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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業修丨深度揭密：60年代中國是怎么嚇阻美蘇發動核戰爭的

點擊：6503 作者：孫業修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4-03-15 08:39:21

一段時間以來，網上盛傳一個段子：說1969年中蘇因為邊境的珍寶島之戰，蘇聯為了報復中國，要對中國進行核打擊。蘇聯把這個決定告訴了美國，美國把此事透露給了報社，中國通過報社了解了內情，并第一時間報告了毛主席。段子還分析說中國的核武器研發尚未成熟，面對蘇聯的核打擊，中國反擊不了，也承受不了。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召開的軍事會議，決定“換家戰略”，要點兩個：①中國軍隊沖進蘇聯境內攻占領土，然后讓老百姓到蘇聯生活。②蘇聯敢用核武器炸中國，中國就炸美國。由于美國本土遠離中國，這種中國炸美國的說法顯然是謊言，有的文章為了自圓其說，說毛主席要炸的是美國在中國周邊國家日本、韓國的軍事基地。

文章還說，毛主席這一計劃公布，美國從一開始看中蘇斗爭的熱鬧心態變為積極表態：“只要蘇聯對中國動核，美國就對蘇聯的城市進行核打擊”。美國的表態使蘇聯改變了計劃。意思是蘇聯因懼怕美國的核打擊才改變核打擊中國的，是美國出面保護了中國，化解了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

這是一篇毫無根據地吹捧美國的輿論戰文章，既有欺騙性又漏洞百出。別說那時蘇聯比現在的俄羅斯更強大，美蘇當時核對峙十分嚴峻，誰也不敢發動核戰，就是今天蘇聯解體后，軍事實力比原蘇聯弱得多的俄羅斯攻入烏克蘭，美國人也不敢下場子與俄羅斯干，他們被俄羅斯的核武嚇得成了縮頭烏龜。現在的美烏關系是盟友，美就不敢，那時中美關系是敵對，美國人怎么可能為了敵對的中國把自己搭上？實際上，上世紀60年代，不但蘇聯曾企圖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美國也曾企圖對中國進行核打擊。

那么，迫使美蘇放棄對中國核打擊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蘇聯擴張主義，導致中蘇邊境爭端升級，從而加劇兩國關系緊張

近代以來，霸占中國領土最多的是沙皇俄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蘇是盟友關系。從1952年開始，中蘇簽訂多項協議，蘇聯對中國工業基礎建設提供援助，幫助極端落后的中國建立工業體系。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中蘇關系開始惡化。上世紀50年代末，隨著美蘇科技的發展，他們都建立了眾多的中遠程戰略導彈及核潛艇。蘇聯為了在亞洲的戰略縱深向駐日、韓的美國軍事基地及太平洋推進，因蘇聯的核潛艇離本土太遠、補給困難，又因技術條件限制，信號難以收到，想在中國最南邊的海南島建立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1958年，赫魯曉夫訪華，向中國提出此要求。但毛澤東等領導人認為：中國是主權國家，不允許外國駐軍，這是原則問題，蘇聯可以向中國傳授技術，由中國組建，中國將對蘇聯進行信息分享。蘇聯對自己的高尖端軍事技術控制嚴格，不同意中國的主張。第二年，赫魯曉夫又來商談此事，中國仍堅持原則，表示建立這些要以中國為主，主要指揮官和技術要由中國掌控，蘇聯可以派顧問和專家來支援，可以當副職。而赫魯曉夫還是不同意，堅持以蘇聯為主組建，為此還和毛澤東爭吵了起來。于是雙方談判破裂。軍事合作破裂的同時，赫魯曉夫等人持續全面否定斯大林、搞自由化改革而導致中蘇意識形態的決裂，雙方公開論戰。到1960年蘇聯違反中蘇簽訂的一系列協議，特別是撕毀《國防新技術協定》，撤走全部專家，包括技術圖紙也帶了回去。

1962年5至6月間，蘇聯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在伊犁、塔城地區策動6萬余邊民越境出走，造成中國邊境局勢動蕩，威脅邊境安全。中蘇關系惡化，使中國因中蘇同盟關系而享有的“背靠椅背”的安全態勢不復存在。

1962年6月，中國趁美蘇古巴導彈危機，以碾壓性勝利速戰速決，打贏了對印自衛反擊戰，一戰穩定了西南邊境。蘇聯在中印邊界爭端中偏袒印度，背離與中國的同盟約定，不但不批評印度侵占中國的領土，還顛倒是非地批評中國不應該反擊，進一步擴大了中蘇矛盾。

1963年7月，蘇蒙簽訂《關于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蘇軍隨即進駐蒙古，把向中國首都北京等核心地區的威脅推進1000公里。1964年上半年，中蘇邊界談判中止后，蘇聯開始向中蘇中蒙邊境地區調集兵力，同時頻繁舉行針對中國的軍事演習。

60年代中后期，隨著赫魯曉夫的下臺和勃列日涅夫上臺，蘇聯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在東歐，他們干預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內政成功，對社會主義陣營其他的國家提出有限主權國家論，認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聯合主權高于各國的主權，實際上是把蘇聯的主權高于其他國家主權。而行動上則是肆意干涉別國內政和對外擴張領土，且氣焰囂張。但這種大國沙文主義遭到了中國的堅決抵制。

