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观看免费A片,xvideos最新亚洲入口,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熟女人AV

張維為：今天的中國人怎么防忽悠？

點擊：7997 作者：張維為范勇鵬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1-09-06 08:45:21

“西方為了輸出自己的政治模式，在非西方世界扶持了一大批親西方的‘公民社會’，它帶來的往往是人民的災難。”

“我們不得不感嘆我們中國網民的智慧，我想這才是中國人民真正的聲音，他們不是西方的所謂‘公民社會’，而是中國的‘人民社會’，‘人民社會’的正能量今天足以壓倒親西方的所謂‘公民社會’的負能量。”

　　
“西方有一些概念就是用來忽悠我們的，中國人怎么防忽悠？就應該像剝洋蔥一樣，直達它的內核和真相。我們來看一看‘自由’的真相。”
　　
“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話語體系，已經造成了一系列的失敗，為什么在全世界，仍然有很多人信？”
　　
在東方衛視8月30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11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副院長范勇鵬教授一同就西方話語體系分享了自己的見解。

【張維為演講】

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積極推動的所謂“民主輸出”，用的一個核心概念叫“公民社會”，實際上這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政治話語，他們把政府認為是“必要的惡”，所以對政府要進行各種各樣的限制。

“公民社會”的預設就是：大量的公民社會組織，或者叫非政府組織，是相對于政府而存在的，與政府是一種對峙關系。我自己實地走訪了100多個國家，見識過各種各樣所謂的“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很早提出觀點：要非常警惕西方“公民社會”理論對非西方社會的危害。它帶來的往往不是人民的福祉，而是人民的災難。實際上今天這個“公民社會”對西方自身都造成很多問題。我自己在世界許多地方進行實地考察，可以證明這一點。

比方說印度，印度是個“公民社會”非常活躍的國家，但從我實地考察來看，印度相當一部分的非政府組織就是黑社會，只是掛了一個非政府組織的名字。我去印度的貧民窟觀察過，貧民窟里有各種呼風喚雨的所謂“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它們控制著貧民窟里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排除有一些真的在為勞苦大眾做事情的非政府組織，但我看到更多的是大批做壞事的組織，比如負責貧民窟“安全”的組織，其實就是專門收保護費的黑社會。印度貧民窟還有控制供電、供水等很多具有黑社會性質的“公民組織”。這些黑社會又與各級政客勾結，貧民窟永遠是印度各類政客的票倉，政客要選票了，就通過這些組織為支持他的一些地段多提供一些水、一些電。

1994年我曾訪問過一個“公民社會”十分發達的國家——黎巴嫩，一個很小的國家。當時整個黎巴嫩剛剛擺脫長達15年的內戰，從我實地了解的情況來看，黎巴嫩的“公民社會”在內戰之前、內戰當中和內戰之后，都相當活躍。但這種“公民社會”是完全分裂的，分別隸屬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派別，比方說有馬龍教派、德魯茲教派、遜尼派、什葉派、長槍黨等等，它們實際上大大加劇了黎巴嫩內部的分裂和沖突。

這個曾經被稱為“中東巴黎”的城市目之所及都是戰爭的痕跡，過去的希爾頓飯店、假日酒店都只剩下了殘垣斷壁。這場內戰使這個人口才300多萬的國家，失去了14萬生命。黎巴嫩的“公民社會”今天還是非常發達，但大家知道黎巴嫩今天還是在各種動蕩中煎熬。

非洲國家盧旺達也是這樣。盧旺達曾經很自豪，它的非政府組織一度是整個非洲大陸最活躍的，據說是按人均計算非政府組織最多的非洲國家。但1994年爆發的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直接導致80多萬人喪生，大概占這個國家人口的八分之一。

【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資料圖）】

西方“公民社會”的理論形成于西方這種單一民族國家，而非西方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絕大部分都是多民族、多族群的國家，所以盲目照搬西方這種概念和理論，產生的最大問題就是族群的沖突、部落的沖突、宗教的沖突。一旦這種非政府組織大批產生的時候，往往立刻導致族群、部落、宗教大規模的沖突。

