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處于中美兩國進入全面博弈、一決高下的大爭之世。幾千年來，中國第一次有機會大振雄風，在世界之林、全球之域里不但爭得中華民族的無上榮光，而且奪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勝利。這是一個極其關鍵而偉大的戰略機遇：成，則登上全球之巔而領數百年之風騷；敗，不但功虧一簣，更不知何年何月時之再來。在這場需要厲兵秣馬、苦戰善戰才能決出勝負的世紀之戰里，我國在經濟、軍事、金融、科技和文化等各個領域，必須盡快地趕上和超過美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并對其形成全面、降維的碾壓之勢。對此，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和海外中華兒女都應有清醒的意識，團結一心加倍努力。

 

國際話語權，或國際輿論的爭奪戰，是我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整體國際戰略中不可分割、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向明確地強調輿論宣傳的重要性、政治性、階級性、和工具性。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報刊——即宣傳機器或媒體，按其使命來說，“是公眾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恩格斯則提出“陣地論”的觀點：“每一個黨，特別是工人黨的生活中，第一張日報出版總是意味著大大地向前邁進了一步！這是它至少在報刊方面能夠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敵人作斗爭的第一個陣地”。毛澤東主席的名言我們更是言猶在耳：“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毛主席尤其重視國際輿論宣傳戰。當外國記者問及他中國抗日戰爭的成就時，他的回答中有一條就是：“喚起了國際輿論的同情。國際間過去鄙視中國不抵抗的，現在轉變為尊敬中國的抵抗了。”

 

毫無疑問，在前所未有的國際戰略機遇、也是嚴峻的國際斗爭形勢面前，我國如果要真正取得勝利，就必須在輿論宣傳戰、即在意識形態的領域對美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戰而勝之。

 

然而，這方面的情況一直不如人意。

 

中國著名社會科學學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胡懋仁說：“所謂話語權的斗爭，多年來，我們都是被動地被西方媒體或者輿論所牽著鼻子走的。人家說什么，我們就應什么。人家問我們，我們就答什么。總是感覺比較被動。雖然近些年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話語權沒有在我們自己手里，而帶來了很多問題，因此我們痛感需要改變這樣的狀態……”。

 

遠在十年前，當談到我國的國際話語權問題時，習近平總書記就嚴肅指出：“國際輿論格局是西強我弱。西方主要媒體左右著世界輿論，我們往往有理說不出，或者說了傳不開。”

 

毫無疑問， 為了改變這個格局，中國在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2009年，我國政府決定投入巨資在全球推廣“中國對外宣傳大布局”計劃（簡稱“大外宣” ），與西方媒體爭奪話語權。從2012年起，我國進一步加大對外的宣傳力度。2013年8月，在主持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時，習近平總書記正式提出“講好中國故事”的對外宣傳主題，其后又在2016年2月的中共中央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進一步闡釋講好中國故事的具體內容，即“講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故事、講好中國夢的故事、講好中國人的故事、講好中華優秀文化的故事、講好中國和平發展的故事”。“大外宣”的主要目的是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政策，建立良好的國家形象，抵消或消除海外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負面報道，改善中國周邊的國際環境，對外國的政策和決定施加影響，等等。

 

可惜，時至今日，我們處于弱勢、劣勢的格局至今尚未改觀。雖然中國在經濟、外交、軍事和科技方面都在高歌猛進，雖然標有“中國制造”字樣的商品在世界各國到處可見，充滿了美西方國家里大大小小的商店和市場，但來自中國、來自中國人民宣傳中國正面形象的信息和聲音卻微弱得看不見、聽不見。

 

作為長期居住北美、親身體驗人們日常生活、深度參與當地主流社會政治、緊密接觸和了解當地民情民意，并密切關注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情況的筆者，對我國在國際話語權上的貧弱現狀深感扼腕，認為對此必須引起最大的重視，應依靠人民群眾、發揮我舉國體制的優勢、打一場人民戰爭以盡快改變。

 

中國形象：中西方民意的差異為何如此巨大？

 

今年六月，筆者在國內11個城市探親訪友，接觸了各界各階層不少朋友、中小學老同學、不同輩分的親戚，以及七十年代初曾一起出大力流大汗“為社會主義大干快上”的工廠工友。這些人多在基層，雖對社會上某些現象不盡滿意，但整體來說，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和領導是信任的，對國家發展的現狀和前景是滿意和自豪的。

 

這種對中國現時民意的判斷，不但被與我同行、在加拿大出生而即將大學畢業的兒子所印證，在與我多年來參與國內同學和朋友的多個微信群中所得到的感覺、印象和結論也是吻合的。

 

如果說筆者對中國民意的接觸面還不夠廣泛、不夠深入，以致可能停留在印象上面而有所偏頗的話，那么也可以參看西方一些有影響的民調機構所得出的結論。

 

