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帮我拉开拉链它想你了,亚洲免费在线播放,国产精品极品美女自在线观看

張維為：強大的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點擊：3443 作者：張維為范勇鵬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4-01-15 09:37:34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你們這個崇尚和平的文化對世界將是一個巨大的貢獻。”

“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中國這樣一個和平的事業里面，他們也越來越認識到，中國才是人類和平與繁榮的希望。”

“當戰爭真正來臨的時候，人民如何在戰爭中更有效地保護自己？”

和平對于世界發展來說至關重要，而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不僅有能力保衛自身的和平，也可以向世界帶來和平的力量和希望。在東方衛視1月8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教授一同討論了中國給世界帶去和平的希望和力量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范勇鵬演講】

近年來世界上很不太平。全球經濟衰退，貿易戰、世界性傳染病、地區性危機頻發，小國淪為棋子，列強紛紛入局，整個危機在螺旋上升，各國內部極端的思潮泛濫。如果按照二十世紀的“劇本”，接下來很有可能就要步入世界大戰的不歸路了。

當然，今天和歷史也有一些不同，比如說核武器大大提高了大國之間直接開戰的門檻，同時全球化的深度整合，也有一定的緩沖作用。

但是我個人感覺，今天和一戰、二戰前最大的一個不同的因素是：我們中國不同了。

首先，中國成了全球經濟的發動機，使全球避免陷入到全面的衰退和危機。其次，中國有戰略定力，繼續推動合作，不拉幫結派，不搞小集團。最后，從技術因素來講，西方過去這些年一直搞去工業化、去實向虛，也就是它們的工業制造能力已經不再能支撐它們的戰爭野心。1941年，羅斯福總統自詡美國是“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當時美國的工業能力確實是影響戰局的一個重要因素。歷史到了今天，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講，中國的綜合能力就是對世界戰爭的關鍵制約因素。

因而，今天的中國不再是前兩次世界大戰時代的棋子，而是有實力影響世界格局的一個負責任大國，決不讓世界再次陷入大戰的悲劇。

我今天要和大家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中國能夠做到和平發展？

那就是中國的制度和文化的傳統。我認為根本原因有兩條：第一條，古代中國是最大的定居型農業文明；第二條，現代中國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從一古一今這兩條國家特性出發，我們可以找到中國和平傳統的很多根源。

六年前，我記得有一個德國的軍官代表團訪華，請我去講課，當時講的主題就是“中國為什么能夠和平崛起”。演講中我首先總結了人類歷史上發生戰爭的幾個主要原因：第一，是為了爭奪生存資源；第二是王室和貴族發動的戰爭；第三是宗教戰爭；第四是軍人集團為了自身的利益而發動的戰爭。到了現代，又產生了兩種新的類型：第五，是資本所驅動的戰爭；第六是源自歐洲的民族主義和法西斯等極端思想所驅動的戰爭。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中國比較好地解決了這些戰爭的根源問題。為什么這么講呢？

第一，我們中國很早就在自然地理和經濟空間之內實現了大一統，自成一體，這就避免了我們中國內部的大量的生存競爭，消除掉了絕大多數資源性戰爭和王室貴族戰爭的根源。

同時，統一穩定也有利于文明的發展和積累，因而，中國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水平在多數時候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說白了，對于我們的祖先來講，在大多數時間里，外邊那些瓶瓶罐罐通常也沒有什么值得中國人去打的。

這一點其實很讓一些西方人驚奇，他們會覺得“為什么你那么強大，卻沒有去搞擴張？為什么明朝的鄭和船隊那么強大，卻沒有去搞殖民？”同樣的思路，今天的中國照樣讓一部分西方人難以理解，他會覺得“你們已經成為多數國家最大的貿易、技術和投資伙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生產者，你們竟然不搞擴張？”從這一點看，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圍剿，其實不取決于中國人的意圖，而是取決于中國人的實力。

第二，中國從西周以降，形成了一個很深厚的人本主義傳統。

美國有一位華裔歷史學家何柄棣先生，他有一個理論，說：中國人是因為從周人開始，在黃土高原過上了定居生活，一代代人在同樣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就產生了代際之間很強的心理聯系，人和神也建立了一種親近的關系，慢慢就形成了一個以人為本而非以神為本的文化，這點在世界歷史上是非常獨特的；到秦代之后，中國又逐漸消除了貴族政治，進入到平民社會，講究平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可以說，“人本”和“平等”這兩個詞是中國文化里邊最核心的兩個要素，這兩大傳統也決定了我們的戰爭觀。

