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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除了社會主義，別無選擇！——讀《文明的抉擇》

點擊：作者：弘毅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08-22 09:18:28

讀《文明的抉擇》——對新自由主義的揭批與對社會主義呼喚

20世紀20-30年代，伴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新自由主義以“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走上歷史舞臺。20世紀80-90年代，以《華盛頓宣言》為標志進入政治層面，其經濟理論大力宣揚“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其政治理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國家干預”，極力鼓吹以“美國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一體化。新自由主義從思想意識形態、政治、經濟、社會等全方位形成連環套術，顛覆了強大的前蘇聯、造成東歐劇變、摧毀了英國智利等優秀國家，使美國深陷“食租/食利階級自由剝削”而失去發展動力。同時，同時通過“削弱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共識、鼓吹徹底市場化推進資本擴張、宣揚國有企業和集體土地私有化、企圖使經濟命脈受控于國際壟斷資本”等，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遭受嚴重傷害。

邁克爾·赫德森，雖然是美國經濟學家，但是，其經濟理論以熟讀馬克思經典著作為后盾、重視歷史考古研究和文化史訓練、基于幾十年來務實的統計研究而形成。并且，堅守學者大志和道德情操，將一生精力奉獻給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業——“為解放全人類而斗爭”。邁克爾在論著《文明的抉擇》中，不僅深刻揭批新自由主義造成“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失去了往昔的經濟發展動力：一小撮食利階級奪取控制權，搖身變為中央決策者，運用權力占有深陷高債務及高成本危機的勞動階級和實體階級的利益”，而且擲地有聲地發出：“如果文明要避免毀滅的命運，如果人類想擁有未來，社會主義是唯一的道路”的慷慨陳詞命題。

一、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食利階級奪取控制權

在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政策全球化之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顛倒了“自由市場”的經典理念，“從一個沒有經濟租的市場變成了一個任由食租/食利階級榨取租金并獲得支配地位的市場，主張給予食租/食利者稅收優惠，且放松管制，允許他們私有化、金融化”。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主要收益者是金融、保險和房地產（FIRE）部門，該部門以金融和房地產的共生為基礎，銀行的主要收入來源于住房抵押貸款。邁克爾認為，“今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任務，是提供意識形態化的封面故事以掩蔽事實，從而將對公共監管和累進稅的反對合理化。乍一看，這似乎是提倡小政府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但實際越來越集中的金融利益集團欲俘獲政府。最終，1%的食租/食利階級將獲得本質上反民主的權力”。

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理論將財富和收入集中在債權人和其他食租/食利者手中，新自由主義國家乃至國際經濟都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大約1980年以來，那1%的人變得如此富有，是因為迫使99%的人欠了他們的債”。為此，邁克爾指出，“今天金融化和日益私有化的經濟都是掠奪性尋租。尋租使收益和財富集中到金字塔頂端，造成經濟兩極分化”、“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撒切兒和里根培養的‘惡之花'盛開后，勞工工資就不再增長，可是1%的人的財富卻在暴漲。新自由主義支撐住房和基礎設施的成本大幅度上漲以及債務大幅增加，造成了歷史上最強勁的債券反彈和最漫長的股票牛市。……人們在債務負擔增加和家庭預算受擠壓的情況下，還要支付不斷上漲的食租/食利費用”。

在新自由主義破壞下，“蘇聯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思想、放棄黨對國家的領導、提拔重用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干部、放棄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實行動搖和顛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經濟改革”、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對民族分裂勢力妥協退讓”（黃星清《從蘇聯解體看新自由主義對社會主義改革的危害性》，《紅旗文稿》2015年第11期）。美蘇冷戰以蘇聯在1991年解體、美國取代勝利而告終。邁克爾認為，“對于美國投資者來說，這是一個金融方面的成功故事。當時俄羅斯股市成為全球表現最好的市場，盡管與此同時（實際上恰恰是因為）蘇聯所有的工業都被拆散肢解。這些國家深陷經濟蕭條，人口下降，其破壞程度不亞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中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波羅的海國家，人口銳減尤為嚴重，勢頭一直延續至今”。

