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看一级黄片,亚洲国产精品嫩草研究院,国产91精品一区二区麻豆网站

王今朝顧青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發展階段的偉大歷史方位

點擊：2717 作者：王今朝顧青青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12-31 08:44:46

【摘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一個政策指向雖然是接受、容納資本，但更為根本的政策指向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這種分層政策體系的理論構建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發展，使得中國進入到了新階段。然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復雜性本質。基于馬克思主義物質和意識關系原理，階段并不具有對一切政策的決定性，同一階段完全可能有極為不同的政策選擇。而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規定性看，確保社會主義制度是這個理論存在的前提，接受和容納私人資本不能走到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后所遭遇的歪曲及其所產生的影響需要得到正視。新階段雖然屬于初級階段，但它是初級階段的中后期階段，是從初級階段向中高級階段過渡的階段，并且還會向中高級階段延伸。初級階段結束的時間節點可以定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2035年。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礎上，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我國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下稱新階段） [1]。關于新階段的定位，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明確指出：“新中國成立不久，我們黨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未來30年將是我們完成這個歷史宏愿的新發展階段”，并強調新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 [2]。然而，既然中央提出了新階段的判斷，就意味著新階段必然與初級階段的過去有顯著的差別。而這種差別意味著新階段不僅從屬于初級階段，而且必然與社會主義的中高級階段有著密切的聯系。由此，也就提出了初級階段何時結束的問題（張卓元，2022）。在這種歷史轉換時期，不同人必然提出不同的觀點。而圍繞初級階段和新階段出現的一些觀點令人擔憂。為了解決社會新的主要矛盾，為了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不斷發展，必須加深對初級階段的研究，加深對新階段的研究，形成關于新階段偉大歷史方位的社會共識。

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政策指向

只有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才可能有科學的政策，才可能推動實踐向著理想目標又快又好地前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下簡稱初級階段，特殊情況除外）理論構成中國改革開放一系列政策的理論基礎。長期以來，中國學界對初級階段多有論述，對它的政策指向卻缺乏本質性闡述 [3]，直到近年這一問題才得到解決。劉國光（2009）指出，“中國經濟建設適應社會主義初段階段的要求，實行了允許私有制經濟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道路，使資本主義因素得以在社會主義條件和框架下，大量生產起來，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同時中國加速對外開放，逐漸主動地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潮流。這一方面為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使中國經濟逐步地卷入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的軌道，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作用的影響越來越大。”這樣看，劉國光就點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的一個目的了。于是，“用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來反對資本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以及兩極分化，把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規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圍”也就成為必要了。簡單說，社會主義是一個籠子，私人資本是這個籠子中的鳥。只有確保社會主義對私人資本的限制，用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法律予以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名副其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走在科學社會主義的軌道上。以劉國光（2009、2013）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可以說推動了關于初級階段研究的深化，推動了中國相關思想上升為中央的文件精神。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 [4] 這樣，習近平總書記就把我國1992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出現的一種偏差提出來了。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造。既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然會產生各種形態的資本。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和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資本都是要追逐利潤的。……我們要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近年來，由于認識不足、監管缺位，我國一些領域出現資本無序擴張，肆意操縱，牟取暴利。這就要求規范資本行為，趨利避害，既不讓‘資本大鱷’恣意妄為，又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功能。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經濟問題。” [5] 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在初級階段和初級階段理論基礎上提出的一個重要理論，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表述實際上也就點出了初級階段理論的一個政策指向，即初級階段可以接受、容納私人資本。而在接受、容納私人資本四十多年后，有效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的課題也提出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關系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系改革開放基本國策，關系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6] 這樣，習近平總書記就把規范和引導資本的問題提出來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判斷吸收了中國學界以劉國光（2009）為代表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我們黨對當前中國實際的新認識，推動了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現。比如，朱佳木（2023）認為，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主義與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比較，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允許私人資本（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的存在，并鼓勵私人資本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發展；同時，推動國有企業改革，讓其中的經營性資產也以資本的方式運作；相應地，允許資本參與分配，拉開經營者與生產者的收入差距。這也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角度點出了初級階段理論的一種政策指向。

