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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習近平用典》一書，習總書記對于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引用和化用最多的是《論語》。習總書記曾經引用《論語》《述而》篇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習近平用典》第二輯，第143頁），說明學習是文明傳承之途，人生成長之梯，政黨鞏固之基，國家興盛之要。習總書記又曾經引用《論語》《雍也》篇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說明領導干部要做到己立立人，關鍵是以己度人、寬以待人，“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對自己多一份嚴格要求，對他人少一些求全責備（《習近平用典》 第二輯，第59頁）。習總書記還曾經引用《論語》《為政》篇“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習近平用典》 第二輯，第51頁），說明執政者一要以德施政，善待民眾，以贏得百姓的擁護；二要以自己的道德行為去教育和感化百姓。

無獨有偶，毛主席引用和化用《論語》中的格言警句和評論孔子也是最多的。毛主席曾經指出：“孔子辦學校的時候，他的學生也不少，‘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謂盛矣。” 毛主席曾借用《論語》中“宰予晝寢“的典故號召干部勤奮學習：“從前孔子的學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覺，孔子罵他‘朽木不可雕也’，對于我們隊伍中躲懶的人，也可以這樣講一講，但是對學習有成績的，就要獎賞，有賞有罰，賞罰嚴明。”毛主席又曾經號召黨的干部學習孔夫子的“每事問”，開展調查研究，改進工作方法，“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么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毛主席還曾經肯定孔子的思想體系有“部分真理”：“孔子的體系是觀念論；但作為片面真理則是對的，一切觀念論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樣……觀念論哲學有一個長處，就是強調主觀能動性，孔子正是這樣，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擁護。”（轉引自《人民網》韓延明《毛澤東談孔子》）當然，毛主席對孔子有諸多的批評，但卻從未否定孔子學說對他的重大影響和孔子對中國教育的卓越貢獻。

習總書記對《論語》的引用和化用表明，他和毛主席對“孔孟之道”的儒家文化的認識既是基本一致又是向前發展的，即：“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據說“還是革命家”（毛主席語），他的思想體系對當代中國還有現實的借鑒和指導意義，但是，孔子的思想和中國其他傳統文化一樣，“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這就要求人們在學習、研究、應用傳統文化時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進行正確取舍，而不能一股腦兒都拿到今天來照套照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第三卷，第313頁）

論語是論纂、編輯語錄的意思。《論語》就是孔子的學生、再傳弟子，抑或還有孔門之外的士人參與論纂、論輯的以記孔子之言為主的一部書。孔子在《論語》中對自己的倫理思想實際作了概括，說“吾道一以貫之。”這個“道”明面上說的是“忠”“恕”，實際上說的是“仁”，因為忠、恕不過是仁的屬性和不同側面的表現。孔子賦予了仁既是人最美好的倫理思想又是人的其他倫理思想的統帥地位。仁貫穿于《論語》的為學、為人和為政的整個倫理思想體系中，因而《論語》的基本內容就是以“仁”為主旨闡明為學、為人和為政的倫理思想學說。仁既然貫穿于《論語》的為學、為人和為政的整個倫理思想體系中，那么，孔子的整個倫理思想體系實質就是關于仁學、仁人和仁政的思想體系。孔子的這個倫理思想體系不能不說達到了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珠穆拉瑪峰，以至被中國漫長的封建統治階級奉為主流意識形態和主要的指導思想。但是，隨著“歷代統治階級給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 年年有進步，代代都加封”（毛主席語），孔夫子的地位越來越高，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卻離孔子“仁”的思想和社會歷史發展需要的“仁”的思想漸行漸遠、越來越遠。這固然是由封建統治階級的本性決定，也不能不說，孔子的“仁”的思想體系既有它固有的歷史局限，更有它與生俱來的糟粕。

孔子的仁到底是什么，就像他創立的“引而不發”的啟發式教育——沒有明說。孔子雖然沒有明說，但孔子的仁既是一個可感覺的人的內在之物又是一個通過人的言行和功德來把握和評價的外界對象，因而不僅能把握孔子的仁的邏輯起點和發展邏輯，而且能把握仁的基本屬性和本質。