近代大學者辜鴻銘曾經說過一句話：“在我們中國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沒有的、難以言喻的東西，那就是溫良。”這個“溫良”，我們不能把它理解為溫順和懦弱，而是一種同情心，也就是孟子講的惻隱之心。相反，在一個貴族傳統、種姓傳統、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社會里邊，的確是很難產生這種普遍的溫良精神的。

第三點，我們從西周以后就是以世俗政治為主流，所以我們能夠避免地中海地區兩千多年的宗教戰爭。中國這個文明對宗教十分寬容，但是任何宗教要在中國發展，首先的一條就是要讓自己成為寬容、平等的宗教。

其實中國人這種宗教寬容，它代表著人類文明的一個普遍性的未來。只要國家大到一定程度、文明久到一定程度，都會面臨這種宗教寬容的需求。因為大量的人口千百年在一起生活，任何一個群體都不可能永久地、長期地忍受被歧視、被壓迫、被貶低的命運，所以他們是一定要反抗的。

所以但凡統一到一定程度的大國，但凡有一點政治頭腦的統治者，都會以某種方式來推行宗教寬容。比如東羅馬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印度的莫臥兒帝國以及現在的美國，都曾經推行過某種宗教寬容或者政教分離的原則。但是這些國家做得不徹底，它們在上升期所產生的宗教寬容根基不牢，到了衰落期往往又要靠強化宗教來維持統治，維持秩序。

第四點，我們中國有一個重要的傳統，叫“文治”——自古崇尚國家控制軍隊，避免軍人干政，或者軍隊用戰爭來綁架國家。

這一點，世界歷史上多數國家也都沒有能夠很好地解決。即使到現代世界，德國、日本這樣的國家，曾經被軍人集團帶入戰爭；美國的軍隊和軍工集團今天仍然在綁架國家機器，一步步把國家給拖進衰落的陷阱；在今天大量的亞非拉國家中，我們看到軍隊仍然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

這方面，我們中國歷史上做了很多探索。今天“黨指揮槍”的原則，我認為是人類政軍關系的最高水平，它使軍隊忠于人民，讓軍隊不可能成為一個特殊利益集團，來綁架人民和國家的命運。

第五點，從資本的角度來講，中國這個文明有個特點，自古是重農抑商、重本抑末，好處是在我們的歷史上，商人和財富很少能夠支配政治、操縱戰爭。

現代資本主義釋放出了市場和資本的力量，但是一方面它帶來了物質生產的極大擴張，同時也帶來了戰爭的泛濫。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既重視利用資本，同時又強調對資本的節制，是不允許資本來控制國家和社會的，更不允許為了資本的利益而進行對外的侵略剝削和帝國主義爭霸的戰爭。

第六點，古代中國建立了人類最早最發達的中央集權和官僚制度。

在人類歷史上不管怎么樣比，它都是一套更加理性化、科學化的制度，它不容易受某種狂熱的或者非理性情緒的主導，它對待戰爭非常地謹慎。在繼承優秀傳統的基礎上，新中國建立了黨領導下的國家制度，這種制度它更是具有一種長期性的整體思維，有一種強大的責任感和理性精神，既對中國人民負責，也以理性負責的態度面對世界。

通過上面講的這幾條，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比較好地克服了人類歷史上戰爭的幾大原因，所以我們相應地就成為歷史上最勇敢但是又最溫良、既尚武但是又愛好和平的一個民族。毛澤東主席在《戰爭與戰略問題》一文中這么說：“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我們的目標“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

中國的戰爭哲學為人類實現和平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智慧，值得全世界來認真研究、學習。全球戰爭危機頻發，西方國家及其主導的國際組織在不斷地火上澆油、甚至直接下場參戰，要么調停乏力、公信力流失。

【第十屆北京香山論壇的主題是“共同安全、持久和平”（圖/新華社）】

在這樣一個時期，中國主導和參與的國際制度正在努力地推動和平合作：2023年10月的“一帶一路”倡議峰會，15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和代表匯聚一堂；香山論壇，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代表團出席等。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中國這樣一個和平的事業里面，他們也越來越認識到中國才是人類和平與繁榮的希望。

【圓桌討論】

主持人：剛才范老師從六個維度來闡述為什么中國可以給世界帶去和平的力量和希望，第一點是中國比較早地就成為了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像這點，對當今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或地區來說，有什么借鑒意義嗎？