全球最大公關咨詢公司愛德曼發布《2022年度愛德曼信任晴雨表》報告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信任度高達91%，同比上升9個百分點，蟬聯全球第一。在國家綜合信任指數方面，中國高達83%，同比增長11個百分點，位列全球首位。此外，享有盛名的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連續10年在中國開展的民調結果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滿意度連年都保持在90%以上。剛剛經歷的這次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對世界各國治理體系的一次大考。中國在組織動員能力、統籌協調能力，貫徹執行能力幾個方面一騎絕塵，取得的優異成績是所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望塵莫及的。

 

但是，對于美西方國家里社會輿論和民眾，中國的形象卻十分負面。

 

西方幾所著名民調機構如蓋洛普、皮尤等的報告顯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美國人從2016年的50%多攀升到2023年的80%以上。筆者所在國家加拿大的多次民調顯示，對中國有好感的加拿大人從2005年的60%左右降低到近年來的不超過15%。受此影響，這幾年來在美國和加拿大華裔人群在社會和公眾輿論遭受歧視、打擊甚至迫害的情況也明顯增多，逐漸形成類似上世紀五十年代盛行的“新麥卡錫主義” ，并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根據2022年年底皮尤（Pew）研究中心的一個頗具規模的國際民調，美西方陣營國家（含日、韓）對華持負面態度者從2002年時的20%—40%多，大幅增長到現在的70%—80%多，至今（2023年）沒有改觀。下面是其中主要的12個國家對華負面民意的情況（作為對照，括號中是十年前的數字）：

美  國：（35%）82%；

澳大利亞：（40%）86%；

英  國：（16%）82%；

瑞  典：（40%）83%；

日  本：（42%）87%；

韓  國：（31%）80%；

加拿大:（27%）74%；

德  國：（37%）74%；

法  國：（ 43%）68%；

荷  蘭：（34%）75%；

西班牙：（21%）63%；

比利時：（—）61%。

 

今年7月末，皮尤又公布了一份“全球24國的大規模民調”。其中顯示，2/3受訪者對中國抱持負面看法。必須指出，在國際問題上皮尤在設計問卷和調查人群方面多少已經預設了對我不利的傾向性，而且這“三分之二”持負面看法者大多數是出自美西方國家，以及像印度這樣由于特殊原因對華不友善的國家。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美西方國家的“民意”在近十年來對中國的印象由相當正面已經變為十分負面。

 

美西方國家民意對我國的負面態度，在我與美國的世紀博弈戰的戰略格局里起到了非常不利、甚至是十分有害的作用：

 

一、讓美西方國家在反華議題上享有了其所謂“民意”的支持和似是而非的道德高地，影響和削弱了我在政府和外交層面上斗爭和反擊的力度和效果。

 

二、讓美西方國家在反華議題上有了共同一致的意識形態基礎或框架，不利我對其陣營成員的分化瓦解和各個擊破。

 

三、在外貿、經濟、科技和文化等領域中讓美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制裁”等措施有了在其民間和企業中著陸推行的支撐點，影響我國在對美西方國家的出口、投資、資產并購、科技競爭、文化交流方面的實質性拓展。

 

四、造成在西方選舉政治中“越打壓中國越得分”的奇怪現象，使得美西方政府和政客競相抨擊中國（China bashing），讓妖魔化中國的現象愈演愈烈、循環反復、并在公眾心目中逐漸固化。

 

五、給予國內外形形色色的反華勢力、反華分子和我國內部的異己分子以精神支撐和所謂的“口實”，阻礙、延緩和破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

 

中國的人民群眾和美西方民眾對于中國和中國政府的看法和態度如此截然不同、反差巨大，原因何在？

 

毋庸置疑，西方國家民眾對我國的負面看法，首先是美國主導和操縱的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近年來歪曲、造謠、污名化和妖魔化的結果。這些媒體代表了西方“深層政府”即大金融資本、軍工復合體等的根本利益，認為崛起的中國在國際上（特別是對廣大的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倡導和實行的“一帶一路”等和平、平等、共贏的方針和巨大成效削弱和損害了這些新老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影響和利益；體現了西方一百多年來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和殖民剝削意識：見不得主體民族為黃種人、主體文化為東方華夏文明的中國的強大的現實和前景，難以接受中國人日子越過越好以及和他們平起平坐的事實。

 

其次，“屁股決定腦袋”。從其所在國利益和一己之私的立場出發，西方國家的民眾相當一部分的人認為中國在貿易順差、大量物美價廉的產品以及各方面強大的競爭力影響了本國的出口、就業、和收入。中國的經濟、制造、科技特別是軍事方面的實力、潛力和影響力的增強，加之西方主流媒體的歪曲放大，讓他們心生嫉妒，感到不適甚至“威脅”。

 

