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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7日，習近平同志在《為民辦實事成于務實》的講話中曾經(jīng)指出：“群眾最能體驗為民辦實事工作的成效，要讓群眾來評判為民辦實事工作的成效。總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我們把為民辦實事的工作做好了，群眾的幸福感就會提升，人民群眾與黨委、政府心相系、情相連，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就會更加扎實。”2015年9月3日，習總書記在紀念抗戰(zhàn)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七十周年招待會上指出：“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成果不容置疑，幾千萬人為獨立、自由、和平付出的犧牲不容否定。一切否認侵略戰(zhàn)爭性質(zhì)的言行，一切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戰(zhàn)爭的言行，一切逃避侵略戰(zhàn)爭歷史責任的言行，不論以什么形式出現(xiàn)，不論講得如何冠冕堂皇，都是自欺欺人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否認侵略歷史，是對歷史的嘲弄，是對人類良知的侮辱，必然失信于世界人民。”

習總書記對《孟子》的引證不僅表明毛主席關于“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毛澤東文集》 第三卷 第84頁）的論斷是正確的，而且表明毛主席和習總書記對“孔孟之道”的儒家文化的認識既是基本一致又是向前發(fā)展的；孟子雖然有他歷史的局限和思想的糟粕，但他高擎的“堯舜之道”的道義旗幟不僅過去和現(xiàn)在是中華民族的道義旗幟，而且未來都將是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道義旗幟。

孟子是戰(zhàn)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繼承和發(fā)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高揚堯舜之道的大纛，創(chuàng)立了仁政學說、與民同樂說、性善學說和民貴君輕說，將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民本思想發(fā)揮到了極致，成為中國古代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的“第二提琴手”。由于孔孟之儒“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契合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需要，因而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孔子成了“至圣”，孟子成了“亞圣”，孔孟的思想成了“孔孟之道”，成為了維系封建統(tǒng)治的道義旗幟、政治原則和精神支柱。但是，歷朝歷代的封建統(tǒng)治者實際實行的是“外儒內(nèi)法”“陽儒陰法”，“雜王霸之道而用之”，甚或夷狄是之，極致者禽獸是之。說得好聽些是陽奉陰違，說得不好聽些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打著孔孟之道的旗幟反對孔孟之道，因而“孔孟之道”抑或如孟子之所云：“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告子下》）。——在道義上、思想上是勝利了，在社會實際生活中卻從來沒有認真踐行過。

孟子或《孟子》一書的核心要義是以堯舜之道為旗幟實行仁政，為君主立憲，為萬民作則。因此，把握了《孟子》的道義思想，也就基本把握了孟子的思想。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滕文公上》）《孟子》告訴我們：孟子就是這樣推崇堯舜的。《孟子》還這樣借曹交之口告訴我們：人皆可為堯舜——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告子下》）

人之“皆可以為堯舜”，首先在于“人”是什么？或者說什么是人性。

《孟子》里的告子認為，“生之謂性”“性無善無不善也”“ 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告子上》）——告子的觀點雖然遭到了孟子的駁斥，其實孟子是同意告子的觀點的，即孟子只是駁斥了告子的“天生的叫做本性”的觀點，但并沒有駁斥告子的人性“無善無惡”“有善有惡”論。孟子之所以不駁斥告子的人性“無善無惡”“有善有惡”，是因為他深知告子的人性論無可辯駁。但為了他主張的“性善”論——“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告子上》）——人性的善良，正好像水性的朝下流淌。人之所以會做惡事，它的本質(zhì)就像（外力擊水使之倒流）一樣——于是，只能虛晃一槍，駁斥告子把人當禽獸，于是故意諱言人性之“惡”。在孟子看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之存之。”（《離婁下》）——人和禽獸不同的地方是很少的，只有那么一點點，只不過一般人丟棄它，正人君子保存它罷了。——這個人與禽獸之別的“一點點”，就是“仁之端也”的“不忍”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nèi)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xiāng)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公孫丑上》）所謂“不忍”之心，就是惻隱之心。人的惻忍之心，就是人的同情之心。惻隱之心或同情之心，在孟子看來是人的本能。這種人的本能與人的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天然地聯(lián)結(jié)在一起，“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而“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公孫丑上》）——從這一點上看，人沒有同情之心，便不是人；沒有羞恥之心，便不是人；沒有推讓之心，便不是人；沒有是非之心，便不是人。同情之心，是仁的開端；羞恥之心，是義的開端；推讓之心，是禮的開端；是非之心，是智是開端。人具有了這四種開端的善心，就好比他有了手足四肢一般自然。“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凡有這四種開端善心的人，若將其擴而充之，那就會像星星之火，（終成燎原）；像汩汩涌泉，（必成江河）。假如真的擴充，便足以安定四海；若不肯擴而充之，連父母都不能贍養(yǎng)。