張維為：這使我想到我們講的為什么中華文明延續至今沒有中斷，很大程度上這跟我們國土幅員遼闊有關系，這一點其他國家很難照搬。

比方說，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它們的主要河流都是縱向即南北向的，而我們是橫向的。橫向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我們大片區域都處于同一緯度，長江也好、黃河也好，都是這樣的，這使我們比其他文明擁有更大的農業區域——從青島到甘肅都是小麥產區，從上海到成都都是水稻產區——我們可以養活更多的人；人口多，農業發達，意味著外族入侵，不容易消滅我們，不容易使我們遭受嚴重的挫折，而更大的可能是被我們同化，被我們吸收進來，某種意義上就是被我們的農業文明吸收進來。

我老講“文明型國家”，如我們經常講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幾乎是我們這樣的大國特有的。世界上多數國家人口不超過兩千萬，它們事實上只有一方，沒有八方；而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雖然有八方，但是這個八方沒有互相支援的傳統，沒有這種文化，也沒有這種制度安排。我們之所以講中華文明是很現代的文明，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有“八方支援”的制度安排。換言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既是傳統的又是十分現代的。

主持人：尤其當我們不斷地講發展創新的時候，這個就是穩定的來源，也是我們愛好和平、保衛和平的來源。我們現在也知道不少的板塊也有區域協調發展，或者區域的一體化發展，像這一塊是不是有一些借鑒的地方？

范勇鵬：我覺得何老師講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中華文明很多方面是非常獨特的。那么它背后的這個特殊性，其實和普遍性之間是一個辯證統一的關系。有些東西可能在過去是我們極特殊的一些方面，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它可能會具有越來越大的普遍性。

比如農耕定居文明，它愛好和平是有原因的。為什么？我辛辛苦苦攢了點糧食，我不希望別人來搶——它又不像那些游獵、游盜、游牧文明，你一打我，我跑了，農耕文明跑不了——最后采取的辦法就只能是我變得越來越穩定、越來越大、越來越強，我要自己能夠生存下來。這就形成了一種和平的傳統，包括物質文化生產的這種長期的積累。

【資料圖來源：新華網】

看起來好像我們這個歷史很獨特，其他地方不好復制，但其實你想想，進入現代社會，基本上國家、人口、城市都進入到了定居狀態，所以中國古代的這種定居性，在今天恰恰變成了人類普遍的一個文明的特性。

主持人：對，您剛剛說到文明，我們說文明的力量之深刻、之深遠，它不是割裂的，不是說我們談文明的時候就只是在談文明、談硬實力的時候就只是在談硬實力。我們為什么能有這樣的硬實力？是因為有文明在這里頭做內核、做基底，所以當輻射和平力量和希望的時候，周邊國家、更廣泛的區域都能感受到。

剛才勇鵬老師在演講當中還說到一個點，說和平跟宗教寬容很有關系。我們觀察世界上很多熱點地區，往往就是在宗教寬容這個問題上一直有矛盾、摩擦，有很長的歷史積怨解決不了。所以這一點，我們怎么來看？能借鑒到什么？

張維為：我覺得恐怕有兩點。一是前面勇鵬提到，我覺得挺重要的，就是一個文明大到一定的規模，它一定是已經內部完成了某種程度的宗教整合，要么實現了政教分離，要么宗教變得更加容忍。

此外，你客觀地看世界歷史，中國和歐洲或者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差別就是宗教文化。我們的宗教文化是儒釋道互補，我們的宗教包容性比西方的宗教文化要大得多；西方都是一神教的文化，就是只有一個上帝，你不信我這個上帝，你就是異教徒，所以歐洲歷史相當程度上就是一部宗教戰爭的歷史。

為什么中國崛起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背后和這種傳統很有關系。當然，雖然我們的宗教文化更加容忍、更加包容，但我們也強調一點，就是宗教不能干預政治，宗教就是一種信仰、一種生活方式，我們不允許宗教政治化。

主持人：您剛剛說到儒釋道，明代的思想家、哲學家王陽明，他雖然是儒學大家，我們也把他視作儒家學說發展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他在年輕的時候，愛好就是去研究佛教和道教，最后把佛教、道教的很多理念融到他的儒學學說當中。這個就印證了您剛才說的，儒釋道三家是可以相通的。

范勇鵬：對，我們為什么能讓很多宗教變成中國文明的營養，而不是變成沖突的根源，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避免宗教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宗教化。