赫魯曉夫下臺后不久，1964年10月30日，應蘇共中央邀請，以周恩來總理為團長、軍委副主席賀龍元帥等為成員的中共代表團訪問莫斯科，參加慶祝蘇聯十月革命47周年。毛主席派周總理去，也是看看蘇聯沒有赫魯曉夫后的情況，希望修復中蘇關系。在慶祝宴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當著周總理和賀龍等代表團成員的面，公然干涉中國內政，攻擊污辱毛主席，胡說什么“不要讓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妨礙我們”，“我們已把赫魯曉夫搞下臺，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搞下去了”。面對這一挑釁，周恩來當面予以嚴詞駁斥，并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全體成員憤然離場，以示抗議。

周總理退席后馬上向毛主席報告了此事。盡管后來蘇聯主要領導人就馬利諾夫斯基的言論向中國黨政代表團表示道歉，但毫無誠意，仍以“老子黨”自居。周總理審時度勢，覺得再留蘇聯不僅無益，還可能遭遇不測，決定提前回國。1964年11月13日深夜，中國黨政代表團專機冒著大雪從蘇聯起飛，于次日下午16點10分安全降落在北京東郊機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及數千群眾到機場迎接。

當時北京的氣候已相當寒冷，周恩來在下機前本已穿好了大衣，可是當他看到毛澤東沒穿大衣，冒著寒風向飛機走來時，就立即脫去大衣，健步走下舷梯，快步迎向毛主席。倆人親切握手交談后，周恩來跟隨毛澤東繞場一周，向歡迎的群眾揮手致意。此時機場沸騰，“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歡呼聲和鑼鼓聲響徹云霄。

這個事件是蘇聯明顯干涉中國的內政和主權。勃列日涅夫集團把赫魯曉夫時的兩黨意思形態爭論性質，變成除了意思形態爭論外，上升到了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斗爭。

從1964年至1969年，在中蘇兩國的邊境線上，蘇軍經常侵犯中國領土，先后爆發了大大小小武裝沖突4000多起。開始的沖突，大部分是棍棒和拳腳式的武斗為主。后侵略中國的邊境領土行動升級，對中國的領土擴張加劇，并由棍棒到用武器裝備優勢強占中國領土。

196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在中蘇邊界東段界河烏蘇里江上，蘇聯邊防軍趁中國內斗，一再挑起嚴重的邊界糾紛，中國的珍寶島和七里沁島又成為邊境沖突的焦點。1966年至1968年初，中蘇雙方在這一地區的沖突由口頭爭辯發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毆，直至蘇軍以棍棒毆打中國邊防人員。

1968年1月，蘇軍又進一步動用裝甲車在七里沁島上沖撞中國邊民，撞死、碾死中國邊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嚴重的流血事件。1968年末至1969年初，蘇邊防軍頻繁出動裝甲車、卡車，運載攜帶武器的軍人登上珍寶島，攔截、毆打巡邏的中國邊防軍人；1969年2月7日還發生了蘇軍用沖鋒槍向中國巡邏隊方向點射的嚴重挑釁事件。中蘇邊界事件不斷擴大，終于在1969年3月爆發了珍寶島地區的較大規模的武裝沖突。

在珍寶島武裝沖突前的2月19日，經毛主席和中央軍委批準，由總參謀部和外交部聯合下達指示，批準了黑龍江省軍區的對蘇斗爭方案。邊防部隊根據此方案制定作戰計劃和斗爭行動，因為充分備戰，嚴密組織，官兵作戰中英勇頑強，此戰中國大勝，蘇軍死傷170多人，其中被擊斃的有上校軍官、中校軍官，數量大大超過中國，并且丟失了大量武器裝備，包括最先進的T62坦克也被我方繳獲。戰后，我方守住了珍寶島。

同年的7月8日，蘇軍侵入中國黑龍江八岔島地區，在不聽中國民兵勸阻的情況下，被中國邊防民兵打死打傷各一人，蘇聯又吃了虧。

蘇聯認為，東北方向山多林密、草深水多，不利于坦克、裝甲重裝備發揮作用，便選在中國西北與蘇聯接壤的地方，這里地勢極為開闊，植被較少，干燥地硬，是非常適合發揮蘇軍的裝甲突擊戰，于是蘇聯在這一地區加強兵力，加大與中國的沖突和摩擦。

早在珍寶島沖突后，毛主席就指示新疆軍區的領導，要做好蘇軍大規模入侵和突襲的準備。8月初開始，蘇軍多次入侵新疆鐵列克提地區，肆無忌憚地驅趕中國的牧民和羊群，還打死打傷中國的巡邏哨兵和邊民。形勢十分嚴峻。8月13日，蘇軍對該地區大量增兵，邊防部隊發現后向新疆軍區報告并要求暫停巡邏，增兵應對。但是，軍區主要領導思想麻痹，對毛主席的指示落實不夠，誤判蘇軍不會大規模對中國動武，對蘇軍的攻擊準備不足，指示邊防部隊正常巡邏。蘇軍對中國邊防巡邏部隊突然襲擊，并利用絕對的優勢兵力、先進坦克和裝甲車，占居有利地形攻擊我巡邏部隊，至使中國在這次沖突中傷亡68人，蘇軍僅傷亡12人。

