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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昌:試論腐敗問題的治本之策——解放思想大討論建議
點擊:4621  作者:李瑞昌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4-03-04 08: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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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南省委最近提出解放思想大討論,很有必要,也很適時。作為討論,我談談對腐敗問題的治本之策。

 

一、反腐敗斗爭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


說“十字路口”,一方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反腐敗問題上費盡了心力,可以說十八般武藝都用上了。黨中央反腐敗不僅決心極大,而且堅定不移。習近平總書記在一次中央紀委會議上重點談到反腐敗問題時,他用了“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話。完全可以說,再也找不出更有力的詞語了來表達對反對腐敗的決心了。事實上,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確確實實查處了一大批腐敗分子,特別是一批省、部級“大老虎”,包括軍內的一批高級將軍(我沒說將領,因為這是和平時期選的)。可以說,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查處腐敗案件上,成績斐然。但另一方面,腐敗的滋生、發展仍舊看不到頭,而且愈演愈厲,一些省部級領導班子出現“塌方式”腐敗,以至于在全國人民中出現了一系列新名詞,如“前腐后繼”“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特別是“永遠在路上”,也反映出人民群眾看不到希望,失去了信心。

過去,發生一個貪污上千萬的腐敗案件,老百姓感到十分震驚,自發地相互通報,慶賀反腐敗取得了又一個成功。可現在,出現貪污一億、十幾億、幾十億的腐敗案件,老百姓已經熟視無睹了,不再“零容忍”了,甚至不屑一顧了。因此,這個問題就到了需要深入查找原因、下大功夫研究怎么辦的時候了。

在中國歷史上,歷代封建王朝的滅亡,原因很多,但腐敗問題始終是一個共同的主要原因。對于國民黨政府的滅亡,蔣介石在退守臺灣之際,在日記中總結了兩條:一是信仰缺失,二是腐敗蔓延。蔣介石本人為迎娶宋美齡,由信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改為基督教,整個國民黨的黨員和國軍將士們又會如何?這是可想而知的。國民黨的腐敗問題就更加嚴重,“四大家族”為代表,不止是一般腐敗問題,也是典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可以說是腐敗透頂了。

我們現在當然還沒有完全走到這一步,但也不是遙遙無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發展趨勢。對共產主義信仰的淡化乃至缺失,是明顯的而且相當普遍的。腐敗問題的嚴重程度和蔓延進度,已經引起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信任度的降低。2014年3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于第二次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中在蘭考縣委擴大會以上的講話中指出:“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提出了一個理論,說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什么言論、無論做什么事,社會都會給以負面評價。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這幾句話講到了點子上,是實話、真話。

當下,腐敗問題已經是全國人民特別是基層老百姓極為關切,也是疑惑深重、極為不滿的問題。

“外舉不避鄰,內舉不避親。”在這個問題上,我曾有過一個拙見。我2001年寫過一本專題討論腐敗問題的書,書名叫《警示明鑒(上下冊)》,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所屬的研究出版社出版。我在本書的前言中寫了“三不”:一是扎進籠子,讓想腐敗的人“不能腐”;二是抓緊警示教育,提高領導干部覺悟,讓人“不想腐”;三是嚴肅查處,讓想搞腐敗的人“不敢腐”。并說,“不能腐”“不想腐”一時還難以做到,出路暫時應選在嚴肅查處,使人“不敢腐”上。做到“不敢腐”應有兩條:

一個是要提高查處率,解決僥幸心理問題。人們都有這樣的感覺,出差是選汽車、火車,還是飛機?當然與路途遠近有關,但在同等條件下,盡管飛機一旦出事,機毀人亡,有時連尸骨都找不全。為什么許多情況下人們還是選飛機呢?就是因為飛機的事故率是最低的,或者說極低極低的。就是說,貪污了,敗露率不高。敗露不了,也就查處不了。

再一個是要嚴懲不貸。對查處的腐敗案件 ,根據情節依法嚴肅處理,該坐牢的坐牢,該殺頭的殺頭。在建國初期的“三反”斗爭中,毛澤東同志說過,“誰搞腐敗那一套,我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從井岡山、延安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同志確實割了一些腐敗分子的腦袋。每次“割腦袋”后,干部隊伍、社會上,確實出現了較長時間的風清氣正時期。不能說“一割就靈”,但“割腦袋”還是確實管用的。

