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

調查研究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回答特定的問題。大體而言，問題意識源自于三個方面：一是調查研究的背景；二是調查研究的目的和意義；三是調查研究中發現的具體問題。

調查研究的背景指的是某一項具體調查研究開展的由來。沒有哪一個調查主題是無中生有的，對特定背景有理解，可以提高問題提出的準確性，有助于理解調查目的的必要性。毛澤東同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之所以是調查研究的名篇，在于這篇光輝文獻回應了時代背景。該調查研究既有時代屬性，和他之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脈相承，又有現實需求，客觀呈現了農民運動的現狀和主要矛盾，具有極高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調查目的指的是啟動某個調查研究工作是為了解決何種問題，達到什么目標？調查目的是否明確，有沒有合理地回應研究背景，決定了調查研究的“立意”是否高明，理論和現實意義有多貼切。有些調查，一開始就是出于解決實際問題，尋求具體對策而展開的，這種調查主要存在于政策研究中，其目標比較明確，直奔主題而去。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調查者對調查主題有一定了解，事先準備調查提綱，對調查成果要有大致判斷，進而保證調查實施有的放矢。

正確的問題意識，源于理論與經驗，政策文本與政策實踐之間的悖論。有些問題，很可能在理論上有說法，在政策上也有依據，但在經驗上卻呈現出和理論假設不一樣的情況，在實踐上也出現了意外的后果，這就需要在調查中將理論和政策還原為具體的經驗和實踐，進而讓“悖論”具體化。只有在具體的調查研究工作中發現的，且在經驗上可理解的問題，才是真正的問題意識。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有了明確的問題意識，正確地提出了研究問題，就需要對問題展開科學分析。其中的關鍵是，對具體問題展開具體分析。概言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很多調查研究沒法深入，是因為沒有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對調查問題沒有具體化；很多調查研究盡管掌握了豐富的數據和資料，卻無法得出新認識，是因為沒有把握矛盾的一般性，對調查問題沒有作歸納總結等適當的抽象處理。

一般而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包括客觀性、整體性和本質性三個方面。

客觀性指的是，對調查問題的分析需要秉持價值中立的原則。任何一個調查研究者都有出現主觀主義的風險，因為出身不同、利益不同、知識結構不同，從而具有不同的立場和價值傾向。在調查研究過程中，重要的是“想事”而非“想詞”。一些調查研究者容易陷入到教條主義的境地中，對既有的理論假設沒有反思，只能用大而化之的概念去覆蓋具體現象，用既成的理論邏輯去代替經驗內部的關聯。有些調查研究者又容易陷入到樸素經驗主義中去，容易用一些特定時期特定地區的地方性知識，一般化為普遍規律。“想詞”的調查研究，在現實中則較為突出。比如，有的地方熱衷于基層治理創新，每一個創新都希望有理論成果，都想成為全國其他地方的治理示范。但所謂的理論總結或經驗借鑒，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大詞”，真正能夠揭示創新經驗本質的地方性知識，反而沒有得到很好的分析。這種調查研究，看似是有資料、有證據，但仍然是偏離了客觀性原則，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

整體性指的是，調查研究需要秉持整體主義的進路，對整體和局部的關系要有清晰定位。調查研究中所發現的問題都有前因后果，和其他問題都有相關關系，只有把問題前后左右的相關因素搞清楚，對其所在的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有所把握，才能避免片面性。比如，做任何一項政策調查研究，最好對議程設置、決策、執行、評估、反饋等幾個環節的關鍵行動者有所認識，對政策過程體系有整體把握，這樣才能對政策問題有整體把握。在政策研究中，“體系”是整體，各個“環節”則是局部。如果有整體性的視角，就不至于將政策問題簡單地歸咎于是決策不接地氣，或是執行偏差的問題，從而避免主觀主義的陷阱。一旦將具體問題置于具體環境條件中，就能夠獲得整體性。任何一個單獨存在的現象都是“局部”，但現象之間的聯系體則構成了“整體”。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終極目標是“透過現象看本質”。要達到這一目標，前提是要充分占有材料。只有充分占有材料，才能對材料本身進行分類整理，在材料的比對和聯系中“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但充分占有材料并不會自然形成對問題的深刻把握，它還得建立在對材料的充分解釋上。調查者需要形成內部視角，對材料進行“在地化”理解，掌握相關方對該問題的看法，盡可能還原出問題的全貌，即在特定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下形成的認識。調查者也需要形成整體視角，對材料進行一般化理解，在充分消化特殊性基礎之上形成規律性認識。對于一項具體的調查研究來說，“在地化”理解和一般化的理解是來回穿梭的過程，它們不可分割。有具體的抽象，才是有解釋力的理論；而有抽象的具體，才是可被認識的現象。

