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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喚醒鄉村集體意識

點擊：  作者：楊團 劉建進 等    來源：中信基金會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2-10-25 10:35:46

 

 

重慶沙坪壩中梁鎮“三變”改革幫助農戶增加收入

 

推動鄉村振興，

必須重振集體意識

 

我們在農村調研中有一個深切的感覺：盡管鄉村振興已成為全社會的熱詞，但在農民那里卻熱不起來。盡管“農民為主體”已出現在文件報刊上，農民這個主體出現的集體無意識是鄉村振興最大的阻礙。

 

有鄉村調查數據表明，當下中國小農戶的分散和弱化情況很嚴重，維系農戶之間互助互信、情感連接的社會紐帶在一些地方正在消散。這個現象是幾十年來多種因素所造成（包括農村人口結構劇烈變遷、家庭規模縮小與分化、農業式微與鄉村空心化等等）。現代化的新事物新觀念很難植入鄉村，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之一，就是農村公共意識的缺失。沒有相應的公共意識，任何集體行動或合作行動都會事倍功半。

 

造成農村中公共意識缺失的原因非常復雜。上世紀80年代初開展土地承包制，多數農民是歡迎的，而后國家政策倡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卻一直很難統起來。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中國的經濟社會狀況已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統”的困難比那時更多，情況更復雜了。

 

鄉村振興和鄉村產業發展并非單一的經濟性問題，必須要發揮好它不可替代的功能，確保國家糧食、生態、文化的持久安全。就此而言，鄉村振興堪稱中國規模最大的公共事業。

 

發展集體經濟和

重振集體經濟相輔相成

 

在農業農村問題上的公共意識與對農村集體的公共認知直接相關。40多年來，從土地個人承包開始的改革在一段時期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很快就出現了“只分不統”的現象。公共事務管理缺失，集體意識的喪失，不僅利益紐帶斷裂，連情感紐帶都斷裂了。沒有集體意識、集體行動，鄉村經濟就變成個體的天下，結果是導致了鄉村內部明顯的貧富差距。

 

盡管黨中央的鄉村振興號召已經昭示了國家政策的調整，但是，那種濫用或拘泥于經濟理性人假設、唯經濟論的思維方式，仍然制約著人們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深化，拖了政策的后腿。我們的調研中，四川戰旗村是一個突出案例。它最與眾不同的就是保持和發揚了歷史傳承的村民互助互信的傳統。改革開放以來，該村在歷任黨支部書記帶領下，村民們繼承了艱苦奮斗與集體主義精神，為全村整體致富的目標不懈努力。戰旗村也曾一度因集體企業資產的個人股份化而陷入發展困局，是黨支部自我警醒，將企業資產收歸集體、土地重新集中，以集體規劃和運營的方式讓全體村民長久獲益。

 

山東煙臺市的衣家村、田家村，都曾經是落后村。他們以村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的方式，在環境改造、社會治理、鄉村產業發展等方面治亂、治窮，將情感紐帶和利益紐帶有機銜接，重建村民對集體的信任。河北的南峪村、內蒙的常善村，也都是依靠集體的力量擺脫貧困的。

 

這些村的共性，就是把缺失的集體意識、集體組織、集體行動找了回來，重建集體經濟，并以集體經濟為平臺，搞活個體經濟。這說明，挽救鄉村公共性缺失的力量，就在鄉村自身。只要聚集起鄉村的集體力量，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集體興則農戶旺，集體衰則農戶散。農民有積極性了，鄉村才能振興。

 

通過艱苦細致生動的教育，

逐步恢復農村公共意識

 

削弱的公共性意識怎么才能找回來？黨的基層組織要發揮作用，加強農民教育、干部教育或者說社會教育。

 

