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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

1942年初，延安整風運動開始。按照中央的分工，毛澤東負責文藝界的整風。文藝方面有些什么問題要解決呢？當時有一個黨內文件作了概括：“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許多嚴重問題”。

在“政治與藝術的關系問題”上，“有人想把藝術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張脫離政治”；在“作家的立場觀點問題”上，“有人以為作家可以不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或者以為有了馬列主義立場、觀點就會妨礙寫作”；在“寫光明寫黑暗問題上，有人主張對抗戰與革命應‘暴露黑暗’，寫光明就是公式主義（所謂歌功頌德），‘還是雜文時代’（即主張用魯迅對敵人的雜文來諷剌革命）一類口號也出來了”。

從這些思想出發，于是在“文化與黨的關系問題，黨員作家與黨的關系問題，作家與實際生活問題，作家與工農結合問題，提高與普及問題，都發生嚴重爭論。作家內部的糾紛，作家與其他方面的糾紛也是層出不窮”。

文藝界出現的諸多問題，引起許多干部的強烈不滿。賀龍氣憤地說：“我們在前方作戰，保衛延安，保衛中央；你們吃飽了卻暴露延安，罵黨，罵工農兵。再這樣搞，我就班師回朝了！”王震看了《矢與的》、《輕騎隊》等墻報上和報紙上的一些文章，直奔毛澤東的窯洞“報警”。

為了解決當時延安文藝界出現的這些問題，以求得文藝對革命的配合，毛澤東決定召開文藝座談會。至于一些（至少有三個）作家提出“希望他召開一個會講講”的建議，可能對毛澤東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決非“原動力”。

1942年4月10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他在會上報告了延安文藝界存在的與革命工作不協調的問題，并將考慮成熟的解決方案提出來：準備以他和秦邦憲（博古）、凱豐的名義，召集延安文藝界座談會，擬就作家立場、文藝政策、文體與作風、文藝對象、文藝題材等問題交換意見。中央書記處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后來，考慮到秦邦憲是解放日報社社長，座談會是由黨中央而不是解放日報社召開的，發起人名單中便沒有了秦邦憲的名字。

延安文藝座談會前，毛澤東先后約見了丁玲、周揚等20來位文藝家，調查文藝界的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與他們共商黨的文藝方針問題。

擬定與會人員名單

哪些人員出席文藝座談會呢？這是會前必須決定的，以便及早發出通知，讓他們做準備。

當時，從上到下有這樣一個共識：王實味不能參加這次座談會。因為他三月間發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等專門暴露延安、矛頭指向“大頭子”、歪曲事實、挑撥離間的文章，產生了離心離德的惡劣作用，正在受批判。在這樣的情況下，盡管他是作家，也不會允許他參會。

毛澤東找了3個人幫助初擬參會人員名單。一是周揚。周揚是“左聯”領導人，奉調來延安后，初任陜甘寧邊區教育廳長，后任延安魯藝副院長。毛澤東對他很器重，多次約他交談理論問題。魯藝人才薈集，毛澤東請他提出魯藝出席座談會的名單。后來，魯藝有40多人到會，差不多占了與會人員的一半。

二是舒群。當時舒群29歲，已是成名作家，原在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抗”）工作。1942年3月，毛澤東點將讓他擔任《解放日報·文藝》主編后，與作家有廣泛聯系。他主要為毛澤東提供延安作家參會名單。

三是肖向榮，主要負責提出部隊文藝工作者出席座談會的名單。這3個人都協助毛澤東籌備了這次重要會議，功不可沒。

名單匯集到毛澤東那里，他又作了調整，加進了他記得的幾個文藝家，最后與凱豐一起審定出席會議的名單。在最后確定的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完整名單中，除了延安文藝家外，還有思想、文化部門的一些負責人。同時，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凡是能夠參加會議的，都要求蒞會。當時，劉少奇在華中，周恩來在重慶，張聞天在農村。在延安的朱德、王稼祥、任弼時、博古、陳云、康生等被要求出席。

黨中央對這次會議非常重視，預見這次會議中會有許多爭論。為此，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專門把丁玲、劉白羽找去談話，要他們在會上站穩立場。

發出粉紅色“請柬”

參會人員和開會時間確定后，中央辦公廳立即于1942年4月27日，趕制并按名單發出出席會議的請柬。請柬經毛澤東審定，是用延安生產的粉紅色土紙油印的，64開大小，豎排。內容為：

為著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起見，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

毛澤東

凱豐

四月二十七日

這份請柬有幾個細節應該注意：

首先，它不是通知，而是請柬。何其芳、劉白羽、金紫光、鐘敬之、胡采等文學家、藝術家接到請柬，都感到特別新鮮，特別高興。以往他們參加會議接到的都是通知，這次則不同。受到毛澤東的邀請，他們感到很光榮。

其次，請柬說是交換意見，不是聽報告，一下子拉近了領袖與文藝家們的距離，倍感親切。同時，文藝家們對毛澤東更加敬仰。

再次，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與他人聯名發起召開黨的重要會議，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凱豐即何凱豐，本名何克全，當時毛澤東和人們習慣稱他“凱豐”。他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代部長。