更為卑鄙的是西方為了輸出自己的政治模式，在非西方世界扶持了一大批親西方的所謂“公民社會”，挑動民眾斗民眾。西方支持的所謂“公民社會”在蘇聯、在南斯拉夫、在東歐的政治變革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烏克蘭“顏色革命”爆發的時候，我曾經專門去考察過，我看到當時示威游行的群眾揮動的不僅是烏克蘭的旗幟，也有歐盟的旗幟、美國的旗幟、英國的旗幟、德國的旗幟，表明這些國家很多非政府組織都是西方國家資助的。“顏色革命”已經使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等這些國家都陷入長期動蕩，甚至內戰。

這些年我們又見識了西方通過所謂的“公民社會”來大力推動“阿拉伯之春”，結果也是充滿動蕩和血腥的“阿拉伯之冬”。連續好多年，西方以同樣的方式在香港推動港版的“顏色革命”，通過所謂非政府組織，造成香港持續的動蕩、混亂和經濟的凋零。

好在我們中央政府謀定而后動，關鍵時候出手，通過香港國安法，粉碎了西方邪惡勢力搞亂香港的圖謀。其實，西方國家今天自己也開始嘗到了他們所謂“公民社會”帶來的一些副作用。比方說在這次疫情防控中，許多西方“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的真面目是這樣的：他們不是忙于抗疫，而是積極抵制任何抗疫措施，從焚燒5G基站到宣傳“上帝可以驅逐所有病毒”，無奇不有。我想西方自己應該好好反省它們這種所謂“公民社會”的理論了。

大約十年前的時候，中國“公知”還在網上橫行，他們大多是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簇擁者。大家可能記得當時，美國駐華使館幾乎每發一條微博，中國“公知”就開始帶節奏，使美國人發出的信息很快成為中國的輿情事件。比方說，2011年的時候，美國駐華使館發布使館區的PM2.5數值“爆表”，當時社交媒體在中國剛剛興起，一下子就在中國微博上掀起了軒然大波，也就是當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所希望的，用互聯網來顛覆中國。好在中國人很快就適應了這種挑戰，甚至從善如流，很快就把PM2.5納入了中國空氣監測的范圍。

十年過去了，今天中國人的心態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不久前，美國駐華使館又開始發布空氣監測數據了，它還增加了一項內容，叫做“臭氧空氣質量指數”。但美國使館的這波操作，在中國得到的回應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了，中國幫助西方帶節奏的“公知”群體已經崩塌，現在美國使館發布的信息往往很快就成為中國網民調侃和挖苦的“翻車”現場。

我看在這次美使館公布的“臭氧濃度”的微博下面，被點贊置頂的這個評論相當之精彩，我可以在這引用幾個：一個是“弗洛依德無法呼吸了”；一個是“大使先生什么時候去日本監測一下放射性污染物”；還有的說法是“中國駐美使館應該弄個每日槍擊指數”；還有一個“在美國人的眼里，日本的核廢水干凈，中國新疆的棉花不干凈”等等。

我們不得不感嘆我們中國網民的智慧，我想這才是中國人民真正的聲音，他們不是西方的所謂“公民社會”，而是中國的“人民社會”，“人民社會”的正能量今天足以壓倒親西方的所謂“公民社會”的負能量。當然，西方總有邪惡勢力還在企圖搞亂中國，從最近的一系列輿情事件，如“回形針”事件等，都可以看到西方還想通過所謂的“公民社會”在中國制造動亂，但它們今天已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為我們的人民覺醒了，我們的年輕人覺醒了，西方話語還想要隨意忽悠中國人，會越來越困難。

其實，社會建設是現代國家建設的重要內容，如果這種社會建設能夠使一個社會變得更加團結，更加繁榮，更加活力四射，而不是更加分裂，更加混亂，這才是人間正道。沿著這個方向走，中國人民已經逐步探索出一條自己的社會建設的成功之路，我們的社會與政府總體上保持一種積極的良性的互動關系，這使我們的政府對社會需求的反應速度和效率遠遠高于西方。

同樣，以愛國主義為信念的中國社會組織是一種“人民社會”，它已經發展成中國現代化事業建設中的一個巨大的積極的力量，一個個既政社分開，又保持良性互動、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正活躍在中國各個領域成為今天中國社會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范勇鵬演講】

剛才張老師解構了西方非政府組織的概念，那么我今天也接著跟大家聊一聊西方話語里一些核心概念問題。

我們日常講話離不開概念。什么是概念呢？就是一個“概”字，我們的生活里邊會發現有些事情它是一類的，所以我們把它包含的共有性的本質特征給抽象出來，加以概括，形成我們說話和思考的一個最基本的單位。這就是概念。

