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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中印邊境爭端的歷史淵源以及相關事實，網上已有大量報道，本文就不再贅述了。筆者在此先要強調的是，中印兩國整個邊界從來就沒有正式劃定過，只是根據雙方歷史行政管轄所及，形成了一條傳統習慣邊界線，東段是沿喜馬拉雅山脈南麓，中段是沿喜馬拉雅山脈，西段是沿喀喇昆侖山脈。換言之，在這條長近兩千公里的“臨時邊境線”上，誰能實際控制就是誰的領土，但并非受國際法承認及保護的“永久領土”，而是隨時會因摩擦、沖突甚至戰爭等不穩定因素發生變動。因此，雖然我藏南地區被印度控制了55年，但一旦時機成熟，中國政府仍然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收回被占領土。

　　論及收復藏南地區，就必須先從中國對印戰略定位以及南亞戰略格局談起。自1947年印度建國伊始，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政治精英集團即野心勃勃，妄想全盤繼承英國殖民主義者的霸權衣缽，不僅仗勢欺凌南亞各國，還要染指中國的新疆和西藏，圖謀稱霸整個南亞次大陸，建立所謂“大印度斯坦”。當然，印度方面不僅有野心，還有自成體系的“國家戰略”：

　　一、西抗巴基斯坦、東謀孟加拉、南壓斯里蘭卡，將印度洋視為“專屬印度的大洋”；

　　二、在北方漸次吞并錫金、不丹、尼泊爾，圖謀侵占我藏南地區及阿克賽欽地區，將中國列為最大的“戰略威脅”及“假想敵國”；

　　三、在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地區構建以印度為中心的涵括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的地區性集團，進而成為區域超級大國，最后爭當世界一流強國。 

　　基于上述國家戰略，印度歷屆政府在領土問題上從來就不輕易妥協或罷手，長期堅持鍥而不舍的態度并采取死纏爛打的手段，占領果阿、肢解巴基斯坦為東西兩部分、在克什米爾與巴基斯坦進行數十年對抗、吞并錫金、操縱不丹、占領我國藏南地區、對我新疆阿克賽欽提出領土要求等等。在此一既定戰略的指導下，印度不斷調整軍事方針、加強軍事實力，堅持不懈地逐步實現其各個國家戰略目標。

　　相較之下，自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周恩來兩位開國領袖從世界大局出發，一直將印度視為可以共同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友好鄰邦”。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周總理于1953年12月在北京會見印度訪華代表團時，針對中印兩國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問題的有關談判而首次提出的。由此可見，我國政府對待印度完全采取“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政治外交態度，從來就沒有將其視作“戰略競爭對手”或者是“假想敵國”，也就談不上制定什么“中國對印戰略計劃”了。

　　因此，在后來面對印度尼赫魯政府采取咄咄逼人的對華侵略攻勢時，中國政府仍然堅持采取一再忍讓的態度，先是對印軍的侵略行徑保持沉默，后來雖然聲明不承認麥克馬洪線，但又以所謂“現實主義的態度”，表示可以通過外交談判解決中印邊境爭端。這種看似“軟弱、綏靖”的對印外交政策，一方面是由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其理據就是“中印兩國的邊境問題是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的，所以中印兩國人民是友好的，千萬不要上帝國主義的當，應該互諒互讓解決邊界爭端”。另一方面，當年新中國的最大戰略威脅，始終是美蘇兩國，以及臺灣的國民黨殘余政權。因此，中國亦始終將最大的戰略注意力和最多的戰略軍備集中在東部沿海和北部邊境，而不愿意因西藏邊境地區的“癬疥之疾”與印度產生不必要的矛盾和糾纏。最后實在是迫不得已，才在1962年末利用美蘇“古巴導彈危機”的時間窗口，一舉發起對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以一個月的“短平快”戰役徹底殲滅了入侵藏南的印軍。但由于當年整個西藏地區的交通條件仍然非常惡劣，實在難以支持長期的戰備后勤補給，最主要還是黨中央出于“不與印度交惡而讓美蘇得利”的戰略考量，于是在戰后主動退出了藏南地區。

　　時至今日，第一次“中印自衛反擊戰”已經過去55年，中印邊境大體上維持了相對和平的穩定局面，已經超額完成了毛主席當年提出的“（打一仗）可以爭取十年的邊境安定”的戰略要求。然而，經過改革后三十年以及冷戰后近三十年的世事滄桑，無論是中國的國情還是世界的格局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變化。如果我們今天的對印政策，還停留在“友好鄰邦”的傳統戰略層面，那就無異于刻舟求劍；如果我們今天面對中印邊境沖突，還僅僅著眼于收復藏南失地、維護領土主權的傳統認識層面，那就無異于鼠目寸光。

　　首先，建國初期毛澤東主席將印度定位為“友好鄰邦”，當然是符合當時國內外戰略狀況的一個英明決策。但鑒于印度自其立國伊始即長期將中國視為“假想敵國”，加上美國、日本的對印戰略支持（還要加上俄羅斯的間接支持），導致今日印度朝野上下的對華敵意更是愈演愈烈。如果我們仍然一廂情愿地“片面求和”，估計只有中國全面向印度“舉手投降”，才有可能滿足印度方面強烈的“打敗中國情結”。

