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正歷史觀，是在民營經濟問題上貫徹馬克思主義的前提
為此，我在8月27日作了答復《為了在中國更好堅持馬克思主義——答胡德平先生十問》（以下簡稱《答十問》）。可讓人很不理解的是，為什么胡先生的質問文章盡可在公眾號發布，而我回答他的文章卻不讓在公眾號發布，故只能發布于昆侖策網站，鏈接為：http://www.jqdstudio.net/e/wap/show2022.php?classid=16&id=171424&bclassid=15。
《再》文稱之“再與”，一定是把《十問》作為初次商榷了。鑒于《再》文反映了《十問》的思想根源，又在討論中首次提出了“修正主義”這個大題目，故對胡德平（黃髯）先生的“再商榷”將分篇答復。本文發表前，又看到胡德平先生9月4日在“百年耀邦”公眾號上發表了《答紫虬先生長篇新作（之一）》，則將另文答復。看來胡先生在公眾號平臺發文是暢通無阻的，而我的回復卻受到限制不讓發，這如何公平討論問題呢？故勞請胡先生發表回復文章時，都附上我文章的昆侖策網址，以方便讀者全面了解。
一、《再》文張冠李戴，離開基本經濟制度
《再》文指控《答十問》和《絕》文“墨守陳規教條，拒絕完整地貫徹馬克思主義”，開篇二話不說，劈頭宣告是兩個“反對”：“反對與時俱進看待民營經濟”，“反對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帽子很大，但張口即指責的是，“仍然堅守19世紀早期政治經濟學對私有制的定性，認為這是一條通往剝削和奴役的道路”，熟悉的句式和字眼，不經意露出了哈耶克攻擊公有制的語氣，卻毫無邏輯。
《再》文所說的“19世紀早期政治經濟學”何曾認為私有制是“是一條通往剝削和奴役的道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國富論》說，“私有財產的神圣權利都由于國庫歲入想象上的權利而被侵犯了”；庸俗經濟學的創始人薩伊認為，“要是沒有社會的聯合力量保護個人財產，就不能想象資本的存在，因為資本只不過是在政府保護下所積累的價值”（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在同一時期除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政治經濟學，還有其他有影響的政治經濟學嗎？古典政治經濟學混淆勞動和勞動力價值，庸俗政治經濟學通過生產三要素，資本－利潤，勞動－工資，土地－地租的“三位一體”公式，都將私有制看作天經地義，它們不過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堅定捍衛者，它們的階級屬性早已被馬克思定義為資產階級。那么，在19世紀，和傳統觀念決裂、消滅私有制的，只有《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不是錯把馬克思的資本理論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對私有制的定性互換、張冠李戴了嗎？相信我們彼此是本著憲法“公主私輔”的規定來討論的。憲法規定，我國“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明明是討論的著眼點是“公主私輔”，怎么成了“反對與時俱進看待民營經濟”？在經濟存量上已經“主輔顛倒”的現實下，請告訴我，按照《再》文的“與時俱進”，還要“進”到什么地方去？莫非是按照經濟成分存量比例修改憲法，變成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經濟基礎？相信這不應該是胡德平先生的想法，但“黃髯”先生把您拉下溝里了。至于指控《絕》文和《答十問》反對“完整地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學說，只認為符合蘇聯模式教條的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沒有論據支撐，是欲加之罪；所謂“而介紹馬克思的其他論述都是在搞意識形態和平演變”，倒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但引起第二個問題。
二、“完整地介紹”馬克思主義，豈可歪曲社會主義發展史？
《再》文主張“完整地介紹”馬克思主義”，但是，《再》文對列寧主義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進行了直接或間接的否定。這種錯誤的歷史觀，不可能解決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這個問題。習近平同志指出，要把四史教育常態化。在黨史、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中，需要解決的，正是《再》文中一類的錯誤觀念。
《再》文認為，我們堅持的“不是某一節點的馬克思主義，或者是從前從蘇聯轉手進口而來的、經過刪改的馬克思主義”。“蘇聯為了推廣其政治經濟模式需要，也壟斷了國際共運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蘇聯解體后，帝國主義在共產黨內的代表勢力，丑化、歪曲歷史，企圖對馬克思恩格斯學說作無害化處理，延續伯恩施坦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拉旗造反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斯大林的蘇聯自然成了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所謂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在肅反后，經過蘇聯官方人為修正或刪減的二手產品”的提法，以及蘇聯壟斷“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有以下原則錯誤：1、斯大林的肅反，鎮壓的主要是混入黨內的階級敵人。反蘇反共者站在被鎮壓的反動勢力一邊，竭力把關注力引向擴大化錯誤，對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來后尖銳的階級斗爭拉偏架，大肆鼓噪，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這是反共分子拿著大肅反說事的慣用手法。