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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被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放眼當時的世界格局，中國不過是英國利益擴張中的一個環節，除了中國，日本、南美洲、中東等地區，都在英國的擴張勢利之中。

早在美國獨立前后，就有人提出殖民地與母國之間應該實行“自由貿易”，挑戰了傳統的重商主義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宗師亞當·斯密則認為：母國對于殖民地的貿易壟斷，不僅對殖民地的發展不利，而且對母國自身也不利，他主張向各國商人開放殖民地市場，最終實現貿易自由。斯密的學生大衛·李嘉圖也認為應該使進出口貿易盡可能處于自由狀態，如果“可以自由出口或進口而不加限制，那么國家……所享受到的將是舉世無雙和簡直難以想象的繁榮和幸福”。這種“自由貿易”理論反映了工商業集團要求廢除殖民地貿易壟斷的強烈愿望，在1815-1849年間，自由貿易理論漸漸獲勝，英國走進全面的“自由貿易”時代。

按照這種理論，英國在殖民地問題上應更關注海外貿易航線的建設與安全，占據并保護交通要塞、戰略要地、關鍵的基地與海島，以確保帝國貿易航道的暢通。隨著自由貿易理論大行其道，英國逐漸放棄了貿易壟斷政策，“貿易優先于統治”成為新的殖民政策。于是在19世紀英國海外殖民地的保有或占領中，就表現出明顯的“貿易優先”原則。1808年，英屬新斯科舍（New Scotia）和新不倫瑞克（New Brunswick）總督宣布，允許英國或美國船只把某些商品轉運到西印度，突破了100多年來《航海條例》（Navigation Acts）的限制。1811年，英國允許除法國之外的任何國家的船只裝載某些重要產品，如小麥、面包、餅干、樹脂、瀝青等進入英屬哈利法克斯、圣安德魯斯、圣約翰（St.John）等港口。

印度也逐步放開了自由貿易，瓦解了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權。從1793年起，一定噸位的英國個體商人的商品被允許進入印度；到1813年，英國政府廢止了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貿易壟斷資格，在印度初步確立起“自由貿易”原則。1840年代，自由貿易在英國臻至頂峰，英國廢除了《谷物法》（Corn Laws）和《航海條例》，變貿易保護主義為自由貿易政策；它開放了英國自身的市場，也用種種方式使其他國家開放市場。

這樣，在“自由貿易”的旗幟下，英國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了新一輪的殖民擴張，不過，這一時期的重點在爭奪原料產地和產品銷售市場，而不是擴大帝國版圖，“貿易優先”主宰了英國擴張的新思路，在世界各地，它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第一種形式是以貿易為目標，用商品和資本打開落后國家的市場。帕默斯頓就宣稱：“我們所要的是貿易，土地對于貿易并非必須，在屬于其他人民的土地上，我們能很好地開展商業。”英國對那些愿意接受“自由貿易”的地區不使用武力，也不占領土地，它更愿意采用欺騙或收買的手段來達到目的，即便像帕默斯頓那樣的帝國強硬派也是如此，他在1839年議會辯論土耳其問題時說，他主張“用和平手段從物質上支持大不列顛的商業，沒有和平，就不能指望有繁榮的商業”。這番話雖然有一點矯揉造作，但確實體現了當時英國的“貿易優先”政策。

第二種形式是通過施加政治影響，來誘使弱小地區就范。因此，帕默斯頓拒絕拿破侖三世瓜分埃及的建議，就一點也不奇怪，他說英國的動機是“我們想要與埃及的貿易，想要穿越埃及的通道，但我們不想要統治埃及的責任與負擔，讓我們用商業的影響來改進所有這些國家，讓我們避免一次十字軍東征”。對中亞，雖然這個地區是介于俄羅斯和印度之間的重要緩沖地帶，有助于保衛印度，但只要有可能，英國就通過政治影響來貫徹它的意旨，因此它分別在1836年和1857年與伊朗簽約，1838年和1861年與土耳其簽約，得到了貿易、投資等方面的特權，如開設工廠、減免關稅等。

