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體利用這樣一種機會盡最大的力量抹黑中國經濟。一時間我們見到了各種各樣的理論，但當這些數據統計出來以后，我們發現中國經濟仍然是世界經濟里的一枝獨秀。”
“與過去反復出現的‘中國崩潰論’一樣，這波‘中國經濟崩潰論’也將走向崩潰。”
在過去的一年里，“中國經濟崩潰論”“中國經濟見頂論”“中國經濟撞墻論”在西方媒體中甚囂塵上，被各路政客和機構頻繁炒作。如何正確認識當今中國經濟，如何發現新的機遇，直面和解決諸如就業、地方債這樣實際存在的問題？在東方衛視2月27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丁一凡教授一起解讀中國經濟，解構所謂的“中國經濟崩潰論”。
美國發動的對華“貿易戰”已經失敗、對華“科技戰”也基本失敗。然而，美國發動的對華“金融戰”仍然暗潮洶涌。“金融戰”的一個主要手段就是唱衰中國經濟，唱響美國經濟，讓人們對中國經濟失去信心，使中國資本流向美國。當然，與過去反復出現的“中國崩潰論”一樣，這波“中國經濟崩潰論”也將走向崩潰。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5.2%，超過了126萬億元，中國的主要預期目標圓滿實現，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于30%，超過西方七國集團的總和。然而，美國唱衰中國經濟的聲音仍然不絕于耳，它們竭力夸大中國經濟遇到的一些局部的、暫時的困難，國內也有一些勢力在跟著鼓噪，所以我們對美國金融戰和認知戰的危害不能掉以輕心。美國唱衰中國經濟是有套路的，從智庫到政府、從華爾街到媒體，你方唱罷我登場。2023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甚至親自跑到前臺，稱中國經濟是一顆“定時炸彈”，其實我想他心里比誰都虛，美國的國債已高達34萬億美元，一年的利息支出就要1.5萬億美元，這才是可能給全世界帶來金融海嘯的“定時炸彈”。接著去年12月，美國信用評級機構穆迪，以中國地方債和房地產行業的困境為由，對中國財政狀況做出負面評價。然而，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我一直主張以中國人的眼光，從中國模式的視角進行國際比較，特別是中美比較。以去年第三季度的經濟狀況為例，中國的增長率是4.9%，美國也是4.9%，但中國用的是同比增長率，美國用的是環比折年率，美國全年增長率肯定是低于中國。此外，非常重要的，中國的增長是干貨滿滿，我們的用電量在增加，2023年中國全社會用電量是9.25萬億千瓦時，同比增長7%；我們的快遞包裹在增長，全年突破了1200億件，創歷史最高；我們國內旅游增加，以2024年元旦為例，旅游的熱度和消費都超過了疫情前的2019年。哈爾濱竟然成了這個冬天最熱的旅游城市，“南方小土豆”為城市帶來了60億元的經濟收入。相比之下，美國的這些數據都不好：用電量在減少，快遞在減少，剛過去的圣誕節假期消費趨弱。另外，中國模式還有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就是觀察經濟有沒有新的增長點。我們有，而美國不多。我們新的增長點，比方說以華為系列產品所代表的芯片突破，從設計、制造、封裝到產品全部自主可控，帶動了手機業和整個半導體產業鏈的全面崛起。我們的新能源汽車，從電池、電控、電機，各種零部件到整車，完整的產業鏈都在國內。我們還有“一帶一路”帶動的1萬多億美元的投資，中國企業紛紛出海，開啟中國人自己的“大航海”時代。習近平主席在新年賀詞中有這么一段非常精彩的論述，他是這樣說的：“中國的創新動力、發展活力勃發奔涌。C919大飛機實現商飛，國產大型郵輪完成試航，神舟家族太空接力，‘奮斗者’號極限深潛。國貨潮牌廣受歡迎，國產新手機一機難求，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給中國制造增添了新亮色。中國以自強不息的精神奮力攀登，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創造”。 可以說，習近平主席提到的每一點都是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反映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這是中國經濟由量變邁向質變的一種升維、一種跨越！
【國際汽車碼頭停滿了等待出口的中國新能源汽車（圖片來源：ICphoto）】
