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劉國光學部委員是當代中國最著名和最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改革開放之后，他獨創性地闡述“雙重模式轉換”目標，逐步形成經濟學的創新理論和政策體系，成為對改革影響最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劉國光先生潛心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2020年度取得非凡成就，先后獲得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第二屆“21世紀世界政治經濟學杰出成果獎”、首屆“世界馬克思經濟學獎”等重要獎項。實現共同富裕，是當前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那么，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專訪了第十二屆、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現為特邀顧問的劉國光學部委員。
2021年，我國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上，習近平總書記將目光瞄向又一新的宏偉目標——共同富裕。2021年1月，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實現共同富裕這項工作“不能等”。2021年7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指出，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2021年8月，習近平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提出了促進共同富裕的時間表和路線圖。2021年12月，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著重闡述了幾個重大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將其擺在五個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之首。
魯保林：有人說，過去我們長期實行的是“國富優先”而不是“民富優先”的政策導向，造成了現在我國“國富民窮”或“國富民不富”的現象。還有人說，“國富優先”的政策導向使國家生產力大大快于民眾消費的增加，導致總需求不足。您對這些問題有什么看法？
劉國光：把“國富”與“民富”并立和對立起來的提法，并不確切。就“民富”來說，也不能簡單地講現在是“民不富”或“民窮”。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比過去有很大提高，部分人群已經很富有，甚至富得冒油，堪比世界富豪。所以說，國民有富有窮，不能一概而論，說什么“民窮”或“民不富”。究竟我國過去有沒有所謂“國富優先”的政策導向？我的印象，過去從來沒有明確宣布過或者實行過什么“國富優先”的政策，倒是明確宣布過并實行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如果說這也算是“民富優先”，那也只是讓一部分人優先富起來的政策。這一部分人主要是私人經營者和有機遇、有能力、有辦法、有手段積累財富的人群。應當說，這一政策實行得非常成功。它導致中國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民營私有經濟的增長大大超過國有、公有經濟的事實，證明了我們這些年實際上實行的，不是什么“國富優先”，而是“民富（當然是一部分‘民’）優先”的政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放開一些個體經濟，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種借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推動經濟發展的政策，本來也可以說得過去，是可以嘗試的。當初宣布實行這一政策的時候，就曾提出“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口號。但是多年的實踐證明，“讓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標雖然在很短的歷史時期中迅速完成，但“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卻遲遲不能夠自動實現。在市場化、私有化的大浪淘沙下，這也不大可能實現。相反地隨著市場化、私有化的發展，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趨勢“自然出現”。為什么我們在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長時間地不能解決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呢？光用“先做大蛋糕后分好蛋糕要有一個時間過程”來解釋，是不足以充分說明的。鄧小平早就指出，經由貧富差距的擴大再到貧富差距縮小的問題，要在20-21世紀之交基本達到小康的時候，就應該著手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進程表明，由于中國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財富來源路徑的特殊性，中國富豪積累財富時間超短。在中國，成功地完成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任務所花的時間極短，而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任務卻遙遙無期。一些為財富、資本辯護的精英們常常以分配問題復雜為借口，預言需要等待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分配的公平問題，要大家忍耐再忍耐，這真是奇怪的邏輯。要知道這是連鄧小平也不能容忍的，因為他早就多次要求適時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并警告說兩極分化趨勢將導致改革失敗的危險后果。目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最核心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兩極分化趨勢明顯。中心的問題不是什么“國富”與“民富”的矛盾，而是一部分國民先富、暴富與大部分國民不富或貧窮的矛盾。要克服和扭轉貧富差距擴大和兩極分化的趨勢，需要的政策轉向，不是什么“國富優先”轉變為“民富優先”，而是明確宣布“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已經完成任務，今后要把這一政策轉變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過渡。
魯保林：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論斷，對今天我們推進共同富裕有什么啟示呢？