蘇聯解體后，丑化大肅反，也乘機丑化中國的“三反五反”，攻擊毛澤東運動不停，反蘇反共反毛斗爭戰線一貫壁壘分明。目前，這種反共宣傳帶來極壞影響，歷史假象充斥社會，在網絡上，有的錯誤觀點往往營造出人多勢眾的小局面，因此，看待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不能受斗爭復雜性的影響。2、社會主義高潮在不同的階段發生在不同的地域，19世紀在西歐，20世紀前半期在蘇聯，之后至今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不斷發展，也在驗證著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客觀必然性，其中自然包括對馬克思恩格斯生前原意的深層次理解。因此，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發展的總結，只能以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地為主，正如現階段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出版、研究，以中文為主一樣。特別是蘇聯作為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第一次有條件運用國家力量抗擊資本主義世界對馬克思主義的圍剿，只有反共勢力才將此丑化為所謂的“受制于蘇聯，蘇聯為了推廣其政治經濟模式需要”。《再》文說明胡德平（黃髯）先生的屁股坐歪了。3、在馬克思主義與各國實踐結合的過程中，“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當然也不僅是翻譯詞義問題。語言作為精神范疇，要服從存在決定意識，正確反映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人民群眾的實踐。一些人動輒希望修改翻譯原著用詞，把對社會矛盾的認識的對立誤導到語義多解，或語言語種的差異上去。一些形式上的語言學術論爭，實際是馬克思主義與各國實踐相結合中正確與錯誤立場的前哨戰，在關鍵問題上是關系到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的。一些同志包括胡德平先生及《再》文作者，往往不明白這一點，在思想方法上，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反映論和認識論，局限于語言學論爭，自然只會抓了芝麻、丟了西瓜，受到誤導。4、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即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各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也經過了不斷深化，所謂“壟斷了國際共運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有幾種情況必須要分辨清楚。一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旦發現自己的錯誤，能夠自我批評，從行動上加以改正。如抗美援朝對帝國主義的抗擊，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斯大林對毛澤東思想形成過程中的錯誤成見，這些通過斯大林去世前對中國的傾囊相助表現出來。這和赫魯曉夫開始的修正主義和勃利日涅夫的社會帝國主義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性質。另外，即使在國際共運中，也存在著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為首的共產國際對遵義會議后對中國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和尊重，不同于同時期斯大林對中共的路線。5、馬克思主義作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共同的思想財富，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反映，是全世界人民翻身求解放、消滅不公正的精神財富，誰能壟斷得了？
6、蘇聯和蘇修是兩個政治概念，前者指列寧斯大林蘇聯的社會主義階段，后者指赫魯曉夫及以后的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反共背叛構成的變質階段。兩個大的階段，代表著十月革命和反十月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冰火不容。以胡德平先生的年紀和閱歷，應該十分清楚，怎能容忍《再》文照搬西方用國家名稱籠統代之，行反蘇反共之實呢？《再》文的蘇聯“壟斷了國際共運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否定的是列寧為保衛十月革命而領導的反修斗爭，這是基礎知識不足，還是立場混亂？《再》文不分階段、不做分析地說“受制于蘇聯，蘇聯為了推廣其政治經濟模式需要……”的立場和說法，完全可以被蘇聯解體后的反蘇反共逆流利用。以錯誤的歷史觀怎能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又怎能指導民營經濟呢？《再》文以自己錯誤的歷史觀，提出含混的指控：“……各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學習必須以蘇聯官定版本為圭臬，其他來源都視為修正主義。”《再》文自討論以來，首次提出“修正主義”。那么，被蘇聯視為修正主義的，首先是受到列寧等人嚴厲批判的伯恩施坦。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施坦擺脫了監督，憑借恩格斯遺囑執行人之一的身份，氣焰囂張起來。