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給中國新能源車加征了102%的進口關稅，這個老登笑逐顏開，但有他哭的一天
比亞迪秦L創造歷史
現在的美國真的跟大清末年越來越相似了，也許美國人不知道這事兒，因為他們沒經歷過大清，還在“屯不錯”，但我們中國人都經歷過，中學歷史課本上都寫著呢。比如我說一件事，剛剛比亞迪汽車出了一款新的秦L新能源汽車，秦L一出世就震撼汽車界，因為它的油耗百公里2.9升，滿油滿電續航達到了2100公里，有中國車友親自試過，最遠續航可以達到2400公里，2400公里！這無論是在燃油汽車歷史上，還是在新能源汽車歷史上都已經是絕無僅有的極限了，就是說比亞迪正在創造汽車新歷史。但是我們知道，美國政府剛給中國新能源車加征了102%的進口關稅，這是從25%的進口關稅上增加上來的，而即使在關稅為25%時，美國也是嚴重排斥進口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的。你無法想像，你也想不通，美國今天的這種閉關鎖國已經到了當年大清末年的狀態了，這還真是閉關鎖國，就是把世界上最好的產品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堅決拒絕掉，結果就是美國消費者永遠也沒機會享受到世界上最物美價廉且技術最先進的新能源汽車。
美國現在毒品、大麻和芬太尼的泛濫程度，也已經遠遠超過19世紀末的大清了。
不過，這也不是我本文的真正主題，本文想跟大家聊兩篇《紐約時報》上的文章，兩篇都很值得一讀，第一篇標題是《為什么拜登不想讓美國人購買廉價中國電動汽車？》。這篇文章說，拜登政府現在希望美國更多的汽車和卡車使用電力，為此就要從多個方面推動，包括嚴格的汽車排放新法規以及極為慷慨的新補貼政府，可以讓美國消費者在每輛新電動汽車上少花錢高達7500美元。但與此同時，拜登又將中國電動汽車的進口關稅增加到100%以上，他們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美國的汽車制造商，拜登和他的助手們認為，在美國平均零售價超過5.3萬美元的電動汽車如果能夠再便宜一些，就應該會更暢銷；然而，另一個無法讓人忽視的事實是，即使如此高的關稅，確實能使許多潛在的中國進口產品跟美國造的電動汽車相比會處于明顯價格劣勢，但在此等加征關稅之后，打了折的比亞迪海鷗等車型的價格可能仍然低于一些美國的競爭對手，所以，現在俄亥俄州參議員謝羅德·布朗等人又在呼吁拜登，干脆完全禁止從中國進口電動汽車。當然，現在拜登“不想讓美國人購買廉價中國電動汽車”的公開理由并不是要對中國電動汽車閉關鎖國，美國人總是能找到一些華麗空洞的字眼，比如說希望能阻止中國在電動汽車等類似行業獲得壟斷，還有，就是鞏固美國的國家安全，再就是利用能源轉型來給美國人民創造就業機會，等等，紐時的文章明明是在為美國政府用極高關稅攔截中國新能源汽車鼓吹理由的，是給美國政府辯護的，但我看來看去怎么都覺得，這是在諷刺美國的閉關鎖國政策的。
我估計，當紐時的記者和編輯現在知道了比亞迪現在又推出了一款續航里程達到了2100-2400公里的新能源汽車時，你可以想像他們的臉色會有多綠？自己騙自己真就這么有意思嗎？
《紐約時報》上還有一篇文章也值得讀讀，標題為《中國是如何在產業政策上遙遙領先于世界的？》，無論這篇文章的作者對中國帶著多少敵視的態度，但紐時能發出一篇從產業政府上反思中國經濟的文章，還是值得肯定的，與此同時，我們也能從中像鏡子一樣，看到中國這些年經濟成功的根本動力還是中國政府實施的產業政策，雖然很久以來，一些中國自己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卻一直以貶低中國的產業政府為樂，但現在美國人已經在替他們開始反思了。文章里說，美國、歐洲正在試圖拼命趕上，這些國家希望糾正以前在產業政策上的失誤，借鑒中國成功經驗，它們正在為本土企業提供巨額補貼，同時試圖阻止有競爭力的中國產品進入本國市場；但是，對西方來說，問題是支撐中國工業主導地位的是其幾十年來的做法，它一直在使用一黨制國家的權力和資源來調動政府和銀行，同時鼓勵私營企業之間的瘋狂競爭。比如中國早期對化工、鋼鐵、電池和電子等行業的扶持，以及對鐵路、港口和高速公路的大量投資，還包括國有銀行提供的低息貸款和省級政府提供的廉價土地，而且它們幾乎從不指望能得到支持的公司會馬上盈利。美國總統和歐洲國家領導人現在已下定決心發展本國在半導體、電動汽車和電池等先進技術領域的制造能力，也就不得不部分采用中國的一些扶植產業的做法，而中國在主導全球關鍵制造行業上的成功，表明了國家產業政策的可能性和力量，文章認為，現在西方國家接受產業政策的一系列做法，已經與美國及其盟國們此前倡導的開放市場和最小政府干預的意識形態背道而馳了。包括美國的《芯片與科學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都被紐時的文章認為是拜登政府在美國歷史上范圍最廣地使用產業政策干預國家經濟的例子，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戴維·奧托爾說，中國政府更注重將低成本出口送往全球市場，同時防止外國公司主導國內市場，而拜登政府則更注重阻止中國出口產品進入美國，同時阻止中國獲得某些關鍵的美國技術。上面的兩篇文章，雖然是為拜登政府的一些經濟政策站臺，但卻可以從中反證中國一直以來所實施的產業政策是正確的，而且這種正確正在被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所接受，并被模仿起來。
當然，我個人認為，即使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接受并開始模仿中國的產業政策，最終它們也沒有辦法獲得和中國一樣的成功的，這背后正是政治體制在較量，也就是政治制度優越性在較量；而與此相左，美西方國家現在在政治制度上對中國不但沒有正確認知，不但不會模仿，反倒還在無限仇視，還在自高自大，好吧，那就讓他們繼續表演下去好了。紐時的這兩篇文章雖然讀起來別別扭扭，又想說拜登政府是個婊子，又想給他立個牌坊，但客觀地說，這兩篇文章也能證明，從特朗普時期到現在，中美貿易戰、科技戰和新舊生產力之戰打到現在，已經有部分頭腦清醒的美國人開始反省了，開始從客觀和正確性上認知中國經濟的崛起了。但是，我們還是要說句但是，但是，這并不是什么好事，中國倒不希望美國人這么早就開始反思自己，寧愿美國人一直腦血上涌地跟中國對著干下去。當然了，即使在大清末年，仍然還是出了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戊戌變法”的，其實孫中山當年也是康梁變法的追隨者，只是最后在“戊戌變法”的棋走死之后，才開始推翻大清王朝的國民革命的。所以，《紐約時報》的作者們即使頭腦再清醒，即使他們提出的某些主張非常具有建設性，但根本擋不住現在的美國正在疾速滑向大清末年的閉關鎖國和毒品泛濫的腳步，大清最后什么結果，它最后一定也會是什么結果。（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司馬平邦說”微信公眾號，有刪改，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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