5月2日，星期六，與會人員手持請柬，愉快地出席了這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當然也有遺憾者，如作家金肇野。當時，他正在前線采訪，接到請柬急忙起程，但因山高路險，趕到延安時座談會已經結束。

毛澤東講自己世界觀的轉變過程

座談會召開時，中辦小會議室內布置簡樸。靠南墻有一張鋪著白布的長桌子，是主席臺，長桌的正面和兩頭放了許多椅子、方凳、長凳，大多未上油漆，沒有座位號。會議沒有會標。

與會者來了以后隨意入座，自由談笑，十分歡快。大家坐好以后，凱豐站起來高聲說：“大家稍等一下，毛主席一會兒就來。”話音剛落，毛澤東穿著灰布衣服和朱德等一起從會議室的正門走進來，人們一齊站起來鼓掌。魯藝副院長周揚等靠近毛澤東，向他介紹文藝界的人士，毛澤東一一與他們握手，向他們問好。

毛澤東走到一二〇師戰斗劇社社長歐陽山尊面前時，未等介紹就認出他來了，說：“歐陽同志，你從前線回來了？”毛澤東與文抗秘書長于黑丁比較熟，走到他面前主動與他握手，開玩笑說：“黑丁，你來了！你的名字不正確，你并不黑呀！”

會議由凱豐主持，他講了幾句開場白之后，就請毛澤東講話。毛澤東說：“大家都來了，開會吧！”接著就開始作報告。這個報告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引言”部分。毛澤東首先講了開會的目的，接著講為達此目的應該解決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工作對象、工作和學習五個問題，并逐一作了精要闡述。當毛澤東講到自己世界觀的轉變過程時，對大家觸動很大。偉人與文學家們的關系一下子拉近了，人們引頸靜聽，竟忘了做筆記。何其芳后來說：“主席那樣偉大的人物還敢于剖析自己的靈魂，當眾亮給大家，我們還有什么可保留的呢？”

丁玲讓蕭軍第一個開炮

毛澤東講完后，便開始大會發言。開始，會議冷場了一兩分鐘。這時，丁玲便對旁邊的蕭軍說：“蕭軍，你是學炮兵的（蕭曾當過炮兵），你就第一個開炮吧！”蕭軍是個剛直而狂放的人，這一句鼓動的話語，使他激情澎湃。他站起來把袖子一挽，開了頭炮。他說：這樣一個會，我看了情況就可以寫10萬字。我是相信羅曼·羅蘭提倡的新英雄主義的，我不單要做中國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我從來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蕭軍越說越帶情緒，沒有了正確目標，而且不斷喝水，一缸子涼開水喝完了，毛澤東又叫人端來一杯。聽眾中有許多人對他的發言搖頭噓聲，表示不滿。毛澤東卻示意要大家安靜，耐心聽下去，并在紙上記下一些東西。后來，蕭軍又講他要做“老子天下第六”（前五為：馬、恩、列、斯、毛），說作家是獨立的、自由的，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組織的指揮，等等。

這時，坐在蕭軍不遠處的胡喬木猛地站起來，大吼一聲：“我要發言！”胡喬木對蕭軍的發言進行了尖銳地駁斥。他說：“文藝需要黨的組織，共產黨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動，它是有堅實理論基礎的。魯迅當年沒有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蕭軍毫不示弱，馬上回擊。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爭論得很激烈。為顧全大局，胡喬木先收住了。會后，毛澤東請胡喬木到他那里吃飯，說是祝賀他開展斗爭。

毛澤東作“結論”前先在政治局會議上講要點

5月23日照完相后，天色漸暗，大家先吃晚飯。飯后，會場移到中辦大樓前的空地上進行。工作人員用三根木桿架成一個三角形木架，掛上汽燈，人們圍坐成一個橢圓形的大圈，聽毛澤東作“結論”。

為了使“結論”更穩妥些，毛澤東于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講了準備在第三天（5月23日）文藝座談會閉幕時作“結論”的要點。他說：延安文藝界中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濃厚，現在很多作品描寫的是小資產階級，同情的是小資產階級。必須整頓文風，使文藝與群眾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要注意普及與提高，以普及為基礎。同時，要注意吸收外國的東西……后來，毛澤東根據與幾位中央領導人交換意見后取得的共識，形成了這天晚上的更廣泛的代表中央意見的“結論”。這個“結論”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結論”部分。

正式作“結論”前，毛澤東俯身問坐在桌子前面的吳雪：“你叫什么名字？哪個單位的？”當毛澤東聽說他是青年藝術劇院的編導，排演過《雷雨》后，又問他對曹禺的其他戲劇怎么看？交談幾句后，毛澤東開始作“結論”。

他說：“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深入實際，改造世界觀，與工農兵相結合，把普及與提高結合起來。接著，他又論及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批評問題等。他還對當時有一定影響的八種錯誤觀點，逐一進行了剖析，從而徹底解決了文藝為什么人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最后，他說明今天所講的，只是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還有許多具體問題需要繼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