他一邊批判所謂教條主義“會引導到空想主義”，一邊鼓吹，“談論（資本主義）社會的長入社會主義并不是錯誤的”。為了反對10月革命，伯恩施坦反對暴力革命，污蔑無產階級專政是“軍國主義”；1920年，伯恩施坦稱他的《社會主義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這本書“為了黨的利益而對教條觀點”進行了批判，因此獲得列寧給了他“以叛徒稱號的光榮”（1920年版跋）。伯恩施坦的假馬克思主義自然受到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蘇共的迎頭痛擊。這有什么錯嗎？至于被赫魯曉夫和之后的蘇聯修正主義集團“視為修正主義”，不過是賊喊捉賊，和列寧斯大林批判伯恩施坦完全不是一回事，怎么能一鍋煮呢？關于“墨守陳規”、“教條主義”，毛主席有段話，批評的是意大利共產黨的修正主義傾向，“一個‘教條主義’亦即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巨大幽靈在全世界徘徊著，這個幽靈威脅著你們。你們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們，你們脫離群眾，所以你們害怕真理……”（《毛澤東年譜》1963.2.18）。在常見的爭論中，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怎樣判定是教條主義、修正主義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呢？就是毛主席說的看是否脫離了群眾。無論教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都是脫離人民群眾的。不信任人民，必然害怕真理。胡德平（黃髯）先生能否跳出小圈子，聽一聽看一看也是在一些特定場合下，如有明顯資本印記的網絡和媒體上，往往在發言權上處于弱勢的，也是你們往往聽不到的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對所有制的意見？包括幾千萬下崗工人對國企公有制改制中的殺雞取蛋、另起爐灶、少數人得利的倒行逆施行為持續二十多年的否定；包括各時期人民群眾對私有經濟侵吞公有資產、資本無序發展的譴責；包括對廣大的企業員工從改革的主體力量質變為改革的對象和就業包袱的失落；包括對抹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可以營造積極勞動、嚴肅勞動、安置就業等光輝歷程的歧視甚至敵視的反感和反對；包括對全社會先富帶后富的失望等等。脫離了群眾，就會完全不加分析地接受西方私有制理念，把國企改革本來建立市場主體，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的管理方式的變革方向，改變為削弱公有制，把出路寄托在私有化上；就會把探索公有制的更好實現形式操作成以資本為中心，鄙薄勞動，取消工人管理企業、監督權力的地位，縱容國企的權力腐敗；就會把中小公有企業的建立，或民企的不同形式的公有變革設置成禁區或盲區等。根子都是思想上擁抱西方經濟學，把私有制視作天經地義，在行動上就不是自覺地執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是被資產階級經濟學牽著鼻子、喪失方向，千方百計制造出各種“說詞”力推全面私有化。在這樣的思想路線下，批評“墨守陳規”、“教條主義”，就和伯恩施坦攻擊列寧，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攻擊毛澤東，在方向上發生了巧合。其實，除了被媒體放大了聲音的那些少數學者，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哪有這樣的聲音呢？老百姓心中是有明鏡的！歷史在發展，馬克思主義面對的歷史條件也在變，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根本區別，就是對最大多數人民群眾最根本利益的態度。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同志不斷提出“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今天圍繞民營經濟的爭論，回避不了不同的生產關系對意識形態的影響，回避不了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斗爭傳統的慣性，這是《再》文提及修正主義所帶來的一些思考。《再》文通篇強調“完整地貫徹”“完整介紹”“完整理解”“完整地繼承和發揚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某一節點的馬克思主義”，我們要看看《再》文是怎么示范的。《再》文說，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的觀察思考寫作長達半個世紀，這半個世紀中全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也發生了翻天地覆的變化，即便是對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的態度變化非常大，正像恩格斯1895年3月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坦率說的那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里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這段話看起來挺有誘惑力。