我們中國古代也有那種非常重神的時期，比如孔子就說商人重神，商朝是非常強調神的，但是到了西周，我們就開始搞人本主義了，所以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他對這個評價是非常高的。從此以后，中國有很多宗教試圖控制政治的情況，包括道教、佛教都曾經做過，但是最后都沒有能夠綁架政治、控制政治，中國維持了大家能夠多元共存或互相尊重、然后由一個世俗的政軍權力來維持一個共同的政治秩序的這樣一個發展模式。

我們今天回頭看，其他很多文明沒有做到的東西，怎么來解決呢？就是基于現實主義，說白了就是我是這個教、你是那個教，我肯定想征服你，但是現實會讓我碰壁的，我消滅不了你，你也消滅不了我，這個時候大家只能坐下來，被迫接受共存。

包括現代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法體系，當時就是天主教和歐洲新教徒打得非常慘，死了很多人，最后發現死人太多了，不能再這樣打下去了，于是大家不得不坐下來，簽了一個《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產生了現代國家主權，產生了政治的非宗教化，產生了國際法，產生了戰爭不殺平民等等一系列的原則，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宗教的問題。

【泰爾博赫繪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認儀式】

通過現實主義，迫不得已，我要接受了，這是一個基本的方法；還有一種方法，那就是通過現代化，通過發展。張老師經常講發展中解決問題，發展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比如說，歐洲人為什么能夠走上比較世俗的科學理性的一個現代時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時期就是文藝復興，就是它通過一種世俗的商業、經濟、科技一直到工業化這樣一個發展路徑，最后把它的宗教成功地溫和化、文明化了。其實我們看在文藝復興之前，歐洲的基督教也是非常極端的，一直到美國建國，美國早期各個殖民地的宗教也非常極端、非常殘暴。后來為什么走向這樣一個宗教寬容和宗教共存呢？就是因為發展了。

今天我們看到在中東地區有一些宗教極端化的現象，實際上也是因為發展不了帶來了問題，它發展不了，所以沒有那種從容的心態，沒有那種自信的姿態。所以最終要解決這個問題，要靠世界各個地區充分的發展、文明的進步，最后能夠讓宗教變成一個溫和的力量。

要實現這樣一種愿景，我覺得要崇尚一種真正的宗教自由。今天西方人特別愛講宗教自由，但是他講的是各個宗教之間的自由，而我們《憲法》里面講的宗教自由，是公民有信教的自由和不信教的自由。

張維為：我再補充一點，基辛格去世之后，有很多對基辛格的討論。基辛格從撰寫博士論文開始，就研究歐洲的均勢，他當時以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為范本做了詳盡專題的研究。奧地利的梅特涅在拿破侖1815年被打敗之后，沒有完全地對法國落井下石，而是讓法國保存一定的體面，從而形成了一種均勢，這種均勢對于歐洲后來維持三十來年的和平作出了貢獻。

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對烏克蘭的觀點也是不一樣的。基辛格認為烏克蘭這個地方處在俄羅斯文明和西方文明這兩種文明的邊緣地帶，他認為烏克蘭要成為這兩種文明之間的橋梁。布熱津斯基的觀點正好相反，他也承認這是兩種文明交界的地方，但是他認為只要烏克蘭還在俄羅斯人手里的話，俄羅斯就會成為一個足以挑戰美國的世界大國，甚至蘇聯還會死灰復燃。所以他一定要讓烏克蘭加入北約，整個北約要盡量往東擴，無止境地東擴，甚至把俄羅斯分成幾個國家。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我們說烏克蘭戰爭是美國拱火造成的，因為最后是布熱津斯基的觀點占了上風。回頭看，如果你有這種均勢概念，或者說有一點我們中國人講的“凡事講一個度”，也許能帶來更為長久一些的和平。

【布熱津斯基（左）和基辛格（右）（資料圖/AFP）】

主持人：對，勇鵬老師在演講中也說到，中國人是文化、文明當中有溫良的基因在，這個溫良不是說懦弱，而是說我尊重你、我理解你，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也為我們的人本主義打下堅實的基礎。但就像您說的，如果能夠發展中解決這個問題，那我們就釜底抽薪式地解決了這個絕對是世界級的、世紀性的大難題。