其三、由于政治制度、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上的巨大差異，西方的民眾往往從“民主”、“自由”、和“人權”等西方“普世價值”出發，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在牽涉到統一和分裂、大我和小我、民主和集中、集體和個人、傳統和法制等方面的國家政策和社會管理實踐持有固化的偏見，武斷地、透過有色眼鏡地、居高臨下地進行評判和抨擊。

 

造成美西方國家“民意”對華持負面的看法，還有其它一些原因，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但是，如果站在中國立場進行自我審視和自我剖析，就是中國、特別是中國人民的聲音沒有被有效地傳遞到美西方國家廣大民眾層面，西方國家絕大多數人長期以來幾乎聽不到正面的、宏亮的直接來自中國的聲音。

 

現在謹舉2018年年底發生在加拿大，引起中國人民和海外華人強烈憤慨的孟晚舟事件為例。

 

明明是加拿大政府在美國的唆使下無理、非法（違反國際法）地扣留拘押了孟晚舟女士，許多加拿大人卻認為逮捕孟晚舟是按照國際法（美加雙邊法）行事；明明是加拿大政府背離了加國的司法獨立性、服膺于美國長臂管轄而為其火中取栗，許多加拿大人卻認為這是遵照加拿大的法律行事；明明是加拿大非法逮捕孟晚舟，挑釁在先，許多加拿大人卻認為中國對兩個在華犯事的加拿大人（Michael Kovrig和Michael Spavor）的拘捕是報復、是欺凌！

 

在加拿大的愛國華人，以及不少主持公平正義、希望維護加中友好關系的學者、律師、社會活動家、親華挺華人士，甚至一些加拿大前聯邦政府部長和其它著名政壇人物以發表聲明、發起請愿，舉辦網上討論會、甚至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的形式發起聲援，營救孟晚舟。但這些人說話的角度、尺度、力度都受到諸多局限，人數不多而勢單力薄，聲音微弱。譬如，筆者任主席的加中合作發展促進會發起了向杜魯多總理的請愿，要求釋放孟晚舟。我們雖然在所有呼吁釋孟請愿里所征集到的簽名數是最多的，也只有區區890多人。回想起當時的心情，簡直壓抑到了極點、我們十分盼望能聽到來自中國社會的巨大聲浪和強烈反響、聽到14億中國人民的憤怒心聲，給孟晚舟女士、以及在加拿大為孟晚舟站臺的人們以浩大的聲援、促使事件的早日解決。但是，在加拿大能聽到的基本只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和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的聲音，單薄而微弱。雖然孟女士在我國政府做出巨大努力下最后得以順利回國，卻經歷了長長歷時將近三年的煎熬。

 

筆者認為，用了這么長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與我國作為世界唯二大國之一應擁有的國際話語權或影響力極不相稱。我國、特別是我國人民的正當理由和正義呼聲，沒有打破和穿透西方主流媒體的屏蔽、過濾和歪曲，未能投送到加拿大社會和人民的層面而產生效果。用習總書記的話說就是“傳不開”。

 

我國現時發出國際話語的主體、渠道和投射效果

 

中國外文局原副局長方正輝同志說得好：“長期以來，我們在對外宣傳、對外傳播中，主體單一、聲音單調、內容單薄，是客觀存在的不容回避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加以解決，要提升國際影響力是很難奏效的。”

 

筆者認為，造成在我們在對外傳播中“聲音單調和內容單薄”的根本原因，根本在于“主體單一”：我國在國際上發出話語的基本上是單一的主體，即只有中國政府。

 

我國政府對外傳播（不包括與外國政府的直接對話和溝通）的渠道主要是通過政府的信息發布機構或官方的媒體。政府機構的發聲渠道主要包括政府聲明的發表、政府文件和消息的發布、政府高級官員出面講話、駐外大使發表談話、以及政府一些主要部委發言人所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在我國政府機構的發聲渠道里，最頻繁、最活躍、也是最動態和及時的, 恐怕要數外交部發言人的新聞發布會了。而把中國政府的信息“二次傳播”出去，主要是靠參加新聞發布會的各國記者。我們知道，進行新聞發布和回答問題，由于受到已規定好的文案、有限的時間、特定的場合、國家政策口徑的規范、某些記者時時的挑戰甚至刁難的干擾，以及其它一些因素的局限，回旋余地很小。難以在內容的豐富、方式的多樣、風格的活潑、即時的創意等方面發揮自如。我們尤其要看到，作為中國政府新聞發言人的直接話語受體，除了本國和友好國家的媒體記者之外，就是美西方國家的主流通訊社、電視臺、報紙和網媒的記者們。不難知道，這些對我國多是持有成見、偏見甚至敵意的西方媒體和記者們怎么可能違背他們老板的旨意，把一個真實的、正面的、正能量的中國形象傳送和展現給他們本國的社會和民眾呢？在這些人的有色眼鏡、傳聲筒和反射鏡中，中國的信息和聲音絕大多數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屏蔽、過濾、差評、和歪曲。事實反復證明：西方媒體在聚焦和放大中國的負面情況、故意忽略和無視中國取得的巨大進步和成就、以及歪曲和貶損中國正義立場和觀點方面，是可以毫無底線、無所不用其極的。

