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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歷嚴重的“滯脹”危機，出現高通貨膨脹率、高失業率和低經濟增長并存的獨特經濟現象。圖為當時美國民眾手持標語橫幅，走上街頭抗議食品價格高漲的場景  視覺中國/供圖

哈耶克推崇的新自由主義是沒有“自由”的“自由主義”，因為其“自由哲學”的基礎是“文化進化論”或“自然選擇論”，將“自由主義”置于其中，造成的后果必然是“給予富人、索取窮人”，“強者恒強、弱者越弱”。

新自由主義為世人描繪了一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但這一“烏托邦”帶來的是一次次危機，其核心概念“自生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制造的并非自然生成的自由市場，而是“市場專政”。在“市場專政”下，新自由主義用“自由哲學”掩蓋了自身及資本主義的矛盾，即生產生活資料占有與分配的極端不公平，導致多數普通人和少數精英的階級對立。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人們無法找到真正實現自我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的道路。

“自由繁榮”神話帶來危機疊加

所謂新自由主義，通常指新古典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逐漸成為英美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壟斷對人類社會發展模式的思考與探索，宣揚能給人類社會帶來自由和繁榮，強調“自由秩序永存”，要求維持現狀、反對變化，批判一切取代自由市場的主張，否定其他社會發展道路的可能性。

1947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召集了瑞士佩勒蘭山會議，并成立佩勒蘭山學會，這是新自由主義發展的重要節點。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常被視為新自由主義創立的“憲章”，主要抨擊政府權力的干預限制了自由市場運轉，將民主社會主義、左翼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等都視為“現代奴役制”，認為其會“破壞”個體自由，“扼殺”人們發揮才能的積極性。路德維希·米塞斯在《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中解釋：“創造我們時代財富的一切因素都可以歸功于資本主義的組織方式和生產方式”，“人類相互合作的唯一可行的制度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但是，歷史用反復出現的“危機”和長期呈下降趨勢的經濟增長率，證明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恰是危機與衰退。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陷入經濟衰退，出現“滯脹”危機，新自由主義由此登上歷史舞臺。以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成功當選英國首相為標志，此后，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歷史周期主要經歷了三次危機。

一是20世紀80年代應對通貨膨脹引發的“雙赤字”危機。新自由主義主張通過壓縮政府開支、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保持自然失業率、推行稅制改革（減少對高收入者征收所得稅和大企業的利潤稅等）等措施應對通貨膨脹。然而，相關政策給英美國家帶來的卻是“雙赤字”——預算赤字膨脹和貿易赤字加速，公共債務達到新高度，盡管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貨膨脹，但社會進入新的衰退期，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失業率翻了一番，經濟增長率下降，呈現脆弱和搖擺不定的狀態。與此同時，生產生活資料的占有和分配更多向企業、投資者和富裕家庭傾斜。

二是20世紀90年代的私人債務危機和中東歐地域性危機。與20世紀六七十年代相比，這一時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投資率明顯下降，主要原因在于金融市場放松管制，導致投機性領域盈利超過生產性投資，貨幣交易飛速發展，資本主義食利性和寄生性大大加強。佩里·安德森的研究表明，進入20世紀90年代，美國家庭和個人債務打破二戰以來歷史紀錄，失業率更達到二戰以來最高水平。經合組織國家經濟指數都是負數，總失業人口已經達到3800萬。同時，新自由主義利用東歐劇變“開拓”新空間，制造新的地域危機。從經濟增長角度看，到1999年，只有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恢復到198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水平；到2005年，絕大多數中東歐國家才恢復到1989年的水平。

三是21世紀后出現的金融危機、主權債務危機等。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民主黨等左翼力量提出“第三條道路”，試圖緩和激進政策造成的危機，但未從根本上觸動新自由主義，反而使“社會民主主義新自由主義化”。歐美左翼和右翼的“聯姻”，使新自由主義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到2008年，新自由主義長期推行的金融自由化和貨幣、財政、貿易等政策及債務“大躍進”，導致美國率先爆發金融危機，繼而在世界各國引爆經濟危機并持續至今。伴隨這一進程的是歐美左翼、右翼政黨趨同化，兩者都成為新自由主義“代言人”，成為許多民眾反對的對象，這也刺激各國民粹主義勢力崛起，引發政治、社會、文化等多領域矛盾。