剛才勇鵬老師的演講中還說到一點，就是軍隊。和平怎么實現？除了理念、文明、軟實力，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就是你的國防力量。我們的人民軍隊是在黨的領導下，其實像軍隊完全為人民服務這樣一種理念在全世界還是比較少的。您能否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一下，我們的軍隊的管理也好，我們的這種理念也好，對其他地方來說，借鑒意義在哪？

張維為：西方經常講一個概念叫“軍隊國家化”，并以此來攻擊中國，說你的軍隊是為共產黨服務的。實際上這個話語，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把它解構。中國共產黨是整體利益黨，而西方政黨是部分利益黨，在部分利益黨的情況下，你很難想象英國軍隊一會兒屬于工黨、一會兒屬于保守黨；而且，更大的問題是，這個國家可能被資本力量控制了，其中美國是最典型的，軍工集團的利益已經超越了美國本身的利益，甚至給美國民眾帶來很多傷害，這么多的經費、這么多資源全部浪費在戰爭上。

范勇鵬：我認為文明是離不開軍事力量的，但是文明和軍事力量之間有著很復雜的關系。其中一個我把它稱作“秦始皇悖論”。一個文明，你的軍隊要能打，通過商鞅變法，秦國創造了一套軍事的邏輯，變成了一個軍國，但是把天下統一了，怎么讓這個軍事力量停下來，讓它被人民、被國家所控制，而不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這就是“秦始皇悖論”。

歷史上，“秦始皇悖論”長期沒有解決好。到了北宋，趙匡胤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但是帶來了第二個悖論，就叫“趙匡胤悖論”。就是軍隊控制得很好——其實今天所謂的權力分立、三權分立、權力制衡，都是宋朝發明的，宋朝軍權在中央層面就三權分立，中央和地方又在互相制衡，軍隊的指揮權和作戰權一直在制衡，將和兵之間也在制衡——最后導致的結果是打不了勝仗。這個悖論也延續了好幾百年。

第三個悖論就是人民離不開軍隊，但是軍隊一旦變成一個政治力量，它會反過來禍害人民，背后就是軍民關系的這個悖論。

這三個悖論，中國花了兩千多年的時間，最后是由我們中國共產黨在三灣改編、古田會議后解決，用習主席的話來講就叫“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這話背后所包含的這種深遠的政治智慧非常了不得：“聽黨指揮”就是解決“秦始皇悖論”，“能打勝仗”解決“趙匡胤悖論”，“作風優良”解決“軍民關系悖論”。所以我剛才講了，這是人類政軍關系史上最高的一種制度水平了。

【觀眾互動】

觀眾：中國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定量，而中國的崛起更使和平力量得以壯大。在“東升西降”的大趨勢下，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卻越發瘋狂地在世界各地挑動戰爭。這種情況下，我國該如何更加堅定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張維為：實際上中國崛起帶來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我們有強大的止戰能力，這帶來了保持和平的巨大希望。整個中國的崛起是全產業鏈、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崛起。為什么過去四十多年歐洲、烏克蘭發生沖突、戰爭，現在中東也發生戰爭，但東亞地區這種區域性的戰爭，四十多年沒有發生？這本身就是個奇跡，而中國是本地區維持和平的中流砥柱，我們不允許這里發生戰爭，背后是強大的硬實力，還有軟實力，人家相信你、信任你，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最終我們這一期的題目也許可以定為“中國，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范勇鵬：中國要為世界和平作貢獻，一個就是我們以身作則，我們通過和平的方式發展起來了，給世界各個國家的人民一個希望，可以不用西方那種慘烈的方式來實現發展。

前不久我們中國研究院的一個訪問學者馬凱碩先生出了一本書叫《亞洲的21世紀》。這本書里講了一個觀點：大國的崛起是有一個規律的，都是要通過戰爭的，美國是符合這個規律的，而中國則打破了這個規律，中國40年沒有任何戰爭但實現了現代化。所以我們今天講中國式現代化，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是通過和平來實現現代化的。我們提供了一個榜樣，大家就可以沿著這路走，以避免戰爭。

第二點就是我們是在主動地塑造通過和平來解決的方式。我們通過很多具體的方法來致力于解決問題，給大家提供和平的機會。

第三點就是今天這個世界上很多戰爭是以國家為單位的戰爭，因為現在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時代，國家和國家之間相互的戰爭就成了一個普遍的現象。