 

總之一句話，從我國政府機構直接發出的聲音，難以被正面地和積極地投送到西方國家的民眾層面。

 

我國政府的另一重要發聲渠道是官方媒體、即被中央確定為主流媒體的國家級宣傳單位，計有18家。在這些官方媒體及其所屬機構中，負有對外宣傳和傳播任務的有9家，為新華社、人民日報、環球電視網（CGTN）、中國日報（China Daily）、人民日報在美國的發行商 - 海天發展公司、中國新聞社（中新社）、中央電視臺（CCTV）、環球時報（Global Times）、中國國際廣播電臺（CRI）。另外還有一家名義上為民間、但實屬官媒的鳳凰衛視（網）。

 

我國外宣官媒的主要操作方式是官媒出海，包括在臉書、推特和油管等海外社交媒體平臺上建立賬號發布信息、直接投資創辦或購買海外主流或華人媒體、滲入資金和人員、投放廣告，等等。據美國聯邦司法部發布的信息，2016-20204年的四年中，僅《中國日報》便向美國的媒體投放了2000萬美元廣告費和印刷費，其中向《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各支付460萬和600萬。 如果這樣的消息屬實，在財務上面的投入是巨大的。

 

在這9家外宣官媒里，筆者認為中國日報（China Daily）和環球時報（Global Times）、中國新聞社和鳳凰衛視在北美的受眾量和接受度要相對大一些。在過去的幾年里，由于筆者與這幾個官媒中常駐加拿大的高級記者有一定的來往和互動，為他們的工作提供過一些協助，因此對這些媒體和媒體工作人員的情況有較多的了解。他們在不利甚至惡劣的異國環境中為宣傳中國盡其所能，付出了長期的、巨大的努力。

 

盡管如此，由于上述同樣的原因，我國官媒的信息還是無法通過西方國家主流媒體的電視、報紙、電臺和網站向大眾傳播。

 

那么，我國官媒在西方社會普通民眾大量、而且越來越多地使用的社交媒體上的推廣和傳播情況又是如何呢？

 

簡言之，推特、臉書、Instangram、和“油管”（YouTube）等各種西方和國際上的社交媒體平臺中，油管是最為廣泛使用的社交媒體。資料顯示，“油管”每月用戶數量達到25億。從2021年起，美國人當中有81%以上使用油管，而使用臉書的只有69%。作為宣傳平臺，油管的優勢就更為明顯。因為其播放時間可長可短，短到幾分鐘，長達五、六個小時以上，內容和形式可以十分豐富和多面化，可使用各種視頻、聲頻、畫面和文字以發布新聞、評說時事、講述故事、介紹知識、闡述觀點、以及播放電影和電視連續劇等，因此是海外特別是在西方最佳的大眾宣傳平臺。此外，由于油管這個社交媒體平臺允許、鼓勵和獎勵個人自創頻道發表內容，成為一個可以賺錢的方式，就更加受到大眾的歡迎和喜愛了。

 

一個油管頻道的訂閱量和其發布各個視頻的瀏覽量可以多少說明這個頻道的成功度。所以，這里謹把我國在外宣方面做得最好的官媒CGTN（“中國環球電視網”或“中國國際電視臺”）在油管（英文頻道）上的收視情況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和比較分析。

 

目前，CGTN在油管上的全球訂閱量是305萬，這個數字還算過得去，說明了人們對這個頻道作為中國政府官方媒體的代表性和嚴肅性的關注和尊重。至于只能說 “過得去”，是因為這個訂閱數與同樣受到西方國家排斥的俄羅斯官媒RT（“今日俄羅斯”）相比就相形見絀了。RT由于俄烏戰爭的原因在去年遭到西方社交媒體包括油管的全面封殺， 但在當時即2022年3月，RT在油管上的訂閱量就已經達到了3000萬！

 

從單個視頻的瀏覽量來看，只能說少得可憐。過去幾個月來， CGTN頻道單個視頻的瀏覽量， 大多數在幾百到一千，少數達到一千以上，極少能夠上到一萬，而瀏覽量超過十萬的就更是鳳毛麟角了。筆者對運作得比較好的5個美國和加拿大左翼親華的個人（英文）油管頻道了解了一下，所有這些個人的單個視頻的瀏覽量在過去的一兩個月中都大大超過CGTN，其中曾參加過我主辦的一個網上研討會的Cyrus Janssen（中文名字為王德中），其50%左右單個視頻的瀏覽量就是3萬到5萬左右，而另外的50%則達到了10萬甚至50萬之多。

 