概念來自哪兒呢？來自我們的認識活動和生活實踐。所以我們的語言和思維應該是和我們生活相關聯、相對應的。

但是在歷史上，我們經常會遇到一種新情況，就是外來的新事物帶來了全新的概念，這些概念我們原來沒有，但是為了指稱這些新事物，比如說宗教傳入的一些新思想，我們不得不在語言里使用這些概念。比如佛教傳入中國之后，我們花了幾百年的時間來消化、吸收，比如說世界、真諦、剎那、解釋、因果、解脫、覺悟等等，今天如果離開這些概念，我們的語言都不完整了。

然后近代最大的一次這樣的概念輸入，就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傳入，我們的舊文明遇到了全方位的挑戰，所以我們不得不全方位地引入、吸收西方的現代器物、制度和觀念，加以融合、創造。這個過程非常艱難、悲壯。

在這個過程中，引入西方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我們有時候直接音譯，比如民主在過去我們譯成叫“德謨克拉西”，叫“德先生”，科學就叫“賽先生”，電話叫“德律風”，老北京話里邊夸一個東西非常優雅叫“額勒金德”，就是英語elegant這個詞。上海話里這種詞就更多了。所以有人就會擔心，說那這樣我們的中國語言文化是不是不純粹了？其實這個現象不可怕。因為我們的文明延綿五千年，就是因為我們有包容力，我們能夠吸收一切有利的、優秀的東西。今天我們能夠偉大復興，也是因為我們身上匯集了“古今中西”這四個字。

【相聲藝人常說的“額勒金德”（網絡圖）】

但是這里邊有一個問題，就像剛才張老師指出的，特別值得我們警惕，就是西方有一些概念就是用來忽悠我們的，而且在過去的一百多年，我們很多人確實是被忽悠了。那么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今天的中國人怎么防忽悠？我們就應該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扒掉它的外衣，直達它的內核和真相。要防忽悠，我覺得這是不二法門。

因為時間有限，我今天只針對一個概念，就是“自由”，我們來看一看“自由”的真相。

西方價值觀最深層、最核心的價值就是“自由”。西方人為什么如此重視“自由”？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我給大家展開四個方面：

第一，西方歷史上極其缺乏自由。我們社會上有種常見觀念，說西方有一個“自由傳統”，動不動就是講古希臘、古羅馬人如何“自由”。實際上這是典型的關公戰秦瓊。因為現代的自由概念是基于個人主義的，是以個人為出發點的，而在古希臘、古羅馬，那是一個沒有個人意識的時代，希臘人是“城邦的動物”，人的價值就在于你是某一個共同體的、某個城邦的一員。

而古羅馬它的生活是以家族、幫派為特點。后來到了基督教時代，教會對人的思想、行為實施了非常嚴格的控制，人是緊緊依附于教會的。不信教的人在歐洲是沒有生存權利的。即便是推翻了羅馬教會之后，到了近代，比如美國建國之前，在美國東部的很多殖民地，異教徒或者不信教的人還會被處死。建國之后美國各個教派也是在爭當國教。到20世紀上半葉，歐洲各國的新教教會很多還在試圖控制國家，比如德國、北歐都曾經指定路德宗為國教，像荷蘭、蘇格蘭、瑞士一些地方也曾經給予加爾文教國教的地位。所以在西方歷史上，我們看到它其實是極其缺乏個人意識，極其缺乏自由的。

第二，我們再看西方的下一個階段，就是現代的所謂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于野蠻人——日耳曼人。古典文明的希臘人、羅馬人后來被征服了，很多被消滅了，新的統治者來自于日耳曼森林里的野蠻部落。這些野蠻人不識字，沒有文明，他們最大的一個文明可能就是信了基督教。今天我們知道西方，特別是英美法系，有一個“普通法”或者叫“判例法傳統”，實際什么叫“普通法”，其實就是蠻族習慣慢慢積累形成的法律，比如王室需要一種酒，它就每年索取貢酒就成了慣例。或者某一個地方貴族養了一頭熊，他就征收面包來喂熊，慢慢就成了一項稅收。

在這種野蠻習慣和法律制度下，保留了蠻族的很多原始習慣，也就是原始的自由。直到今天，我們在美國和部分歐洲地區仍然能看到這種“野蠻”自由的遺留。比如說我就是不禁槍，疫情來了我就是不戴口罩，對吧，“自由”最高，死了我認了。