需要深入思考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的兩極分化和財政緊縮政策，帶來了一些迄今難以解答的問題：為什么民主黨派政治無法制衡食租/食利利益集團?很明顯，它們的政治和經濟意識形態通過損害工業資本主義與工薪勞動者、小企業甚至工業的利益形成對立”。尤其，需要高度重視的是，“食租/食利階級政治權力的復興威脅著西方文明。西方倒退回一狹隘的以金融為基礎的階級所控制的社會。在新自由主義者可以自由從零開始創造他們的理想市場的地區，政治危機表現得最為明顯，1991后的俄羅斯。當時新自由主義者建議俄羅斯采用休克療法，制造一場危機，使自然資源私有化，并將公共事業以象征性的價格賣給聽話的內部人士”。更為重要的是，面對食利金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趨勢，債務國無法“通過通貨售脹來擺脫債務”，“因為債務主要是以美元或其他外幣計價的，而債務國家的中央銀行無法印刷這些貨幣。它們可以創造本國貨幣，但不能創造支付這些外債所需的美元和其他硬通貨。即使增加國內稅收也無助于償還外幣債務，因為稅收是以當地貨幣征收的”，由此，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推動下，食利階級奪取控制權后，不僅給美國人民，而且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

二、食利階級控制的深淵，美國失去發展動力根源

20世紀80年代里根-撒切爾革命，伴隨私有化、企業的垃圾債券化，以及通過資產價格膨脹“創造財富”主導的金融戰略，帶來了急劇的階段性變化。“2000年，這一戰略推動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合并，為接下來的金融狂潮打開閘門：垃圾住房抵押貸款、商業銀行欺詐、金融和保險衍生品的投機以及FIRE部門廣泛俘獲政府，解除政府監管，等等”。如上變化，“導致美國尋求金融收益，企業通過資產剝離，將收入用于股票回購和股息支付，而不是新的資本投資，并且企業把勞動力和生產向海外轉移，試圖在競劣中贏得競爭，最終導致美國的去工業化。一直以來，“美國正在去工業化。越來越多的工資和工業利潤以利息、金融和保險費用以及私有化財產租的形式被支付給金融部門和沆瀣一氣的保險及房地產部門”。與此同時，“美國的私有化醫療支出占GDP的18%；很多學生為了取得大學學位，每年需要借貸多達4萬美元；在所有開銷中，最高昂的是住房費用，租金或房貸通常占一個美國家庭收工入的40%以上。總的來說，金融、保險、房地產部門的成本主導了美國國GDP的增長”。

今天，美國大多數年青人不得不以債務人的身份開始職業生涯，少數幸免于債務奴役命運的“功勛階層”，其中大部分人作為食租/食利階級的成員繼承了信托基金和家宅，“作為債權人和地主，這個階級正逐漸演變為政治寡頭，使大部分人欠下債務。他們擁有絕大多數的股票和債券，并利用金融權力把提供社會基本所需的自然壟斷部門的產權據為己有。與此同時，他們控制了金融化的政治體制，政客和法官實質上由政治捐獻階級指定的，而不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而“金融部門的政治影響力已經成功取消了反高利貸法律……由于這種對利息和其他租金的榨取，金融部門已經成為勞動者的主要剝削者。直接的剝削方式是使勞動者負債，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讓其利用信貸獲得住房所有權；而間接的方式是通過私有化和壟斷抬高住房及基礎設施服務的成本”。

尤其，“‘美國式金融病'——私人銀行信貸使住房價格上漲，迫使新買家支付越來越多的本金和利息。與此同時，企業的財務管理者利用公司收益回購股票和派發股息來抬高股價，使1%的人繼續富得流油，而不是令整體經濟和社會得益”。“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人的未嘗債務導致他們失去房產以及其他抵押品的贖回權時，很少有人可以選擇移民。……從2007年到2009年，差不多有1000萬美國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住房，房屋擁有率不斷下降。大型私募股權房地產公司以折讓價收購了止贖房產，并把它們改建成租金高昂的住房，從中賺取巨額回報”。從而，赤裸裸地體現“金融不是著眼于促進經濟繁榮、實體財富增長，乃至維持可持續生存，去工業化本身就是金融化的結果，以犧牲整體經濟為代價為金融部門謀利”。尤其，邁克爾先生提出，“食利者的原則是：‘要錢，還是要命。'最后，它要了整個經濟的命”。