這是個兩難的選擇。首先,毛澤東同志是反對“割腦袋”過頭的。他說過,“割腦袋”不同于割韭菜,割了腦袋再也長不出來了。在中外刑法史上,唯有毛澤東同志發明了“死緩”這個刑名。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這項運動總體而言效果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地方出現了過頭行為,引起了毛澤東同志的高度關注。1951年4月30日,毛主席對此做出批示:“凡無血債或其他引起民憤的重大罪行,但有應殺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務或間諜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經濟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緩期一年或二年執行,強迫他們勞動,以觀后效。”5月8日,毛主席又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應大部分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政策的決定》,正式提出了“死緩”這個詞。由此,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中外刑法史上一個重要的刑名,這是毛澤東同志在刑法上的一個創舉,獲得了社會各界的擁護。“死緩”這個刑名表明,對于判處死刑的罪犯,可立即執行可不立即執行的不立即執行,給出一至二年的時間反省、勞動改造。毛澤東在殺人問題上是慎之又慎的。他說過,殺頭實在是出于“無奈”。

在判處劉青山、張子善死刑時,毛澤東同志說:“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我們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說我們是李自成。我說過的,殺頭,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無奈,不得已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積重難返了啊!崇禎皇帝是個好皇帝,可他面對那樣一個爛攤子,天天抹淚。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也絕不會重蹈李自成的悲劇。誰要是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徐文欽、沈鳳霞:《毛澤東治國先治學》,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379頁。)

毛澤東同志還面對為判處劉青山、張子善死刑說情的人說:“是要他們倆,還是要中國?”毛澤東的這句話思想很深刻,分量很重,值得思考、掂量。這就是說,將判處劉青山、張子善死刑與要不要中國相提并論了。他認為,要么不殺他們,這就等于不要中國;如果要中國,就必須殺他們。毛澤東為什么把事情提得如此嚴重?確實的,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有大權,如果私欲膨脹,肆意妄行,任其貪污、賄賂,官吏肆無忌憚的經商,勢必失去民心,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僅難以持久,而且肯定會垮臺,造成亡黨亡國。這就是陳云講的“生死存亡”的問題,也就是為什么毛澤東將反腐敗斗爭看得如此危重的原因。就是說,決不能輕易“割腦袋”,要慎之又慎,但是,必須割的,毛澤東毫不留情,不容分說,堅決割。“割”和“不割”,對于搞腐敗的人的震懾是大不一樣的,反腐敗的效果是絕對不同的!前者是死,后者是活,這就差了十萬八千里。

“割腦袋”也不是長久之計。實事求是地說,只靠割腦袋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這需要綜合施治。歷史上,各代封建王朝滅亡的原因雖有多種,但腐敗始終是主要的也是共同的原因。明太祖朱元璋、雍正王朝胤禛,對腐敗分子痛恨至極,處置也極為嚴厲。朱元璋還曾將腐敗分子剝皮后塞進稻草懸掛在顯眼處。但他們并沒有真正解決腐敗問題。原因是不平等的封建剝削制度和專制制度使然。沒有公有制,沒有人民民主,沒有老百姓的監督,腐敗問題終難解決。

有人比喻說:“一個養魚池,幾條、十幾條魚死了,是魚的問題。如果成批的或半池左右的魚死了,那就是水的問題。”這個意思是說,腐敗分子如此之多,反不勝反、不斷涌現,那就不僅僅是腐敗分子個人的問題了,就要看產生腐敗的土壤了。這就是到了“十字路口”上了!

二、解決腐敗問題要尋求治本之策


這應該有四條:

首先,私有制是產生腐敗的根源。私有制是腐敗的經濟基礎,在勞動人民受壓迫、受剝削的私有制度下,社會不可能平等,官場不可能不腐敗。這不僅是現實,而且是人類歷史告訴我們的。

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的政治優勢。毛澤東同志說過,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共產黨是領導一切的”。共產黨廉潔執政,為人民服務,獲得了人民的衷心擁護。但是必須明確,這個政治優勢與私有制是不兼容的。產生腐敗的土壤,如果一黨執政與私有制結合起來,腐敗的產生就是必定無疑的。在這種執政條件下,只要處于私有資本包圍和市場交換的環境中,手中握有實權,掌握著一定資源的領導干部,很容易將權力與資本聯姻。一方面資本利用權力,一方面權力攫取資本。同時,權力也更容易進入市場。所以,只有持“公有制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經濟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則,堅決堵住有制私有化,堵住按資分配分化路,資本主義的路,堵住的路