那么我們就需要首先說明一下真實的背景情況：恩格斯生前所寫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是恩格斯結合客觀形勢發展和德國社會民主黨情況撰寫的論述無產階級政黨革命斗爭策略思想的重要著作，主要是針對性地說明1848年至1850年的無產階級革命條件還不成熟，“還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數人的革命變成多數人的革命”；“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既然連這支強大的無產階級軍隊也還沒有達到目的，既然它沒有能夠以一次決定性的打擊取得勝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進，在嚴酷頑強的斗爭中奪取一個一個的陣地，那末這就徹底證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1851年的恢復帝國，又一次證明那時無產階級的意圖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國本身必定要造成使無產階級的意圖臻于成熟的條件。”“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遺囑執行者。而在他們旁邊則已有1848年革命的繼承者威嚴地站立起來，這就是以國際為代表的無產階級。”“凡是問題在于要把社會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眾自己就應該參加進去，自己就應該明白為什么進行斗爭，他們為什么流血犧牲。”至于“普選權在法國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濫用而獲得了一種惡劣的名聲。公社之后，就沒有工人政黨能去利用它了。......但在西班牙拒絕參加選舉早已成為一切嚴肅的反對黨派的通例。瑞士試行普選權的結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黨。羅曼語各國的革命工人都慣于把選舉權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騙工具。在德國，就不是這樣。‘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斗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而拉薩爾重又提出了這個要求。......由于這樣有成效地利用普選權，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斗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并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于害怕起義成就。”“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是決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革命權的。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一無例外都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恩格斯文中的這些主要論述，能夠證明他改變了他和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基本觀點和基本結論嗎？能用靈活的革命策略否定堅定的革命原則嗎？稍為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人，恐怕都不會得出如此荒謬的結論。想用恩格斯晚年的這篇著作來否定馬克思恩格斯長期堅持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觀點，顯然可笑之極。
其實，當年社會民主黨的個別領袖就干過這種篡改恩格斯原意的蠢事。1895年3月30日，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發表了一篇題目是《目前革命應怎樣進行》的社論，社論未經恩格斯同意，就從他的導言中斷章取義地摘引了幾處，企圖把恩格斯說成是工人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通過和平途徑取得政權的擁護者。恩格斯感到非常憤懣，向“前進報”編輯李卜克內西提出堅決抗議，反對這種歪曲他觀點的做法。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給考茨基的信中強調要在《新時代》雜志上發表導言全文，以“消除這個可恥印象”。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給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把“前進報”在發表導言上的這種不光彩做法告訴了他。在馬克思的著作出版單行本前不久，由于恩格斯的堅持，1895年的《新時代》雜志第27期和第28期專門登載了恩格斯的導言，但不得不被迫作出了一些刪節，導言的全文也還是沒有被發表。但即使經刪節后發表的導言，還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質。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義者雖然掌握著導言的手稿，但始終不讓讀者看到導言的全文，他們只字不提迫使恩格斯在校樣上作某些刪節的客觀情況，并對導言公開發表的文本進行歪曲，說什么恩格斯在他的導言（他們把導言說成是恩格斯的“政治遺囑”）中重新審查了自己過去的觀點，幾乎站到了改良主義的立場上。修正主義者力圖以虛假地引用恩格斯的話來掩蓋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背棄和對革命原則的攻擊，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
下面我們再看看《再》文是如何“表演”的：
謊言或誤解之一：此處《再》文引用了恩格斯兩段話，實際上在恩格斯原著中是同篇文章中分別在三處針對特定對象條件的三句話。關于第二段話，《再》文把相隔很遠的兩個句子用引號“編輯”成了一段，如同今天P圖。如此引用，意圖造成一種假象：恩格斯的兩處自我批評是指馬克思恩格斯以前對待私有制的態度錯了。”斷章取義外加拼湊，這是什么學風呢？