第三，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其實也是“自由”的一個重要的來源。“自由”實際上就是貴族特權的代名詞。

我講到的這種蠻族，其實沒有什么政治頭腦，到了歐洲之后不會統治，所以只好在部落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封建制度，今天的法德英西這些國家都是在這種制度上產生的。封建制的一個特點就是權力分層，國王把土地分給貴族，貴族向國王效忠，那么內部的事情就是貴族自己管。

所以對于貴族來講，他們擁有了非常大的自由，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審判、征稅、殺人，甚至可以拉著自己的小弟跟國王去打仗。而國王不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有時候只是貴族之中的第一人。這種所謂的“自由”，實際上是什么？是一種特權，和平民沒有關系。所以像英國的《大憲章》，它本質上體現的“自由精神”就是貴族特權和現代的民主沒有一毛錢的關系。

第四，現代資本主義下的“自由”。這一點是“現代自由觀”的核心。它的本意是什么？就是私有財產權，就是金錢在市場上不受約束和干預的“自由”。

資本主義的“自由”，它的核心問題就是個人以及個人和國家的關系問題，或者說允不允許、在多大程度上允許國家干預個人，以及個人財產的問題。

在這里大家要注意，資產階級哲學家講的“個人”跟你我沒有關系，他們指的這些“個人”、“市民”，包括剛才張老師講到的“公民社會”里邊的“公民”，這些詞差不多都特指擁有資本的這樣一群人。

那么“個人”怎么產生的呢？在13世紀之后，新興的一個商業階級興起了，他們要發財致富，但是我們知道天主教的財富觀是保守的，耶穌講，“富人上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所以這個階級就要通過打倒教會，發起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來解放人性。聽起來很進步，但是深層動機是要給資本的發展開路。

【文藝復興時期（資料圖）】

但是這還不夠，因為做生意和發財最需要什么？一方面最需要自由，誰都不要管我，可以自由地去剝削、自由地去壓榨。另一方面又最需要法律、和平和武裝。因為沒有法律，就沒有辦法保障我的商業秩序和契約精神，就不能懲罰那些違約行為。沒有和平，商業活動就會受到動蕩、匪患、地方貴族和軍閥、國際戰爭的這種危害。那么沒有軍隊和海軍，就沒有辦法和別國的商人去競爭，去打開別人的市場，去掠奪奴役別人的人口。所以新興的這個階級，是在打倒教會的過程中，和歐洲的國王結盟，建立起集權的國家，靠國家和軍隊保駕護航，來進行世界擴張。

所以到此，資本主義的“自由”完成了它的第一階段——靠著國家的暴力來進行資本擴張。但是大家想一想，國家一旦強大和集權，必然會對資本形成制約。政治權力的本性就是要凌駕于一切權力之上，主權從定義上就是高于一切權力的權力。我們歷史上秦始皇要制約呂不韋、漢武帝要打擊豪強，一樣的道理，英國的王權要擴張，法國的路易十四要實現“朕即國家”。這個時候，資本和國家的蜜月期過去了就開始發生沖突。

然后資產階級利用國家的力量，把商人階級所擅長的私人領域中的法律應用到整個國家，讓市場的規則成為人間的規則。但是，一旦這個市場的規則和資本的法律建立起來之后，資產階級就不再滿足和國家的結盟，而是要俘獲和主導國家。它要限制國家權力，使國家作為市場自由的一個“守夜人”和“打手”。

而我們這些老百姓，我們在聽到一個觀點的時候，一定要想一想這個觀點背后的后半句是什么。比如過去很多人講要把“公權力關進籠子里”，沒錯，公權力需要制約。但是我們要問一下后半句，那么誰留在了籠子外面？那就是資本的權力。

過去幾十年，除了像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之外，我們讀到的幾乎所有著作文獻里講的都是怎么去警惕國家、權力對自由的侵蝕、對人的壓制，怎么防止專制、暴政，但是有多少人提醒我們要警惕市場和資本的奴役和專制？

這是為什么呢？就是因為西方主導的這樣一個世界體系里存在一種資產階級的文化霸權，他們控制媒體、出版、學校、教材、文藝、道德，它用文化的力量讓我們連想都不會去想真正的剝削和奴役之源，讓我們做著自由主義的美夢繼續來乖乖當資本的“韭菜”。