其次,專制是培養腐敗的溫床。“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這句名言,應該說是私有制社會的通則。私有制與專制結合,其發展前途絕不會是社會主義,也不會是西方那樣的現代資本主義,而只能是國民黨蔣介石那種最腐敗的封建官僚買辦資本主義。所以在共產黨執政下,必須持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讓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有暢通有效的民主監督的渠道或途徑。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際,黃炎培在延安窯洞與毛澤東會面時說過一段話:“我生60多年,其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屈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周期率。”他還說,“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聽罷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說,“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黃炎培:《八十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頁。)政府“不敢松懈”,包括工作上不敢不作為和思想作風上不敢腐敗。

黃炎培與毛澤東的這一段對話應當是載入史冊的經典文獻,有人稱這是世紀性對話。黃炎培提出的問題尖銳而宏大,站在了歷史的高點,指出了以往歷代王朝逃脫不了的興亡規律。用“周期率”來概括,點到了問題的實質,也十分貼切。

毛澤東的回答不僅一語中的,而且深刻、很有見地。共產黨要打破私有制下的歷代王朝“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只有人民民主,再也沒有別的任何途徑。封建社會的帝王們,實際上也在反腐敗,像趙匡胤、朱元璋、胤禛這樣的皇帝,對于腐敗可以說恨之入骨,懲處的手段也十分殘酷,包括處以“凌遲”刑罰。但是,反腐效果之所以收效甚微,正是因為在私有制的社會制度里,沒有人民的民主,只有統治階級的專制。私有制是產生腐敗的根源,專制是培養和縱容腐敗的溫床。專制制造愚民,也最需要愚民。民主,就必須提高人民群眾參政素質,形成反腐敗的人民戰爭力量。這如同當年是單純政府抗日即片面抗日,還是全面抗日即發動群眾打一場人民戰爭的道理一樣

縱觀歷史,“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表面上反映的是不斷重復的政權更迭,實質上是人民群眾不斷選擇新的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表的歷史過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只有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充分發揚民主,謀求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發揚清正廉潔的本色,保持政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才能跳出剝削階級統治的歷史周期率,實現長期穩定執政。正是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這一歷史發展規律的真理性認識,我們黨始終認為黨的執政地位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總之,充分發揚人民民主,戒除專制主義,是從實質上解決腐敗問題的治本之策。

腐敗的產生和蔓延不僅僅是個人品質一種因素,反腐敗也不僅僅是紀委一個機關的責任,只有全黨、全體人民都參與,走群眾路線才能奏效。回顧黨的歷史,將日本人趕回老家的,最終是人民戰爭;1958年江西省余江縣戰勝血吸蟲的根本經驗,就是領導、專家和群眾相結合;也可以說,最后戰勝新冠病毒的,也是黨領導下的群眾路線。人民一旦發動起來,腐敗分子無處藏身。實事求是地說,腐敗分子不完全怕紀委機關,但是他們絕對怕人民,怕覺悟起來的人民,怕人民的監督、舉報。有人說,人民群眾不舉報怎么辦?原因有兩條:一時舉報了沒有用;二是舉報了怕報復。

第三,“官吏即商人”是個腐敗的大坑。領導干部經商辦企業,包括他們的家屬子女利用老子的權力經商辦企業,這是腐敗的一個大坑,它要比貪污受賄來得更快、更多、更猛,負面影響更大,也更惡劣。也許有些領導干部及家屬子女會說“沒有利用手中的權力呀”,有沒有利用權力說不清,這無須證明,只能說“此地無銀三百兩”了。

毛澤東在談到國民黨因腐敗而垮臺時說過:“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8頁。)毛澤東認為,“官吏即商人”,是蔣介石國民黨失敗的一個及其重要的原因。

1949年1月,國民黨敗局已定,蔣介石隱退,李宗仁作為代總統出面搞“假和談”、真“南北分治”期間,即1949年1月19日下午,已經深感大勢已去的蔣介石“召集張治中、張群、吳忠信、孫科、邵力子、吳鐵城、陳立夫到黃浦路蔣介石官邸談話。他說:‘我是決定下野的了,現在有兩個方案請大家研究:一是請李德鄰出來和談,談妥了我再下野;一是我現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鄰主持!’大家面面相覷,半晌無言,蔣就一個一個地問。吳鐵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的局面,就說:‘這個問題是不是應該召集中常委來討論一下?’蔣憤然地說:‘不必,我現在不是被共產黨打倒的,而是被國民黨打倒的!我不愿意進中央黨部的大門!’(此話一傳出去,南京市面上馬上就有人反映:‘國民黨不是被共產黨打倒的,而是被蔣某人打倒的!’)最后,蔣介石說:‘好了,我決定采用第二方案……。我既不能貫徹戡亂的主張,又何忍再為和平之障礙!”(王相坤:《毛澤東完勝蔣介石》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147頁。)