相比之下，美國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哪里？我們初步分析主要還是金融衍生品的擴大、通貨膨脹的延續，醫療、律師、教育等費用的增加。換言之，從中國人的視角看，美國經濟的“虛火”太盛。美國官方統計稱美國的就業顯著增加，以2023年的數據為例，美國勞動部稱美國非農業就業增加了33.6萬，但非官方權威機構——美國自動數據處理公司ADP的數據是8.9萬，兩者相差三倍多。更有分析認為美國的官方數據采用的是“收入口徑”，而ADP采用的是“家庭口徑”，兩者差別極大。如果一個人在三個單位同時打零工，按照“家庭口徑”是一人就業，而按照“收入口徑”，是增加三個就業人口。官方公布的就業數據是依據“收入口徑”，而失業的數據則是依據“家庭口徑”，這一增一減，拜登政府的數據就好看多了，有利于他的總統競選。問題是多數美國人不買賬。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委托民調機構SSRS所作的美國去年11月份的民調，71%的美國人對拜登政府的經濟表現不滿。總體上看，我認為美國GDP最大的問題還是“貨”太少，“幣”太多，遇到危機的時候靠不住。2023年8月英國《新政治家》雜志網站刊文稱隨著產業空心化，美西方已經打不了工業化的戰爭：“俄烏爆發500多天后，美國幾乎沒有常規的彈藥可以送到歐洲了”。另一家美國媒體驚呼，俄羅斯一個星期在烏克蘭消耗的155毫米炮彈，美國需要兩年才能生產出來。長期以來美國經濟玩金融游戲上癮了，GDP玩得很大，但經濟嚴重的空心化，GDP里充滿了泡沫，一個俄烏，美國乃至整個北約的彈藥都不夠用了。中國經濟固然有自己的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但確實比美國經濟好太多，而且關鍵是中國的問題有解，美國的問題幾乎無解，從社會問題到經濟問題，到政治問題都是這樣，這是中美兩國今天最大的不同。對于如何解決中國現在面臨的兩個大問題，一個是房企債務，一個是地方債務問題，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積極穩妥化解房地產風險”“統籌好地方債務風險化解和穩定發展”等一系列建議。我們研究院的史正富教授也對解決這兩個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思路，我在這里與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們的資政建言。史教授認為中國的債務背后大都是優質資產，而美債的背后大都是虛幻的金融衍生品，這是中美兩國債務的最大不同。他說只要我們解放思想，充分發揮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就可以把“危”化為“機”。以房企債務為例，在違法者被繩之以法后，我們清算相關債務時不妨考慮由央行出面組建，比方說，一個中國民生住房集團，以比較合理的價格收購這些資產，使之轉化為國家擁有的民生房產，包括保障房、廉租房或類似新加坡的“組屋”等，任何中國國民，特別是年輕人，都可以租賃這些房產。他們也可以購買這樣的房產，但未來只能出售給國家。對于國家來說，這筆資產將是國家手中永久性的優質資產，畢竟中國許多城市的住房改善和升級還有大量需求，以國家力量來化解這些資產，使之變“廢”為“寶”，成為造福民生的優質資產。換言之，從國家層面出發，更多地把這類危機看作是流動性危機，而非資產負債表危機。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幾乎所有戰略資源都掌握在國家手中，中央政府的信譽極佳，國家發多少債券老百姓都愿意購買，大概率這些債券會形成新的生產力，而非通貨膨脹。我們還可以把住房建設與發展智能化、數字化等新質生產力結合起來，使房地產成為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新疆域。地方債務問題也類似。史教授認為中國經濟有三臺發動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中國經濟活力這么大，背后是三臺發動機在共同發力。地方債形成的原因比較復雜，比方說，某個地方政府可能投了500億發展芯片，但由于種種原因，最后發現500億遠遠不夠。按照現有的合同這屬于資不抵債。但這種地方債與美國的債務完全不同，中國地方債背后主要是基礎設施、廠房、實驗室、各種設備、各種儀器，而美國債務的背后大都是金融衍生品。如果這個判斷可以成立，那么我們能否解放思想，發揮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以新的思路來建設性地解決這些問題。比方說，在對相關問題認真問責之后，能否由央行投資成立中國芯片集團、中國材料集團等等，把許多地方債打包買下來。