孔子的仁首先是一個可感覺的人的內在之物，確切地說，是父子兄弟關系中的人的內在之物——父子之情、兄弟之愛。還在孔子之前很早的時候，中華民族就建立起了以夫妻關系和父子關系為本位的家庭倫理。《詩經》中的周民族史詩五篇即《生民》《綿》《公劉》《大明》《文王》實際就記錄和反映了這種家庭倫理。這種家庭倫理，是在夫妻和衷共濟、同心同德共建家園和養育兒女的過程中形成的，是在瓜瓞綿綿、生生不息的血脈傳承和事業傳承的過程中形成的。這種家庭倫理一旦形成，就必然不但會改造人的生物學基因而且會成為家庭的文化基因，《尚書》中說的“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的情感就必然成為人類社會最常見、最基本同時又是最普遍、最深刻的情感，以至《詩經》《蓼莪》中的父子之情是那樣的撕心裂肺、驚天動地；以至《斯干》中的兄弟之愛是那樣的情真意切、情濃意蜜。正由于中國先民很早以前就有了這樣濃烈的父子情深，兄弟之愛，孔子才能在原有“仁”的基礎上，抽象出“仁”的基本意義即“愛人”或曰情愛（《顏淵》），就是不僅愛父母、愛家人，而且愛一切人、所有人。這種愛人是從家庭倫理出發并將家庭倫理的父子之情、兄弟之愛推而廣之到朋友，到鄰里，乃至整個人類社會，形成以仁為基礎和根本的家庭倫理、社會倫理、政治倫理、政治治理和政治制度。但是，孔子的愛人雖然是一種人類普遍的愛，卻又是一種等差有序、親疏有別的人類之愛，就是“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學而》）。因此，孔子的仁也體現了他的最高哲學即中庸的價值，就是“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一端是家庭之愛。“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正因為孔子的“仁之本”就是父子之情、兄弟之愛，才使得孔子的仁驚天動地、感天動地，才使得孔子的仁與家庭同生死、共憂患——只要有家庭，孔子的仁就有存在的根據和理由。另一端實際就是孔子的“吾從周”，就是西周政治即西周的禮法制度的基本內核。西周王朝本來實行的就是“家既是國，國既是家”“家是小的國，國是大的家”的家國有等、家國一體的國家制度，而維持這套國家制度的就是“周公之禮”。是故，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顏淵》）克己復禮就是用等級名分約束自己，各踐其位，各行其禮，按部就班，不得僭越，使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級秩序井然、自然祥和。這樣一套制度安排，自然與封建統治階級“心有戚戚焉”！孔子的仁還是“忠恕之道”。忠，就是孔子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恕，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衛靈公》）因此，孔子的仁就是體恤他人、推己及人的道德倫理。有了這樣的仁義道德，自然是能“致萬世以太平”！孔子的仁還是博施泛愛。孔子認為，如果一個人能“博施與民而能濟眾”，那他不僅是仁，而且是達到和超過堯舜那樣的圣人了！（《雍也》）——使庶民百姓能“沐浴皇恩”“雨露均沾”，又怎么不讓他們感恩戴德、高呼萬歲呢？孔子的仁更是孔子價值體系的統帥。孔子的價值辭典里有：仁、義、禮、智、信，恭、寬、信、敏、惠，溫、良、儉、讓，剛、毅、木、訥，等等。這么多的價值“辭”何以能“一以貫之”？“仁”能一以貫之，因為這個價值體系內的其他“辭”，其實是仁的不同的表現和仁的各個方面的內涵。孔子的仁集眾美于一身并且顯得這樣的美好，其中合理的成分自然成為了人類共同的價值。 