從撒切爾上臺至今，新自由主義并沒有真正實現經濟長期繁榮發展。據世界銀行等機構的相關數據，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合組織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始終沒有恢復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發展狀態。同時，在危機常態化趨勢下，人們逐漸認識到，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危機已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危機，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更加直指本質，甚至有觀點主張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原則——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

“自生自發秩序”導向“市場專政”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是哈耶克提出的“自生自發秩序”，出發點是解釋市場如何發揮作用，認為市場是“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哈耶克認為，市場秩序與政府權力沒有關系。但這一認識無視市場機制的產生過程和現實運作，成為脫離現實的“烏托邦”。

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權力，要求縮小政府規模和權力，往往容易給人造成錯誤印象，認為其維護的是所謂自然生成的自由市場及“個人自由”，反對任何外在權力干預。但事實上，沒有政府權力干預，新自由主義就無法迅速興起并擴張。新自由主義恰恰是通過政府權力的重新配置，來維護“自由市場秩序”。

1938年，沃爾特·李普曼召集的巴黎會議就認為，新自由主義是自由放任和計劃經濟外的“第三條道路”，要制定讓“汽車能夠自由行駛”的法律，這也意味著要重新配置政府權力。新自由主義登上政治舞臺后，哈耶克等人就強調要維護強大的國家權力，使之有能力削弱工會力量、嚴控貨幣總量等，并在憲法和法律層面制定一系列規則，使上層建筑對新自由主義形成“黏性”。因此，新自由主義也是一種“秩序自由主義”，即讓市場機制彌散到所有領域，讓盡可能多的社會要素（甚至人）成為商品，推動市場規律成為“法規”，使社會生活各方面都“遵守”其規則。新自由主義并非自由放任，而是更強調“法律—政治的干預主義”，目標不在于調節市場而是服務市場。福柯說，“新自由主義的政府需要在深度和廣度上對社會進行干預”，這就涉及上層建筑的所有領域，尤其是將國家權力置于市場“監督”之下。

新自由主義首先通過占有政府權力，制定各類財政、貨幣、競爭政策，形成各種超越國家的貿易組織條款和眾多“自由貿易”協定，使自身“憲法化和法律化”。而這一過程往往通過威權領導人及其領導的政府完成。新自由主義倡導者也都帶有崇拜權威的特征，如米爾頓·弗里德曼認為，正因實行獨裁統治的智利總統奧古斯托·皮諾切特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才創造了“智利經濟奇跡”。哈耶克將《自由憲章》送給奉行獨裁統治的葡萄牙總理安東尼奧·薩拉查并附言：“這本關于憲法新原則的導言性隨筆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制定出一部能抵制濫用民主的憲法。”

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新自由主義逐漸向“制度化”演變，即改造政治制度以防止經濟政策被大多數人的意見干涉。如財政部門被新自由主義政策制定者把持，中央銀行被金融資本掌握，公共服務部門私有化并被各類基金控制，政府監管機構被架空，司法系統、新聞傳媒等領域都要遵循新自由主義原則。通過制度嵌入，新自由主義逐漸完成權力的重新配置，強固自身制度根基，幾乎不可能從內部進行改革，最終導致民主空間、合法抗議空間和政策制定空間等愈發縮小。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資本主義國家右翼力量和民粹主義勢力崛起，他們既反對新自由主義制度下選舉出來的領導人和形成的“精英”階層，同時又強化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由此產生“新自由主義威權主義”（neoliberal authoritarianism）或“威權新自由主義”（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這充分暴露出新自由主義的目標指向——以“自由”之名“弄權”，重構資本積累條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為維護資產階級精英權力提供“合法性”和“正當性”。

總體上看，新自由主義最明顯的特征就是“極端性”，其更加認同權威國家和威權政府，在提供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綱領的同時，毫不妥協地推行激進政策，壓制一切反對者。當下，新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政黨及領袖的結合更加證明了這點。因此，“自生自發秩序”造成的“自由市場”，并非讓國家權力不干預個人或市場，而是將國家權力轉變為市場的工具，哈貝馬斯說，“自由市場”的運行，“需要一種與個別資本相對應的、非資本家的國家發揮強制性作用，充當代理角色，貫徹競爭領域所無法形成的‘集體資本主義意志’”，這使“市場決定一切”的思想“法律化”、“制度化”了。一切服從市場律令，無異于“市場專政”，而組成市場的個體，自然就分化為“專政者”和“專政的對象”。