這些債務對于某個地方政府可能是個天文數字，但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并非如此。我們可以參考中國過去許多資產重組的成功案例。比方說中信集團曾經面臨無數網點惡性競爭的問題，后來中信集團就把這些網點整合起來，成立了中信銀行、中信債券等等，危機就基本化解了。總之，我想一旦我們能夠解放思想，擺脫西方“新自由主義”話語的束縛，我們會發現我們手里有一手好牌，中國的問題都有解。我們也可以考慮在一些地方或部門先試點，成功了再推廣。我記得我們在這里曾經做過一期節目，題目就是《“中國崩潰論”的崩潰》，我們當時就發現“中國崩潰論”的壽命已經越來越短。我記得2023年4月上海車展期間，三年疫情后第一次來到中國的西方汽車公司老總幾乎驚掉了下巴，三年不見，中國高度智能化的電動車已經引領世界了，中國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出口國。如果美國這波“中國經濟崩潰論”還可以忽悠、蒙騙一些人，我相信不需要三年，也許一年之后，他們就可能被中國高質量發展帶來的變化，被中國經濟由量變邁向質變而驚掉下巴，這是肯定的！好，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些。下面我們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丁一凡老師給大家演講，謝謝大家！中國經濟在2023年的表現其實確實不盡如人意，西方媒體就利用這樣一種機會盡最大的力量去抹黑中國經濟。一時間我們見到了各種各樣的理論，特別是“中國經濟見頂論”“中國經濟撞墻論”，還有就是所謂“中國經濟崩潰論”。盡管有各種各樣的理論，最近我們這些數據統計出來以后，發現中國經濟仍然是世界經濟里的一枝獨秀，達到了5.2%的增長率。除了這個以外，我們的經濟最起碼是美國經濟的1.5倍。我們的經濟增長率，如果跟歐盟經濟相比的話，大概是歐盟經濟的16.5倍。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雖然我們很多人都感覺到2023年有很多的困難，其實是因為疫情之后經濟的反彈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大、那么快，所以就給我們產生了一種感覺，覺得經濟好像不太好。第二個問題就是中國經濟遇到很多很多困難，既有內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內部的原因主要是我們確確實實低估了疫情之后經濟恢復的難度，也低估了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損害。其實疫情對我們的中小企業有很大的損害，使得中小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大大惡化，有很多中小企業破產。在這樣的背景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訂單在下降。因為疫情之后，不僅中國經濟沒有迅速反彈，世界經濟也沒有迅速反彈，所以很多出口企業在2023年是非常困難的。外部經濟沒有恢復，其實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正在經歷三重低潮。三重低潮什么意思呢？就是從經濟增長周期來講，有高潮、低潮，最后重新復蘇，然后再進入下一輪經濟增長。從次貸危機爆發之后，全球經濟就一直沒有找到新的增長點，所以經濟低潮一直在那。除了經濟增長的低潮之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其實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其他地方，技術增長都遇到了一輪瓶頸，這是第二重低潮。第三重的低潮就是原來從2008年之后，特別特殊的貨幣政策，零利率、量化寬松，釋放出大量的流動性來支撐了整個經濟的表面繁榮。后來，在疫情期間，美聯儲又使用了無限寬松政策，隨便印鈔票雖然拯救了金融市場，但是卻沒有使經濟有實際上的發展，最后的結果是通貨膨脹起來了。所以在這種三重低潮的情況下，世界經濟未來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會那么快地回升。除此之外，外部經濟的情況惡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歐美等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們，他們對中國的崛起感到恐懼，所以他們鼓吹與中國脫鉤。