孔子的仁又是一個可感覺和觸覺的外界對象。仁萌發于人的欲望和意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仁德不遠，我若要仁，仁就來了。仁開始于人的家庭倫理。仁起源于家庭的父子之情、兄弟之愛，又開始于家庭倫理。如果一個人連父母都不愛、兄弟都不敬，那仁又在哪里呢？只有“入則孝，出則弟”，才是仁德的行為。仁在人的學習過程中。孔子的“學”，說到底是培養什么人的問題。自然，孔子的“學”培養的是仁人君子，或者說，是仁人志士。好學其中就有仁，“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并且只有通過學習，才能達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述而》）的通達境界，實現“一以貫之”的“道”即仁。它在人的修身過程中。孔子為學的方法，主要是修身。修身，就是修養身心，本質是自己與自己的“惡”作斗爭，時時檢束自己的身心言行，用仁祛除思想中的雜質。修身，在人的言語和肢體之中，“仁者，其言也讱。” “為之難，言之得無讱乎？”反之，“巧言令色，鮮矣仁！”修身，在人的意志和品質之中，“剛、毅、木、訥近仁。” “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何以行恭、寬、信、敏、惠為仁？孔夫子說“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修身，在對自己的過錯的認識中，“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里仁》）修身，在人的責任擔當中，“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泰伯》）修身，在實現仁的過程中，“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仁在統治階級的仁政過程中。統治階級的仁，就是實行仁政。實行仁政，就要仁人志士去實施。那就是“君君、臣臣”。——作為君主要效法堯舜，作為臣子就要向賢臣看齊。作為君主，就要像堯舜那樣，“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泰伯》）“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衛靈公》）作為臣子，至少要像子產那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孔子的孝悌，為學、為人（修身）和為政的過程，都可以說是對仁的實踐。孔子之所以要將實踐納入仁的范疇，一方面是為了反對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和光說不練的空談家，另一方面就是為了實踐他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對自己負責，對社會負責，并且也只有通過實踐才有希望到達他的治平天下的理想彼岸。

綜上所述，孔子的仁實際就是“人”。這個人是愛親人的人，是愛他人的人，是言行一致的人，是具有實踐品格的人，是自尊自律、修養完美的人，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人。這樣的“人”的人格的形成，必然在人的為學、為學和為政的過程中。因此，《論語》的基本內容就是惟仁是依、以仁為本的關于為學、為人和為政的倫理思想學說，孔子的倫理思想就是關于仁學、仁人和仁政的倫理思想。但是，孔子的仁實際蘊含著一個矛盾，即“泛愛而親仁”與“尊卑有序、親疏有別”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實際是孔子的政治理想與政治實際的矛盾。這個矛盾，不是孔子用語言邏輯就能抹掉的，因為實際的政治必然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和前進。因此，孔子雖然創立了一個“愛人”的“天下為公”的理想，但他不可能找到一條實現自己理想的途徑。

孔子是中國古代“萬世師表”的教育家，是中國私人教育和中國教育思想的開創者，是中國古代文化和堯舜之道的集大成者。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至今還閃耀著真理的光芒，仍然還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孔子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教育理論。孔子主張以德為本，全面發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述而》）就是孔子用文獻、實踐、忠誠、信實四種內容教育學生，使學生達到志向在道、根據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憩于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中的通達境界，最終成為仁人君子或志士仁人。孔子主張“有教無類”。他親自實行“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悔焉。”（《述而》）對打破貴族壟斷文化，使文化進入民間，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孔子強調“學”與“習”相結合。“學而時習之。”（《學而》）孔子辯證對待“學”與“思”的關系。“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孔子強調學以致用以用促學。“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孔子倡導嚴謹老實的學風。主張“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多聞闕殆，慎行其余。”（《為政》）孔子最根本的教育思想就是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之道。這個“道”，就是在德、智、體、美幾個方面全面發展，修齊治國平天下，成為君子和仁人。德，簡言之，就是要求他的弟子“仁以為己任”；智，簡言之，就是要求他的弟子融會貫通四教六藝；體，簡言之，就是用射、御鍛煉弟子的體魄；美，簡言之，就是用音樂和文學修養弟子的身心、陶冶弟子的情操。可以講，孔子的這些教育思想，至今尚是不可移易的真理。

孔子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教育方法。孔子因材施教。他針對學生不同的特點甚至根據某個學生的不同表現進行恰如其分的教育，如“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他承認人的智力差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與語上也。”但也強調后天的主觀努力，反對“今女畫”（《雍也》）。孔子注重啟發式教學。“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不僅強調舉一反三，更贊賞“聞一知十。”（《學而》）孔子的教育方法中最根本的是他的言傳身教，言教與身教相結合，并且是身教重于言教。孔子之所以能言傳身教，是因為孔子為人師表，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不恥下問，以眾為師。孔子是溫和莊嚴的榜樣。“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孔子溫和而嚴厲，有威儀卻不兇猛，恭敬而安詳。孔子是平易近人的榜樣。——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先進》）孔子的平等待人、親切可人仿佛呼之欲出。孔子是謙虛謹慎的榜樣。“若圣與仁，則吾豈敢？” （《述而》）“子入太廟，每事問。”（《八佾》）孔子是終身學習的榜樣。“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孔子是“教學相長”的榜樣。孔子雖然是“夫子圣者與，何其多能也？”（《子罕》）但孔子認為他得到了他的學生子夏的啟發和教益，“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是贊賞和激勵學生學習的榜樣。“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子罕》）孔子是不恥下問的榜樣。“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孔子是實行禮教的榜樣。《論語》中的《鄉黨》篇記錄的都是孔子的依禮而聽、依禮而言、依禮而行、依禮而用。正因為孔子既有“此內美而外修以多能”，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才使得達巷黨人由衷地感嘆：“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罕》）才使得他的學生由衷地贊嘆：“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