雖然初級階段理論具有容納資本的政策指向，但是，并沒有把它作為主要政策指向，更沒有作為唯一政策指向。按照十三大報告的表述，初級階段理論有兩個含義，第一是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第二才是中國處于初級階段。因此，初級階段理論的最主要的政策指向是中國必須維護、鞏固、發展公有制，必須把私人資本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補充，而不是作為對后者的取代。這就意味著當二者發生巨大矛盾時，必須控制資本的消極影響，對于關系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必須實施國有化政策。對于重要生產資料實施國有化，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項基本規定。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初級階段實施的改革開放不會系統性偏離科學社會主義的軌道。在初級階段，接受和容納資本是可以的，但資本具有積累、集聚、集中的趨勢（羅玉輝等，2023）。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超大規模人口和市場并且資本市場逐漸變得較為發達、開放的國家，私人資本可以在短短十余年時間甚至更短時間形成壟斷，對民生甚至國家安全產生重大影響。事實上，資本在中國的地位已經不僅僅是某些壟斷。當前，一種“56789”的說法暗含著中國所有制已經形成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結構 [7]。如果這種“56789”的說法成立，私人資本的發展程度就已經遠遠超過了改革開放政策頂層設計的預期。這就使得控制私人資本的消極影響成為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這樣，也就可以理解中央提出的反壟斷和防范資本無序擴張的命題了。反壟斷是事后的補救，防范資本無序擴張要求國家有關機構加強注意，以更快的速度、更強的能力監督私人資本的發展[8]。這種政策需求本來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就產生了，但只是在十八大后才逐漸展開。而在初級階段的實踐中，中國客觀上是否把接受、容納私人資本作為初級階段理論的主要政策指向也是可以思考的。

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復雜性本質

雖然初級階段理論是中國提出的，特指中國逐步擺脫不發達狀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階段，但對于世界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也都有一個初級階段問題，甚至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一個初級階段問題。在生產力落后條件下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其初級階段必然更具有復雜性[9]。這是絕大部分初級階段的研究文獻所忽略的一個重大問題。這種忽略必然導致理論上的簡單化和實踐上的粗暴化。

第一，馬克思主義認為，意識來源于物質，但從物質到意識的映射并不唯一。有的意識是對物質的科學的反映，而有的意識是扭曲的反映。馬克思稱宗教這種扭曲的反映為假意識。可以說，正是由于扭曲的反映的存在，才導致了哲學上的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對立，并且這種對立至今都未能完全得到解決，也許，永遠都不會完全得到解決。基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個一般原理就能非常容易理解，歷史上，針對同一個發展階段中同一個問題，完全可能有截然對立的決策。比如，1917年，列寧系統地分析了十月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做出了舉行起義的決策。如果不是列寧的主張和堅持，十月革命就不會發生。1927年后，是毛澤東逐步找到了武裝斗爭、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道路。如果不是他，中國革命必將長期在黑暗中摸索。1937年，是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制定了正確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46年，中國共產黨的力量相比國民黨的力量還較為弱小，毛澤東經過反復思考，才決定同國民黨徹底決裂。如果根據當時黨內大多數人的意見，也許，中國共產黨不會決心與國民黨決裂。1950年，面對強大的聯合國軍，毛澤東經過反復思考、反復商量，才做出抗美援朝的偉大戰略決策。如果不是毛澤東，這場立國之戰可能就打不起來，而中國也就喪失巨大發展機會。這就表明，在重大的歷史關頭，完全可能有不同的決策。不同的決策將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而且，最優的決策可能是一個政黨內部最杰出的少數人才能做出的。從這個意義說，在許多情況下，問題的關鍵不是處于什么階段，而是在一個階段究竟要做什么事。把階段論提高到過高的地位，認為階段就決定一切的觀點是荒謬的，認為大多數人認為的就是正確的觀點也是荒謬的，實際的效果就可能是阻止中國在初級階段做出正確決策，把初級階段的決策引導到錯誤方向上去。朱佳木（2023）指出，“實踐已經說明，在國企和醫療、教育、住房等改革中，有些地方就是不該改和不能改的，給國家造成很多損失，給群眾增加了很大負擔。”這就說明，在中國高級知識分子中，已經開始正式承認，初級階段中的實踐是有錯誤的。這也再次說明，初級階段理論并不具有決定一切政策的作用。

