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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上楷：《西行漫記》與知識青年奔赴延安

點擊：作者：張上楷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05-01 11: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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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行漫記》的問世，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書中介紹了許多在革命區以外鮮為人知的中國共產黨和共產黨人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內容。這是世界上最早最詳細對陜北革命區的正面報道，打破了國民黨多年的封鎖。這為共產黨的政策宣傳和革命的拓展開辟了道路，從此中國共產黨的良好形象深入人心?？谷彰裰鹘y一戰線建立后，抗戰救國成為全民共識。此時延安制定了許多正確的方針路線，開辦了各類抗日學校。這讓海內外愛國知識青年看到了希望。到延安去，成為無數知識青年的信仰與追求。同時，延安也吸引了眾多國際友人、華僑同胞來參觀學習和新聞采訪。很長一段時間，延安都是中國革命的中心。

　　延安是一座寶庫，吸引著萬千英雄兒女；延安是一所學校，培育了眾多的愛國青年；延安是一展明燈，照亮著革命前進的道路；延安是一面旗幟，指引著民族解放的方向；延安更是一首歌，唱出了一代人的夢想。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艱難跋涉長征到達陜北。三大主力會師后，毛主席經過深刻思考后發出“留在陜北”的決心。在之后的十幾年里，共產黨人用鮮血與汗水辛勤的耕耘著這片土地。但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建立到落戶陜北已經走過了15年了，但國統區淪陷區各民主人士尤其是海外愛國同胞來說有深入了解并接觸的少之又少。

　　在國共對立這樣特殊的背景下，國民黨稱中共為“共產國際操控下的外來物”，對共產黨人則稱“饑餓的土匪”“赤匪”并對陜北進行長時間全方位的封鎖。在錯誤的宣傳下，很多人都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和太平天國同性質的落后的“農民軍”，實行的就是“共產共妻”“一切公有”的政策。所以此時，中國共產黨最急切的事情之一便是宣傳自己的政策革命綱領并爭取獲得話語權。從而能夠還原一個真實的自我，讓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革命綱領。

　　只可惜的是，1935年到1936年的延安除了長征一路走來的紅軍外基本沒有“外來人”，更沒有一個外國人靠近這片土地。這里道路封閉消息內外不通，屹然成為了“獨立王國”。

　　一、《西行漫記》的意義及對知識青年的影響

　　（一）《西行漫記》問世后的意義

　　1937年6月初，一位鼻子高，眼睛藍的洋人，騎著一匹消瘦的老馬，獨自一人來到當時中國共產黨共中央所在地——西北革命根據地（即后來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這位洋人就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美國記者斯諾克服了多重阻力后來到位于黃土高原中心的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長達四個月的訪問與考察，同年10月采訪結束后回到北京。幾個月后斯諾整理出版了《西行漫記》，一經問世便產生了極大地影響。之后于1938年12月18日上海翻譯出版中譯本，隨著中譯版的問世使國內產生了巨大的震動。這是有關中國共產黨基本情況的最早也是最詳盡的報道書籍，因為該書書大部分內容都來自作者采訪的第一手資料，所以具有很高的真實性和可讀性。作者通過與生活在陜北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以及和領導人生活在一起的紅軍戰士、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溝通共同生活，深切了解了共產黨領導下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真實情況。在進行各方面的接觸后斯諾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革命歷程。可以說這是一個突破口，從此打破了國民黨對陜北紅軍長期的封鎖。

　　（二）知識青年的引路人

　　斯諾當初也是懷著“必死無疑”的心態去往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因為之前被國民黨的反動派宣傳蠱惑過。但極大地好奇心與正義感促使他去選擇冒險，為了真理他樂意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正如斯諾《斯諾文集》序言中說的：“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難道不值得用一位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嗎？”

　　沒想到，到了延安之后他才感到一切都與國民黨宣傳的不一樣，共產黨人是那樣的可愛、可親、可敬。他們有著良好的群眾基礎和革命熱情，良好的精神風貌和生活習慣。紅軍的幾個高級指揮員，蔣介石懸賞兩百多萬元要他們的首級?？伤怪Z與他們接觸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別的防范。在這之前，還沒有一位外國記者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有過直接接觸或向外界瞄述過。