合理地解決問題

通常而言，正確地提出問題，并進行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后，解決問題是順其自然的事。但任何問題的解決，都有個“度”。人們通常都認為，問題得到徹底解決是最好的，但在實踐中，還得辯證看待。

從一般規律來說，“問題”具有普遍性，解決某個具體問題是可能的，但要讓某一項工作與問題絕緣，則是不可能的。社會中存在一定的問題并不可怕，關鍵是要對問題本身有控制，這樣反而有益于社會的良性運行。

調查研究中所指的解決問題，主要指的是對問題有一個合理解釋。具體而言，合理的解釋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問題是普遍的還是特殊的？在理論解釋中，問題的特殊性源自于某個特殊變量引起的問題；如果將這一變量控制了，某一個具體問題的表現則具有普遍性。所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在一般性條件下，把某些特殊變量找出來，進而對問題具體化。調查研究既要調查一般，比如任何一個地方的自然和社會條件、制度文化等，也要調查特殊，比如一個地方是不是存在某些特殊的變量，這一特殊性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問題的性質。

第二，問題是整體的還是局部的？不同的解釋層次，對問題的判斷會有極大差別。一般而言，問題的解釋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解釋。宏觀主要解釋一般性，微觀則主要解釋特殊性，而中觀則介于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間，是具體的解釋。在大多數調查研究中，中觀解釋尤其重要，它既要理解問題的一般規律，又要理解問題特殊性。到底采取哪一種層次的解釋，主要是服務于問題意識。比如，如果調查研究主要服務于對宏大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的認識，服務于宏觀決策，則抓住幾個具有普遍性的關鍵變量做宏觀解釋，是合理的。如果調查研究服務于某個專題問題的認識，服務于某項具體政策的制定，則建立在與這些專題和政策密切相關的變量基礎上的機制性的解釋，就極其關鍵。如果調查研究只是為了理解某個具體現象，尤其是“細節”，以及服務于某項具體政策的執行情況，則微觀解釋就變得極其重要。合理的解釋要避免問題意識和解釋層次之間的錯配。一方面要避免“以偏概全”，用局部的調查結論去解釋整體性質。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以全蓋偏”， 不犯統計學上的“層次謬誤”，僅僅基于群體的統計數據就對個體性質做出描述。

第三，問題是長遠的還是短期的？從根本上說，長遠的問題和暫時的問題，只是普遍和特殊、整體和局部關系在時間上的表現。社會問題往往具有極強的歷史性，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問題非常之關鍵。

在大興調查研究過程中，歷史遺留問題是一個重要的調查對象。對歷史遺留問題做歷時性的描述，并對該問題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表現進行概括，從而對問題的性質做出準確判斷，本身就是一種提供解決問題的思路。有些歷史遺留問題，“歷史”本身就在起作用。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政策環境不一樣，人們的訴求自然有所不同。甚至于，不同時期的政策相互矛盾，這也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有些問題，積累時間越長，牽扯的利益群體越多，矛盾就越大；但有些問題，則真會因為隨著時間的積累，利益相關方逐步退出，使得問題自然消解。

問題解決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調查研究者的“站位”。這些年，很多地方都在創新，但有的所謂創新經驗，一開始就出現了“站位”問題，用基層執行者的視角代替了頂層政策設計，這種基層經驗實際上難以復制推廣。如果處于決策位置的調查研究者不加以分析，就會出現把特殊的、局部的和短期的經驗，當成一般的、整體的和長遠的政策的錯誤，讓決策脫離實際。在這個意義上，解決問題的合理性是一般和特殊、整體和局部以及長遠和短期相結合的結果。要做到這一點，既取決于科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又取決于調查研究者的角色意識。

調查研究中的問題導向，始于正確地提出問題，經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終于合理地解決問題。任何一個調查，都不可能包打天下，也不可能窮盡問題的全部。因此，調查研究貴在具體，需要持之以恒，這是我們認識和理解社會，建設美好社會的常規工作。

（作者系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載《湖北日報》2023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