這些都對中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許多人覺得人民幣在貶值，自己的收益在縮小，于是就想把（資本）轉移到外面去，其實這么做的風險非常大。我們看到了俄烏沖突之后，美國人首先凍結并沒收的是那些俄羅斯富人放在美國的資產。中國的富人如果把資產放到美國去，未來的命運不會比這個更好。當大家都相信經濟發展要遵循市場邏輯的時候，就產生了經濟全球化。而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因為我們中國人勤勞，我們中國市場大，我們的勞動力充裕，是整個加工業最好的基地。所以在經濟全球化的邏輯下，大量的投資進入了中國市場，打造了一個特別齊備的產業鏈。現如今在地緣政治的邏輯下，他們想把這些產業鏈重新搬回去，這是很難做到，幾乎不可完成的事情。而人民幣未來一定是一個不斷堅挺的過程，這取決于幾個問題：一是我們的通貨膨脹率大大低于美國。給大家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最近一個朋友給我寄來了在美國加州的賬單。兩個朋友吃了兩碗米飯，一個火腿湯，一個大煮干絲，然后再加了一盤素炒萵筍，你們想想這樣的中餐，在中國會要多少錢？在加州要48美元！你想一想，美元換人民幣的購買力變成什么樣了。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當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很高，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很低的情況下，如果你是個外國人，你愿意持有人民幣還是愿意持有美元？持有美元，5年之后，你的購買力會下降縮水多少？這個問題在歷史上發生過，那就是19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元大幅貶值之后，歐洲國家也跟著受害，因為美元是錨貨幣，當錨貨幣貶值，就把所有的通貨膨脹從美國引入到了歐洲。現在世界經濟同樣經歷著這樣一個不穩定的時期，只要中國的人民幣購買力非常強，中國的通貨膨脹率非常低，不出幾年，人民幣最起碼會成為東亞地區的貨幣錨，之后就可能成為世界的貨幣錨，那個時候人民幣的購買力就會體現出來。這就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貨幣博弈最底層的邏輯，所以我們不用擔心現在人民幣的貶值。好，今天大概就跟大家談一談有關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以及中國經濟發展未來的一些趨勢。謝謝大家！
主持人：剛才兩位嘉賓在演講當中都對所謂“中國經濟崩潰論”進行了解構，因為這種言論是有負面影響的。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我們都知道外商外資的投資是很重要的，但確實有一些外商就受了“中國經濟崩潰論”的影響，在決定下一步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時候，真的就被帶偏了。張維為：我想這樣的解構，目的第一是對我們自己，我們有些國人還不夠自信，一旦把這個問題解構之后你會變得非常自信——你說你想跟我脫鉤？對不起，你就是跟世界脫鉤。我覺得我們戰略上可以把這個問題看得淡一點，但戰術上我們確實要把問題說得十分清楚。總體上，我覺得可以瀟灑一點，我們可以對他們說，不來中國你會后悔的，中國相當于一輛高鐵，我們不會停在那里等你，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你自己要吃虧的。 主持人：所以您看李強總理在達沃斯年會的主旨演講中說，大家對全球化要重建一種信任，歡迎所有的投資者、企業家要多來中國走走，因為來了，你就會感受到中國的活力、市場的潛力。 丁一凡：確實，中國現在經濟不是說所有的面都特別好，但是中國經濟里面的亮點非常多，我們的業態在變好。比如說我們的能源行業，越來越多地轉向新能源。這是發展質量的一個大的提升，我們電動車發展的速度和取代傳統能源車的速度也超過了我們的預期。主持人：特別是剛才兩位在演講當中都列舉了我們很多新的增長點，產業上的增長點，所以當我們用中長期時間維度去看的話，對中國經濟會看得更加清楚。像丁老師在演講中分析的那樣，疫情之后的經濟恢復本身就有挑戰，世界的購買力差了之后，我們的外貿也會受影響，因此大家當下有些微觀體驗是不一樣的。所以當我們在分析中國經濟的時候，也需要把宏觀數據跟微觀體驗結合起來分析。現在很多人看到了宏觀數據好，覺得也給大家提振信心，但是看看微觀體驗呢，又覺得還有點差距，很多老百姓的微觀感受也來自資本市場。比如說，中國的A股，對此您怎么看？