煙臺市委組織部之所以能夠在全地區推動村黨支部領辦集體性合作社，首先是依靠對各級干部普遍深入的教育。儀隴鄉村發展協會總結了一整套教育農民的方法，形成體系化、常態化的系統，在全縣范圍孵化培育了一批村級農民合作社骨干和返鄉青年創業大戶。經過教育，農民和干部轉換了思想，加強公共意識，人的精神面貌為之一變。在教育當中，經驗傳遞很關鍵。結合實踐講案例，實踐者之間互動交流，專家學者參與研究總結，都是有效辦法。戰旗村的成功，村莊民主治理的形成，就是在幾十年實踐中自我教育、互相教育積累的成果。

 

我們正處于制度創新的時代。基層農民正在不懈地探索適合鄉村產業發展的新的組織形式和運行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公共意識的重建是最艱難的部分，也是傳統小農通過組織化而揚長避短、變弱為強，踏上鄉村產業現代化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環。

 

鄉村產業是有公共性的產業

 

目前鄉村產業的業態散，而且多為小規模經營，但是它根植于縣域、有鄉村特色和人文背景，與自然資源緊密相關，所以天然具有連接小農戶的能量，能提供就業機會、創造新的收入來源、遏制貧富分化。特別是搭上多種類型農民合作組織這個載體，鄉土產業就能在促進農村產業融合、推動農民共同富裕上，發揮規模化的作用。

 

我們不能僅以單純的經濟視角看待鄉村產業的價值，僅僅以對GDP、稅收的貢獻要求和評價它。近年來，人們對社會發展平衡和諧、對生態環境越來越重視，鄉村產業的發展要符合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要求。

 

鄉村產業連接小農與市場的作用值得重視。例如，內蒙克什克騰旗經棚鎮聯合會通過鎮村一體的服務網絡，將小農最需要的生產、經營、購銷、消費、信用等綜合服務直接送到千家萬戶，通過互助合作的分配原則，讓所有參與主體獲得相應的勞動所得。這種服務組織化、規模化的方式比較奏效，2020年年底經棚鎮就實現了脫貧摘帽。經棚鎮聯合會專職工作團隊全心全意下鄉入戶為農民服務；他們自辦超市，將消費品送下鄉，支持鄉村新業態，將小農戶生產的農產品拿到超市售賣，以城鄉大流通網絡滿足鄉村大多數小農戶最迫切最普遍的生計需要。這是貨真價實的公共服務。它表明，農村公共服務并非局限在扶貧濟困、安老助孤等方面，鄉村產業的融合行動背后有著強大的公共意涵；農民共富、城鄉融合并非是單純的經濟政策，而是嵌入了經濟意涵的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

 

公共品的有效提供并不是只依靠市場機制。善用政府補貼，發揮鄉村治理和鄉村環境文化方面的功能，為農戶提供公共服務，都是公共機制在發揮作用。它增強了農民和村集體的主體性，促進了鄉村產業更有效地發揮經營效率。

 

在發展農村產業的問題上，人們往往忽視其公益性或公共性的存在，甚至將它與商業對立起來。我們常常會面臨如下的“雙重尷尬”：論公益性、公共性和農民組織化，只能在鄉村治理和社區服務方面討論，而在鄉村產業方面就不能提，因為后者是經濟性的；論經濟性，則要與“現代化企業”對比，比較利潤率等指標。這樣的觀念妨礙著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

 

 

四川戰旗鄉村振興培訓學院面向全國培養鄉村振興人才

 

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要認識到：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發展鄉村產業的實踐中，提供與維護整體性公共利益的機制與市場經濟的競爭性機制缺一不可。兩者良性互動與平衡互補，才能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而不是將公共利益機制撂在一旁。在鄉村產業事業中，公共性或非營利性往往與經營性同時并存，它們之間實際上是互相關聯、互相循環和互相促進的互嵌關系。

 

鄉村集體組織應該定位為具有公共性的組織形式，鄉村集體經濟應該定位為具有公共性的經濟形態。

 

鄉村休閑旅游業開發

應該體現村莊資源整體性

 

