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先生7月25日在中國民營經濟50人談落實“31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坦率地認為，民營經濟的必要性，“從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來分析這個問題……是一條絕路”，“哪怕是從學術上來談這個問題都是很困難的”，因此，他要換“另外兩個角度來談”。
一，胡德平先生對民營經濟的立場是危險的
胡先生以發言中之前“不下三個人”，“很多人看來”為描述，毫不掩飾自己和一干人旨在“解放思想”，“徹底解決民營企業的歷史必然性”的理論創新與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立場排斥。如此坦率，黨的歷史上罕見，說明當前政治環境如此寬松，以至于對抗馬克思主義可以不加任何掩飾。把馬克思主義指導民營經濟說成“絕路”，可能與他和一批人之前的“理論創新”受挫有關，如他和賈康先生共同把板子打在編譯身上，認為馬克思的“消滅”私有制是“誤譯”，應該是“揚棄”，玩弄哲學概念，以假充真，自然遭到理論界的迎頭重槌，“絕路”一詞反映了受到批評后的一種無奈。但依然用“共享分用”“人民經濟”作出另一種邏輯矛盾的理論解釋，表現了這位吃著共產黨的飯長大的二代在理論上的貧乏，以及毫不避嫌挑戰馬克思主義而顯露的政治驕橫，除此以外無法解釋胡先生的坦率。就憑著胡先生繞開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繞開所謂“絕路”的“理論創新”有哪些東西，也就大致清楚了。胡先生的“創新”之一是接過“人民經濟”“為人民服務”“廣大人民得利”的響亮口號，十分美好地描述了市場經濟，但是，少了一個“兩極分化”的事實前提，缺了一個我國“基本經濟制度”這個靈魂，更像是一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以人民為中心”，還是“以資本為中心”，是“兩個毫不動搖”的靈魂。它是由憲定的“兩個主體”決定的，即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兩個毫不動搖”和“兩個主體”割裂開來，這種“理論創新”，回避現實矛盾，主觀任意，只能是實用主義的文字游戲，起到誤導、欺騙作用。胡先生的“創新”之二是，把生產資料私有說成“共享分用”，把私營經濟的生產資料私有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使用權承包經營相類比。私營、私有的經濟機制會有哪些“全民共享”呢？不過是利用了黨的私有經濟政策、資本政策，借題發揮、指鹿為馬，粉飾私有制和資本罷了。胡先生的“創新”之三是，對當前經濟形勢的所謂“K”字形分析，讓人們采取“平和的心態”，“冷靜地對待”消費不足和生產過剩，不去探究或者避開自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補”多年以來，其根本的原因依然是少數人占有財富和生產的盲目性，把解決大眾消費能力不足這個資本主義生產頑癥，押寶于產業替代，重蹈西方衰退老路。好了，胡先生的“理論創新”沒有什么新意。他的論據，是把公有制攻擊為平均主義大鍋飯，這是幾十年歷史虛無主義的陳詞濫調。鄧小平當年提出鼓勵有人先富是在公有制單一成分條件下為激勵勞動和繁榮經濟提出的。今天在社會消費財富占有中，除了按勞分配造成的相對微不足道的差別，更重要的，是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階級差別，這是造成消費力相對生產力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原因。這個幾十年來一直存在的主客觀矛盾，世人皆知，歷史會做出總結。1961年3月13日，毛主席給中央領導等同志寫信，建議對生產隊之間，生產隊個人之間平均主義這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開展調查研究，點名布置且明確時間地點要求，“也希望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后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順義、懷柔等處同社員、小隊級、大隊級、公社級、縣級分開（不要各級集合）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作指導工作。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我的那篇《關于調查工作》的文章也請同志們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問題是作系統的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因此建議同志們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對意見，但不要置之不理。”（《毛澤東年譜》第四卷，554頁）青史記載，凸顯了我們黨反對平均主義的一貫態度。而胡德平先生反的平均主義，和我黨一貫反對的平均主義是兩碼事，在兩極分化嚴峻的形勢下，胡德平先生的真實用意是要維護私有經濟的剝削機制，否定共同富裕道路。
二、胡德平先生的“理論創新”與“31條”精神背道而馳