　　毛澤東對于斯諾來說即神秘又充滿好奇。他是一個令人感興趣但又復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純真樸素的性格，喜歡笑很有幽默感。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認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卻能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機智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他精力過人是個天才的軍事家和戰略家。

　　周恩來有一種特別的的吸引力，好像是內向的性格個人散發的獨特的魅力和與生俱來自信的多種混合的產物。他留著胡須頭腦冷靜富于邏輯，講求實際經驗，他是實實在在的硬漢，身上卻沒有絲毫柔弱的氣息，一種獨特的領袖魅力。

　　彭德懷性格開朗愛好廣泛，是個喜歡說說笑笑的人，身體很健康動作和說話都很敏捷，是個很活潑的人。他很有才智，但又很能吃苦。我注意到彭德懷非常喜歡孩子，他常常與孩子們玩耍，很是尊重他們彭總是他們的孩子王。

　　對于陜北革命區的工人斯諾很是敬佩：“他們即使缺乏社會主義工業的物質，卻有社會主義工業的精神。同勞同酬，每天八小時工作制，工資很少，但都能滿足”。

　　生活在陜北的紅軍領導人生活和普通士兵一樣“官員和將軍沒有高薪的和貪污的，從高級指戰員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是一樣，指揮員和士兵的住處也都不分好壞，他們自由來往，沒有限制也沒有等級差別。“我看到中央書記王稼祥，紅軍大學校長林彪，財政人民委員會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干部和他們的妻子大部分都散座在百姓中間，像老農民一樣坐在的草地上。他們和普通人一樣興致勃勃的觀看演出了”。

　　同樣斯諾接觸的紅軍也是很正義很容易相處的無論何時何地，紅軍對待婦女和姑娘都態度很好很尊重他們，當地農民對紅軍的評價也都很不錯。在紅軍內部嚴格執行‘八項規定’他們都有良好的生活習慣，抽煙喝酒的很少，其他不良習慣基本沒有。而且他們都非常樂觀對革命都有堅定的決心對未來充滿信心，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

　　對于劇團演員斯諾也很是好奇，他們設備很少，服裝道具都很簡陋，可是卻能用這些簡易的設備道具演繹出最真實的戲劇。演員們除了伙食和衣著之外，所得生活津貼極微，但他們像所有共產黨員一樣天天學習，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中國和中國人民工作。演出到哪就睡在哪兒，給他們吃什么就愉快的吃什么，從物質享受來說，他們無疑是是世界上報酬最可憐的演員，然而我沒有見過比他們更愉快的演員了。

　　在陜北革命根據地生活幾個月后，斯諾漸漸開始明白：“中國共產黨人為什么這樣長期地，這樣毫不妥協地，這樣不像中國人地進行戰爭”。

　　他看到的是一個與國統區恐怖，壓抑完全不同的，民主的，自由的新世界。這里的人們雖然生活過得艱苦，但都很幸福而且都把這種幸福掛在臉上。他們每天都很開心，忙碌而快活，他們知道生活的意義和活著的價值。短短幾個月里斯諾已經與他們產生了深厚的感情，當采訪結束即將分別時，中國共產黨中的許多人都來相送，且非常的不舍。但在這動容的場景里卻又產生了許多別樣的情愫。

　　蔡樹藩喊道：“別忘了我的假臂！”

　　陸定一提醒：“別忘了我的照片！”

　　楊尚昆笑道：“我們等著那隊空軍！”

　　博古喊道：“給我寄四兩可可！”

　　可以想象，只有真正的朋友才有這樣的對話，只有真正的友誼才能衍生出如此有趣的的場景。而后斯諾與他們一生都在聯系。

　　而斯諾從陜北回到西安后所面對的確是另外一種境況。因蔣介石來西安督戰，全城前兩天就開始整頓。街道角落都重兵布防沿路農民全被趕出家門，所有路口關卡都布置了憲兵和軍隊，進出都得經過嚴密盤查。連他作為一名美國人也不例外。

　　斯諾去延安的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他感慨到：“蔣介石要是知道，他會怎么對待這事呢？”

　　斯諾作為一名外國記者，把他在根據地幾個月來所看到的聽到的，用文字的形式客觀真實的還原出來，從而展現了一個“活的世界”。斯諾理解了為什么會有一批又批的青年不怕犧牲前仆后繼。