【A股在2月27日重新站上3000點（圖片來源：ICphoto）】
丁一凡：其實不光是因為中國的A股股市表現不好，還因為許多股民會拿中國的股市表現去跟美國、日本、印度的股市相比，覺得反差很大，從中就得出一種感覺，覺得好像人家的發展比我們更好，所以它的股市才比我們更好，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覺。每個經濟體的運行是有很大差異的。比如說中國經濟的運行，對于股市，對于資本市場的依賴是非常小的。中國企業的融資渠道主要還是靠貸款，也就是靠銀行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這跟美國完全不一樣，美國的資本市場對于企業來說至關重要，銀行對于企業的貸款倒是非常小的，所以只要股市跌了，股市不行了，美國經濟就不行了，這是兩個經濟結構完全不同的經濟體。丁一凡：對。還有一點，就是是所謂的股市平穩與否，與資金池的深厚程度有密切的關系。我們講資本市場，要看它是一個很淺的市場還是很深的市場——很淺的市場它的資金池很小，更容易波動，如果一個市場的資金池很深，就跟大海一樣——一個湖、一個河，就容易翻起波浪，但是大海就不容易翻起波浪，因為它的水特別多，進去很多資本和出來很多資本，對這個海的影響都不大。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美國股市上的操縱者基本上是他們自己，也就是說美國股市上80%的行為是這些企業在回購股票。這就存在一個很大的風險，因為過度金融化會影響到企業的注意力，尤其是許多制造業企業。以波音公司為例，波音公司過去最大的價值就是它的工程師，但是最近很多年波音公司的盈利收入來自于股票上漲。最近，《時代周刊》的財經調查記者專門調查了波音這些年的歷程，發現波音公司一款事故頻發的機型——737MAX——設計存在問題。如果按照傳統的規矩，波音就應該把這個機型廢了，然后重新設計一個沒有問題的機型。但是波音公司發現如果要這么做的話，大概要花費幾十億美元，于是就把這個選項否定了，而是選擇花一點小錢去改造737MAX，改造的結果就有了MAX 9。但是因為這個設計根本上有缺陷，改造完了以后問題還是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最近在阿拉斯加飛的改造過的MAX 9在飛行過程中艙門掉下來了，差點兒把一個顧客給甩出去。這個記者調查發現，波音公司寧可用200億美元來回購股票，也不愿意花幾十億美元再重新開發一個新機型。這就是因為回購股票可以讓波音公司的股價大漲，股價大漲最后的結果就是收益大漲，至于波音公司是不是能夠不斷掌握航空技術的高點和優勢，這對它已經不重要了。如果連美國最有代表性的制造業企業都因為金融的過度發展而忽視了制造業質量的話，金融市場對于其他制造業公司的影響就可見一斑了。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對停飛的737 MAX9 展開調查（圖片來源：ICphoto）】
主持人：所以您看我們一直說，過度金融化會導致產業的空心化。我們的高層也強調，金融市場就是要為實體經濟服務，只要長期來看我們實體經濟的發展是健康的，最后中國的金融市場、資本市場也會回歸到一個健康軌道上來。我們剛剛說到，老百姓有的時候的微觀感受是在當下嘛，中小企業在疫情之后經濟恢復的過程中，是很受影響的，民營企業活力下降了之后，大家在就業端也會感覺到壓力，所以我想聽聽兩位的見解，我們接下來怎么可以讓中小企業恢復活力，讓廣大的民營企業恢復活力？丁一凡：讓我們民營企業有活力，就必須得看準下一波的風頭，要針對未來的發展努力，而不能夠迷戀于過去的模式和過去的方法。疫情之后的形勢非常像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其實在經濟周期里邊是有作用的，危機曾經被西方經濟學家形容為“大掃除”，它就是要掃除在這個市場中間沒有競爭力的這一部分，用特別猛烈的方法去把它們掃出去，然后讓剩下的這些能夠更好地發展。剛才講到因為疫情之后整個環境產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部分西方國家開始排斥中國，排斥中國制造，想進入他們的市場很難，因為他們不愿意和你恢復，覺得你是一個威脅。而中國也不可能接受被西方國家永遠遏制在一個不發達的經濟體的地位，永遠給他們“當牛做馬”地打工，我們一定會想方設法不斷地往中高階段去攀升。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利益跟它們的利益就產生了很大的沖突。我們本身是不是應該更謙虛一點，想辦法把這個檻邁過去。