在這些沖突發生后，蘇聯大規模向中蘇邊境增兵，陳兵54個師，數量達到百萬。中國也同時加強邊防武裝力量，以應對蘇軍，做好了反侵略的準備。中蘇邊境隨時可能發生大規模軍事沖突，中蘇關系高度緊張。

二、從新中國建立起，美國就對中國充滿敵意，對中國的侵略和包圍貫穿于六十年代的始終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10月，美國就把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新中國，逼上了抗美援朝的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以英勇無畏、敢打必勝的戰斗精神，以劣勢裝備打敗了以美國為首的16個西方霸權國家，迫使美國不得不簽字停戰，使新中國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戰鮮戰爭的勝利并沒有打消美國圍堵和侵略顛覆中國的企圖，而是從更大范圍內建立反華同盟和包圍圈。

首先是早在抗美援朝戰爭發生后，美國的第七艦隊就開進臺灣海峽，公開干涉中國的主權和內政。從物質和軍事裝備上，支持臺灣的國民黨反攻大陸。國內三年困難時期，因社會矛盾比較突出，臺灣蔣介石集團認為有機可乘，蠢蠢欲動。

1960年9月，國民黨召開八屆三中全會，蔣介石提出“反共復國時機很快就要到來”，要求“加速完成各種準備，迎接勝利”，大造“反攻復國”輿論，并加緊進行“反攻”軍事準備。1962年初，蔣介石成立以他為首的“反攻行動委員會”，作為反攻大陸的最高決策機構。國軍由平時狀態轉向戰時狀態，連續與美軍進行聯合登陸作戰演習，大造輿論攻勢，把兩岸內戰氣氛推向高點。

與此同時，印度也企圖借中國內政外交困局實現自己的領土野心，從1962年初，大力推進所謂“前進政策”，占領中國大片領土，試圖通過加大軍事壓力，迫使中國承認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并退出阿克塞欽地區，中印邊界全線緊張，流血事件頻發，把軍事對峙推到戰爭邊緣。

此時，美國趁機大力拓展自己戰略利益，認為中國的“好戰”性格對其在東南亞的控制權構成威脅，因而升級在越南南方的軍事干涉行動，開始實施“特種作戰”，并插手中印爭端，公然承認麥克馬洪線，給印度提供武器裝備，對蔣介石的“反攻行動”暗里支持，渲染臺海緊張氣氛。

1962年2月，中央軍委召開常委會議，研究軍隊的整編和備戰問題。將作戰師分為值班師、普通師、教導師，以提高軍隊的戰備水平。會議從2月開到5月，按照毛主席“備戰整軍”的要求統一思想。就軍隊編制，制定了南輕北重（部隊的裝備、武裝力量布防：中國的南方坦克、裝甲等重裝備因山高林密水多等原因要輕，北方重）、前輕后重（同一方向的軍事力量布局：前面的輕后面的重，主要是誘敵深入，把敵人放進來打）、上輕下重（各級領導機關輕，機關要精簡，兵力下沉，連隊必須滿員滿編，加強基層作戰的力量）的指導原則，以使軍隊既適合進攻又適合防御，既適合山地又適合平原，既適合白天又適合夜間，既適合戰斗又適合運動，全面地提升部隊應對各種突發情況的能力。

到1964年，雖然蔣介石反攻大陸勢頭因中國的核武器誕生，得到了有效遏制，中印邊界緊張局勢也因對印反擊后一戰趨穩，但中國的安全形勢在總體上是更趨緊張、更加復雜。其中重要原因是美國造成的。

美國在對越“特種戰爭”嚴重受挫后，于1964年4月，開始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的戰爭，升級在老撾的侵略行動，印度支那局勢進一步惡化，企圖通過武力在印度支那建立親美政權，從東邊的韓國、日本、臺灣、東南亞、到西南的印度，形成對中國的戰略半包圍。8月5日，美國借口所謂美艦受到攻擊的“北部灣事件”，開始對越南北方實施轟炸，把“北炸南打”戰略付諸實施。

60年代，美國看到了中蘇矛盾加大的機會，便在臺灣海峽多次舉行以侵略中國大陸為目標的軍事演習。

1964年，當美國獲得中國的核武器研制即將成功時，制定了《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計劃》，企圖出動空軍用核武器襲擊中國即將進行的第一顆原子彈實驗基地。由于我們及時獲得了情報，做好了導彈、飛機等層層攔截準備，美國的機場離中國的核試驗基地較遠，加上中國在1962年就成功擊落了美國的U2高空無人偵察機，全世界共擊落美國高空無人偵察機7架，中國就擊落5架。1967年9月8日，中國使用國產的紅旗-2地對空導彈，成功擊落了美國的U2高空無人偵察機。1969年10月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某部，在中南地區某地上空擊落美國軍用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一架。從而，有效地嚇阻了美國對中國的入侵和多次試圖對我核試驗基地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的企圖。

中國一直對美國擴大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活動保持高度警惕，認為美國有可能從這個方向把戰爭擴大到中國來。為了應對美國，中國堅定地支持越南抗美。早在美國緊鑼密鼓籌劃升級侵越行動時，中共中央就明確表態支持越南的反侵略行動。毛主席對來訪的越南人民軍總參謀長文進勇說：“我們兩黨兩國要合作，共同對敵。你們的事就是我們的事，我們的事就是你們的事。就是說，我們兩家無條件共同對敵。”以后又對相繼來訪的越共領導人黎筍、范文同表明了同樣態度。從此，中國對越南實行了長達12年的大規模無償軍事援助，先后派出防空、后勤、鐵路、工程等支援部隊總計達32萬人次，提供的物資總值（按照當時國際價格計算）達200億美元。這種大規模無代價支援越南直到1975年越南統一。