　　其次，“一帶一路”戰略已經成為中國在21世紀的全球發展路徑，無論是陸地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還是海洋上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均無法繞開占據南亞次大陸以及印度洋地區優勢地位的印度，中國與其展開各種形式的地緣戰略競爭，以此有效保障“一帶一路”的順利推進，已屬勢所必然。

　　故此，印度對華敵意以及地緣戰略格局這兩大因素，促使中國必須改變以往傳統的對印政策定位，將印度視為僅次于美日兩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之一。在此一戰略高度上，我們才能制定出切實有效的中印邊境沖突解決方案。

　　既然是“21世紀對印戰略”，那就決定了當下我國維護領土主權、收復藏南失地的對印斗爭，不會是一場單純復制歷史的“第二次中印自衛反擊戰”，而是一場持久戰形式的“中印世紀戰略對決”，估計需要二、三十年才能看到最后的角力結局。在這個圍繞南亞次大陸及印度洋地區所展開的大國戰略競爭格局里，實際上還是中國與美國兩大超級玩家之間的戰略角力起著主導作用，印度作為地區大國，日本則作為美國的附庸，自然無可避免地淪為超級大國手里的戰略工具。中國面對美日印三國，除了大力加強與巴基斯坦、伊朗的盟友關系外，還需要大力推進與尼泊爾、孟加拉和斯里蘭卡的友好合作，同時利用緬北“民地武”問題來牽制緬甸的親印傾向，在印緬兩國之間打入一個戰略楔子，務必令其不能聯手對付中國。

　　在國內方面，我們同樣需要根據新的對印戰略定位，從對印軍力和西藏建設兩個層面進行有關戰略部署。2015年實施軍改后，駐蘭州的原21集團軍（現76集團軍）和駐重慶的原13集團軍（現77集團軍）都隸屬新組建的西部戰區。事實上，當前我國已大力推行“御敵于國門之外”的國防政策，東部沿海地區基本沒有陸軍的“用武之地”，地域廣大而又形勢嚴峻的西部地區則應該成為中國陸軍的主要作戰方向。有見及此，第76集團軍一部應移防新疆喀什地區一線，擔負面向克什米爾對印警戒的戰備任務；第77集團軍一部應移防西藏乃東-錯那一線，擔負面向藏南地區對印警戒的戰備任務。另外，解放軍的空軍、火箭軍部隊也應該加快進藏部署，形成“空地一體化”聯合作戰態勢。如此一來，通過在中印邊境東西兩端調整對印軍事部署，特別是大力建設更多的軍用機場，可以迅速加強我對印部隊的軍備和兵力，將“中印邊境爭端”轉化為推進中國軍事建設和檢驗軍隊改革成果的戰略平臺。

　　在西藏建設方面，主要就是人員和交通這兩個層面。西藏自治區現有人口318萬，其中藏族占90%以上，漢族人口只有25萬左右。為了有效承擔今后的對印戰備任務，建議中央重新組建西藏生產建設兵團，從內地組織百萬移民前往雅魯藏布江及帕隆藏布江一線開展農墾建設，平時務農、戰時出兵，為將來收復藏南地區做好一切準備。目前西藏只有一條青藏鐵路（已延長至日喀則）連通內地，由于鐵路建設費時較長，現階段還是以加速推進公路建設、尤其是戰備公路建設為主。不僅洞朗公路不能停工，隆子、錯那方向，以及墨脫、察隅方向的公路都要抓緊施工，同時應努力排除印度干擾，積極與不丹方面商討促成建設“中不公路”。

　　綜合而言，面對當前因“洞朗事件”所引發的中印邊境對峙，我們沒有必要急忙實施睚眥必報的即時反擊，而應該因勢利導地將其視為一個“對印戰略補課”的有利時機。中國的21世紀對印戰略，應該從屬于中國的南亞外交戰略以及印度洋戰略，既要考慮排除美日插手的戰略干擾，更要注意實施與“一帶一路”的戰略配合；在確立我國對印戰略的基礎上，按照有關戰略部署逐步展開對印斗爭，并使之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體戰略及最高利益。鑒于我國與印度之間的戰略競爭必然是一場“持久戰”，加上還要時刻注意避免落入美日兩國的陰謀陷阱，所以我們切忌急躁行事，應該按照既定戰略節奏來切實遏止印度的對華野心。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未來我國的對印斗爭必須堅決扭轉以往“被動防御、被動應對”的消極心態，明確樹立“積極防御、攻守有度”的指導方針，從中印邊境東西兩端的多個方向、多個地段，主動實施各種形式的斗爭手段，以我為主地通過對印施加政治、輿論和軍事壓力，促使印度內部發生各種變亂，力求在恰當的時機以最小的代價成功收復藏南失地，進而取得“龍象之爭”的最后勝利。

　　（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來稿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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