“31條”是在社會主義上層建筑之下我國極少數人占有大部分物質財富的現實條件下提出的，是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社會主義。從所有制存量來看，公有制主體之“危”，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之“機”。“31條”總結我國市場經濟實踐，在高質量發展中調整企業內部關系，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原理的運用。無論歷史實踐還是馬克思闡述的理論，生產力發展首先形成的是生產方式的改變。科技發展決定著人與自然即人與生產資料組合的調整，同時，也決定著生產中人與人勞動組合的調整。正如馬克思指出：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42頁）
馬克思的這一觀點是一貫的。學術界有同志認為馬克思在這里說的是社會關系，不是生產關系，這是忽視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關系的基礎是生產關系。有的同志認為，馬克思1872年把《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修改成為“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頁注（33）)，這應該是一種誤解。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宏觀的，是最終發揮作用的，是基本的矛盾，馬克思的不同敘述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從歷史進程看，或者是通過爆發革命，解除生產力阻礙；或者在一定階段內通過生產方式的調整進行。生產方式的運動中包含了生產力的變革和原有生產關系變革或調整。生產力發展決定新生產方式自然而然產生，必然導致生產關系調整，否則阻礙生產力。工人合作工廠的生產方式在馬克思時代就“自然而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20頁）地產生了，這種“自然而然”，在馬克思看來是少數先進分子即“少數勇敢的‘手’獨力創辦起來”，實際上是“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財產的政治經濟學”（同上，605頁）的革命。時至今日，在西方國家仍然艱難地生存在壟斷資本的夾縫之中，而十月革命解決了資本主義上層建筑對工人合作工廠的阻遏，解放了生產力，使俄國從農業國發展為蘇聯工業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怎樣發揮作用的？斯大林做了觀察和思考。斯大林正確提出了生產方式與生產力、生產關系的作用，在生產關系上指出，“這些關系可能是不受剝削的人們彼此間的合作和互助關系，可能是統治和服從的關系，最后，也可能是從一種生產關系形式向另一種生產關系形式過渡的關系。可是，不管生產關系帶有怎樣的性質，它們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制度下，都同社會的生產力一樣，是生產的必要因素”（《斯大林選集》下，第442頁）。但是，斯大林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常不會弄到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生沖突，社會有可能及時使落后了的生產關系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社會主義社會有可能做到這點，是因為在這個社會中沒有那些能夠組織反抗的衰朽的階級。”（《斯大林選集》下，第577頁）毛主席批評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不會沖突，和不存在階級斗爭的觀點，發展了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的多種可能性的理論闡述。毛主席結合企業實踐做出總結，認為在所有制穩定的一定時期內，人與人在生產中的關系調整是沒有止境的，這種調整，具體是從企業基層總結出的鞍鋼憲法所體現出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主要是隨著科技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所做出的，這種改革，是在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的同志式的關系中實行，在這個創新過程中，工程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工人群眾缺一不可。這些內容恰恰就是生產方式的變革。在今天科技驅動，在人工智能、萬物互聯時代，吸收、借鑒國外傳來的科技研發項目團隊管理，是幾十年前豐田全面質量管理、精細管理的變形發展，這套在西方工業界影響深遠的現代管理方法是在泰勒自上而下單向管理基礎上，豐田吸收了鞍鋼憲法及其集體參與精神的成果，而我國鞍鋼憲法又是建國初從部隊轉業的大批干部把我黨我軍群眾路線、民主管理、諸葛亮會帶到工業戰線上的成果。追根溯源，世界上最先進的管理方法中含有古田會議的血脈。這些都是在特定的生產關系下由科技創新驅動的生產力發展所推動的生產方式，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有一定的各自相對獨立性。這也說明，即使在私有制企業，只要用各種手段調整改善勞資關系、營造民主管理的創新方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內在矛盾，有利于企業發展。