　　“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具體行動，使廣大窮人和受壓迫對國家和現實社會不滿的人們有了新的反抗理念。有了新的行動綱領和信念。由于有了一種思想武器，有一群堅定的愛國青年，所以能夠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斗爭長達十年之久”。

　　他用事實向世界證明：“中國共產黨以及領導的革命事業如一顆閃亮的紅星不僅照耀著中國的西北，而且必將照耀全中國，照耀全世界”。

　　斯諾曾知道他只是一種媒介中國共產黨通過他有機會像外界表達，而共產黨的這些政策理念只要能夠傳出去就有人肯聽會支持，正義的力量永遠存在。

　　《西行漫記》的問世，在國內外猶如平靜的湖水激起千層浪，當時的國統區處處顯現腐敗低沉的狀態。政治上：壓制民主、實行恐怖特務統治、官場舞弊、人們報國無門；經濟上：剝削打擊民族企業、四大家族與外商勾結、大發戰爭橫財；文化上：實行文化專制、打擊進步思想、三民主義歪曲；軍事上：國民黨在正面戰場屢戰屢北、軍人形象日降；生活上：貪污浪費成常態、官僚主義盛行。

　　與之相對比，延安又是另外一番生氣蓬勃的景象。政治上：實行民主執政、建立模范社區、官軍民地位平等；經濟上：開辦特色工業、發揮特區優勢、實行相互扶持；文化上：開辦各類學校、提倡文化自由、培育愛國主義情懷；軍事上：實行多種戰術相結、與友軍親密配合、張弛有度；生活上：艱苦奮斗、實行平均主義、互幫互助。陜北蘇區，此時此刻正以一種嶄新的社會面貌迎接著廣大愛國青年。

　　當時蔣介石智囊團成員凃思宗1937年初來延安考察，經考察后反饋的結論是：“延安幾乎沒有一樣東西算得上是正規的，不過他呈現的精神狀態卻不能低估”。

　　此時的延安是一個自由、民主、溫暖而明朗、蓬勃而富有生機的圣地，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烏托邦”。

　　正如書上所寫的那樣：“這里是樂園，街道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

　　這是什么地方，這是樂園。

　　二、知識青年奔赴延安的方式

　　（一）走在通往圣城的路上

　　 “打斷骨頭連著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當時才17歲的高中學生馮牧（當時叫馮先植），他出生與北平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后，他幾乎參加了所有的游行示威活動。這時，他的精力和興趣，逐漸從對文學和小說的迷戀轉移到“民先”和同學組織的同學會活動上。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和中共地下黨秘密傳送過來各種介紹紅軍及陜北根據地的小冊子。七七事變后馮牧等人在黨組織安排下經過長時間的在根據地之間的艱難跋涉，有時還得夜間急行軍和通過敵人的封鎖線，終于在1938年夏到達延安。20世紀30年代后許許多多年輕的生命從全國各地向延安這個圣地匯聚，這些知識青年或三五結伴，或一路獨行跟著前面的隊伍，懷揣著《西行漫記》，心系著祖國河山，走在黃土高原通往寶塔山的荒涼崎嶇的山路上。

　　一位青年回憶道：“我們一路都是走著去的，大家都很餓很累，突然有位高個子拿出本紅皮書《西行漫記》。大家圍在一起，向吸取精神食糧一樣，剛開始只是默讀，后來聲音越來越大，大家都激情高揚”。

　　愛國知識青年李清泉，他當年從云貴高原中的貴陽北上，過黃河到臨汾，又到了晉西北革命根據地，在經受了多方困苦后終于在1938年底抵達延安。后來回憶起來曾這樣說道：

　　“當遠遠地遙望到寶塔山時，我雖覺很疲憊，扛著行李的身子也很不便當，仍然彎下腰，伸手撫摸延安的土地，用鼻子聞，用嘴親”。

　　如果把延安比作圣城（耶路撒冷），那么《西行漫記》就是圣經。千千萬萬愛國青年，披荊斬棘前仆后繼，向著延安這心中的天堂，精神的美好家園前行著。

　　愛國友人印度援華醫生愛德華在親眼目睹這些行走在去延安的道路上的愛國青年們熱淚盈眶由衷地感慨道：“奇跡，奇跡，這簡直就是奇跡。這是20世紀的耶路撒冷”。

　　（二）到達延安的方式

　　當時去延安。有一部分知識青年是到達山西，再通過山西地下黨組織介紹安排，渡過黃河到延安。而絕大部分知識青年都是先從海內外各地轉站西安，而后一部分有條件的再通過與西安辦事處聯系組織安排，找不到組織的就一路跟著人群向北步行到達延安，路上不僅要克服路途遙遠的考驗，還要應付國民黨設下的層層關卡。