鄉村休閑旅游業可以拓展農業農村功能價值，也能夠創造較高價值，所以在國家關于鄉村產業發展規劃中，將它專列為一個大類。國家要求鄉村休閑旅游業要突出特色化、差異化、多樣化，“推進主體多樣，引導農戶、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業企業、文旅企業及社會資本等建設鄉村休閑旅游項目”。

 

實際情況是，這類項目受到下鄉資本的青睞（能通過談判獲得較大面積的土地），又是有顯示度的大規模項目，遂成為各地產業振興的首選。這導致：（1）類似新一輪圈地，農民土地被買斷，難以分享產業增值的收益；（2）項目建設耗費大筆資金，建成后往往人流稀疏，參與各方須承擔虧損；（3）下鄉資本將綠水青山從村莊切割出來搞“大觀園”賣票獨享，與村莊和村民發生利益沖突或對立。總之，目前下鄉資本建的休閑旅游基地，并非按照國家要求的鄉村產業去建設，而是走“高大上”路子，成為與鄉村脫離的“飛地”。

 

我們所調研的案例卻不一樣。同樣是休閑旅游、同樣是企業進村建景區，四川成都汪家村的“拾里庭院”，是受村集體委托，對閑置資源進行統一經營管理的駐村企業，和村莊融合為一體。村民還在原地生活，不需要讓農民與土地房產分離，不以生產與生活間徹底分離作為旅游業經營的前提條件。前來經營的商戶成為新村民，他們將部分營利通過駐村企業交給村集體，按照村集體受托統管的資源份額進行分配；村民由駐地企業統一組織成“幫幫團”服務商戶。住商融合，利益一體，關系融洽，而不是“飛地”。歷經3年的運營后，目前企業實現損益平衡。可見，一個良好的治理結構和利益分享制度安排，是休閑旅游業健康發展的根基。

 

 

成都汪家村獨有的“共享庭院”模式為全國首例

 

鄰近北京野三坡景區的南峪村，過去一直是貧困村。中國扶貧基金會“百美村宿”項目進村后，投入1200萬元資金，將村民的閑置房屋建成高標準村宿，還幫助村集體成立了全體村民參加的農宅旅游合作社，引入專業企業，發展村宿休閑旅游。外部投入的公益資金轉為村宿資產，由全體村民共同持有，村民每年從村宿經營利潤中得到分成。這樣帶動了村民自辦民宿的熱潮，很快實現了脫貧致富。

 

戰旗村的村集體，拿出土地經營收益中的一部分部分建立了公共設施，包括“鄉村十八坊”“壹里老街”“豆瓣館”等多個平臺，為身懷技藝的村民提供展示鄉土特色工藝的舞臺，叫響了“唐莊布鞋”“戰旗醬油”“先鋒豆瓣”等多個鄉土特色品牌。村集體與多方主體合作建設了農耕博物館、鄉村振興學院、游客中心、生態田園等設備設施。它將休閑旅游與生態環境、農業體驗、文化教育、健康養生等要素相結合，形成了有鮮明地域特征和鄉土氣息的村莊景區，具有很強的輻射力。

 

 

戰旗村的鄉村十八坊是利用集體資源自籌資金建設的

 

目前，鄉村文旅正在趨于飽和。人們認識到脫離農業的“單邊”旅游業模式有風險。消費者前來購買的是綜合的消費體驗，其中文化消費含量會變得越來越重要。有前途且能抗風險的農村文旅項目，需要生產、生活、生態的有機融合、自然稟賦與更多文化元素和人工創造的結合，需要整體營造。

 

以上三個案例，盡管投入方主體不同，經營模式也有差別，但它們具有以下共性：一是興辦的主體與村集體密切相關（或就是村集體主辦）；二是都以發掘鄉村自主性價值、為村民和集體帶來更多的收益為目標；三是注重鄉村多元素整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一二三產融合、以服務型為主體的產業經濟體。最值得注意的是，外部力量如何與鄉村集體、與村民與結成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形成協同合作、共商共建的治理體系。