【烏克蘭士兵朝俄方陣地開炮（《衛報》報道截圖）】

張老師提出的“文明型國家”的概念，就是我們中國是可以突破這個民族國家的局限，建立一個“文明型國家”，它給世界很多人民的一個啟發就是我們要思考，既要認可現在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時代，同時也要思考怎么超越這個民族國家的時代。也就是說，在未來我們要讓這個世界向好發展，我們可能要在很多方面超越17世紀所產生的這樣一個民族國家的模式，對國家的主權、對國際法、對國家和國家之間交往的方式，包括外交的這種運作的方式，可能都要朝著一個新時代發展。

觀眾：當戰爭真正來臨的時候，人民如何在戰爭中更有效地保護自己？兩次世界大戰對我們當今理解世界和平有何意義和啟示？

張維為：我們一直在講，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時代，而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家。我們有強大的國防軍事力量、止戰力量，這使我們得以維護和平。我們一定要知道，帝國主義就是戰爭。以這次新冠疫情為例，如果中國沒有強大的國防力量，那么美國就可以隨便找個借口對你發動戰爭，就可以欺負你、占領你、要你賠償、要抵押你的資產。歷史上西方國家做過太多這樣的事了。

這次在香山論壇，你可以看得出來，來自這么多國家的專家往往都帶著挫折感，他們的國家要么正在經歷戰爭，要么過去幾十年中經歷過戰爭，甚至可以說與會一半以上的國家都經歷過動蕩或者戰爭。所以張又俠軍委副主席發言時說得很清楚，就是美國到哪里，就把戰亂帶到哪里。

今天中國真是代表人類的希望，中國社會主義形成的強大的綜合實力，不光是經濟力量、產業力量、工業力量，還有國防力量，這都是維護和平所必需的。

范勇鵬：平民，特別是婦女兒童，在戰爭里邊是最悲慘的。我們人類終是一個文明的物種，終是想制定一些規則，盡量地把戰爭局限在軍隊之間，而不要波及平民。但是實際上，很難做得到。

比如歐洲，它什么時候開始產生這種戰爭不波及平民的規則呢？就是我剛才講的1648年結束的三十年戰爭，之前是宗教戰爭，我一旦打敗你，你的人民就是異教徒，我要殺你的。在這個過程中，歐洲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做生意，他們的商道、商隊、城市被摧毀了，他們非常不滿，所以他們就通過自己的力量，促使各國王室要保障民事權利。戰爭里邊不能波及民事，本質上是為了維護新興資產階級的商業利益，但是客觀上帶來了對平民權利的保障。

我們看這個東西，在理念上大家都講得很好，國際法上有一整套的規則，有各種學術研究，也有平民怎么在戰爭里生存的各種指南；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我們看到幾乎很難實現。今天的巴勒斯坦，其實平民是很難置身于戰爭之外的，即使你在戰爭里邊沒有遇到傷亡。比如像中國近代，帝國主義來搞殖民戰爭，最后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一個中國人賠一兩白銀，你也要去承受這種財產的損失。

那么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根本上講，要讓自己的民族、讓自己的文明強大起來，讓我們這個民族不陷入到戰爭的泥潭中。這可能是唯一最有效的解決辦法。

張維為：我們的國內一些公知老在吹西方，說西方是文明的，經過文藝復興，經過啟蒙運動，經過宗教改革，他們講理性、講科學。但兩次大戰都是西方挑起來的，這本身就是對他們所謂崇尚理性的一個巨大諷刺。極端的民族主義給世界帶來了災難，這使人想起當時英國哲學家羅素關于中華文明所說的話，他說“你們有一個偉大的文明，這個文明的特點是熱愛和平”。他做了一個很好的預言，他說“終有一天，你們將獲得足夠的自衛能力，一旦你們獲得這種能力，你們崇尚和平的文化將是對世界、對人類的一個巨大的貢獻。”這就是今天的中國。

范勇鵬：人類文明最根本的問題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是沖突與合作的問題。人類文明的文明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化戰爭為和平，化沖突為合作。

這個合作和和平問題應該成為各個社會科學學科的最根本的原命題，但是今天，很多學科不教也不討論這樣的問題，結果導致社會上各個領域的人們，從這個教育體系里邊出來之后，會覺得秩序、國家、法律、和平是天然應該存在的——這東西從來都不是天然應該存在的，是非常難實現的，是需要很艱苦的制度建設、國際斗爭才能夠實現的。

所以，如果真的為了人民的利益，那么第一條就是要讓我們的制度、我們的國防、我們的文明發展，讓我們立于和平之地，立于合作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