因為如果邁不過這個檻，你就不可能成為發達國家，就這么簡單。張維為：我前段時間跟一個企業家聊天，他說的話對我很有啟發。他說你看，打個比方，現在我們一說到大米，大家都知道五常米，這個品牌非常強，但你看整個水果行業，雖然上海各個街道上都有水果店，但水果品牌還沒有建立起來，即使有個別的品牌，它的市場占有率還是非常小，這就可以是一個新的增長點，就需要動腦子把水果品牌建立起來，然后做大做強。我們去西北農林大學調研，他們在中亞五國有一些農業合作項目，那邊土地租賃價格只是是新疆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很多北方農民想去，但是他們又有種種擔心，我覺得我們的年輕人，特別是對現代農業有興趣的大學畢業生、研究生可以考慮闖一闖，帶一波農民去那里創業。我們現在很多企業到國外去，到非洲去，到第三世界去，都被人家稱為是自己國家的“工業之父”、“紡織業之父”，等等。總之，只要我們有發現機會的眼光，總會找到機會。主持人：確實，現在有很多增長點，如果大家不去關注的話，不一定知道。而這樣的產業生態、產業鏈不僅能夠帶動當地的企業、當地的人，也可以走到更遠的地方，跟“一帶一路”的共建國家合作。我們剛才說的是企業的角度，中國經濟的活力來自于各個主體的活躍，比如說個人，比如說創業者，其中還有一個主體，那就是地方政府，剛才丁老師也說到了地方債，所以我也想聽一下兩位的觀點，我們還可以怎么樣讓地方政府的活力更強盛？丁一凡：其實中國很多的地方政府特別能干，有時候對地方經濟的騰飛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但有些地方確實是一味追求政績，只要投入生產就算GDP，因此盲目投入生產，而不考慮的最后結果，它是不是有市場，是不是能實現最開始畫的藍圖和目標？其實最后是很少有人過問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確實也有投資過分的地方，或者是（投資）完了以后就放在那沒有收益的，這種情況是有的。很多都是好的資產、好的資本，關鍵在于怎么盤活。所以我覺得中央政府是有責任來做這件事的。曾經也出現過一輪包括銀行資產壞賬的問題，當時就采取了剝離的辦法，中央財政注資，然后把這些壞賬剝離，四大銀行各成立了一個資產處理公司，來處理剝離的這些資產，我們的壞賬回收效率超過了50%，比如100塊錢的壞賬，最起碼可以把50變成好的，最后收回來。我跟美國經濟學家探討過這個問題，美國也出現過這種處理壞賬的問題，他說他們處理壞賬能夠拿回來的資產不到10%，而中國最起碼可以收回50%。所以很大問題實際上是管理問題，也就是說這個東西不是因為它徹底壞了，而是因為管理不善。如果把它收回來，重新改善管理，認真去使用，這個壞資產盤活了就變成好資產了。所以在這一輪清理地方債的過程中，我們不能等，越等這個壞賬就會變得徹底壞了。讓地方政府也能夠輕裝前進，當然盡可能地用管理好的收益來對沖之前因為決策不善、經營不善而帶來的壓力和虧空。如果壞賬的產生是因為地方官員主政不力、瀆職，該追究責任，咱們還是得追究責任。張維為：對，我就補充一點，今年國務院的第一號文件，就是發行一萬億國債，是幫助地方政府的。另外，現在也讓地方政府自己發債券，解決地方的一些問題，這些都是一些最新的變化。主持人：我們經常在跟張老師交流，《這就是中國》一直的宗旨就是讓大家讀懂中國，而中國經濟很大的活力來源就在于縣域經濟，我們也希望有機會可以在《這就是中國》這個平臺上觀察中國的縣域經濟，帶著觀眾一起去了解中國縣域經濟到底有怎樣的活力，通過這樣的一個視角和窗口，我們來感受中國，也歡迎愿意到這里來講述自己縣域經濟故事的朋友。觀眾：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是今年剛畢業的大學生，我還在找工作，我身邊有很多同學也在找工作，我們的感覺就是，雖然我們也能找得到工作，但總是感覺個人的價值好像沒法在社會上得到體現。我們也感覺到中國在崛起，GDP在上升，但是好像落實到自己這樣一個個體，就有種斷裂的感覺，不知道老師怎么看？怎么解決這樣的困惑呢？張維為：現在有人說工作不好找，就業難，你剛才在問題中已經解釋了這一點，實際上工作是有的，只是不對你的胃口，或者達不到你的要求。從我個人來講呢，我覺得也許不一定要一步到位，你可以把一份工作看作一個過渡階段，看作是一種重要的體驗。這種體驗是非常重要的，當你最終找到理想工作的時候，你會發現你過去的積累是非常有用的。以我自己的經歷來說，我們那時候還是分配制度，我畢業分到外交部翻譯室，翻譯室就是給中國領導人做翻譯，但實際上當時外交部留不住人，因為工資非常低，當時學外語的已經有留學、外企等其他選擇。在外交部做翻譯和在外企的收入差10倍都不止，甚至更多，或者你直接到國外去，一個月幾千美元都有。但是我當時說我就在這兒干，我的感覺就是我在見證歷史，這是我作為人生的一個寶貴經歷嘛。