美國在升級越南、老撾戰爭的同時，在柬埔寨也開始動手建立親美政權。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前首相兼武裝部隊司令朗諾，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密謀和策劃下，趁西哈努克親王不在金邊而出國治療和進行國事訪問的機會，發動政變，宣布廢黜西哈努克親王柬埔寨國家元首的職位。這一事件震動了全世界。

美國支持柬埔寨朗諾集團發動政變，企圖把整個東南亞變成自己的勢力范圍，并通過東南亞的代理人戰爭而消耗中國。4月30日，7萬名美軍和南越軍人從越南南部侵入柬埔寨。5月1日、2日，美軍恢復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廣平、義安兩省的轟炸，進一步擴大了侵略印度支那的戰爭。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譴責美國政府的侵略罪行。1970年5月20日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聲明中說：“目前，在世界范圍內，正出現一個反對美帝國主義斗爭的高潮。”“我熱烈支持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斗爭精神。”“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爭。”“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打敗強國，小國能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于起來斗爭，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規律。”21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門召開了50萬人參加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斗爭大會。毛澤東出席了大會，西哈努克親王也應邀出席了大會。

美國中情局還用巨資不斷收買中國的分裂、恐怖分子，支持西藏達賴分裂勢力和新疆的疆獨分子，從而達到對中國實施外堵內攻、肢解中國的目的。

中國在大力支持越南、老撾、柬埔寨抗美的同時，在邊境提升了戰爭戒備程度，以防美國把戰火燒到中國。

三、中國三線建設的提前布局，極大地提升了戰爭潛力，有效嚇阻了美蘇對中國進行突襲和核打擊

依據國家安全形勢變化以及備戰升級，我國再次調整軍事戰略方針。一是由準備應付局部戰爭轉變為準備應付正在迫近的有核背景的全面戰爭。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交戰，必須舉國迎敵，這對于中國來說就是全面戰爭；這兩個超級大國都握有核武器，同它們交戰必然是有核背景的戰爭，要準備它們使用核武器；美、蘇咄咄逼人，要準備它們早動手，要做舉國迎敵準備。1965年4月，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于加強戰備的指示，提出“要準備對付美帝把戰火引到我們的國土上來”，“我們要準備大打，準備快打，準備兩面都打”。5月間，中央軍委召開全軍作戰會議，會議明確提出：打與不打，要放在打的準備上面；美國和蘇聯是否會聯合起來侵略中國，要準備蘇聯參戰；打不打原子彈，要放在打原子彈的準備上面；遲打還是早打，要準備早打。以后，這個方針逐漸被表述為“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應該說，當時對戰爭緊迫性的判斷還是留有余地的。周恩來在接見出席全軍作戰會議人員時說：“今天的戰備會議，大家都想到戰爭會來得很快，會大打，會當年打，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聯合打，甚至打核戰爭，這些都是從最壞處打算，我們要做這個準備，這是完全正確的，是毛澤東思想。”但“打得快，打得大，打核戰爭，兩面都打，是不是馬上就來呢？不是，還有一個過程”。但在戰略指導上則必須立足于準備應付最嚴重情況，就是毛澤東所強調的“要從困難著想”，“不妨把困難想多一些，想盡”，惟有如此，才能從容應對各種復雜局面。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不打無準備之仗，這是毛主席用兵的一貫指導思想。毛澤東的“十大軍事原則”第五條，指出：“必須注意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上有勝利之把握。”

美國在中國的東邊和南邊建立包圍圈，蘇聯則在中國西北、正北和東北方向舞槍弄棒，大肆增兵中蘇邊境。對中國進行戰略包圍。三線建設的提前布局，就是在面對美蘇全面威脅、復雜而嚴峻形勢下，確保中國戰略安全的一著妙棋。

毛澤東在這個嚴峻時刻敏銳地認為：必須抓好戰略后方建設，以應對極端復雜而危險的安全形勢。1964年3月，他要求總參謀部進行軍事戰略研判調查。5月，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提出了三線建設問題，指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不行，要準備上山，上山總還要有個地方。6月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其中談到每個省都要有一、二、三線。16日毛澤東在北京十三陵管理處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十三陵會議）。他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地方抓軍事，一個是培養接班人。關于地方抓軍事，毛澤東強調各大區、各省要抓民兵、修械廠、軍工廠等，不能全靠中央。8月6日，美國開始實施“北炸”翌日，毛澤東在審閱譴責美國戰爭行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時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毛澤東放棄了騎馬沿黃河、長江進行考察的計劃，準備應付可能的戰爭局面。在加強提防美國的同時，把防備蘇聯也提到了議程。