“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因為堯舜也是“人”。師法堯舜，就幾近堯舜。“舜，人也；我，人也。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后世，我由未免為鄉(xiāng)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向（堯）舜學習和看齊，就能接近和成為（堯）舜了。

“人皆可以為堯舜”，還因為是堯舜之道甚簡甚邇，就在每個人身上，就在每個人的家里。“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告子下》）——堯舜之道，不過是“孝”和“悌”而已。你穿堯的衣服，說堯的言語，做堯做的事情，你就是堯了。你穿桀的衣服，講桀的言語，做桀做的事情，你就是桀了。

但是堯舜之道雖甚簡甚邇，茍不擴而充之、充而盈之，就不能致；只有擴而充之、充而盈之，方能成為堯舜。

欲為堯舜，必先正心。所謂必先正心，就是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心思。何以必先正心？因為“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上》）欲正其心，必先思維。“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心（腦）這個器官的功能就是思考，一思考就能得到事物的真諦。這個器官是上天賜給人類的。因此，先立其心（腦），次要的器官就不能喧賓奪主。要成為君子，就得開動思考的機器。欲正其心，必先知恥。“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盡心上》）欲正其心，必須“盡心”。何謂“盡心”？就是“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上》）——就是能夠竭盡心力行善，這就了解了人的本性。了解了人的本性，就懂得了天命。保持和培養(yǎng)人的本心，這就是對待天命之法。欲正其心，必須寡欲。“養(yǎng)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盡心下》）欲正其心，必須專心致志。“今夫弈之為數(shù)，小數(shù)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盡心上》）欲正其心，不失本心。欲知不失本心，須知孟子之何謂失去本性，“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鐘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xiāng)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xiāng)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xiāng)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告子上》）在孟子看來，不合禮義而無原則受之，就是失去本性；反之，合乎禮義而受之，就是不失本性。

欲為堯舜，必誠其意。“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離婁上》）——讓父母喜歡，是有方法的：如果自我反省孝心不誠，也就不能讓父母喜歡了。要讓孝心出于誠，也是有方法的：不明白何為善，也就不能讓孝心出乎誠了。因而，“誠”是天理，踐“誠”是做人的道理。出乎至誠而不能打動人心，是不可能的；而心不真誠，是不可能打動人心的。

欲為堯舜，格物致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離婁上》）——人人都說萬事萬物的本性，其實欲明本性，只要弄清萬事萬物的緣故就行了。弄清事物緣故，是為了發(fā)揮。人們之所以討厭聰明人，是因為某些聰明人愛自以為是。如果聰明人都像禹疏導河流一樣讓它順其自然，那就值得稱贊。禹治理水患，就是讓水順著自己的本性奔流入海。如果聰明人都能順著大自然的法則而行，那就是大智慧。天極高，星辰極遠，只要弄清它的法則，千年之后的至日，都可以坐而推算無誤。