劉國光：在論述社會主義本質時，鄧小平先從生產力方面講了社會主義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然后又從生產關系方面講了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生產關系落腳在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這是屬于分配領域的問題，要通過社會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才能體現出來的。鄧小平“南方談話”之所以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包括在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中，是針對當時中國生產力發展還極其落后，而“四人幫”又在搞“貧窮的社會主義”，阻礙著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提醒人們注意中國的社會主義更需要發展生產力，以克服貧窮落后的緊迫性。這樣講是必要的。如果設想社會主義革命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就不會有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根本任務的說法，而只能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又多次講過，社會主義“有兩個根本原則”“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個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一個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第二個“重要方面”或“根本原則”講的是分配領域，同“本質論”所講的“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完全一致。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本質、根本原則作了許多表述。他講的東西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構成要素，如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公有制為主體、消除兩極分化等等。就是說。沒有這些東西，就構成不了社會主義。但在這些要素中，他又特別強調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要素。比如說，社會主義改革的任務當然是要發展生產力，但是如果單單是發展生產力，而不注意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設和改進，那么社會主義改革也是難以成功的。非常典型的一句話是“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1】，很鮮明地說明了這一點。GDP哪怕增長得再多再快，也不能改變這個結論。這證明分配關系這一要素在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改革理論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鄧小平假設的“改革失敗”不是指一般改革的失敗，而是講社會主義改革的失敗，或者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失敗。因為社會主義是必然要有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很可能生產力一時大大發展了，國家經濟實力大大增強了，GDP也長期地增長了，可是生產出來的財富卻集中在極少數人手里，“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2】，大多數人不能分享改革發展的好處。這樣一種改革的結果也可以說是一種改革的成功，可是這絕不是社會主義改革的成功，而是資本主義改革的成功。中國由于生產力落后，經濟不發達，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也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這是順理成章、非常正確的，但這不是社會主義的終極目的。社會主義的終極目的是人的發展，在經濟領域的目的是人們共同富裕。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中，特別強調“共同富裕”這一要素，他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3】，就說明了這一點。所以在理解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的內容時，絕不可以僅僅重視發展生產力這一方面，而不重視調整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這一方面。鄧小平之所以反復強調社會主義本質、性質、原則中的生產關系方面的東西，就是因為不同社會制度相區別的本質特征是在生產關系方面，不是在生產力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來研究生產關系;著眼于完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在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的研究和闡述上，主要的功夫應該下在生產關系方面，強調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在于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它的根本原則在于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社會主義不同于其他社會的特殊性就在于公有制、共同富裕這些體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主要特征。離開了這些本質特征，就不是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應從以下三方面著手：做優做強做大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公有經濟的主體作用;轉變政府職能，提高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從所有制結構和財產制度、強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等方面入手，實現改善民生，逐步解決財富和收入兩極分化問題。
魯保林：有人說公平與效率不可兼得。您對效率和公平關系有非常深入的見解，現在您是如何看待公平和效率關系問題的呢？
劉國光：常識告訴我們，收入分配越平均，人們的積極性越削弱，效率自然會低;適當拉開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規則公正，就會有助于提高效率。從另一方面說，不提高效率，蛋糕做不大，難以實現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決社會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講公平，收入差距拉得過大，特別是分配程序規則不公，也會導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響社會穩定。所以效率和公平從來就是既矛盾又統一的，處理好這兩者的關系不容易。改革開放前，分配體制存在一定的問題，使效率受到影響。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后，逐步講求效率，拉開收入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農村到城市，經濟活躍起來，非常見效。于是經過十多年，就把“兼顧效率與公平”作為經驗總結，寫進了1992年黨的十四大的決議。據我所知，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確提到效率與公平關系的問題。在此之前，無論是中央文件還是學術界，都沒怎么談這個問題。