謊言或誤解之二：“即便是對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的態度變化非常大”。有沒有這回事呢？就在此文之前不足5個月時，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指出“生產資料的占有只能有兩種形式：或者是個人占有，這一形式無論何時何地都從未作為一切生產者共同的形式存在過，……；或者是公共占有……；所以，必須以無產階級所有的一切手段來為生產資料轉歸公共占有而斗爭。”1864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的寫作中，指出了股份制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到1894年出版時，恩格斯對30年以來飛速發展的股份制做了以下評價：“競爭已經為壟斷所代替，并且已經最令人鼓舞地為將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用具體的剝奪時機展望了《資本論》第1卷提出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這種剝奪，始終是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剝奪，哪里有什么馬克思恩格斯對私有制初心已變？1892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說，盡管年齡三倍于當時，重讀時“發現它毫無使我羞愧的地方”。《再》文說“……生產關系的新變革，可以有效改變過去的私有制，導向一個解放生產、解放勞工的結果，而不是通過徹底消滅私有財產來達到”。生產關系的第一位的內容是所有制，此處生產關系的變革當然意味著對過去私有制的變革。在民營經濟實踐中，對于維護私有制者來說，這又是一個無解的矛盾。什么叫有效？一種私有制的改良（如引入股份公司制度）是有效的嗎？它從自身機制上，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壟斷、脫實向虛等致命弊病，吳小暉被沒收私人財產105億，還有若干“吳小暉”尚待暴雷，在這個意義上，它是無效的。華為早期，任正非在二萬多元原始股權被退回后，是辦私有公司還是全員持股，是和老父親商量的。這是在私有財產天經地義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觀念中的“天人交戰”。今天華為“財散人聚”的局面，圍繞勞動奮斗，排斥資本進入，運行著一定程度的自主的聯合勞動，最初是得到了飽盡舊社會風霜的老父親的關鍵鼓勵。沒有共產黨人帶領，挑戰私有財產，《再》文的“解放生產，解放勞工”只能是虛偽空談。謊言或誤解之三：摘錄《再》文：“‘廢除私有財產’的目的是建立‘個人所有制’，而不是建立國有制。馬克思明確指出：‘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資本論》第1卷第24章第7節《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這段引用故意掐去馬克思的“而是……”之前的“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故意無視馬克思特指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故意混淆馬克思恩格斯多次強調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是公有制上的消費品個人所有制。謊言或誤解之四：《再》文說“即便是對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的態度變化非常大，正像恩格斯1895年3月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坦率說的那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恩格斯所指的“幻想”和1848年斗爭方法“陳舊”，明明指的是后文的“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實現社會改造”，是斗爭策略的變化，被《再》文說成是恩格斯對私有制的“態度變化非常大”，如此移花接木手法，令人眼熟。恩格斯寫《〈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4年后，伯恩施坦歪曲說：“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為《階級斗爭》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毫無保留地承認了馬克思和他在估計社會主義發展和政治發展所需時間方面所犯的錯誤”（《伯恩施坦言論》，三聯書店），把恩格斯在此文重提《共產黨宣言》早已提過的爭取普選權斗爭方式的合法運用，歪曲為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政治遺囑”，以反對十月革命，這是老牌修正主義用過的老套路，受到列寧迎頭痛擊。伯恩施坦們犯了一個膚淺的錯誤：仿佛讀者不會閱讀全文。先推出假的結論或者扣上帽子，再推出假的論據，是《再》文全篇的論證手法。顯示了《再》文“商榷”的質量之低。我們也就看到了《再》文通篇強調“完整地貫徹”、“完整介紹”、“完整理解”、“完整地繼承和發揚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某一節點…… ”的廬山真面目。
五、社會主義中的的官僚主義經濟現象只能用私有制解決嗎？
《再》文所謂“那些不承認私有財產權，只看私有財產其弊，不看私有財產之利的國家，往往選擇了以計劃模式代替過去經濟制度。但是新的模式，其實都不能解決人民真正所有的問題，最后往往淪落為官僚經濟”。
