)現(xiàn)，中國的中學生在畢業(yè)之后，要先到工廠、農(nóng)村、部隊工作兩三年，然后再經(jīng)過工農(nóng)兵推薦的程序到大學學習。

楊振寧的結(jié)論是：“我深切地感覺到用這種形式選擇出來的學生中絕大多數(shù)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學動機，而我也相信他們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舊制度下的學生一樣的好。”

文革中的生活條件，是被公知抹黑最多一個領域。楊振寧在演講中也談到了他的觀察，并且絕無溢美之詞。

他說：“今天中國普遍的生活條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會感到糧食缺乏。農(nóng)村和城市都是這樣。不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及水果也是極多的。當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時，我看到這現(xiàn)象。價錢方面也很便宜。我還留意學生們、工人們及農(nóng)民們吃些什么。”

楊振寧的結(jié)論是，中國糧食問題的解決，和以大寨為代表的中國農(nóng)村的巨大變化有關，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國在農(nóng)產(chǎn)品方面現(xiàn)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給自足了。事實上中國也輸出糧食。”

而農(nóng)民精神面貌的改變更令他印象深刻，

“當我接觸到許多農(nóng)民和談起耕種的時候，他們向我指點著各種不同的上地上的農(nóng)作物，都被小心地插上分類標簽，以此來試驗哪一種植物最能適應哪一種土壤。這使我很感動。我將他們敏銳的觀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農(nóng)民相比較。以前的農(nóng)民承受了數(shù)千年的傳統(tǒng)，他們往往認為他們的祖先是貧窮、挨餓的，但他們卻仍然會因循著祖先的舊路走去。相比之下，我們可以見現(xiàn)在的中國農(nóng)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轉(zhuǎn)變是何等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