欲為堯舜，修身為務。修身必須存心養(yǎng)性。“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上》）在孟子看來，無論長壽還是短命，人都要一心一意培養(yǎng)身心，等待天命，以此來安身立命。修身必須反躬自問。“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盡心上》）（《離婁上》）——我愛別人，別人不親，就要反躬自問是否“仁”；我治理別人，卻治理無方，就要反躬自問是否“智”；我以禮待人，別人不理，就要反躬自問是否“禮”。因而任何事情沒有達到目的，都要反躬自問。自己確實端正了，人們就會歸附。反躬自問其實就是修身。修身必須尊德樂義。“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崇德尚義，就可以悠然自得。所以，士人不得志不失義，得志不失道。不得志時不失義，故能保持本性；得志時不離道，是故百姓不失望。古人，得志，恩澤普施于百姓；不得志，修養(yǎng)個人品德。不得志，獨善其身；得志，便兼善天下。“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上》）——一切我都具備了。反躬自問，自己是出于真誠的，也就快樂無限了。不懈地遵循恕道，這是達到仁德最直截的道路了！修身必須尚志養(yǎng)氣。“夫志，氣之帥 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人心中的意志統(tǒng)帥著意氣感情，意氣感情充滿體內(nèi)。心中意志感情到了哪里，外在的動作舉止就會表現(xiàn)。我善于蓄養(yǎng)我的浩然之氣。（這個浩然之氣到底是什么），很難講清楚。它浩大剛強。用正直去蓄養(yǎng)它而不傷害，就會充盈天地之間。這種浩然之氣，必須輔以道義；沒有它，道義就失去力量。這種氣是由正義的匯聚而產(chǎn)生的，不是由義因襲并取代它而產(chǎn)生的。這種氣，只要做一次虧心事，它就會疲軟。修身必須磨礪志氣。“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所以，當上天將重任降臨到某個人身上時，必定讓他心靈痛苦，筋骨勞累，體膚饑餓，一貧如洗，使他萬事不如意。用這些來磨礪他的心性，堅強他的意志，增強他的能力。《大學》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此之謂正心實際是修身的基礎和保障。由此觀之，《孟子》的主題詞中其實就大寫著“修身”。

欲為堯舜，親親為上。“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離婁上》）——服侍誰最重要？服侍父母最重要。守護什么最重要？守護良心最重要。不失良心而能服侍父母的，我聽說過；壞了良心而能服侍父母的，未之聞也。服侍的事都應該做，但以服侍父母為根本；守護的事都應該做，但以守護良心為根本。不能得到父母的歡心，不可以做人；不能順從父母的旨意，不能做兒子。真理在身邊卻舍近求遠，事情容易卻往難處干。只要人人親愛父母，尊敬長輩，天下就太平。“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盡心下》）“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盡心上》）——人不學而能得，是良能；人不思而能知，是良知。三歲小兒，就知道熱愛父母；總角之時，就知道敬愛兄長。熱愛父母是仁，敬愛哥哥是義，仁義為何不學就知？無它，就是仁義可以通達天下。將其良知良能持而保之、充而盈之，仁義就會充盈天下。“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總之，在孟子看來，心中有仁義，必然忠君孝親，踐行仁義。

欲為堯舜，由仁及義。仁，既是人成為堯舜的目標，又是人成為堯舜的路徑。“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仁，就是人的心；義，就是人的路。放棄正路不走，丟棄良心不追，實是可悲！學問之道無他，就是追回自己的良心。“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盡心上》）——智者無不知，但急于解決當前事務；仁者無不愛人，但急于愛親人和賢人。“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逾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盡心下》）——人都有所不忍之人和事，將其延伸到所忍心的人和事上，就是仁；人都有不肯干的事。把它延伸到肯干的事上，就是義。人能擴充不想害人之心，仁就用之不竭；人不想擴充偷盜之心，義就取之不盡；人能不擴充的乖謬，那就事事、處處合乎（仁）義。“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君子對于萬物，愛惜它卻對其不仁；對于百姓，實行仁德，卻不親愛。君子親愛親人，進而仁愛百姓，最后愛惜萬物。由于孟子的思想就是以仁義為核心以禮智為拱衛(wèi)的價值體系，因而孟子的堯舜之道就是仁義之道。

欲為堯舜，仁義禮智。“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離婁下》）——君子異于一般人之處，就在于居心不同。君子老惦記著仁，心裝著禮。仁者愛人，禮者敬人。愛別人，別人愛他；敬別人，別人敬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上》）——君子的本性，仁義禮智植根于心，表現(xiàn)在外平和安詳，它呈現(xiàn)在臉面，反映于肩背，延伸到手足四肢。手足四肢雖然不言，但別人卻能一目了然。“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jié)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離婁上》）——仁的實質(zhì)就是奉養(yǎng)父母；義的實質(zhì)就是順從兄長；智的實質(zhì)就是明白仁義之道并堅決實行；禮的實質(zhì)是對仁義之道加以調(diào)節(jié)和修飾；樂的實質(zhì)就是以仁義之道為樂事，快樂于是油然而生；快樂一生，哪能遏制？遏制不住，就會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來。“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知之于賢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仁對于父子，義對于君臣，禮對于賓主，智慧對于賢人，圣人對于天道，能否實現(xiàn)，屬于命運，但也是天性。君子不會以命運為借口而不順從天性。