用私有化解決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官僚主義，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后一些人的發明，很有蠱惑力。其實這種由奧地利學派的反蘇反共觀點由西方經濟學引進，在今天已經反映了私有經濟存量主體化后，對我國上層建筑的侵蝕和影響。吳小暉已經暴雷，一些私企面臨暴雷，危在旦夕，這些“民”企利用各種背景謀利，注冊海外，家族資金存往國外，又占用國家銀行天文數字資金，挾持中國宏觀經濟，已經轉化為中國經濟的毒瘤，有誰敢說沒有官僚主義特權？吳小暉等巨富在經營方式、化公為私、聚斂財富上的狂野，無論在特色社會主義中國，還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是罕見的，是最壞的資本主義。請問胡德平（黃髯）先生，吳小暉的安邦集團迅速膨脹，資本粗暴傾軋社會利益，是計劃經濟所致嗎？或是吳小暉排斥了官僚經濟？這豈不是在質疑利益最大化的資本原則下，私人資本在收買官僚勢力上勢如破竹，導致大面積腐敗的效力嗎？實際上我國私有經表現出的相對活力，是相對于計劃經濟期間公有制企業商品生產者的交換地位不足所致，這是私企在一個階段內的相對優勢。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蔣一葦同志，提出了“企業本位論”和“員工主體論”，把毛澤東同志總結的農業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的原則精神，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相結合精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精神，鞍鋼憲法精神運用到工業企業，這都體現了毛澤東同志尊重勞動者管理地位和尊重價值規律、尊重商品生產規律，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思想。擴大了公有工業企業在商品市場中的主體作用和獨立作用，較好地解決了遺留弊病。但是市場主體一旦形成，就必然帶著生產的盲目性，自發淡化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特別是私有資本形成后，利益最大化成為私企的自發機制和赤裸裸的經營方針。按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以客戶為中心絕不僅僅是營銷手段，而是通過使用價值生產，為社會實實在在的創造物質財富和便民服務，把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效益還給社會，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而不是少數人占有，因此必須計劃調控。按當前民營經濟范圍，有外資控股，或利益輸送國外，傳統上被稱為買辦型企業，有勞資分明的私企，有勞資一體的合作生產企業，還有占市場主體數3/4的大量個體勞動者。對它們的安置就業，上交稅費，滿足社會需求，擔負社會責任等積極因素的鼓勵、支持是毫不動搖的，對其自發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利益輸外、損害社會等行為約束、引導也是毫不動搖的。“鼓勵、支持、引導”就是現階段對民營企業中私有制的揚棄。今天凡是把“市場決定，政府有為”處理好的，沒有不做好宏觀調控管理的。認真實施中央“三降一去一補”，抵御債務經濟，解決前期的無序生產，以人民福祉為經濟目的，真正地不以GDP論高下，才能為市場主體營造健康環境。任正非說，所有管理都是成本，唯一需要做的管理就是做服務。所有的計劃手段都是通過服務人民群眾，服務市場主體，服務基層體現出的，這種服務在淄博，在許多地方都有體現，它反映的是新時期社會主義的創新。在理論、政策形成中，把計劃經濟手段和價值規律絕對對立起來，盲目設置禁區，不能客觀全面地認識計劃經濟計劃手段的優勢和弊病，對計劃經濟污名化、標簽化、概念化，不僅是我國經濟戰線當前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新自由主義、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瘋狂攻擊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表現，各地同志應當有對西化派的免疫力。官僚主義和腐敗，在計劃經濟時期存在，在市場經濟時期同樣也存在，相對于蘇聯解體和我國腐敗大案的連綿不絕，兩者不分伯仲，有什么依據只有私有經濟才能克服腐敗和官僚經濟呢？受到敵視公有制的哈耶特的影響，這個觀念擴展后，把市場主體和私有經濟等同化，形成只有私有經濟才能解決就業，只有私有經濟才能社會投資，只有私有經濟才能科技研發等等，把對商品生產者市場主體的期待錯解為對私有制的依賴，這是新自由主義早已破產的主觀論調帶來的誤區。但在我國，這種論調成為私有經濟主體化的支柱理由，甚至作為決策依據，事實上已經封殺了中小公有企業的產生路徑。紫虬的《我國私有化優于公有制假象是怎么產生的？——兼論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之間有一定的獨立性》作了部分有關分析。我們黨在新時期提出“自我革命”，習近平同志提出“群眾路線是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的工作方法”，黨正在建立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機制，官僚經濟，官僚主義特權，只有在黨中央領導下，在人民群眾參加的反腐斗爭中不斷解決。而《再》文夸大、美化私有制在反對官僚經濟作用中的立場，只是在為私有化推波助瀾而已。
六、割裂生產和分配、消費能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嗎？
《再》文認為，“還有人認為私有制必然導致剝削和兩極分化，這其實低估了社會制度的能動性，社會制度完全有力量馴化和改造資本，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完善法治和二次分配制度，來避免這些問題”。