邁克爾先生指出，“今天的金融資本主義留給美國的主要是農糧綜合企業，以及各個領域的壟斷企業，如信息技術（主要是軍工研究的副產品）軍工和藥物專利（利用公共種子基金資助研究）等領域的企業。它們榨取壟斷租，利用離岸銀行中心幾乎可以不用繳稅。美國經濟變得更具榨取性而不是生產性，越來越走向空心化”。而且，“面對去工業化，美國的反應不是重建自己的經濟，而是更多地打壓那些不遵循新自由主義金融化、不愿本國勞動力參與競劣的國家……最重要的是，美國發動的經濟戰和制裁，正在促使中國、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為了保護自己而推動經濟去美元化。”尤其，“中國正在努力實現必需品的自給自足，以保護自己的經濟免受美國實施的貿易和金融制裁的影響，包括技術自主、糧食自給自足和保障能源供應，從而使中國經濟在與美國集團脫鉤的情況下也能維持運行”。

三、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中國是例外還是會深陷

邁克爾提出美國的金融化政策就是中國和其他國家需要避免的客觀教訓。尤其認為“中國是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以外的特例，沒有采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破壞性建議，恰當地管理房地產、債務和稅收制度，避免滑進正在摧毀西方的食利/食租金融進程，那么就具備抵抗全球危機的彈性”。回顧中國發展史，邁克爾先生提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反對向地主支付地租，并且把這一原則擴展到了公共基礎設施：‘鐵路、公共事業、運河與森林應該收為國有，所有土地和礦山的收入也應該收歸國有。有了這些錢在手，國家就可以為社會福利項目提供資金”。尤其，提出“我們需要一套能夠解釋中國和其他國家如何避免當前困擾美國及歐洲的經濟兩極分化和緊縮問題的經濟理論。這套理論需要解釋為什么中國如此繁榮增長，美國經濟卻遭受以勞動者和工業陷入債務通縮為特征的長期衰退”。

溫鐵軍等學者在總序中予以回應：“實際上，在進入新世紀之前的20年里，中國漸進地加入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就在“經濟對外依存度'超過絕對比重之際，遭遇每個投機資本制造的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派生的外需下降，隨之是中國進入工業化以來的第一次‘生產過剩’。但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重視“市場資源配置基礎作用”的同時，高度重視“政府有為”作用的發揮。“在客觀過程中，中國一方面靠舉國體制做‘逆周期'調節，打造了國企復蘇的基礎，也勉力保住了國家貨幣主權與市場控制權，在制度穩定的條件下，形成三種資本同時發力——國資與民資、外資都成為拉動經濟的動能。另一方面，……中央把‘三農’問題強調為全黨全國工作的重中之重”。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警覺地意識到，邁克爾在書中所寫的美國現象，是否在中國正在出現驚人相似的一幕？“今天，美國大多數年輕人不得不以債務人的身份開始職業生涯。教育是找工作的先決條件，所以他們不得不背負著學生貸款進入勞動力市場。不久以后，又要背負一輩子的房貸以獲得住房來組建自己的家庭”。尤其，“政府控制的最重要的部門是銀行和信貸，以及其他基礎服務。中國一直保持著銀行和信貸的公共性質，并且通過建設一公共教育和醫療、交通和通信為首的龐大經濟基礎設施來補貼工業。可是，中國學生去美國、英國或者其他西方大學學習經濟學時，教授們卻告訴他們這條成功之路行不同”，從而從理論深層以新自由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而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金融資本主義，“旨在阻止馬克思和與他同時代的大多數所期望的情況：工業資本主義將和平或不和平地向社會主義發展。金融資本主義的主義剝削來源是尋租，不僅通過土地和自然資源尋租，而且越來越多地從基礎設施公共投資的私有有化并創造新的壟斷中尋租，因此金融資本主義使經濟的成本變得高昂。這使得實業家很難以較低的價格與那些較少受到租及債務束縛的經濟體中的對手進行競爭”。當前，中小微民營企業生存艱難的根本癥結便在于此。如果不能遏制新自由主義妖孽在中國橫行，房地產和金融兩大殺手，將會使中國步其后塵、深陷泥潭。“要保持中國經濟的顯著增長，就必須防止新興的金融億萬富豪階級奪取經濟的控制權。這反過來要求中國，必須抵抗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壓力，抵抗他們采納西方學院灌輸的經濟學來實現經濟金融化的游說”。