欲為堯舜，師法圣賢。何以要師法圣賢？“規(guī)矩，方員之至也；圣人，人倫之至也。”（《離婁上》）《孟子》里的圣人主要是堯舜，或曰“二帝三王”、武王、周公和孔子。“堯舜之道，也為之而已矣。”（《告子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后世，我由未免為鄉(xiāng)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離婁下》）

師法圣賢，必師帝堯。“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離婁下》）——從前，帝堯?qū)⑺赐扑]給天，天接受了；介紹給老百姓，老百姓也欣然接受了。放勛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圣人之憂民如此。”（《滕文公上》）——帝堯每天都督導大臣他們，糾正他們，幫助他們，使他們各得其所。

師法圣賢，必師帝舜。“舜明於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離婁下》）——大舜懂得事物之理，深明人之常情，自然自然而然地走仁義之路，不是勉為其難地實行仁義。“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離婁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yǎng)。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yǎng)，養(yǎng)之至也。”（《離婁下》）——孝子的極致，沒有超過尊奉雙親的；尊奉雙親的極致，沒有超過以天下來尊奉雙親的。鼓瞍做了天子的父親，可以說尊貴道了極致；舜以天下禮尊奉他，可以說是尊奉的極致了。

師法圣賢，必師大禹。“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離婁下》）——大禹厭惡美酒，卻喜歡有價值的言語。禹覺得天下人遭到了水淹，就如同自己淹了他們似的。禹治理水患就是讓水順著水的本性流向下游奔流入海。如果聰明人都像禹一樣順應事物本性辦事，那就具備了大智大慧。

師法圣賢，必師成湯。“湯執(zhí)中，立賢無方。”（《離婁下》）——成湯秉持中政之道，能不拘一格擢拔德才兼?zhèn)涞娜瞬拧?ldquo;臣聞七十里為政于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梁惠王下》）

師法圣賢，必師文王。“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離婁下》）——文王總是把百姓當作受傷的人一樣（憐愛），追求仁義沒有止境。“‘經(jīng)始靈臺，經(jīng)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jīng)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梁惠王上》）“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梁惠王下》）一句話，文王是愛民如子、與民同樂的典范。

師法圣賢，必師武王周公。“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離婁下》）——武王不輕慢朝廷近臣，也不遺忘四方遠臣。周公兼學夏商周的君王，以實現(xiàn)禹湯文武的事業(yè)。如果（政策）不切實際，他便夜以繼日思考；想通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他便坐等天亮馬上實施。

師法圣賢，必師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則學孔子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公孫丑上》）“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則巧也；圣，譬則力也。”（《萬章下》）——自有人類以來，還沒有人比孔子更偉大的！——這是對孔子無以復加的贊美，這也是對孔子至高無上的評價！

自然，孟子為圣，當仁不讓。“圣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即使圣人再度復起，也不會改變我的觀點！我就是要端正人心，熄滅邪說，反對乖戾行為，排斥荒唐言論，以繼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業(yè)。我難道喜歡辯論嗎？我是迫不得已啊！——儼然是天降大任與孟子，而孟子也是當仁不讓以天下為己任啊！可見，孔子、孟子，同體連肢，同心相應，同氣相求，孔子之道是堯舜之道、仁義之道，孟子知道也是堯舜之道、仁義之道，因而，孔孟之道就是中國古代的主流價值觀堯舜之道、仁義之道。

總之，孟子從他的“性善”論出發(fā)，建構(gòu)起了“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政治、倫理、道德體系，建立了從堯舜禹湯，到文武周公，再到孔子孟子的儒家道統(tǒng)，不僅為帝王立憲而且為百姓作則，為中華民族在很早以前就成為了文明型的國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又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孫丑上》）說的是通過保養(yǎng)百姓去實行王道，就能無敵于天下；踐行仁政統(tǒng)一天下，也就能無敵于天下。無論是“保民而王”，還是“行仁政而王”，說的都是只有仁義才能治天下。

