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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英國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

【原編者按】2019年7月26日，英國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官網刊發長文，從資產階級媒體“擅長”開展有關社會主義問題的民意調查角度出發，深入分析了東歐和前蘇聯一些國家的現實案例，得出這些國家的工人們更偏愛社會主義的結論，并闡釋了其背后的生成邏輯，犀利地批判了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偽，堅信社會主義事業必將獲得全勝。

隨著資產階級剝削和“民主”的反烏托邦現實襲來，斯大林和共產主義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尊重和懷念。

根據俄羅斯著名民調機構列瓦達中心（the Levada polling centre）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表明，前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在俄羅斯人中的支持率達到了70%的歷史新高。（斯大林在俄羅斯人中的支持率創歷史新高，《莫斯科時報》，2019年4月16日）

我們習慣于閱讀民意調查，并有理由懷疑他們調查結果的科學性與準確性。因為在很多時候，大部分民意調查的對象只有一小部分公眾。在民意調查中，調查方法通常是決定回答和結果的關鍵。因此，“西方”所謂的“民意調查”一般是一種人口操縱技術，而不是一種科學調查技術。

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我們注意到進行有關社會主義問題民意調查的人普遍懷有敵意。他們在報告中隨意地使用了與社會主義國家相關的“政權”和“獨裁者”等術語，同時他們提到腐敗的資本主義統治帶來的是“自由、牛仔褲、開放邊境和可口可樂”的巨大好處。了解到資產階級調查的偏見與人們對當前資產階級剝削的仇恨的現實背道而馳，我們可以開始窺見隱藏在民意調查背后更大的真相。

有鑒于此，值得回顧一下反革命30年來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一些民意調查。

在過去的十年里，每個前民主共和國都進行過民意調查，這讓我們可以衡量他們對自由市場(即壟斷)資本主義的體驗。一些著名的西歐資本主義期刊似乎對他們報道的結果感到震驚。資產階級記者常常用冷嘲熱諷來表達自己的驚訝，并把東歐工人對失去社會主義制度的失落和樂觀回歸的渴望斥之為“懷舊”。在德國，他們甚至創造了“東愁”一詞用來描述渴望社會主義(東德)民主共和國回歸的人們。

這些記者為了迎合他們報道的主題和期刊的意識形態，巧妙地歪曲文字，試圖在討論工人階級權利的現實和東歐工人的實際意見時掩蓋真相，這些意見來自前社會主義國家工人的生活經歷。當討論沒有西方資本主義認可的政治制度的國家時，這種騙局早已存在。

全文鏈接在文章下方，我們邀請你閱讀他們 —— 記住，每一條數據都被用作主觀歪曲和不相干結論的借口，以便對社會主義發動無理攻擊。比如，如果年輕人想要社會主義，那他們“年輕天真，在生活中經驗不足”。如果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老人想要回到他們曾經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去，那他們是“懷舊”的化石，為他們失去的青春而哀嘆。

如果我們無視評論，從報道的源頭即采訪者來看，我們會發現，那些既經歷過社會主義社會又經歷過資本主義社會的老同志們自己提供了選擇社會主義的詳細而微妙的理由。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上了歲數、曾生活在歐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在修正主義已經忙于根除計劃經濟成果和為資產階級反革命準備必要條件的時候依然堅持選擇社會主義。

俄羅斯和前蘇聯

“在2016年的一項研究中，大多數俄羅斯人表示，他們更愿意生活在前蘇聯之下，希望看到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國家恢復。”（大多數俄羅斯人更希望蘇聯和社會主義的回歸，委內瑞拉南方電視臺（Telesur），2017年8月19日）

前蘇聯集團

“回顧22年前的蘇聯解體，在11個加入歐盟的國家中，有7個國家的居民認為蘇聯解體損害了他們的國家，而不是使他們受益。只有阿塞拜疆人、哈薩克斯坦人和土庫曼人更有可能從解體中受益，而不是受到傷害。格魯吉亞人是分裂的。”（前蘇聯國家人民看到更多的是解體帶來的傷害，蓋洛普（Gallup），2013年12月19日）

東德

“今天，在柏林墻倒塌20年后，57%的東德人仍然保衛前東德......49%的被調查者說，‘那里的生活很好’。8%的東德人堅決反對所有對前東德的批評意見。”（大多數東德人感覺共產主義統治下的生活更美好，《明鏡》周刊，朱莉婭·邦斯坦（Julia Bonstein），2009年7月3日）