楊承訓和李洙泗（1998）認為，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構成中國提出初級階段理論的一種理論基礎。然而，一方面，新經濟政策是蘇俄向社會主義過渡所采用的一種政策，而不是已經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種政策。另一方面，1920-1921年蘇聯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列寧在1922年3月8日發表的《論蘇維埃共和國所處的國際和國內形勢》中就明確提出了否定新經濟政策的思想。他說，“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我們這里形成的局勢，我們可以十分堅定地說，我們已經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們所開始的退卻。夠了。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且毫不隱瞞，新經濟政策是一種退卻，我們走得比我們能夠控制的遠了一些，但斗爭的邏輯就是這樣。”“但是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們向資本家作讓步這種意義上的退卻已經結束。我們已經權衡過自己的力量和資本家的力量。在同俄國的和外國的資本家簽訂合同方面，我們已經進行了一系列偵察，因此我們說——我希望而且相信——黨代表大會也會以俄國領導黨的名義正式宣告：我們現在可以停止我們在經濟上的退卻了。夠了。我們不再后退了，我們要做的是正確地展開和部署我們的力量。” [10]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即列寧用于處理俄國向社會主義過渡并且“走得比我們能夠控制的遠了一些”的新經濟政策是否會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理論基礎呢？與此相聯系的問題是，斯大林1928年公開放棄新經濟政策是否過早了呢？斯大林在列寧逝世后就逐漸確立的在全國范圍內加速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是否就是路線上的錯誤因而也過早了呢？1927年，即在列寧僅僅逝世3年后，斯大林就做出了一個判斷：“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十年內跑完這段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打倒。” [11] 這個判斷必然導致斯大林放棄新經濟政策。而且，嚴格地說，按照列寧的帝國主義意味著戰爭的理論，斯大林做出這種判斷是合理的，而不是超越階段的。一戰結束后所形成的歐洲格局具有極強的不穩定性。英法等國對德國所形成的壓迫給德國納粹黨的興起提供了條件。1921年7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納粹黨黨魁，享有指揮一切的權力。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在歐洲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帷幕。可以說，斯大林在1927年時就預測到10年后的國際局勢，或者說，他在1927年時所提出的理論觀點和所做出的戰略安排使得蘇聯能夠較好地應對10年后所遇到的外來威脅。斯大林的國有化和農莊集體化雖然與新經濟政策不同，但既與列寧對新經濟政策的深入思考一致，也符合列寧的一個基本設想。這個設想就是，“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 [12] 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使得蘇聯在物質上做了大量準備，為奪取二戰的勝利奠定了基礎，也奠定了蘇聯成為世界強國的基礎。這說明，新經濟政策只是蘇聯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種可能的選擇，而并非是在初級階段的必然選擇。而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30多年的中國，在初級階段究竟該做什么樣的事情呢？值得指出的是，古巴的經濟發展因為美國的封鎖，在一些指標上長期落后于中國，因而也處于初級階段，但它長期實施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廉價住房的政策。中國即使不能實行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廉價住房的政策，是否在初級階段形成的醫療格局、教育格局、住房格局就是最優的呢？當然不是。可見，在初級階段，允許資本存在和發展是可以的，但到底允許怎樣的資本存在和發展以及發展到什么程度是初級階段理論所未能提供的。

第二，如果我們真正認真地對待初級階段理論及現實，從語義學的角度看，就必須承認，既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那么，首要的問題并不是承認其為初級階段，而是承認捍衛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重要性。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情境中，即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已經由于實踐的發展變得毫無疑義因而成為社會共識的情境中，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已經不再是一個主要問題，問題主要是如何走社會主義道路。對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做出了天才的理論和政策上的規劃。在這種情境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法即使出現一些偏差，也容易得到糾正。而在生產力落后的國家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進入初級階段，存在一個嚴重的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這是政權問題，更是國體問題，是初級階段理論存在的前提。在如列寧、毛澤東這樣的第一代無比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這不是問題。在斯大林這樣的第二代依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這也不是問題。但是，在三代、四代、五代領導人手里呢？毛澤東就考慮到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問題，也就是出現某種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蘇聯僅僅在十月革命70多年后就解體了，說明一個處于初級階段的國家捍衛其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重要性。而毛澤東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指出蘇聯在意識形態上修正主義化了，在政治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特權階層。他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階級斗爭的明證。部分是基于斯大林之后蘇聯政治經濟發展的教訓，更是基于對中國未來的擔憂（這種擔憂長期不為人所理解），他在晚年，依然殫精竭慮，高度緊張，試圖穩定和發展新中國這個新生的人民政權，其中最為基本的問題就是防止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晚年實際上也認為，防止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也是中國的一件大事。