孔子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教材體系。孔子是用《書》《詩》《易》《禮》《樂》《春秋》——這六門課程到戰國時被稱為“六經”，以及射、御、數等課程教導學生的。雖然“六經”不是孔子開創的儒家學派的專利——莊子的《天下篇》就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但是，孔子的教材至少體現出了以下的特點：一是經過了孔子的修訂、刪改和整理。“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孔子自言整理了音樂的篇章，編訂了《詩》中的《雅》《頌》。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雖不足證孔子作了《春秋》，但孔子刪定和整理了《春秋》應是確定無誤的。二是賦予了自己的價值觀和內容。孔子與子夏的答問就是明證。——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三是有自己編寫和編定的教材，也就是射、御、數。兩千多年前的時代，孔子能開出這么多的課程，不能不說孔子的博學多藝，也不能不說孔子形成了自己的教材體系。

孔子形成了比較豐富的教學內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游于藝。”孔子的四教是綱，六藝是目；四教是靈魂，六藝是肢體；四教是“仁以為己任”，六藝是技藝、技能。正因為如此，孔子才能既全面傳授上述各方面的知識，又能更注重學生人格的塑造，使之成為君子仁人。

孔子用《書》教化弟子并傳授弟子歷史文化文學知識。《書》是中國最早的政事史料匯編。基本內容是虞、夏、商、周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談話記錄，反映了上古華夏文化的各個不同側面，是上古正兒八經的歷史和文學著作。孔子讀過的《書》的篇目應該比當今的版本要多。孔子說，“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于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泰伯》）當是孔子教學或自學的心得。“《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政？”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憲問》）這是孔子認為《書》就是治國理政之書。而《堯曰》篇則幾乎是抄錄《書》的原文，“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子通過《書》的傳授，自然會使孔子向往的堯舜之道、三代之治扎根在弟子的心靈深處。

孔子用《禮》教化弟子并傳授弟子典章制度和禮儀知識。孔子傳授的《禮》是后來的“三禮”之一的《儀禮》。《儀禮》的內容涉及上古貴族生活的各個方面。大致可分為四類：一是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禮，是吉禮；二是喪葬之禮，是兇禮；三是賓主相見之禮，是吉禮；四是冠婚、賓射、燕饗之禮，是嘉禮。孔子年輕的時候就是操辦禮儀的能手，孔子傳《禮》自然是輕車熟路、拿手好戲。孔子很注意用《禮》培養學生。他“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禮記》《禮運》）依據周禮，幻想“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述而》）至于《論語》中孔子用《禮》教育弟子的內容也比比皆是。例如，“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泰伯》）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孔子通過《禮》的講習，自然使“郁郁乎文哉”的周公之禮深入弟子人心。

孔子用《易》教化弟子并使弟子實行中庸之道。“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相傳《易》之十冀是孔子講述由其學生整理而成。《易》本來是一部卜筮、算卦之書，可是通過孔子等先賢的改造，成為了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歷史哲學著作。孔子中庸之道的哲學思想是對《易》之中位思想的直接繼承和發展。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又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禮記》《中庸》）中庸之道成為孔子最根本的哲學思想。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認識到事物都有兩面性，因而要力戒片面性，調整取中，追求適度。“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叩其兩端而竭焉”（《子罕》），“過猶不及”（《先進》），“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堯曰》）。就是在事物存在矛盾和差異的情況下進行調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學而》）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足見《易》對孔子的影響。孔子通過《易》的講授，自然使學生立身以正，做官“子率以正”。