 

農民合作組織應當

貫徹為農服務的公共意識

 

國家發布的政策文件，將在農村副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多業態化的鄉村產業，規范解釋為“根植于縣域，以農業農村資源為依托，以農民為主體，以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為路徑，地域特色鮮明、創新創業活躍、業態類型豐富、利益聯結緊密”。只是現實中“產業鏈條較短、融合層次較淺、要素活力不足”的現象普遍存在。鄉村產業缺乏規模化效益，被相當多的人認為是需要解決的普遍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之處，在于要因產業制宜地建設農民合作組織，并將為農服務的公共意識貫徹于工作的始終。能做到這一點，無論是村域、鎮域和縣域范圍，就都能通過發揮農民合作組織的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上的潛在優勢，實現鄉村產業的規模化效益。

 

例如，戰旗村在村域范圍內建設農文商工旅的鄉村產業聯合體，實現了豐富多彩的多業融合的聚集性規模化發展。這種做法一是適應該村的自然地理條件，二是戰旗村有幾十年積累的集體組織的領導能力和在村民中的威信。他們的鄉村產業聯合體以村莊為載體，不斷吸引外來資本和城市人才加入，形成具有區域輻射力的規模化的效益經濟。產業鏈條短、融合層次淺、規模不足方面的各種問題，都可以通過健全的村莊集體經濟為載體，以統一規劃、分步實施、綜合推進的方式加以解決。

 

內蒙經棚鎮的鄉村產業，主要是涉及大田耕種的生產服務和小農戶銷售土特農產品的多業態經濟活動。一種方式是土地集中經營，用農業機械實現代耕代收的規模化托管服務；另一種方式是分散經營，農戶家庭生產的各色農產品各自進行銷售。集體和個體兩種經營方式同時存在，這在農村本是很難融合的。經棚鎮的做法是，鎮農業發展合作聯合會組建鎮村一體化的組織網絡，將農戶、村民小組網格點、村網格點無一遺漏地納入網絡，實現全覆蓋，鎮聯合會組織系統與各村委共建村級服務站，作為中間層運營網格點，形成了鄉鎮領銜直達農戶家庭的服務信息流直通車，各項服務都能搭上這班車。集中經營的關鍵是小農戶同意將土地委托給鎮聯合會作保障，分散經營的關鍵是小農戶不惜售，愿意將土特產交給鎮聯合會送到超市售賣。可見，無論集中經營還是分散經營，主體都是農戶，關鍵是做好小農戶的工作。回應他們最迫切的需求，幫他們爭取最大價值，他們才會真心參與。

 

儀隴縣鄉村發展協會在幾十年的鄉村服務中，在縣鄉村三級都進行了探索。在村級合作社，用產業基金貸款等方式支持小農戶養母牛，幫助村域合作社取得金融貸款的規模效益。在鄉鎮和片區做分站和網絡，主推技術服務和合作互助的理念教育，支持大農戶以一戶帶幾十小戶的方式傳授養牛技術，讓技術的推廣傳播規模化。在縣一級則設立養牛大戶與合作社共建的聯合社，養牛業各環節——飼料生產、配種、飼養、犢牛交易等，都根據情況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小戶養母牛生下犢牛，賣給大戶要比到外地市場買賣更合算。縣聯合社搭建內部交易市場，逐漸形成產業規模。在縣鄉村各層級不同的環節，堅持選擇適合的經營方式，不強求規模，不要求統一，以效率最優為原則，實現了差異化的最優產業規模。

 

農村基層黨建工作

要呼應農民需求

 

農村基層黨建很容易走向形式化。活動搞得很熱鬧，標語上墻符號進村，但是黨員活動走不到村民心里，黨建和鄉村振興始終兩張皮。

 