第三，初級階段可以容納私人資本，但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毛澤東曾設想，在新中國要執行一段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的政策。然而，毛澤東很快轉變了看法，認為中國有條件、有必要實施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我國是在一窮二白、支付抗美援朝巨大成本的條件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當然，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馬上就面臨著中國所處的社會主義階段問題，包括這個階段將會持續多長時期、實施什么樣的政策、面臨怎樣的危險和什么樣的前途的問題（陳秀華，2022），等等，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私人資本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問題。在實施了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之后，在對中國進行調研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 [13]。由此，毛澤東就提出了后來在初級階段理論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一種思想。但毛澤東晚年又把階級斗爭提到很高的地位，因此，他認為中國可以又搞資本主義，決不是讓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個驚人的程度。改革開放之后，黨中央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設計有其合理性。因為國民經濟有公有制經濟不能照顧到的領域，為了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須在政策乃至法律上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而且，在公有制的汪洋大海之下，實施這種政策，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公有制為主體的地位是有保證的。在這種前提下，“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 [14] 然而，鄧小平很快發現并承認，在現行政策下，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因此，他主張，“20世紀末，就應突出解決兩極分化的問題。……。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15]。也就是說，鄧小平也不認為，在初級階段中國只要主要關心經濟建設就行了。要防止和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從根本上看，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也就是決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明確指出：“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說來，改變了中國的面貌。” [16] 在社會主義社會容納私人資本當然與走資本主義道路有質的區別，但也有一定的聯系。這種聯系就是，如果容納私人資本過多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性就增加了。這不僅是因為資本有自我增強的強大機制，而且是因為抑制資本擴張的機制需要較長時間甚至需要經歷艱苦的斗爭才能建立。在中國提出初級階段理論之后，一些人就忘掉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的告誡。他們因為私人資本發展了，就以為私人資本可以不斷發展下去。即使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已經對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明顯的時候，中國也依然不缺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依然不缺實踐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即使在內需不足已經成為私人資本發展的巨大阻礙之后，依然有人背離“兩個毫不動搖”，片面主張繼續發展所謂民營經濟。這就是新階段所面臨的重大危險了。中國是否非要走到歐美那樣的發達資本主義程度后初級階段才算結束呢？

第四，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后，對它的嚴重歪曲也產生了。這種歪曲關系到初級階段的發展方向問題（李崇富，2017）。它首先表現在只強調中國生產力低下，只強調初級階段，而忽視、無視社會主義這一前提，只強調生產力的大小對生產關系的作用，而忽視、無視生產力的社會化性質才對生產關系具有根本決定性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他們在早已出現的帝國主義垂而不死論、共產主義虛無縹緲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西方先進論等基礎上又提出國有企業效率效益低下論、“靚女先嫁”論、產權重要論、市場中性論、所有制中性論、金錢萬能論、市場萬能論、資本無罪論、資本天使論、政治無關論等等謬論，從而使得代表私人資本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系統化、具體化，甚至西方經濟學在中國一些人的眼里和口里成為了主流經濟學。二十大報告對十八大前的中國黨內外的思想狀況有如下的總結：“黨內存在不少對堅持黨的領導認識模糊”問題，“有些黨員、干部政治信仰發生動搖”，特權思想較為嚴重，“一些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問題嚴重存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不時出現，網絡輿論亂象叢生，嚴重影響人們思想和社會輿論環境”，“一些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信不足”[17]。中國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這些問題是與對初級階段理論的歪曲分不開的。

思想輿論陣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線就很難守得住；經濟領域的意識形態一旦出現扭曲，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踐就會走樣。在歪曲初級階段理論的謬論影響之下，加上一些人本來就有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生觀，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幾年間，大量的國有資產在改革的聲浪中被掏空甚至被私有化了，私有資本趁勢發展（吳宣恭，2017），逐漸具有與國有企業分庭抗禮的地位了。針對中國所形成的經濟格局，吳宣恭（2017）指出，“我國當前階段出現大量過去沒有的、有悖于社會主義性質和原則的經濟現象和問題，然而，許多人忽視或者不敢正視所有制二元化所引發的社會經濟關系的重大變化，依舊只用單一社會主義公有制時期形成的理論去闡述當前的復雜社會生產關系，對已經大量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產生的社會現象不敢置評，甚至連我國存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也因犯忌而不敢提及，對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生產關系的差異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矛盾，基本上不加研究和論述”。二十大報告對十八大前的中國社會實踐有如下的系統總結：“存在不少落實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問題，有些黨員、干部政治信仰發生動搖，一些地方和部門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屢禁不止，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較為嚴重，一些貪腐問題觸目驚心”；“經濟結構性體制性矛盾突出，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一些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和利益固化藩籬日益顯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問題嚴重存在”；“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環節；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環境污染等問題突出”；“維護國家安全制度不完善、應對各種重大風險能力不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存在不少短板弱項”；“香港、澳門落實‘一國兩制’的體制機制不健全”；“國家安全受到嚴峻挑戰”，等等。這些思想狀況和實踐狀況使得“黨內和社會上不少人對黨和國家前途憂心忡忡”。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認為“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上，我們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余地，必須取得全勝”[18]。這種全勝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全勝，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共產黨人的“真經”。“真經”念不好，必然貽誤大事！然而，在意識形態領域，我們還遠未取得全勝。朱佳木（2022）認為，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和社會主義兩種因素的斗爭。中國要倒退，也只能是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甚至變成殖民地，而不可能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確保中國不倒退，它提出，“我國雖然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策，但同時必須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理、原則。就是說，要用（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導和規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踐”。朱佳木（2022）還為怎樣才算做到這一點提出了三個標準：第一，在實行初級階段基本綱領的同時，始終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第二，在執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策的同時，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三，在實行初級階段基本綱領的同時，始終防范和抵御和平演變。