孔子用《春秋》教化弟子并對弟子進行警示。這里的《春秋》是魯國的歷史書，確切地講，是孔子父母之邦魯國的記事大綱。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大概是孔子刪定和修改了《春秋》。經過孔子刪定和修改的《春秋》就具有了強力的教化和規制功能，據孟子說，孔子自己說過：“‘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滕文公》）其實，只要是歷史著作都有教化和警示作用。《國語》《楚語》中就講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不管怎么說，孔子生于斯、長于斯，教育于斯、做官于斯，用魯國的歷史教導弟子不僅順理成章，而且也是不容爭議的事實。

孔子用《樂》教化弟子和熏陶弟子的情操。《樂》是《雅》《頌》，是宮廷和貴族的大雅之樂。《樂》在孔子的時代是有樂譜的，后來失傳了。今天只能通過隨氏編鐘等先秦樂器想象上古音樂的雍容華美了。孔子自己就是一個音樂家。據說，孔子年輕時不僅是禮賓先生，而且還是個吹鼓手，以孔子之智，成為音樂家是手到擒來的事情。《論語》就反映了孔子是音樂家。“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八佾》）“子擊磬于衛”（《憲問》）。《莊子》《秋水》說“孔子游于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可見孔子又是個樂器演奏大師。孔子極力贊賞大雅之樂反對靡靡之音。“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述而》）“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衛靈公》）《論語》還記載孔子行樂教之事。“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述而》）他認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貨》）在孔子的教導之下，孔子的弟子不僅有音樂之藝，更有了音樂之教：“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先進》）

孔子教育弟子著力最多，用力最勤的可能莫過于《詩》了。這大概《詩》是一部“百科全書”，既是史，又是政，還是民情社意，更是詩情畫意的文學。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陽貨》）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在孔子看來，《詩》可以觀情。“《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詩》可以使人聰明。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陽貨》）

《詩》可以讓人說話藝術。“（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季氏》）《詩》可以讓人掌握學習的規律。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詩》可以叫人為政。“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詩》可以叫人做人。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泰伯》）《詩》更是孔子培養弟子文學才能的教材。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論語》中曾點刻畫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畫面，顯然受到了《詩》的影響（《先進》）。總之，孔子用《詩》教化子弟是全方位的，《詩》在孔子那里起到了“百科全書”的作用。

孔子的教育還“游于藝”——游于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上面的禮和樂，既是“經”又是藝。孔子具體如何教導弟子射、御、書、數已不得而知，但從六藝早就是西周王朝的官修學科來看，也大致能推測孔子教學六藝的內容。射即為射箭技術。講究的是五種射技，就是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但孔子的“射”主要作為禮儀和修身的儀式，“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御指的是駕駛馬車的技術。“御”同樣有“五御”之說，分別為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孔子周游列國，弟子不學會“御”，就不能周游。這是基于實際的需要必須掌握的技能和本領。書就是指書法，包括書寫、識字和作文。這也是基本的技能，作為讀書人，總不會會說而不會寫，會做而不會書。數是理數、氣數，大概是技術、方法和技巧。從孔子贊成西周“井田制”來看，數還有計算的功能，是用來為實際工作和生活服務的。

孔子的教育不僅注重書本知識的傳授，而且還重視從實踐中取得經驗、讓弟子在實踐中獲取知識。孔子的實踐教育體現在日常的家庭倫理中。“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學而》）在日常的學習和交往中。“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在日常的行為規范中。“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在習禮用禮的過程中。“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庭，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鄉黨》）在為政的過程之中。“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孔子“張公室，抑私門”“隳三都”等都是重大的政治實踐活動。這些政治活動的半途而廢，證明孔子的政治理想與政治實際有著很大的距離。

孔子的教學實現了教學相長。《禮記》《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說的正是孔子的教書育人。孔子“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述而》）弟子有時又教導老師。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陽貨》）——子游說的才是正確的呀！

總之，兩千多年前的孔子能有這樣的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精神，是值得后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但是，孔子的“有教無類”絕不包括“小人”和“女子”，孔子的教育內容也絕不包括樹藝五谷和果蔬，因而孔子的教育不是普及教育，更不是全民教育；孔子的教育內容雖然體現了社會學科內部的統一，但卻體現了社會學科與自然學科的分裂，以至流毒千年，貽害無窮。