講到這里，我相信大家對政治概念中的“自由”到底指什么，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自由”就是財產權，“自由”就是市場原則至上，“自由”就是資本的統治。至于我們所以為的，那些“自由的意志”、“自由的選擇”、“自由的言論”、“自由的人生”，那些是包裹在“自由”概念之上的糖衣，是為了讓毒藥更容易下咽。

但是剖析“自由”的概念，并不是說我們不要自由，我們要，要的是社會主義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人本身的自由。這種自由，只有在消滅剝削、消滅階級，讓人本身成為目的。像馬克思講的，“讓每一個的人自由發展成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那一天，才會真正到來。所以我給大家的一個建議就是，以后當我們再聽到“公知”向我們販賣“自由主義”這種大詞的時候，我們不妨追問一句，說“請問你講的是什么自由？是誰的自由？”

【圓桌部分】

主持人：謝謝兩位嘉賓帶著大家一起破解了西方的話語體系當中的一些概念，也特別給大家解剖了NGO（非政府組織）。我們身邊可能也會看到一些NGO的組織，我們怎么去辨別它？怎么去把握它？

張維為：我覺得現在在中國文化中的非政府組織挺好，一些事情是政府想做而做不了的，交給社會去做反而做得更好。比方說購買社會服務往往是非政府組織提供的，幾乎每個領域都有。

但是我們要警惕相當長的時間內，西方通過“公民社會”制造對立，支持一部分非政府組織。（西方的）女權組織、動物保護（組織）、環境保護（組織）、扶貧、科普（組織）等等，是帶有政治目的。跟中國自己的NGO不一樣，（西方的NGO）最大的特點是要制造動亂、制造分裂、制造對抗，只要抓住這個特點，可以直覺地懷疑這是不是西方支持的。

范勇鵬：非政府組織是過去幾十年來對我們迷惑性非常強的一個概念，我們中國人覺得這是個現代事物，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一點都不新鮮。非政府就是在正式的政府組織之下，社會自發產生的一種組織形式。其實想想我們古代先秦的墨家、戰國四公子，包括我們兩千年來各種農民戰爭、農民起義背后，有私鹽販子、燒炭工、礦工，比如石達開是礦工，楊秀清是燒炭工，其實都是某種程度的非政府組織。

中國為什么非政府組織不發達呢？就是因為我們有正式的政治組織，它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我們看歐洲歷史上西方非政府組織特別發達，為什么？因為它很少擁有大規模集權的政府組織，很多事情要交給社會來。所以在西方歷史上科學、文藝、宗教、行會、行業，甚至地區，各個領域都會形成自己的自組織結構，它也能夠幫助維持某種程度的秩序。

但如果有發達政府組織的情況下，非政府組織往往發揮不了什么作用。比如在西方的新冠疫情里邊，那些教會組織、慈善基金會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我們對非政府組織要有辯證看法，一方面它對政府是一個補充，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它有一些先天的問題：第一，非政府組織容易變成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因為它總是一部分人組織起來的，就會代表這一部分人利益，爭取的是一種私利。在“七一”講話里習近平總書記講到一句話，“中國共產黨是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集團和任何特權利益階層的利益”，說明我們是整體利益黨，而不是某一個部分利益的代表者。所以從這兒看，西方的非政府組織和它的多黨制其實是有內在邏輯關聯的。第二，絕大多數非政府組織最后會演變成政治活動，一部分精英在里邊獲取了自己的政治資本，就失去了初心。

張維為：最近“回形針”事件是一個很經典的案例。背后是一些基金會的支持，以科普的名義說中國人都吃肉，吃多了之后最終導致氣候變暖、巴西熱帶雨林的消失，結論限制中國人，要少吃肉。

【回形針事件（圖自社交媒體）】

主持人：看上去是不經意地拋出了一個觀點，但是仔細分析就發現背后是有謀篇布局的，它不簡單。

范勇鵬：概念上講，非政府組織來自一個詞Civil Society，就是張老師講的“公民社會”，或者翻譯成“市民社會”。這個詞最早提出來是指不同于國家的完全私人的空間。但是在過去二三十年里邊，它變成了一種社會組織，基本理念是一塊政府不得介入空間。但是，把公權力給推出去，自己可以在里邊搞政治、搞權力，這個權力最后肯定不是為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記住這一條就能夠很容易地破解西方這種非政府組織，或者叫“公民社會”的偽概念帶來的忽悠。