“自由哲學”造就分化、對立的社會

追求“自由”，是“自生自發秩序”的核心價值，由此衍生的“自由哲學”，也成為“市場專政”的核心思想。哈耶克理解的“自由”，是一種人的非強制狀態，“用法律保護個人并使其免受任何專斷強制的支配”。哈耶克認為，“自生自發秩序”的“優越性”正在于可以最大限度保障人的“自由”，減少強制力對人的支配。然而，在“市場專政”下，人們在“自生自發秩序”中受到的奴役或強制，卻被哈耶克完全漠視和否定。這種“自由哲學”鼓噪個人有選擇并實現自身目標的自由，但這些目標更多是異質性甚至是相互對立的，消解了共同價值和集體目標，社會也就愈發成為人與人或群體之間競爭乃至沖突的場所。“市場專政”使“自由哲學”成為“常識”，往往讓個體深陷多種身份認同的沖突中無法自拔，掩蓋了掌握“專政”權力的少數個體占有和分配生產生活資料的事實。

新自由主義塑造了“自由哲學”的“普遍性”，使自身蘊含的觀念、話語、價值觀成為“常識”和“理性”。20世紀七八十年代到9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成為歐美主流政黨共識，成為觀察和改造整個世界的方法和工具，決定了政府政策制定過程、性質和適用范圍，并逐漸形成“新自由主義教條”。在這樣的話語和理論框架內，新自由主義被形塑為市場力量及其理性邏輯的“自然神學教義”，任何反對群體及其提出的替代方案，都被視為不切實際的或錯誤的。

新自由主義采取巧妙調和的方法，建構自身文化權力，向社會灌輸“自由哲學”，以模糊化、復雜化的方式切割對不平等的多元認識。例如，新自由主義強調“個性自由”是社會基礎，將身份政治、多元主義等從其他社會力量的意識形態中抽離出來，使之“建制化”；其強調個體自我選擇的權利，目的不在于解決問題，而是運用“法律化”、“制度化”的權力“煽動”多元力量，使個體具有女性主義、動物保護主義、LGBT等多重社會身份認知，轉移人們的注意力，制造并加深身份對立和群體分化。這種被刻意制造出來的“不同身份”，掩蓋了真實的社會矛盾，尤其是經濟不平等和階級分化，使人們忽視了資本主義的矛盾——生產生活資料占有與分配的不平等，導致多數人和少數人的階級對立。所謂“個性自由”，其背后的僵化邏輯是“個人自由→多元選擇→自我負責”，即個人的一切都與自身選擇和努力程度有關，從而掩蓋了社會不平等和長期貧富分化現象，以及導致該現象的本質原因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以下事實可以佐證：新自由主義成為“教義”以來，歐美各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被視為社會平等重要指標的教育，長期處于不公平的發展態勢。

“自由哲學”只保障建立在抽象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市場秩序，必然帶來等級化的社會秩序，因而是“借尸還魂”后的現代封建自然秩序或神權秩序，其中的“自然權利”即“自然選擇正當”，使個體在分化且沖突加劇的社會中不斷異化。由此，“市場專政”下的“自由哲學”幻想正在破滅，美國社會早有議論，認為美國人在追求“自由”的名義下，實際捍衛的不過是商人追求經濟利益的一種“合理化”結構，與勞動大眾的利益無關，以至于有觀點批判，哈耶克推崇的新自由主義是沒有自由的“自由主義”，因為其“自由哲學”的基礎是“文化進化論”或“自然選擇論”，將“自由主義”置于其中，只能是“給予富人、索取窮人”，“強者恒強、弱者越弱”。這樣一種“自由哲學”，使個體迷失于多元身份和“自由選擇”中，被束縛在生產生活資料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中，從而無法找到真正實現自我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的道路。

作者：來慶立，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來源：《歷史評論》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