孔子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教人做人，確切地說，是培養君子仁人。

孔子的“人”，有小人、賢人、成人、君子、仁人、圣人等。賢人大致與君子相當吧，成人大致與仁人相當吧，因而孔子的“人”，大致可分為四種，即小人、君子、仁人和圣人。小人是沒有身份、地位、教養和文化的“人”，圣人是接近于“神”的人。小人是孔子極力排斥和反對的人。孔子的全部努力，就是防止“人”淪為小人，是使人成為君子和仁人。有人問，不是還有圣人嗎？這怎么不是孔子教育的目的呢？這是因為，孔子認為圣人可望而不可即，“若圣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述而》）《中庸》言“唯天下至圣，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足見孔子培養人的目標是君子，是仁人。

孔子沒有明確君子的概念，但從孔子眾多的“君子說”與“小人說”的對比中不難把握君子的實質。孔子說，“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政》）“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顏淵》）可見孔子的君子就是既有身份又有地位、既有教養又有一定才能和本領的人。

孔子也沒有明確仁人的概念，但從孔子眾多的對志士仁人的論述中也不難把握仁人的實質。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長》）“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從孔子對仁人的論述看，仁人是能愛人、能惡人的人，是比君子更有品德、更有才能的人，是“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人（《衛靈公》）。因此，孔子的君子與仁人是既有密切聯系又有較大差別的人，但他們都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品德高尚并且又有一定才能和本領的人。同時，正因為君子與仁人還有較大差別，也即由君子成為仁人是一個逐步提高并發生了某些質變的人，因而孔子的育人目標首先是修為君子，由君子進而成為仁人。

欲成君子仁人，必先修身。何以必先修身？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憲問》）就是修養自己，嚴肅對待一切；修養自己，安定別人；修養自己，安定百姓。欲修其身，必先格物致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陽貨》）孔子的格物致知，還包括觀人、觀事、觀政等內容。欲修其身，必正心誠意。“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就是要不臆測，不武斷，不固執，不自以為是。“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向賢人看齊和反省自己，都是人的心理活動和正心過程。反省什么？反省的就是曾子說的“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孔夫子說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欲修其身，必正自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居處恭，執事敬。”（《子路》）欲修其身，成行于思。“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就是看得清楚，聽得明白，臉色溫和，容貌端莊，言語誠實，工作認真，有疑必問，生氣知后果，得財思仁義。欲修其身，務必以仁。仁是從孝親友兄開始的，將之推廣開去，形成“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就成為君子仁人了。就是像孔夫子那樣，“食不語，寢不言。”“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問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鄉黨》）時時處處都在修行、都有修為，自然也就成為君子仁人了。

欲成君子仁人，朋友相互砥礪。《論語》開篇的第二句話就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足以說明交友的重要。欲成君子仁人，要交益友。“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季氏》）

欲成君子仁人，必效益友之行。“曾子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矣。’”（《泰伯》）欲成君子仁人，經常反省自己對朋友的態度。“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學而》）欲成君子仁人，朋友相互批評。“朋友切切偲偲。”（《子路》）欲成君子仁人，欣賞朋友長處。“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并為仁矣。’”（《子張》）欲成君子仁人，就要與朋友富貴與共。“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公冶長》）

欲成君子仁人，必須尊師好學。欲成君子仁人，就要像顏回那樣，尊敬夫子，“子在，回何敢死！”“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說。”（《先進》）就要像子貢那樣尊敬夫子，“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子張》）好學之所以能成君子仁人，是因為學中有“仁”。“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 是因為學能崇德、修慝、辨惑。就是孔子說的“先事后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顏淵》）是因為好學能去“六蔽”。“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好學就要“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泰伯》）“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子張》）“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罕》）

欲成君子仁人，追慕君子仁人。“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詩經》《伐柯》）要想成為君子仁人，就要向君子仁人學習。就是要學直人史魚、君子蘧伯玉。“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就是要像子產那樣有君子之道。“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就是像寧武子一樣明哲保身。“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長》）就是像顏回那樣安貧樂道。“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就是像管仲那樣建功立業。“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就是像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那樣做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微子》）

欲成君子仁人，效法古之圣人。在孔子看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古代的圣人。效法他們，以他們為師，以他們為榜樣，必然能使人成為君子仁人。