1964年4月，總參謀長羅瑞卿鑒于中蘇邊境地區出現的緊張局勢，向毛澤東提交了關于新疆地區的戰備方案，提出蘇聯在我北部邊疆制造緊張局勢，企圖為：一是防御性的挑釁，二是進攻性的，而前者的可能性大，但我們要做好準備。如果打，有大、中、小三種可能，中、小打的可能性大，但我們要準備它大打，以確保主動。毛澤東閱后，批示“照辦”。在此前后，毛澤東曾多次講到既要防備東邊的帝國主義，也要防備北邊的修正主義，防備它們合伙整我們。要把戰爭準備重心放在戰略后方建設上面。

1964年4月，總參謀部作戰部經過調研，提交了關于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指出國家經濟建設防備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問題很突出：（1）工業過于集中，全國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集中在14個百萬以上人口城市；（2）大城市人口多，而且這些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區，防空問題尚無有效措施；（3）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缺乏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措施；（4）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壞，將釀成巨大災害；建議國務院組織專案小組，根據國家經濟情況，研究采取一些切實可行的積極措施。這個報告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視，迅即研究所須采取的措施。6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搞三線基地”，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建設要快，并說“攀枝花搞不好睡不著覺”。以后，毛澤東又多次強調準備應付敵人的大規模入侵，一個是戰略方向問題，一個是戰略后方問題，各省要有自己的戰略后方（小三線），國家要有全局戰略后方（大三線），并稱之為“靠山傍水扎大營”，搞好了，反侵略戰爭就有了可靠支撐。

毛澤東曾提出：要研究斯大林蘇德戰爭的教訓。斯大林一不做工事，二不搬廠，三不準備打游擊戰，只是倉促撤退。蘇聯在戰前不重視后方建設，打起來才匆忙把大批工廠從西部搬到東部，造成戰爭初期的混亂和被動；要研究蔣介石在抗戰時的教訓，他沒有搬，搬得很少。他是靠外國生活的，靠我們在敵后牽制住敵人，才保住重慶。蔣介石在抗戰中從東南退到西南，只搬去很少一點工廠，大部分沒有動，因為他完全指望外國援助。從這段話可以體會到毛澤東關于加強戰略后方建設的戰略考慮：第一，建設好戰略后方，可以避免戰爭中的被動，并為持久抗敵提供物質技術和裝備支持；第二，要用自己的力量打贏反侵略戰爭，要把民族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必須建設強大的戰略后方。第三，面對美蘇兩個帝國主義威脅，只能是充分準備好戰爭才能制止戰爭，真正的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這是化被動為主動。

從1964年開始，經毛主席提議，中共中央研究決定，集中財力物力人力，進行了一場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交通設施建設，史稱“三線建設”。主要是把沿海的重要企業和技術人員遷移到大山溝里和大后方。

中國云南、四川、重慶、貴州、陜西、青海，甘肅全境以及河南、湖北、湖南的西部地區是中國的戰略大后方。這些地區，距西面和北邊的國土邊界上千公里，離東南海岸線七百公里以上，加之四面分別有青藏高原、云貴高原、五嶺山脈、太行山、大別山、賀蘭山、呂梁山等連綿起伏的山脈作天然屏障，在準備打仗的特定形勢下，成為理想的戰略大后方。

在三線建設中，重點在東南沿海和“三北”方向加強護衛。東南沿海主要是防美帝和蔣軍。西北、正北、東北的“三北”方向，主要是防蘇聯。

此項戰略行動，用15年的時間先后建成了2000個大中型骨干企業、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形成了45個大型科研生產基地和30多個新興工業城，修筑了成昆鐵路、湘黔鐵路、焦柳鐵路、襄渝鐵路、川黔鐵路、貴昆鐵路，總長8000多公里，在使整個西北、西南地區自身連成交通網絡之外，還使西南地區與華中地區、西北地區和華北、華中、華南地區的交通網絡連為一體。建成了以國防科技工業為重點，交通、煤炭、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工業為基礎，機械、電子、化工為先導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如：在國防工業建設方面，在重慶地區建成了常規兵器工業生產基地，在四川和貴州建成了電子工業生產基地，在四川和陜西建成了戰略武器科研、生產基地，在貴州和陜西、鄂西地區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業生產基地，在長江上、中游地區建成了船舶工業科研、生產基地，在西昌建成了衛星試驗、發射中心。電子工業形成了生產門類齊全、元器件與整機配套、軍民兼容、生產和科研相結合的體系。航天工業實現了地區配套，建成了完整的戰略和戰術導彈研制基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發射中心；航空工業生產體系也在西部地區形成，建立了幾個殲擊機、運輸機生產中心，生產能力占全國航空工業的三分之二。船舶工業形成了完整的生產系統。較高水平的核工業科研生產系統幾乎全部放在西部地區。原材料工業、能源工業、機械工業、電子工業方面，形成了大中小相結合的工業體系。中、西部和南部少部分地區建新廠，基本上達到了將重要工業、科技及軍工企業“一分為二”的目的。

人才、科學技術、兵工廠、先進設備、工業基地等，從沿海城市及平原搬到了大山里或地下洞道里，加強野戰交通建設，使中國的國防安全和戰備、作戰實力、戰爭潛力及反擊作戰能力大幅度提高。可以說以“三防”標準建的三線工程，使中國軍事實力練就了敵人打不了、打不跨的金剛之身。雖然此項工程歷時18年，但從1964年始到1969年爭取的五年，已經完成了大三線重要的工程，美蘇兩霸清楚地知道中國大后方的巨大戰爭潛力，使他們膽顫心驚，有效避免了美蘇的軍事冒險和突襲，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反戰威懾力。加上中國攜抗美援朝和對印度自衛反擊戰巨大勝利的雄風和英雄氣概，美蘇都對中國望而卻步，不敢輕舉妄動。正像朝鮮戰爭中敗給中國的美國名將麥克阿瑟說的那樣：“誰要和中國陸軍開戰，他的腦子一定是有病”。