如果說，在十八大之前，在初級階段理論上出現的歪曲主要是“私有化”、“利潤化”“商業化”“市場化”，那么，十八大后出現了一種話題轉換。劉建軍（2019）認為，某種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少會延伸到21世紀末。劉偉（2021）認為，實現現代化強國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初級階段的時期要延長。劉偉和劉守英（2023）認為，“資本能夠與社會主義相統一，必須正視并重視資本的積極作用”。張建忠（2023）認為，“盡管黨中央在新時代提出要在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但并不等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跨度也隨之縮短，而是仍將延續到本世紀中葉。”這就不能不令人憂慮了。如果社會廣泛接受了這些觀點，是否會產生漠視重大社會現實和社會主要矛盾，靜止地看待初級階段，把初級階段接受和容納資本的政策不恰當地長期化的問題呢？這是我們無事生非、杞人憂天嗎？依據中國已經存在的對初級階段理論的歪曲，我們很難安之若素；依據它們與朱佳木（2022）所提出的重大觀點的對比，我們也很難安之若素；依據還有一些觀點避而不談甚至否定在初級階段本來可以按照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做符合社會主義社會、以人民為中心的事，避而不談甚至否定在初級階段把共同富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的事實，我們也很難安之若素。特別是，依據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我們也很難安之若素。

毛澤東曾指出：“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 [19]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系統地闡述了自己關于初級階段的觀點。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前就明確指出：“我們現在做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記初衷，不能忘了我們的最高奮斗目標。” [20]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個靜態、一成不變、停滯不前的階段，也不是一個自發、被動、不用費多大氣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過的階段，而是一個動態、積極有為、始終洋溢著蓬勃生機活力的過程，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日益接近質的飛躍的量的積累和發展變化的過程”[21]，這就深刻闡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可變特性。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注意到初級階段提出后中國出現的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傾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國內和國際等的結合上進行思考，從我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方位上來思考，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大局出發進行思考，得出正確結論”[22]，這就為我們正確認識新發展階段提供了方法論上的根本遵循。習近平總書記還早就指出，“任何超越現實、超越階段而急于求成的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實際、無視深刻變化著的客觀事實而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觀念和做法都要堅決糾正。” [23] 很顯然，初級階段理論允許私人資本存在和發展，是基于我國國情做出的政策設計。然而，當私人資本發展到一定程度，一些資本具有了呼風喚雨的能量，一些資本的存在甚至阻礙了中國發展的時候，即使我們國家依然處于初級階段，也需要對過去的理論、政策和已經形成的格局進行調整了。正是由于這些調整，使得新階段與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以來直到十八大前的情況有著顯著的不同；正是由于這些調整，使得新階段不僅屬于初級階段，而且具有向中高級階段過渡，從而也必然屬于中高級階段的偉大歷史方位。

三、新階段是初級階段邁向中高級階段的過渡階段

當前，關于新階段的研究還沒有把它與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聯系起來。實際上，無論是初級階段理論下中國發展所取得的經濟社會成就，還是它本身所催生的新的問題，如內需不足、分配分化、“新三座大山”、環境污染、國際格局變化等等，無論是初級階段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還是人們對初級階段理論所遭受的扭曲的認識，都使得新階段不僅屬于初級階段，而且屬于向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過渡的階段和屬于中高級階段的階段[24]。

第一，在思想上層建筑領域，新階段比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以來黨的其它理論創新更加重視共產主義理想。黨的十八大后，中國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安全，高度重視理論建設，明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意識形態上的指導地位。早在2013年的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就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 [25] 習近平總書記對樹立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強調，指出在共產黨最高奮斗目標是共產主義的問題上，不要含糊其辭，語焉不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的最高綱領和基本綱領的統一。……我們既要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懷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26]。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講話具有深刻的社會根源。當中國實施了改革開放戰略，并把初級階段理論作為它的理論基礎后，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共產主義話語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話語體系中都消退了。而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生產力有了長足的發展，西方國家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西方國家的人民產生了極大的不滿，西方學界和政界開始了系統的反思。中國的貧富分化雖然有所緩和，但依然程度較大。在這個背景下，更加重視共產主義理想成為了中國的客觀需要。傳統上，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按需分配。在中國技術不斷進步的條件下，中國對按需分配的需要也增長了。按需分配不是按照人們的夢想分配，而是按照一定生產力條件下可以滿足的需求分配。拋開按需分配的含義不談，共產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征可以理解為，對物質利益、貨幣的追逐不再是驅動社會的最主要的力量。很顯然，在生產智能化、無人化的時代，從而勞動力的工作機會被排擠的時代，如果還在全國范圍內堅持讓對貨幣的追逐成為生產資源配置的主導力量，讓人們的消費需求的滿足還取決于他們勞動所得到的貨幣，這個機制注定無法維持下去，必然出現類似美國那樣的0元購的情形。所謂0元購，實際上就是社會底層無法維持生存，不得不靠偷盜、打砸搶等辦法來獲得自己的生活資料。這種前景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回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重新肯定它與現實生活的相關性。這種必要性在十八大前就已經顯露了。