首先，私有制產生剝削導致兩極分化是資本為中心生產的本質特征，是資本增殖的必然結果，空洞的所謂“社會制度的能動性”作為外部條件，并不影響生產自身的兩極分化機制。特別是割裂生產與分配、消費，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薩伊的“三分法”，伯恩施坦也積極響應，一點也不新鮮。伯恩施坦在標志著修正主義形成的著作《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中，要以“最大的冷淡態度”對待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的工人合作生產，而鼓吹工人消費合作社“……作為工人組織，包含著充分的社會主義因素，足以把自己發展成社會主義解放的有價值的和不可缺少的杠桿”（《伯恩施坦言論》三聯書店出版，194、196）。如果按照伯恩施坦的邏輯，不觸動私人資本壟斷，不摧毀資本國家，依靠合作企業特別是成立工人消費合作社就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了；如果《再》文的邏輯成立，解放后我們也不需要剝奪官僚資本了，不需要社會主義改造了，只要在國民黨留下的所有制結構上，國家“完善法治和二次分配”即可，豈不簡單？其次，從我國的市場經濟實踐來看，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但“完善法治”，往往是新自由主義縱容市場亂象的一個托詞，他們對市場的無序從來不負責任，一句“法制經濟”，對沖了資本的狂野和貪婪。法制解決不了剝削機制，只能保護表面上的資本公平。不是曾一度強調的“法不禁止皆可為”，反而掩護了互聯網金融犯罪的坑蒙拐騙嗎？資本固然可以快速組織生產，但是，從地溝油到環境污染再到瘋狂的債務經濟、爛尾工程，幾十年來，哪一項市場亂象不是禍害在先，而其成本總是讓無辜消費者承擔，讓國家承擔，最終由人民承擔？其三，寄希望于二次分配，公共服務，難道不依然還是私有資本制造兩極分化在前，國家出錢兜底扶貧在后嗎？扶貧只是解決了絕對貧困，但相對貧困的機制依然普遍，牢固，指望“完善法治和二次分配”只是揚湯止沸。習近平同志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分配決定于生產，又反作用于生產，‘而最能促進生產的是能使一切社會成員盡可能全面地發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種分配方式’”。還指出：“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再》文把對待私有財產作為中國的“立國之本”，不就是要主張中國少數人占有絕大多數財富，而廣大人民群眾過著不敢消費，不敢生育，不敢生病的“房奴”、“車奴”生活嗎？這種格局能夠持續下去嗎？請問，胡德平（黃髯）先生自己有多少財產，而要為中國的億萬富豪背書呢？回避私有資本增殖產生兩極分化，又不能象任正非一樣正視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主動變革，就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兩極分化，以及由此產生的生產過剩始終存在。以上問題不解決，高質量發展就成了無源之水。談何“私有制改進”？研究民營經濟的同志如果不能擺正認識，只能成為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的阻力。
七、貫徹“31條”，民營企業可以發揮社會主義經濟的中堅作用
已經有民營企業在發揮中堅作用了，華為做出了樣板。2019年令美國全國進入緊急狀態，2023年，新手機在美國高官來訪之日發售，作用等價于10多年前大國重器殲20。在帝國主義時代，華為和中興被美國制裁后的狀況形成鮮明對比，怎樣在全球建立最有生命力的企業制度，作為兩類企業的對照總結本文不再展開，但華為從文化建設，分配制度和企業的全面改革上，高度關注資本與勞動的關系，警惕和拒絕資本，成為華為改革最深層次的內容。任正非把員工批評的十個方面起名叫《任正非的十宗罪》放在內部網絡，在公司內部掀起人人參與管理的熱潮，并形成華為管理的傳統，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鞍鋼憲法在高科技公司的運用和發展。根據華為原黨委領導的回憶，人們也看到了華為黨組織的作用，黨組織配合任正非抓住了企業管理最高層次企業文化的建設，形成了華為特有的匯聚世界文明，繼承紅色傳統，海納百川開放向上的企業文化，“發現了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合適程度”（列寧），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如今，華為已度過嚴寒酷暑，漸入佳境，為全國民營企業、國有企業樹立了標桿榜樣。下崗工人出身的河南許昌民營企業胖東來的領頭人于東來，把員工當作合伙人，尊重每個人的勞動，共享企業發展成果，就可以創造出拔尖的商業服務，拒止國際商業資本，受到新鄉、許昌政府和市民的高度贊許。胖東來的經驗有待于總結，成功的深層次原因還是正確處理了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有些問題也還值得深入研究，例如企業利潤的員工共享與積累、擴大再生產的關系等。從華為和胖東來兩個民營企業表現出的社會主義精神來看，我們可以認為：1，社會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2，社會主義是雇傭勞動者頭腦中的反映，3，社會主義是從現實出發，不是從觀念出發，4，社會主義是和資本主義矛盾對立統一的結果，5，在多種經濟成分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是企業內在深層次的問題。兩家民營企業對勞動和資本關系的處理和企業活力、企業發展之間的關系，需要進一步總結。“31條”精神為此提供了指導平臺。我們相信，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國會不斷出現新的大大小小的華為，民營經濟就可以獲得大踏步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堅力量。在高質量發展中，每一個民營企業家、企業主集中精力搞好自己的企業，學習華為履行社會責任，至于落實憲法精神的公主私輔，不屬私營企業主的能力范圍，是各級領導的事情。紫虬：為了在中國更好堅持馬克思主義——答胡德平先生十問，昆侖策網：http://www.jqdstudio.net/e/wap/show2022.php?classid=16&id=171424&bclassid=15。（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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