除了三線建設以外，毛主席領導黨中央還提前在全國人民中進行了全國性長時間的預防性動員和備戰，把防大戰、防核戰提前在全民中進行布局。早在1965年底，中央軍委就召開了全軍國防工程會議，強調國防工程建設要正確處理全局與局部、重點與一般、前沿與縱深的關系，重申了重點設防的原則。要求在敵人必經之路、卡口制路的要點、重點堅守地區等關鍵地點，加強國防工程的建設。毛澤東在聽取長遠規劃設想時提出：“老百姓怎么辦？就是每個房子都挖個洞，自己挖……譬如，我這個房子床頭為什么不能挖個洞。大家都挖，學華北地道戰。”挖洞可以防原子彈，也可以防炸彈，還可以儲備生活物資。

1966年3月12日，毛澤東在關于各省發展農業機械化問題給劉少奇的信中，對“備戰、備荒、為人民”這一戰略口號做了具體解釋：其含義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然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到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備，依賴國家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糧食儲備原則上夠三年之用，心中有糧遇事不慌。當時的部隊都是吃放三年以上的存糧。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1966年文革中，“備戰、備荒、為人民”作為毛主席語錄在全國廣為流傳，婦孺皆知。還有早在1959年毛主席就提出“大辦民兵師”。他還在1961年2月，女民兵的訓練照，欣然命筆：“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這種全民皆兵和全民備戰觀念，又極大地提升了全國人民的英勇無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真正地形成了“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

四、針對珍寶島戰后激化的中蘇關系及面對美國的圍堵，黨中央、毛主席運籌帷幄，以堅決反擊的氣概、人民戰爭偉力和高速發展的裝備技術為盾牌，有效地阻止了美蘇的核訛詐

中國珍寶島作戰勝利后，蘇聯既丟里子又丟面子，蘇共及軍隊高層氣急敗壞，急需要挽回顏面和打敗中國，于是在蘇聯國內形成了一股對中國發動大戰的氛圍。他們在常規作戰很難戰勝中國的情況下，企圖通過核打擊來戰勝中國。

在蘇軍高層，以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及助理崔可夫為主戰派，他們向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匯報，說服他同意對中國進行核打擊。勃列日涅夫被說服。但他感到事關重大，便召開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集體決策此事。當格列奇科在會上提出自己的瘋狂想法，并把如何對中國進行核打擊及部暑的計劃提出時，遭到了蘇聯部長議會主席并號稱勃列日涅夫時期三駕馬車之一的柯西金及持相同觀點人的反對。

柯西金等認為：一是中國也有核武器，蘇聯對中國進行核打擊，中國必將反擊。中國的大殺器除了有核彈，還有氫彈，中國已經有了中程彈道導彈，還有殲六轟炸機，中國的核武器數量也不會太少。如果中蘇互相核襲擊，雖然蘇聯要強大些，但兩敗俱傷，將嚴重削弱蘇聯同美國爭霸的實力，真正能威脅蘇聯存亡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二是蘇聯因為同中國打一些戰斗失敗后，就首先動用核武，在國際上將遭到輿論的譴責，處于十分不利地位。三是中國人口眾多，軍隊戰斗力強大，三線建設使國防潛力巨大，一旦核戰爭打開口子，絕對不會短時間內結束戰爭，蘇聯必將被拖入長期戰爭的泥坑。長久來看，蘇聯不一定能最后取勝，抗美援朝戰爭就是教訓。四是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哥，其他的華約國家，還有越南、朝鮮等社會主義陣營，也不一定完全同意，這有損蘇聯的地位和威信。他們主張同中國談判解決雙方邊界的分歧。由于蘇共高層意見不統一，第一次政治局會議并沒有取得共識。

毛主席在珍寶島作戰勝利后，馬上就珍寶島事件可能產生的后果，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激烈動蕩的國際形勢和嚴峻的中蘇關系，要求解放軍全面地加強戰備，號召全國軍民提前準備大打早打和打核戰爭。珍寶島戰斗中表現突出的邊防站站長孫玉國臨時被增補為中共九大代表，在大會上匯報了珍寶島戰斗的情況。孫玉國發言完畢，毛澤東站起來為他鼓掌，同他握手，發表即席講話。后來，孫玉國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69年7月30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授予邊防站站長孫玉國、政治干事杜永春、火箭筒手華玉杰、班長周登國、營長冷鵬飛，以及副科長孫征民烈士、班長楊林烈士等10名指戰員“戰斗英雄”稱號，給邊防部隊的偵察連、第1連和公司邊防站等10個單位記集體一等功。大力褒揚英雄模范，極大地提升了全軍的戰斗意志和高昂的士氣。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判斷，蘇聯有可能擴大邊境沖突，甚至大規模入侵，要求加強戰備。1969年3月15日，毛澤東和林彪接見“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時，提出“要準備打仗”，要準備應付大規模的戰爭。4月，中共九大政治報告正式向全黨全軍全國發出戰備號召：“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決不可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總而言之，我們要有準備。”