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第一是思想上認為發展農村經濟要靠個人，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鄉村治理則靠財政資金和項目，鄉鎮尤其是村一級黨組織最多只是保障這些事按部就班做好。二是上級黨委對基層黨組織的檢查，重在對具體工作任務的考核，追求留痕、獲獎，而非實質效果。

 

農民購買農資貴，所需生產性服務沒人管，產品賣不出好價錢，農民缺少本地就業機會，村里公共服務沒有集體經濟支撐……這些都是農民需要解決的真實問題。煙臺市委組織部把發展集體經濟、推動共同富裕作為農村基層黨建核心內容，創造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嶄新形式。黨支部通過組織農產品銷售，組織對村域各類資源的整體利用，在專業合作社設置集體股，實現集體收入穩定增加，實現村民入股資金和勞務的分紅，推動村民共富、村莊和諧。

 

內蒙古經棚鎮黨委作為融合黨建的組織者，組織各涉農部門黨組織一起在鎮農民合作發展協會設立產業和服務黨組織，把村集體經濟組織納入服務體系，一起為農戶提供質優價低的生產性服務，服務公司利潤在合作制構架下，分給農戶、村集體，協會僅拿一定比例的服務收益。

 

經棚鎮和煙臺市善于創造農民集體行動的機制，設定基層黨建的核心內容，改變基層黨建的考核監督方式，推動農村基層黨建向實向深發展。基層黨建搞好了，村民和基層黨組織心連心，村莊發展和國家鄉村振興的頂層設計就銜接在一起了，村莊真正成為鄉村振興的主體、國家發展的根基。

 

農民需求不只是物質層面的。我們農村基層黨建如果蛻化為僅是給錢給物的活動，那就不是黨建工作的拓展，而是將黨建工作窄化和矮化。黨建工作要給農民求富求發展的活動“塑魂”，要給鄉村經濟發展以寬闊的思路，需要結合實際，通過實實在在的行動來和農民的需求呼應，讓鄉村黨組織成為引領農民共同致富的帶頭人和鄉村振興的主心骨。

 

鄉村振興核心在人

帶頭人非常重要

 

鄉村振興核心在人。沒有產業留不住人，沒有人發展不了產業。

 

一些村莊闖出了新路，走在了前面，那些有思想有作為的村支書就是鄉村振興探路的富礦，需要探路者們認真地通過挖掘和思索來凝練。

 

2018年戰旗村高德敏書記給習總書記匯報時，總書記夸獎：“戰旗飄飄、名副其實。”高書記的突出優點，一是政策學習能力強、抓政策機遇抓得準。2007年，他利用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為本村實現土地出讓收益1.3億元，帶領村黨支部啟動對以土地資源為主的整村資源的系統化運營，后來又引進了一個商業服務綜合體。二是自信不盲從。戰旗村名聲在外，來自各方面的要求與建議很多，高德敏始終堅持在國家政策指導下，立足本村實際和既定發展藍圖，堅持實事求是，每一步都融入總體規劃，讓資源發揮最大限度效益。

 

汪家村書記劉華杰，2017年選上村委會主任時，全村基本只有普通農業，沒有集體經濟收入。他善于學習，不恥下問，硬是用學習精神和合作誠意，打動了有意下鄉的某旅游公司與村莊簽訂長期合作協議，使汪家村在短短三年一躍成為成都市鄉村振興的十大成功案例之一。

 

青年是鄉村振興的希望

 

青年最具朝氣與活力，他們在鄉村的前途事關鄉村振興的成敗。在振興農村探路者中，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鄉村振興的帶頭人，例如領辦集體經濟合作社的村黨支部書記楊春華，鎮級聯合會的專職總干事劉從威，還有從村支書進入地方國企當老總負責經營的王志偉。第二類是深度參與村莊發展擔任部門經理的青年，例如戰旗村楊明學、汪家村李中麗、內蒙克旗經棚鎮蔣秋月。第三類是返鄉青年，例如興辦養牛場或民宿，發展家庭經濟的年輕人，有四川儀隴縣的袁兆明、河北淶水縣南峪村的李金華。第四類是城市青年入鄉創業，如四川源素輕旅公司董事長李彪。