一方面要識破它，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我們的人民組織，我們把很多社會功能承擔起來，就把這個真空地帶給填滿了，這就不會出現真空地帶被不斷侵入的狀態。

張維為：像汶川地震這樣的災難，大量的民間自發的組織奔赴災區，這是我叫“人民社會”，不是它的“公民社會”。

主持人：包括武漢抗疫時候，我們看到很多活躍的團體、志愿者群體，其實都是類似這樣的組織。范老師解構了“自由”概念，如果大家對您剛剛說的西方的“自由”本源不了解，把它直接拿來用了，后果是什么？危害在哪里？

范勇鵬：我們也用自由、法治、人權這樣的概念，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們中國人用的這些概念前邊都有一個隱藏掉的默認定語——社會主義，我們講的是社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法治。如果我們把“社會主義”四個字給忘掉了，講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法治、抽象的人權，就導致我們主流價值觀被完全解構掉，我們辛辛苦苦70年建設的一套社會主義會從根上被顛覆掉，回到市場自由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生活狀態。所以我們在使用概念的時候，一定要知道我用的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

張維為：因為西方相對處于話語比較強勢的地位，所以某些概念被它先注冊了。有時候在話語交鋒中，我提出過一個辦法，因為西方它喜歡玩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權”，我們就把它適度具體化，比方說“民主”，是美國的民主嗎？美國還是民主嗎？“自由”指什么自由？是美國可以隨時買槍、購槍、用槍的自由嗎？適度地具體化，很多問題就可以分得很清楚，因為資本“自由”是非常具體的。

主持人：您可以再跟大家深入談談美國的控槍問題，怎么就把它眼花繚亂的概念給擊破了呢？

張維為：剛才勇鵬講的，野蠻文化的殘留在美國的表現就是沒有公權力，每個人靠自己保護自己，所以美國憲法中都載入了這一條款。現在它符合軍工集團、美國步槍協會等的利益，永遠廢不了。美國今天以“自由”的名義把它的困境弄得冠冕堂皇，我們覺得非常虛偽，是嚴重損壞絕大多數美國人民的真正的權益。但在美國媒體操縱下，老百姓看不到這個簡單的真相。誰都知道晚上是不能隨便出去的，飯后散步在美國是很大的奢侈。最基本的人權沒有保護到，單獨強調自由是非常荒謬的。所以這個問題我們任何時候都可以跟美國學者理論，我覺得他們沒有道理。

范勇鵬：控槍的問題跟咱們討論的政府組織不足，靠這種非政府組織來補充的狀況是有關系的，同一個邏輯。其實現在槍支的泛濫背后有一個重要的司法判例：曾經有三位女士在屋子里，歹徒進屋子后，她們打911報警，警察來后沒有檢查就走了，導致這三個女士被侵害。然后這三位女士起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裁決是警察沒有義務在犯罪發生之前保護你。這個案子出來后引起了全美（民眾）的嘩然。然后大家認為政府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警察在侵害發生之前是沒有保護你的義務的，那么唯一的辦法就是拿槍來保護自己。在我們看來，其實就是政府失能導致的結局。

張維為：我講只要在美國社會生活過，英文叫非常rough，是非常粗糙的。就跟這次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公寓倒下來一樣，救援隊十幾個小時后姍姍來遲，完成了各種各樣的法律義務，但實際上法律是個最低的線。

主持人：如果用一個案例來做例子的話，可以從哪些方面來破解美國或者西方包裝好的那些概念？

范勇鵬：福山有本書《政治秩序的起源》提出一個理論，什么是一個好的制度？他提出三個指標：國家能力、法治、責任政府，他認為中國前兩者都有，但不是一個責任政府。從疫情到佛羅里達公寓事件，我們發現其實西方的政府是完全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的。疫情死了幾十萬人，一個官員都沒有下臺，法國到現在沒有一個官員受到懲罰。而我們是對人民負責的，比如在湖北有干部受到了處分。所以福山的理論像一個回旋鏢，扔了一圈最后偏偏打到他自己。他說中國沒有責任政府，最后發現其實是他自己（的國家）沒有責任政府。