第三種形式是“炮艦政策”。英國以海軍的力量強制推行“自由貿易”，強迫全世界為英國的商品打開大門，在這種政策下，領土擴張并不是首要目標，重要的是貿易“自由”。對于公開抵制“自由貿易”、不服從英國意愿的國家，英國用武力進行打擊，強迫對方接受貿易。理查德·科布登、約翰·布萊特等自由貿易的吹鼓手曾指出：英國……只樂意在迫使非歐洲國家打開市場時才訴諸武力。帕默斯頓是推行炮艦政策的主要人物，在他主導下的兩次鴉片戰爭，就是炮艦政策的典型案例。英國戰勝后，通商和賠款是和約中的主要內容，中國因此被迫打開國門，讓英國制造品無限制地涌進國內，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很快被沖垮了，中國由此而深陷在越來越嚴重的民族危機中。英國讓鴉片這種罪惡的商品在中國市場上“自由”地貿易，“自由貿易”的道德合法性具有極大的諷刺性。

英國對日本也實行炮艦政策。1858年，美國“黑船”打開了日本的大門，英國人便很順利地搭上美國人這趟便車，達到了與日本通商的目標。但1863年8月，英國以使館人員被殺為由發動“薩英戰爭”，炮擊鹿兒島（Kagoshima），索取巨額賠款；次年又發動下關（Shimonoseki）戰爭，再次索取大量賠款。兩次戰爭的目的都是保護英國的商業利益，迫使日本作出更大的讓步。

在美洲，1845年英國用炮艦封鎖普拉特河（River Plate），打擊阿根廷的貿易壟斷，后來它改用勸誘手段促使其改變經濟政策，而放棄了兼并普拉特河口的計劃，“貿易優先”躍然可見。在西非，炮艦政策以阿散蒂戰爭最典型。英國從17世紀起侵入西非，先后占領岡比亞（Gambia）、塞拉里昴（Sierra Leone）、尼日利亞（Nigeria）、黃金海岸（Gold Coast）等地，奴隸貿易曾經在這些地方盛行不衰。后來英國放棄了奴隸貿易，但西非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為英國提供咖啡、礦產等工業原料。

到19世紀中葉，以阿克拉（Accra）為中心的盛產黃金的沿海地帶“黃金海岸”是英國的“保護地”，但內陸土著部落組成的阿散蒂聯邦不屈服，英國于是多次發動侵略戰爭，企圖征服阿散蒂。在1806和1821年的兩次戰爭中英軍被打敗，1821年英國總督甚至戰敗自殺；但是在1826-1831年和1873年的兩次戰爭中，英軍獲勝，并且在1896年攻占阿散蒂首都庫馬西（Kumasi）。1901年阿散蒂發動起義，失敗后被并入英國的黃金海岸殖民地。

最后一種形式是占領重要的貿易據點，建立要塞，以保證“貿易優先”。在第二帝國時期，英國政府首先考慮的是保衛英國與印度之間的海上通道，為此在拿破侖戰爭時期將荷蘭在錫蘭和開普的海軍基地占為己有，后來又占領亞丁、新加坡、塞浦路斯等地，并與俄國劃分在伊朗的勢力范圍，建立起從好望角到印度洋的通暢的海上通道。蘇伊士運河開通后，占領埃及也屬于這種情況。占領殖民地也是為了貿易，這在印度表現得很明顯。在第二帝國時期，印度是“帝國王冠上最珍貴的寶石”，是帝國財富的最大源泉，是英國最重要的原料產地與工業品銷售市場。統計表明，1757-1815年間，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攫取的財富高達10億英鎊；1830年《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寫道：“我們在東方海域的勢力應當維持；不能設想任何針對我們偉大商業的致命打擊，能比放棄這些有價值的屬地更為有效。”英國工業化過程中，市場廣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印度為英國提供了大量原料和廣闊的市場，英國棉布曾大量涌入印度，擠垮了當地傳統的手工紡織業，摧毀了土著經濟，又為英國的棉紡織業開辟了用之不竭的消費市場。殖民當局引導農民種植英國所需要的工業原料，包括棉花、蔗糖、靛青、鴉片等，除鴉片主要輸往中國之外，其他基本上面向英國出口。通過這樣的一進一出，一種依附性的商業經濟體系在印度形成。

通過“貿易優先”的政策主導，大大小小的殖民地、通商口岸、勢力范圍或租借地成為英國構筑世界貿易網絡的大小支點，難怪有人驕傲地宣稱：“英國是每一片海洋的主人，殖民地人控制著每一塊海岸，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角落沒有我們的工業產品。”通過“貿易優先”的政策，英國變得更加強大了。自由貿易發展到極度，就出現了“無形帝國”的傾向。

 作者：慢老師 ；來源：和您聊語文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