在政治上層建筑領域，新階段更加重視黨的建設、黨的領導和政治安全。在新階段，黨的領導被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2021年“歷史決議”在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史經驗的十條歷史經驗中，第一條就是堅持黨的領導。決議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27] 之所以這樣，一個最為基本的原因就是，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就根本無法組織，就根本談不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了。相對以往，特別是相對改革開放以來的黨政分開提出之后黨的領導弱化的局面，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改進。黨沒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在新階段，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從嚴治黨，嚴厲懲治腐敗，加強黨的組織建設，高度重視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把自我革命作為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

第二，在生產關系領域，新階段對公有制的重視相比以往有質的提高。習近平總書記鮮明地提出了“還要不要國有企業”的問題，鮮明地提出國有企業是我黨執政的物質基礎的觀點，推動反壟斷和防范資本無序擴張。這種調整不是說要徹底消滅私人資本，徹底消滅私有制，而是要確保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就在根本上扭轉了國有企業在理論、輿論上被動的局面。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表述使得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的論述所要表達的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在于人民至上而不是資本至上（朱佳木，2023）。

新階段對中國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全過程民主的理論。這就為改善中國生產、生活中的人與人的地位、人與人的關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改革開放以來，生產過程、生活中的人與人的關系雖然也得到重視，但總體而言，不僅缺乏有代表性的理論，而且甚至比改革開放前的理論倒退了，這就使得在不少領域相當程度上平等性、公平性、正義性程度后退了。而全過程民主理論的提出恢復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與人的關系的基本觀點，并做出了新的整體性概括。這必將推動我國生產過程和生活過程中時時刻刻所發生著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改善。

新階段相比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以來更加重視共同富裕。鄧小平理論雖然把共同富裕和防止兩極分化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性特征（魯保林，2022），并認為在20世紀末就要開始著手解決，但主要還是強調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出現了許多世界級的富豪。雖然中央推出了一些重要舉措，縮小了收入差距（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按照一些指標（比如，1%的富有人群所占有的收入、財富與50%的低收入人群所占有的收入、財富等），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恐怕還是擴大了。搞得不好，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還可能再次拉大。在這種情況下，特別需要把共同富裕提升到更為重要的位置（譚勁松等，202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 [28] 在2020年召開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隨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我們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9]。

第三，在生產力領域，新階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理念、方針和戰略。在回答怎樣發展生產力和發展什么樣的生產力的方向問題上，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實質就是科學技術的競爭。與以往相比，新階段將科技創新、人才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正是黨中央在審時度勢下的明智之舉。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不以GDP論英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要把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顛倒過來。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下，我們更加重視發展規劃，更加重視自主創新，更加重視戰略性技術和產業，更加重視實體經濟，等等。新階段除了明確了生產力發展的總體框架，還就如何進一步提高生產力給出了參考路徑。習近平總書記在借鑒國內外科技發展的實踐經驗和科技進步的原理后，創造性地提出了“非對稱”趕超戰略，即“我們在科技方面應該有非對稱性‘殺手锏’，不能完全是發達國家搞什么我們就搞什么”[30]。不僅如此，習近平還非常關心科技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機制。習近平強調，“必須面向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消除科技創新中的‘孤島現象’”[31]。這意味著，創新技術要發展，就必須使用，就必須增強科技供給體系對經濟需求的適配性，就必須圍繞產業鏈布置創新鏈（鄔欣欣和常慶欣，2021）。

雖然我國的人均GDP還較低，但我國生產力水平已經今非昔比，生產力的社會化性質更加明晰。我國在諸多高科技領域已經占據高端位置，少數未能攻克的領域正在著力解決，我國每年畢業的理工科博士生數量已經超越西方各國每年畢業的理工科博士生的數量總和。并且，國外學成歸國的人員的數量已是今非昔比。這就使得我國在已經取得的生產力的長足進步基礎上有望迅速突破還存在的短板。這就使得生產力低下對于我國生產關系的制約作用大大下降了。