CGTN如此，其它英文版的我國官媒就更等而下之了。如Global Times（環球時報），單個視頻的瀏覽量鮮有達到1,000的，多數情況只有100-300。

 

我國對外官媒在西方國家的收視率低下、缺乏存在感、打不開局面，筆者認為是由于以下原因所致：

 

1） 為話語主體（政府）規范和統一的要求所局限。雖然這些外宣官媒各有其范圍和側重點，也享有相對較大的靈活性，但由于出自同一話語主體，為其主體的同質性和同源性所規范，其發出聲音的基調、觀點和基本內容必須與主體即我國政府或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這些方面如有差錯或越界，作為政府官員的領導或主管就有可能犯錯誤、挨批評、受處分。所屬的工作人員包括主編、編輯和記者在上級主管部門和領導層層下達的要求和規范下可能會更加縮手縮腳，思想趨于保守，報道的消息和編輯的內容也就難免趨于單薄和單調。

 

2） 工作人員背景的局限。作為我國外宣官媒，在遙遠的中國向半個地球之外的西方國家隔空喊話、隔空操作難以奏效。因此，在他國設置機構、派遣或雇請人員就成為必然。據筆者的了解，由于工作的性質，忠誠度、信任度和可靠性最為重要，我國外宣官媒在西方國家所設機構里，雇員多為國內所派出、或在當地雇請的華裔人士。這樣做當然比較安全和保險，但也帶來了問題。如果不是二代以后的華裔、或長期浸潤于當地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的人士，在語言表達和溝通的方面已經勉為其難，遑論在當地社會、政治、社交的層面和圈子里能夠長袖善舞，有效地開展工作了。此外，在國外能夠招募到既政治可靠又富有媒體方面才干，而且能夠適應我國政府運作方式的非華裔人士和二代以后的華裔人士也很不容易。

 

3） 美西方政府的障礙和阻擊。在幾年前，中美之間有過一次較大的媒體交鋒事件。“華盛頓一方要求中國官方媒體駐美機構削減60名中國籍雇員，并限制中國籍記者簽證，而北京則驅逐了《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及《華盛頓郵報》的11名美籍駐華記者。” 很快地，美國在2020年2月和6月前后兩次，將上述九家中國主要負責外宣的官方媒體機構認定為中國政府的一部分。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規定，這九家機構需要向美國提交在美工作人員的姓名、個人資料及人事變動決定，并向國務院登記在美租賃或持有的房產清單。未來這些機構若在美租賃或者購買新的房產也需提前獲得許可。當然，這些都是明面上的，不包括五眼聯盟中的情報特工組織如美國CIA、FBI、英國軍情六處和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等明里暗里的監視、跟蹤和干涉。美西方國家里遭到限制、干涉和打壓，使得我國官方媒體駐外機構和人員不但在工作上受到限制，出入行受到監視，心理上壓力也很大。在這樣的環境和氣氛下，在對外宣傳工作上要取得長足的發展和出色的突破就更為困難了。

 

4） 被長期抹黑而在社會上形成歧視和偏見氛圍的局限。在美西方國家，對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或被認為與西方敵對的國家的抹黑宣傳是長期的、持續的。由于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偏見，這些國家的多數民眾對明顯來自“共產黨”或“邪惡”國家的官方媒體“宣傳”，持不感興趣、或挑剔、甚至抵制的態度。 由于我國官媒或官媒機構本身已經標明身份，所以真正感興趣而主動上門來獲取信息、了解情況的，主要是那些對中國多多少少有了解、在不同程度上已經認同、贊同和向往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上反感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全球政策的知識分子，而這些人士或人群的數量目前很少。

 

5） 內容單調、呆板和不接地氣。如前所述，由于“官辦”而放不開手腳的原因，我國外宣官媒所播出的內容不生動、不活潑，不能與美西方國家的動態現實產生互動；大多只是對中國的集中報道和正面宣傳，針對美西方國家的時事和當前發生的突出事件鮮有涉及，鮮有尖銳的、有分量和深度的評論。此外，對世界上其它地區如中東、拉美、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在遭受美西方國家的欺凌、制裁和各種打壓后進行抗爭的議題也缺乏關心。要知道，美西方國家里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很多，美西方的左翼親華人群也多是國際主義者。他們一方面十分重視中國的發展和中國與美國的斗爭和較量，但同時也非常關心其它地區反美反壓迫的斗爭。因此，對于主要是“單打一”而缺乏發展中國家視野和關懷、缺乏熱議的我國官媒頻道，上來瀏覽的人自然也就少了。

 