蔣介石在敗退臺灣后,在日記中總結了“信仰缺失”和“腐敗蔓延”兩條原因。應該說,這兩個問題的發生、發展,有一個較長的過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根據歷史的教訓,一個政黨、政權從開始出現敗象到真正垮臺,一般需要幾年、十幾年以致幾十年的時間。滿清政府自慈禧垂簾聽政到晚清垮臺,用了47年(其中從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她攜光緒皇帝西逃,到1911年垮臺,用了11年);蘇聯從1985年戈爾巴喬夫出臺“新思維”,到1991年蘇聯解體用了6年(從1987年10月,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出版,到1991年蘇聯解體只用了4年)。所以,居安思危,不能等到危局出現之后再企圖挽回,那時已經晚了。蔣介石垮臺的時間更短,從“三大戰役”結束到敗退臺灣,只有1年多的時間,真所謂“亡也忽焉”

說到蔣介石分析的“信仰缺失”的問題,他本人為了與宋美齡結婚,由開始信仰三民主義到信仰基督教,這不是信仰的缺失,而是信仰的改變。蔣介石作為一國領袖,信仰說改就改,國民黨員、國軍將士,也就難以堅守三民主義信仰。至于腐敗,首先也是從蔣介石自己開始的,中國當時財產聚集的“四大家族”,他名列第一。蔣介石是“官吏即商人”的第一人。蔣介石總結的這兩條,都是他自己所為。

因為蔣介石自己是“首富”,也是“首腐”,別人的腐敗他就管不住、管不了了。以至于派蔣經國去上海整頓經濟,以金圓券代替法幣,挽救經濟崩潰局面悻悻而歸。蔣經國到上海后,一出手便整倒了上海的好幾名“大亨”,其中還包括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并將杜維屏關進監獄。杜月笙也不是無名鼠輩,當即找到蔣經國指責道:“要說上海最大的投機倒把者,當屬孔家的揚子公司,蔣先生要‘打虎’,總不能盯著我杜某人一個人打!”為逼蔣經國對孔家出手,杜月笙還在報紙上大肆宣揚,稱蔣經國“打虎”實際上是“假打”。此時的蔣經國,不打算對孔家出手也不行了。不久,查封了揚子公司的倉庫,孔令侃十分惱火,當即威脅蔣經國:“你們想搞我,我也不會讓你們好過,等著瞧!”于是把宋美齡調動起來了,她當即乘坐飛機來到上海,調解蔣孔之間的矛盾。但蔣經國并沒有給宋美齡面子,宋只好求助于蔣介石了。蔣介石正在東北安排軍務,于是將軍事問題丟給杜聿明,自己飛往上海處理孔家的事情。

在蔣介石的調停下,蔣經國撤銷了對揚子公司倉庫的查封令。而杜月笙抓住了這個關節,大力宣傳蔣經國“打虎不打自己人”的消息,搞得蔣經國十分被動。眼看自己失信,上海的經濟已經整頓不下去,只能乘專機灰溜溜地離開了。這場上海“打虎”行動,最終以蔣經國的全面失敗而告終。這如同一部電視劇,迂回曲折、懸崖疊嶂。說明一個王朝到了病入膏肓、氣數已盡的時候,任憑千方百計也無力回天。

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兩個總結,殊途同歸。對比之下前者析得一針見血,后者總結得也很全面。國民黨的失敗,主要是因為腐敗。我們總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是為了吸取教訓,從根本上防止共產黨的腐敗。

“官吏即商人”是黨國的癌癥。毛澤東認為,“官吏即商人”這是國民黨垮臺的主要原因,這也是產生官僚資產階級的溫床,也是其政權必然走向失敗的根本原因。或者說,“官吏即商人”發展的結果,就是官僚資產階級的專制統治。從表面上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軍把它打垮的,但從問題的實質看,是因為腐敗,特別是“官吏即商人”,是自己打垮了自己,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今天同樣,共產黨不必憂慮美國,也不必擔心周邊國家挑釁,主要的精力是防止自己打敗自己。