欲成君子仁人，必須踐行仁義。就是要做到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君子上達。”（《憲問》）“君子義以為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求諸己。”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衛靈公》）“君子義以為上。”（《陽貨》）“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子罕》）

欲成君子仁人，必須踐行禮義。禮義是仁的外在表現和規范，“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學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陽貨》）要想成為君子仁人，就要自覺用禮儀規范自己的行為。就是要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

總之，孔子的為人，就是做個好人，做個君子仁人，這無疑極大地提升了人的品德和修養，無疑極大地推進了中國社會的文明程度，使中國很早以前就成為了文明型的國家。但是，孔子的君子仁人，如同其本身的含義，即既不包括小人又不能教養小人的，而事實卻是小人總是占社會人口的大多數，這就不能不使孔子的君子仁人自我貶值和大打折扣。

孔子教育的直接目的，是培養治國平天下的人才，確切地說，是培養做官的人。

孔子的政治理想志存高遠。他曾憧憬遠古公有制的大同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但他又認為，這樣的政治理想只是幻想，于是，孔子只能追慕三代，確切地說是追慕文武周公，修文武之道，行周公之政，以恢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政治局面。“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禮記》《禮運》）

孔子的制度主張是恢復和實行周禮。周禮，既是禮儀、禮義，又是國家制度，但最根本的是國家制度。根本中的根本，就是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名分（《顏淵》）。“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孔子處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他看到春秋時代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但他沒有看到春秋時代的混亂其實孕育著新的政治生命，以為只有文武周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一正，又依照周禮的規范做到尊卑有序、親疏有別，天下就會太平無事，人間就是王道樂土。所以，孔子說：“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賤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祭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庸》）如果再做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堯曰》），那治平天下也是“示諸掌”了！

孔子的經濟思想是恢復和實行“井田制”。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已經是西周“井田制”崩潰的時代。孔子的父母之邦于魯宣公十五年就實行了“初稅畝”的賦稅制度。孔子反對這一改革，維護“周公之典”，即希望恢復和實行在“井田制”基礎上的軍賦丘甲法。孔子的經濟思想無疑是保守的，落后的。但是，孔子反對“初稅畝”賦稅制度，主要是反對苛政暴斂。“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左傳·哀公十一年》）孔子弟子有若建議哀公用“徹”法，反對實行什二之稅（《顏淵》），主張與百姓共富足，正是承襲了孔子的思想。孔子主張“節用”，反對統治階級揮霍無度；主張“使民以時”，反對濫興徭役以誤農時；稱贊子產“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孔子主張對百姓“富之”、均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季氏》）孔子主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以引導百姓發展生產，做到“惠而不費”（《堯曰》）。孔子的這些經濟思想無疑是有積極意義和實施價值的。

孔子的治國思想是君明，臣賢，以人為本，和平外交。孔子主張，君主要“使臣以禮。”（《八佾》）君主要威而不猛，嚴而不專，誠心求賢，虛心納諫，勤政愛民。就是要像帝舜和成湯那樣舉賢任能，“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顏淵》）就是要像大禹一樣勤政愛民，“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泰伯》）孔子主張，“臣事君以忠。”（《八佾》）臣子要仁以為任，勇于任事，敢于直諫，清正嚴明，“行不由徑”（《雍也》），“不義而富貴，于我如浮云”（《述而》），正己后正人，“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安分守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憲問》）就是要像周公那樣“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發”，“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就是要像鄭國那樣鄭重其事對待政事，“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憲問》）孔子主張，以人為本。安民富民，取信于民，老百姓比糧食、軍備還重要，“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顏淵》）“所重：民、食、喪、祭。”（《堯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孔子主張，和平外交。反對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主張“修文德”以來遠人（《季氏》），稱贊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憲問》）嚴格華裔之辨，維護先進文明，“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憲問》）

孔子的治國方法是德刑結合，德主刑輔。孔子主張，為政德治為先。“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孔子主張，治國輔之以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孔子主張，德主刑輔。“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孔子的這一治國方法至今尚有現實的借鑒和指導意義。

總之，孔子的為政是為了維護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王朝那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孔子的周游列國，就是為了反對不義戰爭，維護國家統一。這無疑是有積極意義和共同價值的。但是，孔子看不到社會發展自有其自身的規律，更看不到“老農”“老圃”等其實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因而不能不說孔子的政治主張有其保守甚或反動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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