第四，十八大以來國際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蘊含的時代意義更加明顯。從有利的方面看，一方面，我國的發展成就驚人。國際普遍高度評價中國的發展成就，有的美國人甚至認為美國更像是發展中國家，而美國議會推動立法來確認中國是發達國家。雖然美國這種立法存在不可告人之目的，但也從側面反映出中國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資本主義頹勢凸顯。如果說，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很多人認為資本主義垂而不死有其現象層面的合理性，那么，現在，就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們也開始承認資本主義的垂死性了。法國總統馬克龍認為，“同開放市場經濟連在一起的現代資本主義模式已經無法在這種環境（即面臨社會不平等危機、民主危機、民主制度的可持續性危機、氣候危機——本文作者注）下運轉”[32]。普京認為，“當前的資本主義模式，也就是絕大多數國家的社會秩序的基礎，已經失去了動力，在越來越混亂的矛盾糾結中，這種模式已經走到盡頭。” [33] 最近，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公開承認，西方自身的發展戰略和發展理論存在重大問題，美國的資本主義面臨嚴重危機[34]。從不利的方面看，經濟上，后疫情時期下，逆全球化抬頭并有加劇跡象，低增長、高負債、高通脹持續沖擊，包括中國經濟在內的全球經濟正面臨著艱難重啟的境地。政治上，地緣性政治風險此起彼伏、中美等大國博弈日趨激烈。尤其是一些西方國家固守冷戰思維，大搞意識形態對立，中國作為東方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被頻頻針對。在未來，美國仍可能繼續對我國采取“技術脫鉤”、“規則重定”等極限施壓的政策。此外，全球氣候變化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萌芽，將加劇國內各部門和國與國之間在減排領域的矛盾和推動各國經濟、科技和社會生活革命性新變化的發生。習近平用“驚濤駭浪”“風高浪急”“亂云飛渡”“泰山壓頂”等詞匯形容我國當前所處的國際形勢和發展環境的復雜嚴峻性（石云霞，2022）。

我們認為，在初級階段已經發生質變的情況下，初級階段的結束不應無原則地延遲。黨的十三大報告、十五大報告等重要文獻設想，初級階段要在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時結束，并且明確了這個階段結束的時間，那就是21世紀中葉。今天，距離2050年有27年時間，而黨的二十大規定2035年要基本實現現代化，距今只有12年時間了。所以，可以考慮把初級階段的結束定位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2035年。就當前中國實際看，最主要的危險不是超越現實、超越階段的急于求成，而是落后于實際、無視深刻變化的客觀事實的因循守舊、固步自封。在一些人眼里，當前推進共同富裕、公有化、發展集體經濟就是超越現實、超越階段的改革。為了克服這種危險，化解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歪曲，為了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原則更加一致，為了讓全體人民有更強的獲得感，為了又快又好地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為了彰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有必要公開宣布把初級階段的結束定位在2035年，這有利于爭取戰略主動，克服重大風險。只要應對得當，做出這種定位就是可靠的。粟裕建議打淮海戰役大大加速了中國的解放進程，抗美援朝大大加速了中國向社會主義制度的轉變，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提前完成，“兩彈一星”中國研制成功所耗時間世界最短。這充分說明，在包括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上，質變、突變、躍進是常態。

四、結論

第一，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經典有一定的不同，這種不同并不意味著二者截然對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面臨的是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所設想的是構建一個美好的新社會，因此，所提出的理論不能不從事物的主要方面看問題。但這不排除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功績的肯定，不排除馬克思恩格斯承認他們所設想的新社會在很長時期內還會有許多舊社會的痕跡，也不排除列寧承認社會主義國家允許外資存在、允許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正當性。社會主義大國進行建設，應該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因此，提出一種接受、容納私人資本的初級階段理論確實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史上的一大理論飛躍。應該注意到，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并且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即使對資本的容納發展到相當程度，也依然有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對于人口小國或缺少歷史積淀的國家，這種理論的借鑒意義可能是有限的。——這部分解釋了朝鮮、古巴為什么沒有走中國那樣的改革開放道路，同時也部分解釋了為什么越南采取了與中國類似的政策，卻難以取得很大的成功。

第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復雜性本質。這種復雜性既有客觀上的，也有主觀上的，既表現在發展階段既對某些理論、某些政策具有決定性作用，同時在這些理論、政策以及其它理論、其它政策上的決定上具有決定的不確定性上，又表現在初級階段具有動態發展的本質，總是面臨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的約束性強弱上，還表現在它所受到的種種歪曲以及與這些歪曲相聯系的思想和實踐后果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理論設計上是對的，它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發展，適應了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生產力低下的事實，同時也遵循了生產力性質主要地決定生產關系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這必將使得歷史上曾經發生的對于初級階段理論的種種歪曲成為過往煙云。而當中國吸取經驗教訓，進入新發展階段后，初級階段所具有的復雜性也就成為歷史了。