四、如果人類想擁有未來，社會主義是唯一的道路

邁克爾認為，“促進本國工業發展，應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以降低生活及商業成本。如果由私人部門提供公共基礎設施，剝削性的價格壟斷就會取代政府以補貼價格提供的基本服務”，而“富人和社會其他階層之間的緊張關系一直以來都由政府調解。……公共政策要么支持頂層的富人階層，要么支持整體經濟。政府的任何‘中間路線'都不過是借口，只是為了掩蓋其維持有利于富人現狀的公共政策，而富人總會利用他們的財富來影響和控制政府和公共政策”。邁克爾提出，“全球市場的勝利者將是那些能夠擺脫食租/食利收益、地主制、壟斷和掠奪性銀行及金融業的國家”，并且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實現資本投資、生產力和生活水平的顯著增長，主要就是因為能夠通過公共投資和監管來塑造經濟‘市場'，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貨幣、銀行信貸創造和其他關鍵基礎設施的公共性質，而不是任由它們私有化，讓少數人獲得利潤和租金”。

邁克爾認為，“在美國的年輕人中，‘社會主義'這個詞相對于‘資本主義'，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筆者認為，這是因為美國的經濟阻擋了本可以通往繁榮的道路。大多數美國人希望聯邦政府為教育和改善基礎設施提供財政支持，經費可以更多地利用累進稅”。同時，認為“將社會從如今日益沉重的債務負擔中解放出來，更進一步的做法應該是把銀行業和信貸創造變成公共事業。債權人當然不希望公眾意識到這樣的事實：重振負債累累的經濟，需要把銀行業和信貸創造變成不受食利者控制的公共事業。這被稱為社會主義”。“中國的金融系統至今還保持著公共事業的屬性，可以將這些困難降到最低水平。因為當你自己就是債權人時，減記債務是很容易的。中國經常減記符合公共利益但暫時陷入困境的企業的債務，而不是迫使它們倒閉”。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未能將銀行業國有化或社會化，反映了工業資本主義未能從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遺害中解放出來，因此也沒有完成人們所期望的歷史使命”。

現在，美國及其北約衛星國已經發動了“新冷戰”。它不僅針對中國和俄羅斯，還包括所有反抗在美國資助下私有化和金融化的國家。這場“新冷戰”爭奪的焦點在于，“世界經濟是世界經濟是朝著金融資本主義與榨取經濟租的方向發展，還是由工工業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演進。正如羅莎·盧森堡在一個世紀前所說的那那樣，世界面臨的選擇是，要么向社會主義邁進，要么退回到野蠻狀態。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有可能使世界經濟重回‘黑暗時代'，財富將集中在每一個國家經濟頂端的1%或10%的食租/食利者手里。他們利用金融及相關的食租/食利特權扼住經濟的咽喉，使社會上其余的的人陷入貧困”。而“新自由主義攻擊了昔日整個西方倡導的古典經濟學和進步時代的意識形態。美國把針對尋租行為的稅收和監管，視為對食租/食利者接管國家經濟的關乎生死存亡的威脅。因此美國想方設法孤立中國和其他抵制金融化和私有化的國家”。

由此，邁克爾提出“把西方的去工業化和兩極分化與中國經濟的成功進行對比，就會產生一個明顯的問題：政府應該限制私人尋租，還是應該支持私人尋租，哪種社會制度會占主導地位？這個問題是塑造今天中美競爭格局的基本問題”。同時，認為“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經濟體，中國的目標是通過強大的政府監管，將經濟從尋租和高利貸型銀行行業中解放出來，從而防止出現不受約束、謀求食租/食利的金融寡頭”。而“西方民主國家往往出現社會撕裂。一邊是由債權人、地主和壟斷者組成的寡頭統治，他們贏得了中產階級選民的支持，中產階級擔心激進的政策會威脅到他們成為小投資者和財產所有者以謀取食租/食利收益的愿望；一邊是底層的普通工薪階層”。面對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社會撕裂，邁克爾由衷呼喚“歷史的任務落在了社會主義經濟體上。它們要抵抗金融資本，奪回政府對貨幣、信貸、土地使用權和基礎設施的控制從而削弱食租/食利者的權力！”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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