王者何？王者，王天下也，就是統(tǒng)治天下的君主。又，王者，王道也。孟子曰：“無以，則王乎？”“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因而王道就是堯舜之道、仁義之道。總起來講，孟子的“王”就是：統(tǒng)治者——在孟子的時代就是各諸侯國國君——只有實行仁義才能成為統(tǒng)治天下的王（君主），王（君主）只有不懈地推行仁義才能“永言天命，自求多福”，瓜瓞綿綿，以至無窮。因此，孟子的“保民而王”“仁政而王”既是為統(tǒng)治者出謀劃策，又是為統(tǒng)治者立憲建制——王天下的制度、王天下的指導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而且最主要的是為統(tǒng)治者立憲建制。

欲王天下，必以仁義治國。一部《孟子》實際就是圍繞“仁政”立論和立憲建制，而仁義禮智是“仁政”的根本。孟子認為，統(tǒng)治者必以仁：“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離婁上》）——只有仁人才能處于統(tǒng)治地位，不仁的人處于統(tǒng)治地位，是把他的罪惡散播民眾。孟子認為，統(tǒng)治者必好仁。孟子引孔子的話說“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離婁上》）——孔子說，“仁德的力量，人多勢眾也抵擋不了。君主愛人，天下無敵。”孟子認為，統(tǒng)治者必“盡君道”：“欲為君，盡君道。”（《離婁上》）——要做君主，就要盡君主之道——堯舜之道。孟子認為，統(tǒng)治者應為榜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離婁上》）孟子認為，行仁政無敵：“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孫丑上》）孟子認為，統(tǒng)治者應以善養(yǎng)人：“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yǎng)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離婁下》）——拿善來使人服輸，，沒有能使人服輸?shù)模恢挥心蒙苼斫甜B(yǎng)人，才能使天下人歸服。孟子認為，統(tǒng)治者必以道：“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盡心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孟子·公孫丑下》）孟子認為，統(tǒng)治者必以仁親民、以道使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孟子認為，統(tǒng)治者應與民同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孟子認為，統(tǒng)治者行仁政民親樂死：“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梁惠王下》）孟子認為，統(tǒng)治者應以桀紂為戒：“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孟子認為，統(tǒng)治者不仁毀國亡家：“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離婁上》）

欲王天下，必遵先王之道。孟子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guī)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離婁上》）——《詩經(jīng)》里歌詠道：“不出錯，不遺忘，都按過去方針辦。”依照歷代圣王的法度不能，就不會辦錯誤。治國理政不遵循歷代圣王之道，不能說是聰明。歷代圣王，主要的就是“二帝三王”。《孟子》中的“二帝三王”前面已有所敘述。這里主要增述孟子飽讀并能神而化之的《詩》《書》中的“二帝三王”的法與道。帝堯是：“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滕文公上》）——上天是最偉大的了，只有帝堯能效法他！

“欽明文思萬邦，允恭克讓，光披四表，格于上下。”（《尚書》《堯典》）又得賢臣羲和、曦仲、曦叔、和叔、四岳而天下文明。更主要的是得到帝舜為天子，可謂后繼有人。帝舜是“‘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滕文公上》）

“浚哲文明，溫恭允塞。”“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詢于四岳，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尚書》《舜典》）又舉薦“八元”“八愷”，任用二十二賢人，天下蔚然文明。帝禹是“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qū)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滕文公下》）“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德惟善政，政在養(yǎng)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尚書》《大禹謨》）“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yè)業(yè)，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xié)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尚書》《皐陶謨》）“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書》《禹貢》）成湯是“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滕文公下》）“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尚書》《湯誓》）文王是“《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后人，咸以正無缺。’”（《滕文公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經(jīng)》《文王》）