“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腐敗的典型表現。官僚資本家與貪污受賄的腐敗分子的區別,前者是依靠手中的權力經營稀缺資源賺錢,后者是依靠手中的權力尋租撈錢,二者都在人民授予的權力上打主意,但前者對政權具有更大的危險性。

“官吏即商人”這種問題,對于我們共產黨的領導干部也值得反思。在資源短缺的中國,領導干部經商,就沒有平民百姓的份兒了,也談不上真正的市場經濟公平。這往往比貪污受賄斂財更容易,也更貪婪,面積也更大,而且極難收拾,對黨和國家造成的危害更為深重,老百姓早就深惡痛絕了。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次群眾路線教育蘭考縣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當官,就不要想發財。官吏就是官吏,有國家的俸祿。要想發財,就別當官,到市場上來。”這個話講得實在深刻,也很樸實。

這里有兩層意思;一是不能貪污受賄;二是不能經商辦企業。國民黨打倒了國民黨也好,蔣介石打倒了國民黨也好,這就是唯物辯證法的規律,就是自己打倒了自己。這是一個政治集團滅亡的規律,不怨天、不怨地,不尤人,只能怪自己,任何外力都無濟于事。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從內部攻破堡壘,沒有任何挽救的辦法。

盡管腐敗是與共產黨執政性質決不相容的現象,但是,應當看到,我國在體制上確實也存在著發生腐敗的溫床。領導干部子女出來經商,尤其是做礦產、地產,從事私有資源等行業,其優勢是婦孺皆知的。對這個問題老百姓和知識界早有議論,并且極為關注。早在80年代初,那時還沒有搞市場經濟,群眾反映就十分強烈。當時有一位主要領導人的兒子經商,他面對大家強烈的反對意見,有一個說法:孩子大了,由他們自己在法律范圍內獨立活動,父母不予干涉(大意)。這個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他忘記了一個最重要的實質性問題,這就是中國的國情。中國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一方面是市場經濟,一方面是一黨執政。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干部,掌握著一定的資源。如果領導干部自己,包括他們的家屬、子女可以出來經商,就發生了一個至關重大的問題:權力一旦和資源類投資聯系起來,就會出現類似官僚資本的現象。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最后就會走上官僚資本道路,比貪污受賄斂財更加便利,也似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我國法律上沒有對官吏經商懲處的條文,這只能靠紀律來約束,但黨政紀律上也沒有此項規定,這就為“官吏即商人”的腐敗行為留出了缺口。

醫生往往把乙型(丙型)肝炎稱為慢性肝癌;將萎縮性胃炎稱為慢性胃癌或癌前病變。如果全國的領導干部家屬、子女出來經商,則是中國共產黨的癌前病變。已故著名作家二月河稱一個國家的腐敗問題為“糖尿病”。醫生說:“糖尿病不算病,并發癥要了命。”什么是一個患有糖尿病的國家的“并發癥”呢?“官吏即商人”就是!

第四,發揚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也是在黨的建設上做出卓越貢獻的第一人。他把黨的建設視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并視為一項“偉大的工程。”他認為,在中國的國情環境下,要建設一個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成熟和組織上純潔的鞏固的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強調從思想上建黨。思想建黨的核心是反對個人主義。這是在《反對自由主義》這篇光輝著作中寫明了的。他例舉了自由主義十一種表現,最后歸結為:“自由主義的來源,在于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現在的情況,就更加嚴重了,“一切向錢看”,這是萬惡之源,純粹屬于資產階級價值觀,這是毀掉一個民族的最大的腐蝕劑。

對于“思想建黨”,毛澤東同志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說:“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分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于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著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頁。)《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我們有許多同志不大清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區別。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還說,他們“頭腦里還裝著許多剝削階級的臟東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無產階級思想,什么是共產主義,什么是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頁。)在中國民主革命中,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所以領導人民取得勝利,思想建黨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現在,中國有14億人口,農民占9億多,共產黨員9000多萬,黨被小資產階級成分包圍的狀況基本上沒有改變。如此,解決思想入黨仍然是黨的建設中的極為重要的問題。腐敗問題大都發生在黨的領導干部中,解決這些人的思想入黨問題,更是解決腐敗問題的治本之策。現在,在縣級以上的領導干部中 ,有多少人不懂得“什么是無產階級思,什么是共義,什么是黨只有靠問卷(閉卷)調查了。

作者系原中共泊頭市委書記,原滄州市市長、市委副書記,市委代理書記,原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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