　　雖然國民黨當局公開承認國共第二次合作，也履行并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同時認可了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性。但無論如何消滅共產黨的本質沒有改變，心頭之患，一日不除不快。當時，國民黨為了使共產黨不至于得搶走青年發展壯大，也在積極的爭取海內外愛國知識青年。為了能得到更多青年，國民黨在國統區通往陜甘寧邊區的道路上設置了各種路障重重關卡，千方百計的攔截和阻止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在西安到延安沿路上就設置了咸陽、草灘、三原、耀縣、同川、中部（今黃陵）、洛川等七處大關卡和各種小關卡。在盤查時只要發現可疑青年（中共地下黨員，與共產黨有過聯系幫助的，有帶介紹宣傳共產黨的書刊報紙等），就立即逮捕，關進設在各地的軍事集中營。用各種法西斯殘忍卑鄙的手段，逼迫殘害愛國知識青年，脅迫他們加入參軍國民黨，充當奸細打手或者當特務，如有不從者就精神與肉體雙重迫害甚至消滅。愛國青年曾也在投奔延安途中，就遭到國民黨的阻攔并被扣押了幾個月，最后在黨組織的救助下回到了延安。

　　作家魏巍有著相同的經歷：“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敵人抓住，關押，但每次都設法逃出來，當時只有一個想法，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當時，從西安到延安的路程有八九百里，正常情況下也得走幾個月才能到達，大部分奔赴延安青年基本都是靠兩條腿步行。黃土高原自古以來自然條件惡劣，路途遙遠溝壑縱橫，道路崎嶇。高原上晝夜溫差也很大，夏天還能扛過去，一到冬天，狂風暴雪，是常有的事，自古常言西北風最烈，對于在城里生活慣了的人。要走完這段路程，不亞于一次“小長征”。白天驕陽暴曬，一會兒就全身濕透，到了晚上又是寒風刺骨，饑餓與疾病相交折磨。但是，這些愛國青年為了尋求真理，革命的信仰，他們心甘情愿用鮮血和生命去拼搏。

　　于蘭在幾十年后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當年到延安一路走了很長時間，最后一天我怎么也走不動了，下午四點多鐘時，大家簡直是一點力氣也沒有，忽然有個同志看到寶塔山了，一下子大家也不知道餓了、累了便向著寶塔跑去。

　　毛澤東對這些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又很高的評價：

　　“你們到延安找共產黨，方向是正確的，這很不容易，需要很大的考驗。進抗大沒有考試，大家通過敵人的封鎖線來到延安，這是最好的考試”。

　　三、奔赴延安知識分子的類型

　　（一）心向延安眾志成城

　　1935年12月，在瓦窯堡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最先打破了長期黨內的“左”傾關門主義的束縛，從政策上改變了對知識分子的看法。決議明確指出一、一切同情反日反賣國賊的知識分子，不問其過去如何，都能享受蘇維埃政府的優待。二、一切受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國民黨政府所驅逐，輕視與虐待的知識分子，都可以到蘇區來。三、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不論其出身如何，蘇維埃給予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1937年1月“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在此之后延安開辦了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等幾十所全方面培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人才的干部院校。這些學校大都面向全國招生。國難當頭，這極大地吸引了海內外的愛國知識青年，到延安去，學知識上戰場。

　　1939年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毛澤東明確提出：“對于知識分子的爭取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繼而又強調指出“筆桿子與槍桿子結合”，延安正敞開大門歡迎全國愛國的青年和知識分子來學習工作和革命。