但是，兩年以后，從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在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上的提法有一個新的變化，即把以前的“兼顧效率與公平”，改變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使這兩者關系由效率、公平處于同等重要地位，改變為效率處于“優先”的第一位。公平雖然也很重要，但處于“兼顧”的次要地位。這兩次會議的兩個“兼顧”意義很不相同。所以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從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開始，一直到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每次中央重要會議都這么提。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它是我國在收入分配政策領域的正式精神。黨的十六大報告又補充了一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這也是很重要的分配政策。2003年，我寫了一篇《研究宏觀經濟形勢要關注收入分配問題》的文章，提出“逐步淡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向實行‘效率與公平’并重的原則過渡”，并將這一意見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提出。當時我是起草組成員之一。當時，大家的認識還不一致，沒有接受我的意見。2005年以后，我年紀大了，參加社會活動少了，中央文件起草工作也沒再參加。我在2005年發表《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一文，后來又寫了《把效率優先放在該講的地方去》的一篇短文，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要淡出，把公平置于“兼顧”的次要地位不妥，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效率優先不是方向，分配應該強調公平。我把文章的原稿呈送給了中央。中央主要負責同志很重視，批給了十六屆五中全會文件起草組。但是，十六屆五中全會報告征求意見稿當中又出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字樣，遭到各方面很多同志的非議。我在中國社科院也提出了反對意見。十六屆五中全會文件最終定稿時，勾掉了這兩個提法，同時突出了“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鮮明主張。據我所知，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毫無疑問，符合改革的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也有利于調動大多數人的改革積極性，無疑是收入分配理論和政策領域的一個重大進步。2006年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研究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十六屆六中全會又強調了要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并將初次分配也要實行社會公平這一原則寫進了中央文件。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文件要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對“社會公平正義”這一目標給予了很高的位置。把蛋糕做大，把我們的經濟實力做大，讓國家富強，這是一件事。另一件事是同時要把蛋糕分好，做好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讓大家共同享受發展成果。人們說把蛋糕做大是政府的責任，把蛋糕分好是政府的良知、良心。那么在蛋糕沒有分好的情況下，政府就沒有良知、良心嗎？不能這樣說。應該說這都是我們政府的責任，不僅僅是良知、良心的問題。但是政府在前一階段不可能把這個蛋糕又做得大，又切得好。所以前一階段我們要努力把這個蛋糕做大，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要兩者并重，既要做大更要分好。社會主義要把分好蛋糕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大家共同分享，不是少數人侵吞發展的果實。同時不這樣做也不行，不這樣做怎么能進一步做大蛋糕？不這樣做，老百姓的不滿意多起來，大家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蛋糕就沒辦法繼續做大?，F在已經到了“做大”與“分好”兩者并重，更加應當注重分好蛋糕的時候了。有人擔心強調社會公平，會不會回到傳統體制的分配體制？我倒是不擔心。我國改革發展到現在這一步，很少有人想回到舊體制。引發不滿的是體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體制內由于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規范的過高收入（如上千萬的年薪），尤其是財富占有的嚴重差別。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已在分配天平的另一端，需要適當地校正。我的憂慮是，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的壞的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我們要避免這種情況，我們一定能夠避免這種情況，那就只有一種辦法，要更加重視公平問題。
魯保林：有人說縮小貧富差距要靠再分配，您曾認為需要從強化公有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著手，扭轉“公降私升”和“國退民進”的趨勢，阻止“化公為私”的所有制結構轉換過程。這些觀點一度引起強烈反響，現在您的看法是否有改變呢？
劉國光：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甚多，如城鄉差距、地區不平衡、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滯后等等，必須一一應對。但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所有制決定分配制，財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財產占有上的差別，才是收入差別最大的影響因素。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結構，隨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效率優先政策取向的執行，私有經濟的發展必然超過公有經濟和國有經濟，從而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局面。這是有利于整個經濟的發展的。但這種私有經濟超前發展和公降私升、國降“民”升的勢頭一直延續下去，“到一定的時候問題就會出來”，“兩極分化自然出現”【4】。隨著私人產權的相對擴大，資本財產的收入份額會相對擴大，勞動的收入份額則相對縮小，從而擴大貧富差距，促進兩極分化趨勢。在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縮小貧富差距時，人們往往從分配領域本身著手，特別是從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再分配領域著手。完善社會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狀況。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需要加大力度繼續做好。