張維為：實際上福山講的責任制就是四年一次選舉，但現在社會發展這么快，每時每刻各種事情都在出現，各種問題甚至危機都在出現，政府反應能力要非常強，反應速度要非常快，西方制度真的是過時了，已經不適應現代社會。它反應速度太慢，像特朗普經過四年才被選下去，而且還有這么多人支持，這社會一定是病態了。

主持人：很多朋友也提供了他們的感受，以往在觀察美國一些類似像颶風救援的行動，好歹也會看到一些比較感人的畫面，就現在公寓樓倒塌這個事，你看到的只有漫不經心地救援。

張維為：“考古式救援”。

【邁阿密公寓樓坍塌現場（圖源：中新網）】

主持人：對，所以很多網友不解，感覺這個畫面傳遞出來的那種漫不經心，就是整個政府漫不經心的狀態。

范勇鵬：我又想起福山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之后他又出了一本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里邊反映的就是典型的美國政治制度正在衰敗腐朽。當年它還能做到的事到今天都做不到了。所以這方面說明美國制度確實在走向非常腐朽的狀態。

另外還有人講到前些年和現在救災的對比，其實也有一個因素是我們的心態變了。過去我們被西方價值觀影響，特別是被一些“公知”忽悠，看到一些現象我們不以為然，不覺得它是反常的，其實美國一直存在這樣的問題。比如新奧爾良的風災，過了好幾天總統才到天上飛了一圈，一個多禮拜國民警衛隊才帶著槍開著裝甲車到現場，沒有人救援，水里漂著尸體沒有人撈。再比如，我經歷過加州的山火，一年過去了，這個山火的聯邦救濟法案還在國會里邊投票。所以這樣的國家其實我們過去都看到了，只不過沒有把它當回事而已。

張維為：西方社會的這套表演，從這次邁阿密公寓樓倒塌也看得出來。沒有任何人活著救出來的“考古式救援”，但是記者招待會不停地進行，沉重的表情、獻花等等一整套的儀式，就像槍傷每天幾百個人死掉也是一整套儀式，然后政客紛紛表示同情、悲傷、譴責，報紙發表各種各樣評論。但最后第二天槍擊繼續進行。對這次救援我們也要警惕，美國這個救援背后是西方法治文化、法治社會的一種典型反映，當法治變成一個僵化的法條主義之后。

主持人：它反而是一種約束和障礙。

張維為：對，基本前提只要不違法，比方說救援隊正常情況下就是干一個小時必須休息一刻鐘，如果你要我連著干四個小時，那我們簽另外一個合同，付我更多的工資等等，全是有法律條文規定的，所以它都照最低的標準在做。我們任何時候都有一個大道——人的生命是高于一切的，其他東西在特殊情況下都可以遞減，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優勢，不要放棄。

實際上西方歷史上真正的自由太少，是真正長期的封建社會，被各種各樣中世紀的法律條文管得嚴嚴實實，在西方法治（rule of law）就像牛頓定律一樣，law跟定律是一個詞，所以只要是法律條文，哪怕是惡法、爛法，只要沒有廢除也必須要執行。

【提問互動】

觀眾：西方的政治制度和話語體系這個糖衣炮彈，已經造成了像烏克蘭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等等一系列實踐上的失敗。為什么在全世界范圍內，NGO、人權、法治、民主作為他們的核心內容，仍然像一塊金字招牌有很多人信？

張維為：我個人認為，西方雖然整體硬實力在走衰，但它有軟實力和話語紅利，雖然這方面因為懂的人越來越多，實際上也在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西方推動的所謂民主、自由、人權是一個龐大的產業。民主基金會也是個產業，下面支持各種各樣的機構，我當時在日內瓦工作的時候，聯合國每年各種人權會，來參與的都是一批人。

而且都是一整套專業化的運作，比方說從標識、標語、指揮、培訓、開會、辯論，到怎么做視頻是一整套產業鏈，所以這是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還想用來顛覆中國、顛覆其他國家。實事求是地說，只要繼續利用它的話語紅利，還是能夠忽悠很多人的，因為在西方媒體的控制、洗腦下，還是有相當大比例的人信。他們會這樣說，烏克蘭不管怎么樣，現在是民主化了，總比過去專制要好。

范勇鵬：我補充兩點。第一，我們還是很“佩服”西方整個思想界、意識形態界出了一批大師，從19世紀中葉一直到二戰后不停地進行理論建構，就像我剛才洋蔥的比喻。他們知道有一些核心的概念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外面不停地進行建構，把它一層一層地包裹起來，最后變成一個很美好的東西呈現出來，這樣就特別有說服力、有吸引力。