總結現階段，以市場主體活力和兼顧公平效率為衡量，不僅要善于組織、培育出迸發巨大創新活力的生產方式（如大疆、字節跳動、比亞迪、中國式電商支付和即時通訊等），而且為了保持先進生產方式的生命力，需要進一步變革生產中人與人關系，從所有制角度改革生產關系，鞏固、維護、始終保持有生命力的生產方式，這應該是企業內在的要求，也是黨引導、鼓勵的方向。斯大林指出，“生產關系不能過分長久地落后于生產力的增長并和這一增長相矛盾”（《斯大林選集》下，第444頁），如華為，私人雇傭的生產關系不可能激勵員工敢于藐視地震、戰爭和企業被扼殺的危險，發揚紅軍突破烏江的奮斗精神，正確解決了雇傭勞動者向奮斗者的升華激勵，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解決了列寧說的“發現了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合適程度”（《列寧選集》第4卷，第768頁），這就體現了馬克思說的雇傭勞動“注定要讓位于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的必然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05頁）。對比聯想少數人占有的剩余價值，華為將其投入到無止境的科技研發中去，重視復雜勞動和高質量發展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形成，完成了從物的崇拜到人際關系的變革，主人翁精神回歸，新型的合作生產和戰斗集體就建立起來了，就可以為國家撐起一片天地。華為作為我國民營經濟的領頭人，在剩余支配、研發投入、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鼓勵活勞動奮斗、營造嚴肅勞動、緊張勞動、鴻蒙歐拉代碼上交國家，自我遏制壟斷、反抗帝國主義壟斷封鎖等方面，成為全國企業的一面旗幟，營造了世界一流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所創造的生產力讓遏制者望塵莫及。華為用對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正在書寫新時代活的《資本論》。“31條”指出，“教育引導民營企業自覺擔負促進共同富裕的社會責任，在企業內部積極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動構建全體員工利益共同體，讓企業發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體員工。”這就是對馬克思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理論的具體運用，是黨中央對民營經濟企業市場主體的呵護和信任，也是對民營經濟領域中包括管理者的各類勞動者和投資者繁榮企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鼓勵。哪里有什么胡德平先生所謂的“絕路”？必須清晰地告訴胡德平先生，以馬克思主義學說指導當前的民營經濟，不是絕路，而是一條陽關大道。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我國的民營經濟才能做大做強，走出光明方向。在解放思想的大旗下排斥馬克思主義學說，具有胡德平先生這種左沖右突、生猛稟賦的還大有人在。如歪曲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曲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賈康先生，如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禍國殃民”的姚洋教授，如認為資本和勞動共同創造價值的前深圳書記厲有為先生，如認為剩余價值理論已“成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障礙”而主張放棄，自稱觀點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還獲我國價格學術研究最高獎‘薛暮橋價格研究獎’”的陜西社科院研究員張寶通先生等等。這些人的學術或政治觀點，容易令人聯想起罩在鐵籠中野豬群的左沖右突。這種生猛的生命力，正是多種經濟成分的社會存在必然產生的社會意識，在以資本為中心的搜索引擎及移動媒體上可以連篇累牘，并被部分國家媒體所接受，充斥人們的眼球，實質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或操縱著社會。這是“五六七八九”或者甚至被渲染成“五個九”的生產方式反映在意識形態上的占比，這已經成為常態。這似乎是一場和平競爭，但在資本媒體的喧囂下，大眾成了沉默的多數，雇傭勞動的聲音往往成為不穩定因素，堅持馬克思主義、反駁他們的文章往往被邊緣化直至被屏蔽，成功地制造出馬克思主義過時的黑云壓城局面，由此讓我們看到了資本“平等競爭”的本質。聯系到蘇聯晚期西方意識形態對全蘇大地潤物細無聲的演變，人們不難看到和諧的精英話語權背后的刀光劍影，這些足以引起我們高度警惕。https://ml.mbd.baidu.com/r/14sV24ngUb6?f=cp&u=2b0e3a5070795516（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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