筆者注意到，自2021年來，我國的一部分官媒、省級甚至是地市一級的政府機構開始積極通過各種渠道聯系海外，以開展對西方的宣傳工作，筆者也參與組織和策劃了多個這樣的活動。2021年三月，為了反擊美西方國家對我國新疆政策的嚴重抹黑和污蔑，筆者策劃舉辦了一場“新疆真相追擊”國際研討會，在很短時間內得以邀請了美國知名左翼網站“灰色地帶”創辦人、印裔加拿大地緣政治教授、加籍居華青年媒體人和剛剛訪問過新疆的加拿大社會活動家等作客研討會，而主旨講員為我國時任駐卡爾加里總領事。可以說，這次研討會空前成功，線上參會人數達到530人（當時同類議題的研討會一般不超過300人）。經外交部華春瑩女士點評后，國內包括港澳兩地都進行了大量轉播和報道，視頻在油管上也紅火了一番。事實證明，“以夷（人）制夷（國）”是行之有效的對美西方國家民間的滲透和突破的方式之一，但三年下來，雖然零零星星地有這樣的活動，卻沒有見到有規模的組織和推廣。

 

顯然，我國對外傳播和宣傳之所以“內容單薄、聲音單調”，打不開局面，主要原因還是要歸結于“主體單一”， 即把外宣的主體完全局限和承重于政府機構和官方媒體。如此，發聲就沒有多頻道、沒有立體聲、沒有多維度、更沒有大力度。而問題的本質在于沒有依靠群眾，沒有發動群眾， 沒有打人民戰爭。

 

我們在美西方傳播和對話的真正受眾應該是誰？

 

上面所談，是發出話語主體的問題， 現在談談話語的另一端，即受眾的問題。

 

中文里“話語權”的概念來自現代西方，確切的英文對應詞是“discourse power”。這個概念源自20世紀興起的結構主義和后現代派思潮中頗具影響的法國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福柯（Michael Foucault）。福柯認為“power（或力）無所不在”，“散布和體現在話語、知識和‘真理的域’之中”。

 

正如筆者曾對“陸權”與“海權”等概念中的“權”字所作過的分析那樣，“話語權”中的“權”字應與西方語言中的power/pouvoir相對應，在中文里的正解應為“力、勢力、威力、影響力”和/或“權柄、權能、權威”。衡量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指標是在國際社會的對話和輿論場中，己方發出的話語（discourse）是力度的輕重和效果的大小。

 

“力”的衡量標準是輕重。然而力之是否有“效”，則不但要“夠力”，首先要能夠使這個“力”能夠輸送至準確的對象和目標，如拳師有力的一拳，應該打中對手的要害部位如頭部或心臟，而不是其肩膀或臀部。同理，要通過講理、解釋、澄清、談判、駁斥、壓制等話語方式與對手進行較量而有效地達到自己的目的，首先要找到真正的話語受眾、即對方真正的“話事人”。

 

民意或民間輿論，簡言之是人民的意愿或民間的聲音。古今中外，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民意或民心向背是政府執政的根基。同理，在國際關系的層面上，他國的民意對某國的看法和態度則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他國政府對于某國的外交，即交往態度和交往政策。在美西方這些長期實行選舉政治、以選舉結果為依規、而選舉結果主要是由選舉的輿情和選民的投票意愿決定的國家里，民間輿情和民意就更為重要了。

 

筆者認為，我國在外宣或國際傳播上打不開局面的主要原因的另一面，也是缺乏打人民戰爭的觀念、沒有把宣傳工作做到美西方國家的基本民眾或人民身上。

 

要真正有效地、根本性地奪取我國在美西方國家的話語權，必須把傳播和進行話語的主要對象鎖定于這些國家的人民，把影響和改變這些國家的“民意”和公眾輿論設為最重要的戰略受眾目標進行突破。

 

我們的話語爭奪戰如能有效地對準和訴諸美西方國家的人民而影響其“民意”，將取得如下重大和根本性的成果。

 

一、由于西方選舉政治制度的內在邏輯，個人和政黨的能否當選掌權與社會輿情的漲落和變化是緊密的因果關系、息息相關。在西方，若政治對手的選票數量高于自己，即使彼此差距近到幾百票、幾十票甚至幾票，就會導致個人無法上位成為議員、政黨無法上位執政或繼續執政。聊舉一例：在2021年加拿大聯邦大選中，在華人居住密度最高的列治文（Richmond）市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原本由保守黨牢牢掌握的兩個選區一下子成了自由黨的囊中物。造成這種選情變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加拿大聯邦保守黨的極端反華態度和接連的挑釁，使占這兩個選區一半以上的多數華裔選民在自然傾向母國的心理上無法接受。尤其是保守黨參選人趙錦榮，雖是華裔，卻不但反華跳得最高，還在國會上提出明顯針對中國的《外國影響注冊法》法案，結果以大幅落后的票數落敗于自由黨的印裔對手。此外，擁有多個選區的大多倫多地區一直是自由黨的地盤，保守黨難以染指，進而難以在全國取得最多席位而執政，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為保守黨一向比自由黨持更加公開和激進的反華態度，而這個地區華裔的比例非常高。

 