“九大”以后，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級加強了訓練和戰備。主持軍委工作的副主席林彪，到張家口、內蒙古檢查戰備工作，加強應對反侵略準備。

根據毛澤東指示和中央部署，在1969年下半年，由周恩來主持，從中央的毛澤東、林彪開始，各級黨政軍機關、人員開始疏散或作好隨時疏散的準備。毛澤東在武漢，林彪在蘇州，朱德到廣州，陳云、鄧小平等到江西，北京只留下周恩來總理留守，主持日常工作和協調對外關系。

人民解放軍迅速擴編部隊，調整部署。至1969年底，全軍編制員額631萬多人，超過抗美援朝戰爭時期，進入人民解放軍歷史上員額最高階段。人民解放軍在擴編中，加強了海軍、空軍、第二炮兵和陸軍中的裝甲兵、炮兵、工程兵、鐵道兵及通訊兵等技術兵種建設。全軍員額比例中，海軍、空軍、第二炮兵與陸軍的占比，從建國初期的幾乎全是陸軍，發展成為4：6，就是說海空軍和第二炮兵占全軍比例四成；陸軍中的技術兵種也大幅度提升，軍隊的裝備技術水平大幅度提高，與美蘇的武器裝備水平的差距大幅度縮小，大大地提升了戰略威懾力。

1969年8月，中共中央又決定成立全國性的人民防空領導小組，周恩來總理任組長，各省、市、自治區及以下各級政府，也紛紛成立人防領導小組，在全國廣泛地宣傳防空、防核武器的知識。開展了群眾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動。于是人防工程規模在已有的基礎上迅速擴大，城市、工廠、街道、農村、學校等，人防工程的規格不斷提高，基本上達到了核戰爭一旦發生，多數人民群眾都可以隨時進防空洞。

中央發動全國群眾，大打人民戰爭，年年超額完成人防工程建設任務。僅北京宣武區，1966年至1978年已構筑各類人防工事39.6萬余平方米，平均每人0.83平方米。全區規劃的東西南北六條干道和34條地區支道已經建成，總長49公里，基本上做到縱橫成網，連通搞活。還建成了指揮所、救護所，以及庫房、車間等重點工程五十多處。

1969年，北京地鐵開工，北京是全國第一個修建地鐵的城市，當時的地鐵也是軍用防空項目。

為了加強備戰，毛主席多次指示部隊加強訓練。在面對蘇聯的核威協時，毛主席指示，在蘇聯身邊放兩炮，嚇一嚇他們。1969年9月，我國在新疆進行了一次爆炸演習，其中就包括了25000噸的地下原子彈爆炸試驗；同月，我軍空軍在新疆投放了一枚300萬噸級別的氫彈實戰化炮彈，在爆炸的那一刻，蘇聯和美國都心有余悸。

從抓人才入手，加速建立現代化的武器裝備系統，提高武器裝備質量，充分發揮核武器在嚇阻美蘇核訛詐中的作用。黨中央和毛主席一直非常重視人才培養和引進，加快武器裝備技術的系統性建立、升級和發展，提高對敵威懾，打贏未來反侵略戰爭。

早在建國初期和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根據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強大的武器裝備戰力和對中國進行核訛詐，毛主席黨中央就十分重視抓好我國的工業科技、國防科技、裝備科技發展和核能工業。外派大量年輕人到蘇聯留學，毛主席說的“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對他們賦予重托。重用建國后留大陸的科技人才，辦哈軍工大學和恢復、建立各類院校，千方百計號召海外科學家和留學生回國。建國初期，僅吸引海外科技人才和留學生回國就有幾千人。如世界級科學家錢學森、鄧稼先、錢三強、錢偉長、華羅庚、王淦昌、李四光、蘇步青、竺可楨、茅以升、梁思禮、郭永懷、周培源、朱光亞、程開甲、趙忠堯、王大衍等，他們為新中國的各行各業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功勛。

1962年，為加強對國防工業的領導，專門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任的中央專委，總參謀長、大將羅瑞卿為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進行協調，在軍委排位第二的副主席賀龍元帥及聶榮臻元帥、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杰、孫志元、段君毅、高揚共15人中央專門委員會，集中黨政軍的領導力量，做好國防科技工作。兩核彈（原子彈、氫彈等）、戰略導彈、戰術導彈、人造地球衛星、核潛艇、核電站等一系列尖端科技工程項目的研制、試驗的許多重大決策，都是中央專委經請示毛主席和黨中央做出的。

中國國防科技工作者獨立自主、萬眾一心、爭分奪秒，在很短的時間內，全面地提升了陸海空軍的武器裝備水平和作戰能力，特別是二炮核導彈和常規導彈部隊發展尤其迅速。早在1956年，中國就在世界頂級導彈專家錢學森的領導下，開始了國產導彈和核武器的研究。1960年，中國的導彈實驗成功。1964年核彈試驗成功，同年4月，研制出第一枚地對空導彈，命名為“紅旗一號”。1966年10月27日，中國在新疆實驗的首枚核武器導彈飛行近1000公里，精準地命中目標。打破了美蘇的核壟斷，實現了戰略核武器的強大威懾力。從爆炸核彈到發射核導彈，美國用了13年，蘇聯用了6年，而中國只用了2年。東風3號導彈65噸，1967年試驗成功，最初射程2800公里，后來增加到4000公里，成為中遠程導彈，1970年定型。1967年開始研制戰略導彈由液體轉向固體。1967年6月，中國在戈壁灘上成功試爆了第一枚氫彈，又打破了美蘇英國的氫彈壟斷，比法國提前一年擁有。1970年核潛艇試驗成功，1971年的衛星上天等，都使中國成為平衡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霸權的重要一極，也同時大大提升了中國的安全保障。