欲王天下，善養(yǎng)任賢使能。善養(yǎng)者，善養(yǎng)大老也；大老者，聲名著于四海之年高德劭的賢人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yǎng)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yǎng)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nèi)，必為政於天下矣。”（《離婁上》）因而善養(yǎng)任賢使能，其事則三，其理揆一，就是欲王天下，必須為政以德，禮賢下士，任人唯賢，依靠賢能治理國家。何以如此？因為“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盡心下》）——不信任仁德賢能的人，國庫（糧庫）就會空虛；沒有禮儀，就會沒有上下尊卑；國政荒廢，國家用度就會缺乏。何以為尊賢？“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yǎng)舜於畎畝之中，后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萬章下》）——就是像堯尊重舜一樣尊重賢能。欲王天下，必也貴德尊士賢能在朝。“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於其朝矣。”（《公孫丑上》）——“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也只有賢能在朝，勵精圖治，“然后不王者，未之有也”。欲王天下，必也廣納民意為國用賢。“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梁惠王下》）——身邊親近的人，都說某人賢能，還不能用；士大夫都說某人賢能，也還不能用；全國的人都說某人賢能，然后考察他；發(fā)現(xiàn)他確實賢能，然后才用他。欲王天下，必也君禮賢賢擇君。“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之，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 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告子下》）“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盡心下》）——人臣是在朝在野，要根據(jù)這三種情況的實際行情決定去就。欲王天下，必也放心放手使其竭力。“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 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梁惠王下》）——就要像“王”信任工師、匠人一樣放心大膽使用賢能治國理政，而不能以“王”的旨意為旨意。欲王天下，人臣事君必以仁義：“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告子下》）欲王天下，必效伯夷、伊尹、柳下惠。“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xiāng)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 於涂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 斯民也，使先知覺后知，使先覺覺后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nèi)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xiāng)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cè)，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qū)挘》蚨亍？鬃又R，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萬章下》）——在孟子看來，只要像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一樣依仁事君、以道治事就能天下大治。欲王天下，必也正乎師友尊卑。對于老師，“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萬章下》）就是禮天下賢士必以尊師為最。對于朋友，“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萬章下》）就是要平等對待。對于親族世家，“不得罪于巨室。”（《離婁上》）就是依靠賢德的世家大族治國理政。對于身份卑微者，當如孔子一樣甘居下位，即使抱關擊柝也甘之如飴。

欲王天下，必須反對兼并。孟子曰：“春秋無義戰(zhàn)。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盡心下》）豈止是春秋無義戰(zhàn)，孟子所處的戰(zhàn)國時代，更是于斯為盛。孟子說“春秋無義戰(zhàn)”，說明孟子反對的是非正義的戰(zhàn)爭，對于正義的戰(zhàn)爭，孟子是高度贊賞的。孟子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zhàn)？”（《盡心下》）就是要像成湯一樣，“湯武革命，順天應人”；就是要像武王伐紂一樣，“武王伐紂，革故鼎新”。欲王天下，就必須進行正義的戰(zhàn)爭，反對非正義的兼并之戰(zhàn)。反對兼并，就要讓諸侯認識到他們的私欲是緣木求魚，“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梁惠王上》）——“以一服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是不可能勝利的。反對兼并，就要讓窮兵黷武者認識到非正義戰(zhàn)爭的罪惡，“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zhàn)。’大罪也。”（《盡心下》）只有國君好仁，方能無敵于天下。反對兼并，必須像文王一樣好勇——開展正義戰(zhàn)爭，“《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梁惠王下》）反對兼并，必須譴責不義之戰(zhàn)，“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zhàn)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qū)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盡心下》）反對兼并，必進行正義之戰(zhàn)，“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后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梁惠王下》）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zhàn)，戰(zhàn)必勝矣。”（《公孫丑下》）

欲王天下，必須與民同樂。“與民同樂”（《梁惠王上》）是孟子王政思想的重要內(nèi)容。所謂“與民同樂”，就是要求統(tǒng)治者關心人民疾苦，在他們鐘鳴鼎食、縱情享樂之時，不要忘記百姓，甚至與百姓共享快樂，“與眾樂樂”。與民同樂，必須珍惜民力不致“民也勞止”。 “《詩》云：‘經(jīng)始靈臺，經(jīng)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jīng)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梁惠王上》）就是像文王那樣不濫用民力、讓人民休養(yǎng)生息。與民同樂，必須與民共享不致民無生計。“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梁惠王下》）與民同樂，必須“不違農(nóng)時”搞好生產(chǎn)。“不違農(nóng)時，穀不可勝食也；數(shù)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yǎng)生喪死無憾也。”（《梁惠王上》）就是要讓人民豐衣足食、生養(yǎng)死葬沒有遺憾。與民同樂，必須效法先王重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晏子對（齊景公）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梁惠王下》）就是要像古代天子那樣，春天巡視耕種，補助貧困農(nóng)戶；秋天考察收成，補助缺糧農(nóng)戶。與民同樂，必須富民教民以民為本。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是孟子的重要思想，也是最具當代價值的重要思想，下面當專門述之。總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把老百姓的快樂當作自己的快樂，老百姓也會把他的快樂當作快樂；把老百姓的憂愁當作自己的憂愁，老百姓也會把他的憂愁當作憂愁。以天下萬民之樂為樂，以天下萬民的憂為憂，然而不能王天下的，是不可能的。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盡心下》）——意思是在人民、國家和君主三者之間的關系中，人民最重要，國家又次之，君主是最不重要的。這個觀點是對《尚書》中民本思想的直接繼承和發(fā)揮，這個觀點還是對《大學》“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思想的直接繼承和發(fā)揮。但是，把三者的關系說得這樣明白無誤和斬釘截鐵，可謂是空谷足音、不同凡響，以至一千多年后的明太祖朱元璋讀到此處還怒不可遏、大發(fā)雷霆，將《孟子》逐出了“四書”的殿堂。被封建統(tǒng)治者貶斥和撻伐是好事，說明他至少道出了部分真理，說出了人民的一定心聲。為什么“民為貴”？孟子認為，取得天下的根本之道是得到人民的擁護，而得到人民的擁護，關鍵是得到民心，“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因此，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雖然本質(zhì)上是為了維護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但客觀上反映了人民的一定心聲和要求，并把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推到了最高峰。