匈牙利

“72%的匈牙利人說，他們國家的大多數人今天的經濟狀況實際上比社會主義統治時期的還要糟糕......這是普遍對經濟不滿的結果。94%的人認為該國經濟不好，是中歐和東歐經濟重災區，也是人民不滿情緒最高的地區......公眾對匈牙利融入歐洲更加消極：71%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國家的發展勢頭已被這一進程削弱。”（匈牙利：在社會主義統治下，經濟會更好？《皮尤研究》，2010年4月28日）

捷克共和國

“‘大約28%的捷克人說他們在社會主義政權下過得更好......只有23%的人說他們現在過得更好了。商店里更多的商品、開放的邊界和更好的文化服務被認為是1989年以后新政權的最大成功。另一方面，代金券私有化、人際關系惡化是其最大的缺陷。’大多數捷克人說。”（許多捷克人說他們在社會主義統治下生活得更好，《布拉格每日監測》，2011年11月21日）

前南斯拉夫

“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多達81%的塞爾維亞人認為他們在社會主義時期在前南斯拉夫生活得最好......45% 的人表示，他們最信任社會主義時期的政府機構，23% 的人選擇 2001-2003 年佐蘭·吉尼奇（Zoran Djin?ic）擔任總理期間的政府。只有 19% 的人選擇了當今的政府。（塞爾維亞民意調查：在鐵托的領導下生活得更好，《巴爾干洞察》，2010年12月24日）

在20世紀90年代的種族戰爭中，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區的人們傷痕累累，這些地區現在仍然在歐盟之外，他們懷念約瑟普·布羅茲·鐵托（Josip Broz Tito）的社會主義時代，那時候，與現在不同的是，他們無需簽證便可穿越歐洲。

‘那時一切都好多了。沒有街頭犯罪，工作是安全的，工資足以過上體面的生活，’70歲的貝爾格萊德養老金領取者科維利卡·馬爾科維奇（Koviljka Markovic）說。‘今天，我幾乎無法靠250歐元（每月370美元）的養老金生存’。”（在東歐，人們向往社會主義，安娜·穆德瓦（Anna Muderva），路透社，2009年11月8日）

羅馬尼亞

2010年一項民調顯示，如果齊奧塞斯庫（Ceausescu）競選總統，41%的受訪者會投他的票。63%的調查參與者說他們在社會主義時期生活得更好，而只有23%的人認為他們當下的生活更好。約68%的人宣稱共產主義是個好制度，只是在實踐中出了偏差。（在羅馬尼亞，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共產主義的懷舊，埃琳娜·德拉戈米爾（Elena Dragomir），巴爾干分析，2011年）

烏克蘭、立陶宛和保加利亞

“民調顯示，2009年有30%的烏克蘭人贊成民主改革，低于1991年的72%。在保加利亞和立陶宛，人口從 1991 年總數的近四分之三下滑到略高于一半。”（在東歐，人們渴望社會主義，路透社，2009年11月8日）

“在保加利亞，與已故獨裁者托多爾·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 ）(1954-1989年)去世后肆虐的腐敗和犯罪相比，他33年的統治對一些人來說似乎是一個黃金時代。      

超過60%的人表示，他們過去生活得更好，盡管購物排隊是家常便飯，‘社交聯系’是獲得更有價值商品的唯一途徑，牛仔褲和可口可樂是禁區，買車需要長達10年的等待。

歷史學家安德烈·潘捷夫（Andrei Pantev ）和博日達爾·加夫里洛夫（Bozhidar Gavrilov）寫道：‘對保加利亞人（社會）來說，安全比自由更寶貴。’”（路透社，同上）

對于資產階級媒體來說，這似乎很容易，他們不得不報道一些不利的發現，以證明人們對社會主義僅僅是一種懷舊情緒。“哦， 每個人都喜歡他們的青春，”他們大聲疾呼， “他們懷舊的是他們的青春， 而不是社會主義！”

因此，值得看看人們自己對當前生活的看法。

“大多數東德公民過著美好的生活，”一位前東德公民比爾格（Mr Birger）表示。“我當然不認為這里（重新統一的德國）更好......今天生活在貧困線上的人們也缺乏旅行的自由。”（我們注意到，‘旅行自由’不是被東部各共和國所剝奪，而是被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列強所剝奪，帝國主義列強把社會主義國家的整個存在置于戰爭狀態，就像他們今天繼續對朝鮮和古巴等國家的公民所做的那樣。）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我相信當柏林墻倒塌時，我們被趕出了天堂，”一個38歲的男子寫道，他十分慶幸和感謝自己體驗過民主德國的生活，他指出，直到德國統一后，他才目睹了那些擔心自己生命安全的人，還有乞丐和無家可歸的人。（ 《明鏡》周刊，同前）