第三，初級階段已經到了后期階段，面臨一個結束節點的確定問題。十八大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新時代、新階段，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堅強領導下，我們黨對于初級階段的動態發展有了極為清晰的科學認識，在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做出了正確的安排，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已經更加明晰，新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發展格局必然形成。這些新格局與中高級社會主義具有極強的相似性。國際局勢發展也需要我們考慮最嚴重的情況出現的可能性以及相應的政策對策。因此，我們已經面臨初級階段的后期階段，面臨向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過渡的重大問題。為此，有必要確定初級階段結束的節點。基于黨的有關文件，也基于當下中國實際和所處的國際環境，初級階段的結束至晚應該定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2035年。在初級階段結束之后，即使還有一些屬于初級階段的問題，也可以留到中高級階段加以解決——就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才完成西南地區、海南島、西藏、新疆等的解放一樣。

參考文獻：

陳秀華，2022：《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發展變化趨勢或規律》，《政治經濟學研究》第2期。

李崇富，2017：《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本質、過程和方向把握——學習習近平“7·26”重要講話的體會》，《馬克思主義研究》第10期。

劉國光，2009：《當前世界經濟危機中中國的表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的關系》，《高校理論戰線》第5期。

劉國光，2013：《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矛盾和本質特征》，《當代經濟研究》第2期。

劉國光，2009：《關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探索和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情況的回顧》，《黨的文獻》第1期。

劉建軍，2019：.《論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跨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第4期。

劉偉，2021：《現代化強國目標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學動態》第1期。

劉偉、劉守英，2023：《論新發展階段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研究》第3期。

魯保林，2022：《實現共同富裕要堅持什么樣的理論訪——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學部委員》，《政治經濟學研究》第2期。

羅玉輝、吳文新、廖敏伶，2023：《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坐標審視當今中國的資本》，《海派經濟學》第1期。

石云霞，2022：《習近平關于新時代意識形態重要論述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第8期。

譚勁松、艾兵有、程順華，2023：《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特殊性、艱巨性與可行性》，《海派經濟學》第2期。

涂元季，2007：《錢學森書信》，第5卷，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第306頁。

王今朝、余紅陽，2021：《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相互關系的本體論再認識》，《政治經濟學研究》第2期。

鄔欣欣、常慶欣，2021：《科技自立自強的“四個面向”：習近平關于新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規律的理論創新》，《廣西社會科學》第8期。

吳宣恭，2017：《混合所有制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關系》，《海派經濟學》第4期。

吳宣恭，2017：《從實際出發正視矛盾分析根源探索規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

楊承訓、李洙泗，1998：《鄧小平理論對列寧新經濟政策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第5期。

張建忠，2023：《現代化視域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跨度和發展進階》，《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

張卓元，2022：《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經濟研究》第1期。

朱佳木，2023：《對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步系統闡述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紀念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5”重要講話發表10周年》，《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第1期。

朱佳木，2022：《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初級階段社會主義（下）》，《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第11期。

注釋：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頁。

[2] 習近平，2021：《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求是》第9期。

[3] 有諸多文獻表明，在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時，在黨內和學界中都有很多爭論，也有許多重大問題需要考慮。參見劉國光（2009）。

[4]《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頁。

[5] 習近平，2022：《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求是》第10期。

[6]《依法規范和引導我國資本健康發展發揮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人民日報》2022年5月1日。

[7] 這種說法是“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8]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即僅僅依靠政府監管是否能夠防范資本無序擴張的問題。筆者認為，防范資本無序擴張必須利用經濟手段，發揮公有制企業的作用。

[9] 錢學森認為，不能或不宜用還原論處理而必須使用新方法處理的問題都是復雜性問題。初級階段問題無疑是不能用還原論來處理的。從理論上看，初級階段及初級階段理論的復雜性表現在對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兩種不同理解上。一種理解認為生產力的社會化性質決定生產關系，以斯大林為代表。一種理解認為生產力的大小決定生產關系。這種理解又分為兩種：一種以考茨基、托洛茨基為代表，認為俄國還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一種以中國初級階段理論為代表，認為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必須容納資本。參見涂元季（2007），王今朝、余紅陽（2021）。

[10]《列寧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頁。

[11]《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頁。

[12]《列寧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頁。

[1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頁。

[1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頁。

[1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頁。

[1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頁。

[17]《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以后同。

[18] 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頁。

[19]《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頁。

[20]《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66頁。

[21] 習近平，2021：《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求是》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