但是，僅僅就分配談分配，僅僅從分配和再分配領域著手，還是遠遠不夠的，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貧富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還需要從所有制結構上直面這一問題，需要從強化公有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著手，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也是調整“國富”同“民富”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國貧富差距擴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已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生深刻的影響。只有從基本生產關系、基本經濟制度來解決這一問題，才能最終阻止向兩極分化推進的趨勢。現在有不少人對公有制是否還是我國經濟的主體有疑慮，主要是對公有制經濟所占的比重即量的方面有疑慮。公有資產占優勢，更重要的是表現為質的優勢，即公有資產在關鍵性的涉及國民經濟命脈、戰略全局和發展方向的生產資料上占優勢，而不是在一般的微不足道的生產資料上占優勢；是在先進的具有導向性、控制性的生產資料上占優勢，并且不斷提高進步發展壯大，而不是在落后的生產資料上占優勢。這樣，公有制經濟才能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國民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具有強大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而且要求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起主導作用，國家應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帶動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使廣大人民群眾都能享受到國有經濟的好處。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國有經濟不能像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那樣，主要存在于私有企業不愿意經營的部門，僅僅起到補充私有企業和市場機制不足的作用，而是需要保證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必須反對不顧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國情搞私有化的錯誤傾向。為了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國有經濟應主要集中于能源、交通、通訊、金融等基礎設施和支柱產業中。這些都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在這些行業和領域中國有經濟應該有絕對的、較強的控制力，國有資本要保持獨資和絕對控股或有條件的相對控股。關于國有經濟的作用，理論界有不少論述，其中有一種觀點值得注意和研究。這種觀點把國有經濟的社會責任分為兩種，一是幫助政府調控經濟，一是保證社會公平的經濟基礎。前一個作用普遍適用于社會主義國家和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而后一個作用則是社會主義國家所獨有的。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在一定條件下國有經濟有助于政府調控經濟，但是一些發達國家的私有化實踐證明，即使壟斷性的基礎產業實行了私有化，國有經濟的比重下降到了10%以下，政府照樣可以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和商業手段等有效地調控經濟。但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則是高度私有化的經濟和以私有制為主的混合經濟解決不了的老大難問題。我國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中增強國有資本的控制力，發揮其主導作用，理應包括保障、實現和發展社會公平的內容和標準，需要發揮好國有經濟保障社會公平的重要職能。因此，那些對于保障社會公平非常重要的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產，也應該認為是“重要”的國有資產，要力爭搞好。混合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之一，我們要長期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向高級階段過渡，而向高級階段過渡當然不能是向私有經濟過渡，而且這個過渡時間很長，所以混合所有制經濟不應當是一種短暫的向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過渡的形式。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響最大的核心要素是勞動與資本的關系。若干年來，隨著所有制結構的公降私升，隨著市場化大潮中“擁抱資本、疏遠勞動”的風氣盛行，憲法中規定的“按勞分配為主”，事實上逐漸被“按資本分配為主”所代替。因此勞動者報酬占比不斷下降，而資本所得占比不斷上升。由于勞動者報酬在居民收入中占最大份額，勞動者報酬在GDP中占比的下降，就決定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NP中占比的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勞動者報酬占比下降和企業利潤所得占比上升造成的，主要不是由政府收入上升造成的。所以，要扭轉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趨勢，核心問題在于提高勞動者報酬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關鍵在于調整勞動收入與資本所得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體在勞動工資制度方面，必須切實強化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加強對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規的執行力度，嚴禁低工資和殘酷剝削為手段的暴利行業和血汗工廠，讓職工的工資福利能夠得到切實的提高。還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著力形成職工工資增長的長效機制，等等。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雖然不會影響財富、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報酬的絕對增長，但不可避免要影響其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這就要本著按勞動分配為主、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也參與分配的原則，對初次分配的機制進行必要的改革和調整。這也符合我國憲法中關于按勞動分配為主的精神。“按勞分配為主”是與“公有制為主體”相匹配的。如果公有制為主體能夠堅持，按勞分配為主才能實現。否則就要變按勞分配為主為按資分配為主，這樣就不可能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魯保林：有人說縮小差距、推動共同富裕，還是需要依靠市場，讓社會各階層通過市場致富，您是主張縮小指令性計劃和市場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導者和創新者，對這一說法有何看法？