以民為本，必行仁政。“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驅(qū)魚者，獺也；為叢驅(qū)爵者，鹯也；為湯武驅(qū)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驅(qū)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離婁上》）——就是老百姓歸附仁政，就像水往低處流、獸在曠野走一樣（自然而然）。當今的君主如果實行仁政，其他的諸侯就會為他“為淵驅(qū)魚”“為叢驅(qū)雀”——把百姓趕來。把百姓趕來了，即使他不想一統(tǒng)天下，他也阻擋部落，天下一統(tǒng)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今王發(fā)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訴於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王如果讓天下賢能立于你的朝廷，農(nóng)民耕種于你的田野，商賈奔走在你的路途，各國諸侯也都想讓你主持公道。做到這樣，誰能阻擋得了？

以民為本，必也知民。“無恒產(chǎn)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chǎn)，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chǎn)，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於死亡。然后驅(qū)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chǎn)，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梁惠王上》）一般的老百姓，沒有固定的產(chǎn)業(yè)，就沒有恒定的信念。沒有恒定的信念，就會胡作非為，違法亂紀，什么事都能干得出來。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制定法規(guī)，讓老百姓上足以贍養(yǎng)父母，下足以撫養(yǎng)妻兒。因此，君主治國理政，要放在讓老百姓有固定的產(chǎn)業(yè)上。只有讓老百姓有固定的產(chǎn)業(yè)，才能遵法守紀、講習禮儀。

以民為本，必也教民。“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盡心上》）——良好的教育，老百姓熱愛他。只有實施良好的教育，才能贏得老百姓的真心擁護。“設為庠序?qū)W校以教之。庠者，養(yǎng)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上》）——學習的目的是讓人懂得人倫。只有讓諸侯、卿大夫、士人都懂得了人倫，小老百姓自然會跟著學，就會親密無間了。

以民為本，必也富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只有讓老百姓豐衣足食、家給人足，才能國泰民安、天下太平。

以民為本，必也養(yǎng)民。“天下有善養(yǎng)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所謂西伯善養(yǎng)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yǎng)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 告者。文王發(fā)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梁惠王下》）就是像文王那樣善于養(yǎng)老，使鰥寡孤獨皆有所養(yǎng)。能做到這樣，必也仁矣！

以民為本，輕徭薄賦。“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盡心上》）“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滕文公上》）

以民為本，必也親民。親民者，就是與民同樂，就是“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如何與民同樂？前面已經(jīng)闡述。

以民為本，儉以養(yǎng)德。統(tǒng)治者必須儉以養(yǎng)德。如果驕奢淫逸，放辟邪侈，人民必然“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梁惠王上》）

以民為本，善待人臣。臣為君之股肱，又為民之父母，君行仁政，必待賢臣，君臣一體，方能大治。反之，君不君，臣不臣，君臣猜忌，離心離德，則必然政事日非、江河日下。君有君的尊嚴，臣有臣的臉面，君臣應相互尊重、應對以禮。如果不這樣，“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離婁下》）人臣是可以把君主看作庶民百姓，甚至是強盜仇敵的。

以民為本，推翻暴君。“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那些不仁不義之君不是君主，而是獨夫民賊，必須也必然被推翻。推翻這樣的君主，不是弒君，而是誅殺獨夫民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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