在美西方國家，權力在選票、選票在輿情、輿情在民意。若我們能變被動為主動、轉防御為進攻，在美西方國家大面積成功引導和改變其社會公眾的對華態度的輿論走向，就能釜底抽薪、有效地影響其各個層級的議員參選人、當選議員、議會、直至其政府的對華態度、政策和方針。

 

二、我們記得，1993年銀河號事件、1999年美國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2001年美機侵入我南海撞機、2018年孟晚舟在加拿大遭無理拘捕、去年8月佩洛西悍然竄訪臺灣，今年蔡英文和賴清德“訪美”，及至今日的日本政府悍然把核污水傾入大海、我“振華28”號貨輪遭美國非法拘押和侮辱性檢查，等等…… 當這些嚴重挑戰我國主權和國家利益、嚴重損害我國形象或聲譽、或危機和傷害我公民和人民的大大小小的國際事件發生時，如果能夠以我們完全可以使用的手段和方式（筆者將對此將另文專門論述）把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強烈憤慨和嚴正抗議的驚濤聲勢和裂岸怒吼及時地、直接地投送到有關國家的民眾層面，將對其社會造成強烈的沖擊和巨大的震撼。這種訴諸其人民、撼動其民意的效果起碼有三：1） 借力打力，捍衛和加強我政府的立場和底氣、增加我外交談判的籌碼。2）推波助瀾，加持美西方國家里面的親華力量和篤信正義的人們在這些事件上的影響力。3）以強震方式來撼動美西方社會和民眾對這些事件的原有認知和偏見，促其反思、反省、共情和認同我國的立場和觀點，甚至反過來對其政府的錯誤行為抗議和施壓。

 

三、快速、及時甚至是實時的文字、音像、視頻等電子傳輸傳播手段是現今互聯網時代的特點，到中國訪問過、居住過或以其它方式了解真實中國的華裔和非華裔人士也大有人在。我們完全能夠通過多樣化的形式、有滲透力的渠道和有說服力的話語表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不斷走向繁榮富強，中華各民族人民團結一心、和睦相處、共同努力建設自己美好家園的正面、積極、真實的形象在美西方國家的民間社會和民眾面前展現和樹立起來。近些日子，我國一些城市發生嚴重水災，美國夏威夷州的毛伊島上也發生了嚴重的山火。但是，中國政府及時有力地救助水患災區，人民子弟兵已一如既往奮力地搶險救人。但美國的拜登總統照常休假，夏威夷6萬多美軍無動于衷，結果美麗繁華的毛伊地區化為一片廢墟！我外交部華春瑩女士為此發了一張饒有興味的對照圖。如果我們能把這一類發人深省的信息大大地、多多地讓美西方國家的老百姓知曉和進行對比，帝國主義反華勢力及其主導的西方主流媒體在許多所謂的“中國議題”上所進行的歪曲、造謠、污蔑和謊言不是不攻自破了嗎？持而久之，他們不就喪失誠信基礎、最后就不得不狼狽收場了嗎？

 

四、臺灣、香港、西藏、新疆長期以來是中國領土，南海諸島及其海域屬于中國，這已經由大量歷史文獻和實物所證實。如果我們能面對美西方國家的人民大眾，把幾百年前西方學者繪制的“大海棠”中國地圖，把我國遭受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巨大犧牲和卓越貢獻等有關歷史事實和歷史文件，把中國人民對完成國家統一的集體意志和堅強決心有效地傳播到位，就能在捍衛我臺海、南海等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更加獲得理解、同情和支持，就能有效地抵御和反擊西方國家政府的混淆是非和無理干涉，有力地協助和支持我國的維護主權和統一大業。

 

五、170多年來，中華民族曾遭受美西方帝國主義的多次侵略、侵占和欺凌，現在仍然面臨持續不斷的遏制、打壓、威脅和制裁。中國人民從來沒有欺負、壓迫、奴役過其他國家人民。然而，善良的中國人民不是東郭先生，我們在抵御和反擊外敵和外侮上有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有擊敗當時掌握武器絕對優勢的美帝國主義的輝煌戰史，有犯我中華者必遭毀滅性報復打擊的堅強決心。我們知道，美西方國家內有大量的非盎撒、以及非白人的族裔人群和社區，許許多多的人是來自曾經遭受侵略和受到歧視和欺凌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如果工作做到家，在這些國家的社會層面上，把中國人民的正義立場、不畏強權的錚錚鐵骨、國防軍事的強大威力，“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鋼鐵意志等信息傳遞到位，就能有力地鼓舞、支持和擴大那里的進步反戰力量，積極影響廣大的非盎撒、非白人的族裔社區，有效地遏制和震懾帝國主義戰爭販子，保衛世界和平。

 