有時候你投入不同的意念，比如說你找到某個工作，這個工作你本身不一定十分喜歡，但也有喜歡的因素，比方說收入還可以，或者某些方面你也比較喜歡，再比方如果你是文青，你喜歡寫作，那么接觸人多，增加對社會的了解，都是在積累素材。或者你是一個工程師，可以通過某份工作學一門新的技能，或者怎么樣。總之，不求一步到位，而是作為人生中的一段經歷，以后會證明是非常寶貴的，任何你過去做的事情，都不會浪費掉的。觀眾：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剛剛那位同學提到了當代大學生、畢業生的焦慮，其實中產階層也有同樣的焦慮，目前中國中產階層已經有4億人口了，這部分中產階層在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了一個“穩定器”或者說“壓艙石”的作用。但是近年來，有一種說法稱我國的中產階級面臨著集體返貧的危機，我想問問兩位老師對此的看法。同時，我們如何通過一些政策措施，去消除這種焦慮，同時提振我們中產階層的消費信心或者投資信心？謝謝。張維為：我們的節目中曾經好幾次討論過“中產階層”這個概念怎么定義，因為它很難定義，全世界沒有統一的標準，我自己有一個粗略定義，就是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然后有一套產權房，包括付房貸的，因為多數西方國家，房貸比例比我們中國還要大。在國外只要銀行給你貸款買房子，就是對你中產地位的承認，所以這個標準是不低的。現在中國城鎮居民住房自有率，最保守估計在80%至90%左右，甚至更高。這是一點。第二點就是怎么開發更多的產品，特別是適合中等收入人群的需求，比方說現在比較講究綠色食品、健康食品，這個有巨大的空間。甚至在住房這個領域，實際上即使很多中產現在也面臨住房品質的進一步上升，擴大住房面積，這個市場還是巨大的，特別在一線城市，甚至二線城市，都有巨大的需求，所以我前面演講里就講了能不能把這些虧損的頭部企業，對于違法的人，該法辦就要法辦，根據法律來，但國家可以把它們的資產收購下來，變成我們的保障房，變成甚至像新加坡的“組屋”，這就可以讓中產階級能夠穩定下來。我為什么有這個感觸？我是2011年左右回到上海，回到復旦的，然后當時中國人喜歡買房子，喜歡看房子，我也陪一些朋友在周邊看，我們到昆山，房價當時就三四千元一平米，法式的連體別墅，售樓的小姑娘聽說我在法國生活過，她說我們這個肯定跟法國標準差了很多很多，我說不是的，我說你這個房子比90%法國人住得要好，很多國人有幾套房產，還覺得自己不是中產，這種情況似乎是中國才有的。丁一凡：其實我覺得中國的“中產階級憂慮癥”，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怎么去定義這個事。我們現在官方話語就把這個東西換成中等收入階層，可能能化解一些對所謂“中產階層”的憂慮，因為我們的很多中產階層其實是把自己對位為西方的那些超級富豪，總覺得自己到了超級富豪那個地位才能說自己是“來源于”了。我記得有一次我跟一個大學教授聊天，就說起來中國要多少中產階層，我說你就是典型的中國中產階層。他說我怎么能算中國中產階層呢？大學教授還不算中產階層，中國人自己總覺得自己不行，還很窮，我一定要像巨富那樣才能算中產階層，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錯誤定義。所以為什么我們現在強調“雙循環”發展里面最重要的還是內部循環，而內部循環最大的問題就是要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要把現在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階層的人群再翻一倍。可是恰恰剛才你說的這種心態會影響人們的判斷，因為中等收入階層增加了，會使一些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階層的人產生更多的焦慮，因為他們覺得必須跟其他的人拉開距離，他們應該進入那些富豪階層，而不是中等收入階層。（主講嘉賓：張維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丁一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前副所長、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東方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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