 

煙臺田家村的楊春華是萊州地區商會的會長、企業家。前些年他被鎮書記動員回村，被選為村委會主任，以“治窮先治亂、致富靠打算”的思路整體謀劃，從抓村民組織工作入手，動員青年、鄉賢、婦女成立志愿團隊，聚攏人心，扭轉村民內斗、各行其是的頑疾，逐步打開局面，再進一步發展鄉村產業，走上了良性循環。

 

四川源素輕旅公司董事長李彪是一個有天分的城市青年企業家，他設計規劃的汪家村試驗，將鄉村閑置資源連上大數據和智慧系統，以城市支援鄉村文旅產業的方式，為衰敗的鄉村找到一條新路。李中麗得知自己的家鄉汪家村由李彪帶隊并有一整套鄉建試驗方案，就抱著學習的想法投資加入合伙人團隊，并任中級職務。她積極組織本村村民加入“幫幫團”，推動農文旅產業的融合發展。

 

鎮級聯合會的專職總干事劉從威回鄉多年，干過幾乎所有門類的工作，他最后給自己定位在鎮聯合會的開拓創新者，正在為鄉村的土地和項目托管忙碌著。

 

他們的故事，可能會對今天返鄉入鄉在鄉的青年帶來很多新的啟發。第一，是個人創業還是集體創業，是本地創業還是異地創業。李中麗的例子說明，參與一個共同創業的集體可以解決很多個人解決不了的難題，如知識、項目、資金、政策、信息等方面的欠缺，獲得快速成長。本鄉創業優于異地創業，返鄉創業能利用本鄉本土人脈關系和鄉情溫暖，如果參與創業集體還可搭建組織農民對接市場的第一層階梯。

 

第二，創業所需的各種資源哪里來，誰來幫助青年解決困難。在這些案例中，資源的來源和獲得的支持幫助，幾乎無一例外地首先來自集體性的農民組織。其次是外來力量的支持。汪家村案例中，支持李中麗的外來力量是本地駐村企業，他們需要本地人去和農民打交道，所以很愿意培養李中麗這樣的返鄉青年。南峪村李金華和坪陽村王志偉的支持力量，則來自扶貧基金會這個外來的社會公益組織。儀隴袁兆明的支持力量來自本地公益組織——儀隴鄉村發展協會。三是來自黨和政府的政策支持。這種支持大部分會先進入農民合作組織或者公益組織，再通過它們的渠道給予返鄉青年創業支持。養牛大戶袁兆明所得到的養牛貸款，一部分來自儀隴協會的扶貧小貸，一部分來自經儀隴協會的過橋貸款，即協會幫他獲得農業銀行的征信，從而得到政府貼息的大筆貸款。

 

第三，如何提升青年的創業能力。袁兆明參加儀隴協會組織的農民教育學習平臺已經5年多，現在擔任縣養牛聯合社的技術部負責人，不僅給小農戶的母牛配種，還走村串戶給60多家小農戶傳授飼養技術，全是義務服務。他說要感恩協會和免費教他技術的師傅。對農民的教育不能用資本思維，而要用公共思維、公益理念來培養返鄉青年。

 

要解決鄉村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就需要帶頭人和組織體系。鄉村內部如果產生不出來，就要外力支持。外力要能撬動內生動力，相互結為一體。

 

作者 |  本文執筆人為楊團（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資深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劉建進（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仝志輝（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易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晶晶（土生工作室負責人）。研究組成員中孫同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郭靜（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胡靖（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辛迪（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學生）、續志琦（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國際社會科學研究院發展研究專業在讀博士）對本文也有貢獻。北京農禾之家咨詢服務中心呂松波和周王瑜為本文撰寫做了大量的協助工作。來源 | 《經濟導刊》2022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