劉國光：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是一個長期的、世界性的問題。1979年，我在《論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和市場的關系》一文中就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是由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所決定的一種內在的有機結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發表該文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未定稿》上批示：“這是一篇研究新問題的文章，也是一篇標兵文章。在更多理論工作者還沒有下最大決心，作最大努力轉到這條軌道上的時候，我們必須大力提倡這種理論研究風氣。”中央黨校、國家計委、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內部刊物全文轉載。此文改寫本提交1979年5月在奧地利召開的大西洋經濟學年會，年會執行主席Helmont Shuster致胡喬木【5】電函稱，該文受到年會的“熱烈歡迎”，認為“學術上有重要意義”，并決定將此文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英國詹姆斯·E.米德【6】的論文一道全文刊登在《大西洋經濟學報》（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1979年第4期上。21世紀初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了，矛盾也持續發生了，我強調對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相結合的反思。針對計劃與市場的兩種情結，我提出兩個堅持和破除兩個迷信的意見：一是我們要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場；二是我們要堅持計劃調控，但不能迷信計劃。計劃和市場都不是萬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除了貨幣金融、財政稅收，還包括國家計劃。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而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有很豐富的內容，包括公有制為主體、共同富裕的內容，也包含“有計劃”的內容。所以我們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是完全正確的。現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是市場，計劃是彌補市場缺陷與不足的必要手段。現在計劃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導性的、戰略性的和預測性的，同時必須有導向作用和必要的約束、問責功能。這樣的國家計劃導向下的宏觀調控，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別于其他市場經濟所必備的內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遵守的不僅是市場價值規律，這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唯一的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要首先遵守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計劃和市場、自覺的調節和自發的調節、“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都要用的理論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本身就是經濟和政治的統一。我們的改革是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單純的市場經濟，而是社會主義“加”或“乘”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機統一體。黨的十四大報告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時，就明確在“市場經濟”一詞的前面加上一個前置詞“社會主義”，還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資源配置有宏觀、微觀不同層次，還有許多不同領域的資源配置。在資源配置的微觀層次，即多種資源在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的配置，市場價值規律可以通過供求變動和競爭機制促進效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說是“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在資源配置的宏觀層次，如供需總量的綜合平衡、部門和地區的比例結構、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保護、社會分配公平等方面，以及涉及國家社會安全、民生福利（住房、教育、醫療）等領域的資源配置，就不能主要依靠市場來調節，更不用說“決定”了。市場機制會在這些宏觀領域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需要國家干預、政府管理、計劃調節來矯正、約束和補充市場的行為，用“看得見的手”來彌補“看不見的手”的缺陷。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是有限制的。政府和國家計劃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性作用。這樣，市場與政府、市場與計劃的“雙重調節作用”的思想就凸現出來了。“功能性雙重調節作用”是程恩富同志的一個提法，頗有道理。
魯保林：2021年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多次對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作出部署，并提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但是仍有一些地方黨政官員與資本勾連，支持資本無序擴張，甚至提出私營企業家是“老大”等理念。關于資本的特性和規律，以及私有經濟發展的原則和方向，您有哪些看法？