就民主德國而言，他對人們的意義似乎不僅僅只是懷舊。人們擁有沒有貧困、有尊嚴的安全生活，遠比在帝國主義資本家的操縱下，國內經濟崩潰時，有“自由”地從一個城鎮流浪到另一個城鎮，半饑餓半無家可歸，或者被迫去外國漂泊被廉價剝削要好。無論如何，在社會主義世界里旅行是可能的，每個工人都有權享受長時間的高薪假期、產假、護工假和病假等等。

更重要的是，我們對一部分民意調查報告進行檢查時發現，接受采訪的普通工人與作者的宣傳敘述并不相符合。《明鏡》周刊文章援引柏林自由大學一個研究所所長、研究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學家克勞斯·施羅德（Klaus Schroeder）的話說：“恐怕大多數東德人并不認同目前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社會政治制度。”

我們在資產階級媒體宣傳中經常看到對社會主義的一個攻擊點是，那些懷念社會主義制度的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大多數都是懶惰和沒有才干的人。事實上，文章中采訪的一位成功商人表示，雖然他個人表現不錯，但他對當前不平等的工資和養老金制度感到不滿，并懷念社會主義時期“那種陪伴和團結的感覺”。

他簡明扼要地總結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他說:“就我而言，我認為我們當時的情況沒有我們今天的情況那樣獨裁。”他總結說，作為幸運的人之一，“我今天比以前過得更好，但我并不更滿意。”

在談到羅馬尼亞時，《巴爾干分析》一文的結論是，不是對社會主義歷史的懷念使人們渴望社會主義制度，而是“人們感受到了越來越大的社會和經濟壓力，因此，無論人們的教育程度、年齡或社會地位如何，他們對獲得更多社會保障的渴望都增加了”。換言之，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經濟不安全狀況惡化，導致社會混亂、貧困、犯罪和不幸福現象加劇。

對俄羅斯人來說，情況很簡單:2017年，俄羅斯人將一半以上的收入花在了食品上。資本主義的回歸意味著絕大多數人的安全感被完全剝奪，與此同時，極少數人獲得了難以置信的財富。

保加利亞人現在也享受著把大部分收入花在食物上的“自由”:“我們過去生活得更好，”31歲的阿妮莉亞·比瓦（Anelia Beeva）說。“我們去海邊和山上度假，那里有充足的衣服、鞋子、食物。現在我們收入的最大一部分花在了食物上。有大學學歷的人失業，很多人出國。”(路透社，同前)

“從表面上看，我看到新的建筑，商店，豪華的汽車。但是人們相比以前變得更悲傷、更加好斗和不快樂了。”保加利亞著名藝術家尼古拉·馬內夫（Nikola Manev）說。

貧困和人民權利喪失的指數級增長與資產階級民主的幻滅密切相關。在這里接受調查的8個國家中，只有兩個國家對自己的民主勉強“滿意”。（匈牙利對當前民主的實踐不滿意，但仍相信資產階級民主理想，《皮尤研究》，2010年4月7日）

在1989年東歐劇變之前，資產階級媒體宣傳中對社會主義的另一個常見的攻擊點是，東歐在某種程度上被其與蘇聯的政治和經濟聯系所禁錮。“被俘虜的國家”一詞在資產階級媒體報道中無處不在。

資產階級媒體及其宣傳者繼續顛覆現實，堅稱東歐在二戰結束時，紅軍將其從納粹占領下解放出來之前都是“自由”的。事實上，在二戰之前，所有這些國家(捷克斯洛伐克除外，該國在1939年由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簽署的納粹-英國條約下被隨意地割讓給法西斯德國)都是由這樣或那樣的壓迫和獨裁的君主或暴君統治的。

例如，這種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幻滅可以在匈牙利看到。70%的匈牙利人認為生活在一個真正的多黨選舉的國家非常重要，但只有17%的人認為多黨制保障了匈牙利的“民主”。這也表明，盡管匈牙利無產階級憤怒，但他們并沒有完全擺脫“多黨制”資產階級制度的欺詐，這種制度掩蓋了一個事實，即在多黨制背后隱藏著一個不能被投票推翻的統治階級。

讀到這篇文章的開明人士可能會擔心“民主的幻滅”，但請不要忘記了資產階級民主是虛偽民主的觀點。在西方，你可以改變執政黨或總統，但你不能改變政策。前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民主意味著公共工業和服務的私有化政策——攫取由人民積累起來的財富，這些財富以前只用于造福人民。