六、中國70多年來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實踐，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進行國家管理、經濟建設和社會治理，積累和掌握了豐富的正反面經驗和智慧。中國道路在世界范圍內，尤其對于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越來越被證明是最先進、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模式和榜樣。在國際上，中國堅持和平正義、主持公平公道、主張合作共贏、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倚強凌弱，并以建設和發展“一帶一路”、“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等區域合作平臺的成功實踐成果展現于世人。如果能直面美西方社會公眾、特別是那些對西方國家的社會制度和治理方式已經產生疑問、失去信心甚至開始反對的人群，堅持中國立場、講好中國故事，闡明和示范“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可實現的人類社會理想，就可以糾正偏見、消除誤解、增強好感，團結和爭取廣大的同情者和同盟軍，并有效地分化和瓦解反華的敵對勢力。

 

七、美西方國家的侵略、殖民、壓迫、干涉、顛覆和制裁等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霸權主義行徑在世界上至今持續了一百多年，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和本國（殖民地）原住民等犯下了滔天罪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和難忘的仇恨。所以，在美西方國家人民、特別是原住民社區和部落的層面，要對這些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一脈相承的政府、媒體代言人及代表的利益集團和勢力給予有力的、無情的、持續反復的揭露、鞭撻、聲討，把他們押上永遠的被告席和審判臺、給他們套上沉重的負罪心理枷鎖。如此，不但可以為中國構筑有理、有利的道德高地，更可以聯合與團結全世界受壓迫的國家、（包括美西方國內的）民族和人民，建立統一戰線，進行共同的斗爭。

 

八、我們應該堅信，“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隨著西方世界的整體沒落，極端自私的美國對其盟國（英、加、澳和西歐）和仆從國（日、韓）的領導力和凝聚力急速下降，彼此之間的利益紛爭和勾心斗角加劇，越來越同床異夢、離心離德。如果我們能根據這些不同國家的歷史情仇、經濟矛盾、國家利益沖突等情況，分別對這些國家的社會大眾制定有針對性的認知和話語的戰略戰術，就能找到縫隙、打進楔子、深化和激化其彼此的不信任和矛盾，觸發危機，導致和加速如北約、日美、日韓這樣的軍事聯盟和同盟的分化、分離、和解體。“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樣的策略和戰術完全是可以操作、可以成功的。

 

九、同理，我國的頭號勁敵美國，其金融、債務、經濟衰退方面的深刻危機，其毒品泛濫、盜竊搶劫、槍擊殺人等普遍社會問題，其種族、貧富、驢象兩黨、聯邦與各州之間的矛盾日趨嚴重、深化和尖銳！拜登和特朗普兩個老頭兒各持一黨、各執紅藍多州、各擁近億之眾而旗鼓相當的選民，相互攻訐、詆毀、施暴、彈劾、起訴、逮捕……，已經到了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荒唐地步。如果我們能像“孫猴子鉆進鐵扇公主的肚子里”那樣，在對其社會和人民大眾的傳播和宣傳上進行甩石頭、摻沙子、挖墻腳的戰略戰術運作，就能使美國發生嚴重內亂、分裂甚至爆發內戰的崩潰時刻加速和提早到來。

 

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是要在美西方國家政治和文化整體衰落的對照下實現的。因此，話語權問題就不能是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和簡單的敷衍方式可以解決的。當我們著眼于人民，就對我們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僅在政治上，還要從音樂、影視、文學、教育、法律、社會治理、甚至語言文化等社會和意識形態更深層和廣闊領域去進行探索、發現、和實踐。這是伴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一個長期的、根本的、天翻地覆的系統性工程，是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國家大計。

 

質言之， 要改變格局、要在操控國際輿論的美西方國家手里爭得話語權，我們就不能只把它們的政府、主流媒體和社會精英作為我們話語的訴諸對象和目標受眾，而是要有的放矢，面向、抵近、貼近和深入這些國家廣大的公眾社會。

 

不要忘記，在對內對外宣傳方面，中國共產黨有著成功的歷史和豐富的經驗。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我黨就把出色的紅色宣傳從延安和西柏坡做到了敵后、即日偽、蔣介石敵占區的廣大人民大眾。在50年代到70年代初的毛澤東時代，我國的國際宣傳從北京不但做到了亞非拉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還呼吁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支持美國國內黑人的反對種族歧視和抗暴斗爭，支持美國國內的反對越南戰爭、反對美國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殺越南人民的暴行…… 這樣的宣傳陣勢強大、聲勢浩大，深入人心、影響深遠。此言之所以不虛，是因為筆者在海外30多年的經歷里得到了印證。每每遇見來自拉美、非洲、甚至美國的有一定年紀和政治眼光的朋友，就會聽到他們對那時的中國的贊賞和崇敬。而他們眼中流露出來的那種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向往之情，至今難以令人忘懷。用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紐約大學教授安德魯·羅斯的話來說，“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可能難以理解西方對文化政治的熱烈辯論竟然會與毛澤東有關，但是在中國成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澤東主義就早已出口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心靈衣柜。”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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