劉國光：為什么社會主義的中國會發生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很容易，實現社會公平克服兩極分化反而非常困難？我認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們集中精力進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偉大事業以來，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效率優先做大GDP規模上面，而把社會公平和分配好社會產品的問題放在“兼顧”的次要地位，以至于一些同志逐漸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一些基本常識也模糊淡忘了。比如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于個體、私營經濟是應該允許發展的，但不能忘了列寧指出的小生產時刻不斷產生資本主義的規律；比如說，私人資本是應該允許存在的，但不能忘了馬克思早已指出的資本積累必然引起兩極分化的規律；又比如說，私營企業主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是應當承認的，但不能忘了他們作為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特別是其嗜利逐利的本性，這一本性迫使他們不斷為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奮斗，推動社會走向兩極分化。“兩極分化自然產生”，這是鄧小平的又一個至理名言。但我們的一部分同志卻竭力回避“兩極分化”的字眼。黨內一部分有影響的同志淡忘了上述一系列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ABC，所以在改革開放后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時候，對于私人資本經濟往往偏于片面支持刺激鼓勵其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積極方面，而不注意節制和限制其剝削和導致兩極分化后果的消極方面，即與社會主義本質不兼容的東西。先富帶后富和共同富裕長期難以實現，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兩極分化趨勢的形成，根本原因就在這里。由于剝削和追逐私利這一本質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后果如勞資糾紛、兩極分化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不可不察，不可不研究。私有經濟與個體經濟是有區別的。私營企業主與現在所稱新社會階層中的管理技術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等其他成分也不一樣。大家都是“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但個體勞動者、管理技術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等，一般是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勞動者，而私營企業主雇傭勞工生產經營，他們與雇工之間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因為私營企業的生產經營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所以這種剝削關系也受到我國法律的保護。私有經濟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又有占有剩余價值的剝削性質，這種由剝削制度所制約的私有制本性目的所必然帶來的社會矛盾，無時無刻不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道德上，人與人的關系上表現出來。私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下表現的兩重性，是客觀上必然存在的，只能正視，不能回避。應該把私有經濟的性質與作用分開來講。只要是私人占有生產資料，雇傭和剝削勞動者，它的性質就不是社會主義的。至于它的作用，要放到具體歷史條件下考察，當它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時，它就起積極作用，以至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它不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因此不能說它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在鼓勵、支持私有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要正確引導其發展方向，規定能發展什么，不能發展什么。比如競爭性領域，要允許私有經濟自由進入，盡量撤除限制其進入的藩籬。特別是允許外資進入的，也應當開放內資進入。而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部門和關鍵領域，就不能允許私有經濟自由進入，只能有條件、有限制地進入，不能讓其操縱這些部門和行業，影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私有經濟在競爭性領域有廣大的投資天地，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一些重要部門現在也可以參股投資，分享豐厚的盈利，應當知足了。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群體和“新社會階層”，私營企業主大概不會覬覦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地位”。但是確有某些社會精英明里暗里把他們往這方面推。要教育他們不要跟著這些精英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容許私人產權的發展，容許非勞動要素（主要是資本）參加分配，但這一切都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為前提，不能讓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為主體，也應該扭轉按資分配代替按勞分配為主的趨勢。那種讓私人資本向高利潤行業滲透（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部門和關鍵領域，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節制資本的口號也反對這樣做），那種盲目地、有違社情地鼓勵增加“財產性收入”之類的政策，只能促使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都應該調整。只要保持這兩個主體，貧富差距就不會惡性發展到兩極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內，最終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否則，兩極分化、社會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轉貧富差距擴大趨勢，要放在堅持共和國根本大法的角度下考慮，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保證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的“兩個為主”的憲法原則的真正落實。【1】《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頁。【2】《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頁。【3】《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頁。【4】《鄧小平年譜1975-1997年（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64頁。【5】胡喬木（1912-1992），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6】米德（James E.Meade，1907-1995），英國經濟學家，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受訪專家：劉國光，第十二屆、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特邀顧問；采訪者：魯保林。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刊于《政治經濟學研究》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