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剝奪了這些資產，將其變成了牟利的工具。資本主義復辟帶來了食利派的寄生產物，他們唯一的興趣就是利用國家機器，用沾滿受剝削人民鮮血的雙手榨取勞動人民身上全部的價值。

那些在歐洲和蘇聯協助瓦解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希望加入寄生的帝國主義俱樂部，像美國、英國和德國的百萬富翁階級一樣生活。相反，他們的同胞已經變得像墨西哥的人民一樣——無論是就地工作還是運往國外務工，西歐和北美資本都可以利用這些廉價勞動力獲取超額利潤。

反革命后，東歐被系統地去工業化。他以前的獨立州變成了新的傾銷西方商品的殖民地，給當時正走向衰退的全球資本主義打了一針急需的強心劑。隨著東歐經濟的去工業化，就業機會被摧毀，迫使許多年輕而強壯的勞動力打包行李前往德國、英國和法國，轉移到帝國主義中心尋找工作。

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嚴峻的經濟形勢都伴隨著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下降。失業、典型的資本主義貧困及其帶來的絕望等弊病卷土重來，凸顯了資本主義剝削下產生的諸如大規模吸毒、肺結核、艾滋病毒、賣淫、暴力、犯罪和精神疾病等所有丑惡特征。

在前蘇聯領土上，出生率直線下降，預期壽命下降了7年，墮胎率飆升。這很少被提到，但代表了一場真正的資本主義大屠殺和數百萬未知的歐洲工人的死亡。

隨著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被迫進行大規模私有化和去工業化，這個曾經繁榮而自豪的國家每年需要西德補貼1300億歐元。由于沒有就業前景，社會處于廢墟之中，東德人大批移民。多“自由”啊！人口驚人地減少了220萬，從1989年中期的1670萬減少到2005年的1450萬。(《東歐的共產主義懷舊情緒:對過去的向往》，庫爾特·比雷（Kurt Biray）著，《開放民主》，2015年11月10日)

在保加利亞，經濟私有化和“民主轉型”的破壞性后果造成了該國鄉村工作和職業的流失。英國廣播公司記者邁克·唐金（Mike Donkin）在2006年表示，保加利亞是整個歐洲人口下降速度最快的國家，“在農村，被遺棄感甚至更強烈......現在，散布在這片土地上的是幾十個荒廢或幾乎荒廢的村莊。”（瑪麗亞·托多羅娃（Maria Todorova）和祖薩·吉爾（Zsuzsa Gille），《后共產主義懷舊》，2010年）

集體農場的清算減少了留在農村的工人，導致年輕人不僅離開農村，還離開國家。難怪保加利亞人渴望回到他們失去的社會主義天堂。

波蘭也出現了類似的下降。“隨著人們的離開，經濟受到抑制，這鼓勵了更多的人到國外去尋找更好的機會。”

“當然，離開的往往是最具創業精神的人，而思想更保守的員工留在了后面。本來可能在華沙或克拉科夫建立的創造就業機會的企業最終卻在倫敦或柏林建立起來了。”(2019年8月24日《快報》羅斯·克拉克（Ross Clark）稱，波蘭要求工人回家是對歐盟成員國身份的令人震驚的控訴)

提交人聲稱這是對歐盟的控訴。事實上，這是對資本主義的控訴。

波蘭經濟在2008-2009年危機中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然而2015年國內的經濟規模小于2008年，這表明了自社會主義垮臺以來東歐經濟遭到的掠奪程度。

這些結果不是偶然發生的。他們源于市場的無政府狀態，資本主義國家競相掠奪前民主共和國的自然資源、廉價勞動力和市場。

前社會主義集團的工人開始看穿他們多年來被炮轟的反共產主義宣傳的把戲，這有什么奇怪的嗎？約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再次與自由、尊嚴和社會正義聯系在一起，這有什么好奇怪的嗎？

我們期待著有一天，東歐工人能夠從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反革命的崩潰給他們帶來的驚人打擊中恢復過來，恢復和重建一個比以前更好的社會主義社會。

斯大林曾預言道：“我知道，在我死后會有人把一堆垃圾放到我的墳墓上，但歷史之風遲早會無情地刮走它們！”（1943年，引用費利克斯丘耶夫（Felix Chuev））

共產主義的幽靈已經出來了，不會再放回去；工人們不會永遠被壓制。無論社會主義道路多么曲折，未來都有光明的前途；暫時的失敗并不是道路的終點，而僅僅是人類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征途中的一個低谷期。

我們毫不懷疑，歐洲和世界的工人最終將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使他們能夠充分發展自己的才能，利用他們的集體勞動和智慧，為人類理性地規劃一種光明、充滿希望和可持續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