第二，利用他們的軟實力或文化霸權，他們控制了全球的媒體、全球的新聞源、全球的出版，甚至通過各種獎學金、交流項目、各種的激勵機制把世界各國的精英，特別是文化精英階層給馴化來作為他們的“傳教士”。我們可以看到比如像美國、德國，一個國家幾個大資本集團是可以控制幾乎所有媒體的。所以他們能夠決定老百姓看到什么，怎么思考問題，全世界范圍看都是一樣的。

到今天我們很多的新聞來源、觀念來源就是來自西方控制的文化機制，包括好萊塢電影、奈飛網劇，都在潛移默化地傳播這套東西，所以造成一個很大的觀念上的網，一般人非常非常難跳出來。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蘇聯要承擔很大責任。為什么呢？蘇聯曾經代表了一種非常進步的理念，對世界的資本主義體系，特別是文化體系，是一個替代，給世界人民一個選擇的機會、一個改進的希望，但是蘇聯自身犯了很嚴重的錯誤。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對世界的進步和民主帶來了重大挫折，就像丘吉爾說的那句話：（西方）民主制度是個壞制度，但是你沒得選，它是最不壞的一個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忽悠了我們這些老百姓，讓全世界的人民覺得沒有選擇了。我相信隨著中國的成功，我們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給世界人民提供了不同的選項，這是有助于世界人民的解放和自由的。

觀眾：美國未來的政治主力軍——Z世代大學生群體，在去年的總統大選中是美國有史以來青年投票率最高的一次，他們的政治認同呈現明顯的兩極化，有主體“向左”的趨勢。那我想請問兩位老師，這對未來中美關系有哪些影響？“Z世代”對華是否更具有敵意？謝謝。

張維為：我看到的民調說可能歷史上第一次美國年輕人有一半支持或者同情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這個詞在美國多數時間都是貶義詞，所以這是很大的變化。年輕人某種意義上也是開始覺醒，過去他們很難想象社會主義，現在公開表示支持社會主義。所以我覺得美國國內的政治，也可能向另外方向發展.

范勇鵬：對，美國的年輕人現在確實在發生非常嚴重的分裂，這種分裂其實是由政治精英集團引導的。美國現在非常嚴重的一個現象是政黨分裂極化，選民作為這個社會的一個基礎，也在越來越極化。隨著美國這幾年經濟出問題，國際地位也出問題，國內的一些不解、憤怒都體現在這種意識形態上，所以現在美國年輕人高度地分化。

其實我倒覺得不用很擔心。他們被民主黨假的所謂左翼的思潮裹挾，最后走向還是搞身份政治、族群政治、性別政治等等這些小眾群體政治。最后導致的結果是，如果美國將來“左”占優勢，意味著美國社會會越來越分裂，這個國家會走向一盤散沙的局面，我們沒什么可怕的。最近幾年也有“右”的力量在崛起，包括皮尤調研里也發現：在過去幾年，美國越來越多的人在選擇理想政體的時候選擇了軍政府。如果這撥人占上風，其實我們也不用害怕，特朗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上臺之后沒有傷害到中國倒先傷害了美國自己的聯盟體系、國際形象、意識形態，把自己過去幾十年建立起來、辛辛苦苦搞的那一套東西完全給顛覆掉了。

【身份政治漫畫（圖自網絡）】

張維為：范老師這個觀點很透徹，美國“左”也好、“右”也好，對中國都有利。

范勇鵬：對，我們只要有定力，就不用擔心。所以我覺得可能根本問題不在于美國年輕人怎么樣，而是在于我們的年輕人怎么樣，只要有定力、有頭腦、有智慧，我們堅定地知道國家往哪兒走，我們有信仰，將來這個問題我覺得就不是問題。

主持人：這也再次證明美國現在亟需解決的是他自己的問題。其實我們一直在解構西方的話語體系，但我有個很大的體會，現在咱們年輕觀眾確實思考得更加深刻，視野也更加寬闊。我想這是跟整個國家的成就、實力，跟我們的視野開放是有關系的。反過來說，我們越是把西方原來織得密不透風的這套話語體系能夠看明白、戳進去，對我們自己來說，也是激勵我們做事情更加有定力。

（主講嘉賓：張維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范勇鵬，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副院長、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東方衛視”）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