　　這些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從不同的地方來，有來自祖國的大江南北，也有海外華僑，正義友人。他們出身不同，生活歷程也各不一樣，有的生活在社會底層多災多難。有的家境殷實一帆風順······但這群知識青年都有著共同的目標，國難當頭民族危亡國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谷站葒?、保家衛民、使國家富強民主哪怕為此獻出生命也義不容辭。正可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這些愛國的力量有來自最早淪為淪陷區的東北青年。他們飽受國破家亡和日本的摧殘好多年，對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當局有的深切的恨，背井離鄉妻離子散。回想起那白山黑水之間故土和親人，高唱催人淚下了我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為了能早日回家，來到延安。

　　來自華北的愛國青年。他們經歷了一二·九運動，多次的學潮運動，對國民黨當局的所作所為多有不滿，對當局“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行徑早已看透。他們請愿過抗爭過，換回來的只有皮鞭，水龍頭和“逆言抗日者殺”的扼殺愛國手段。這些抗日心切，報國無門的知識青年，在組織的幫助下來到延安。一批批愛國青年，為了抗日為了國家早日收復他們歷經千辛萬苦，經過一年多艱難跋涉了行走了一萬多里來到最終目的地延安。

　　還有來自臺灣的愛國青年。他們在日本人的暴力強壓下不怕失敗。即使在監獄里也毫不屈服，堅決做斗爭。這群人一次次的被打倒又一次次勇敢地站起。最后在革命友人介紹下幫助下輾轉香港東南亞來到延安。

　　也有一部分原在國民黨內任職、有三清團、青年黨員或從事特工人員。他們厭惡了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賣國政策，眼看國民黨每況日下，為報效祖國放棄高官厚祿，榮華富貴奔赴延安。黃埔軍校高級炮校尉官總隊東北籍學生鄭新潮，因在黃埔軍校鬧學潮（黃埔學潮）以學生代表身份面見蔣介石，苦諫抗日無果。畢業后經朋友引薦，毅然帶著6名黃埔同學奔赴延安。在楊家嶺受到毛澤東和朱德等多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接見。

　　還有一群比較特殊的人，他們是愛國華僑青年。這些人大多都是從《西行漫記》開始了解中國共產黨和延安的，印尼歸國華僑顏木榮回憶回國歷程時說，因為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才有了最初認識，才開始向往延安。此時，祖國正行慘烈的抗日戰爭，召喚著留學海外的愛國學子。

　　（二）奏響抗日救國的主旋律

　　當時延安的知識分子，基本都來自五湖四海，自然也就有多元化的思想視野。當時，由田漢聶耳作詞作曲的《告別南陽》正在海內外響徹，這大大激發了愛國華僑青年們的抗戰熱情。

　　“你不見橫長白山，流血在黑龍江？在這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炎黃子孫怎能隔岸相望？”

　　這首歌唱到了青年們的心坎，唱痛了青年們的亡國哀情“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線去”成為愛國的華僑青年共同的心愿和目標。于是，他們或者直接回國參軍，或者組成訪問團、記者團、救護隊等各類愛國團體。他們從海外，跋山涉水，漂洋過海，回到祖國懷抱，到延安學習，到前線抗戰，揮灑熱血直到獻出生命，把滿腔的忠貞報國之情回報給祖國母親。

　　時任魯迅藝術系教員的向隅在1937年底來延安之前已經收到留學比利時的二哥來信。信中表示愿意資助他到著名的布魯塞爾音樂學院深造，并且希望他能馬上啟程。在祖國生死危亡的危機關頭，向隅不愿一人遠走高飛出國留學，他回絕的二哥的盛情邀請。把父母妻子以及兒子一家老小留在家里，帶著一把小提琴和徐特立的延安介紹信，和當時年僅10歲的內弟唐一正（即后來的著名作家柯藍）以及妻子的堂姐一起，經過多方磨難到達延安。一年后又鼓勵妻子也奔赴延安，一起為革命奮斗。

　　《西行漫記》對各各國知名人士和國內外知名記者也產生了極大地影響。1938年，《紅星照耀中國》在美國出版，并印上了中國地圖，并清晰的畫出了紅軍長征路線，書中還有多幅圖片和文字說明。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讀了《紅星照耀中國》后要求面見斯諾，并與之討論戰爭期間對中國物質援助問題。繼斯諾后，斯諾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受其影響于1938年來到并于延安次年完成《續西行漫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看到了一個細節。共產黨的領導在思考問題時都把煤油燈芯弄小，等到提筆寫字時，才將燈光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