中國高層反侵略戰爭堅不可摧的意志、中國軍隊高昂的戰斗士氣、中國武器裝備的高速發展、全國轟轟烈烈的備戰備荒氛圍等，一個逐漸強大的不可戰勝的中國是美國必須承認的現實。加上蘇聯在與美國的爭霸中逐漸占上風，使美國在1969年尼克松上臺后，逐漸放松了對中國的敵意，開始接觸中國，意圖聯中抗蘇。

蘇聯高層認識到對中國打核戰爭沒有勝利的把握，可能會遭到中國的堅決報復，于是，在1969年9月，蘇聯部長議會主席柯西金在參加完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的追悼會后，專程來中國在北京機場和周總理進行邊界會談。雖然雙方因為意見分歧沒有達成共識，但是，同意繼續舉行副部長級談判，使中蘇極端緊張的戰爭氛圍有所降溫。

1969年10月20日，中蘇兩國外交部副部長級的邊界談判正式舉行，談判因為分歧大，未取得任何進展，但是，中蘇的接觸沒有停止。70年代初，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和總統尼克松先后訪華后，蘇聯感覺到了戰略壓力，也有拉攏中國的意圖，中蘇關系逐漸緩和。

關于1969年美國用核打擊蘇聯的威脅阻止了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以及毛主席指示受到蘇聯核打擊后，中國核打擊美國及中國周邊的美軍基地的這個說法，建國后從1949年到80年代末的軍委會議記錄（文革時期是軍委辦事組），都沒有這方面的內容。如果毛主席有指示，軍委辦事組不可能不研究.

蘇聯不敢對中國動核，主要原因是怕中國同樣會對蘇聯的大城市進行核打擊。中國的戰略核武器早在1964年就試驗成功。中國的導彈測試部隊早在60年代初已經成立開始布網工作。中國的中遠程導彈在60年代末已經擁有，二炮導彈部隊60年代末已經有了10多萬人，中國的核打擊能力也是不可小視的。中國當時在新疆進行了一次核試驗和一次氫彈試驗，就是告訴蘇聯，如果蘇聯對中國動核，中國打擊的將是蘇聯歐洲的部分，而遠東地廣人稀，不是中國的目標。這令蘇聯忌憚。

美蘇當時冷戰，蘇聯如果與中國大打，必將損失慘重，使美蘇爭霸美國必勝，這點蘇聯很清楚。毛主席不可能在蘇聯核打擊中國時不去反擊蘇聯，而去攻擊美國或者美國的基地。美國當時的兵力主要部署在歐洲，與蘇聯爭奪歐洲，而在中國周圍部署的兵力不多，且都在日、韓等第三國，所以中國無論從國際影響和外交上，都不會這么做的。中蘇邊境相鄰，反擊蘇聯的攻擊更方便更有效，怎么可能去攻擊美國的基地或者遠在萬里的美國本土呢？如果能攻擊美國本土，為什么不對近在咫尺的蘇聯核反擊？這種說法既不符合實際，也是對毛主席戰略韜略的低估。

毛澤東是戰略大家，他的一貫戰略思想就是把自己的朋友搞得多多的，就是面對敵對勢力也是針對最危險的敵人，以敵制敵。在考慮如何運用中、美、蘇大三角關系拓展戰略回旋空間中，他深知長期同時應付兩個強敵、進行兩線作戰是戰略大忌。1969年1月毛澤東批準《人民日報》全文登載了美國新任總統尼克松的就職演說，表示中國注意到這篇演說中所表達的對華政策新動向。12月間，毛澤東看到中國駐波蘭大使館關于美國駐波蘭大使表示尼克松本人愿意同中國領導人進行“重大的具體會談”的報告后說：“找到門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門磚了。”隨即毛澤東批準恢復已中斷了3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級會談。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明確說道：“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也行，當做總統來也行。總而言之，都行。”向美國釋放出愿意進行首腦對話的信號。1971年4月，毛澤東批準參加世界第31屆乒乓球錦標賽的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打破了中美關系的堅冰。隨后，周恩來通過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轉告美國政府，愿意接待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或國務卿、甚至總統本人來北京進行直接商談。尼克松很快傳來口信，表示接受邀請。7月間，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敲定了美國總統訪華行程，并以雙方公報形式宣布了這一消息。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達北京。毛澤東當天下午在中南海住處會見了尼克松，對他說：“來自美國方面的侵略，或者來自中國方面的侵略，這個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大問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這表明，中國不再把美國視為現實的戰爭威脅，中美之間的問題可以通過協商解決。

毛澤東在指示周恩來等人談判中如何答復美方的口信時說：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上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是不能兩面作戰。這番話一語道破，表明推進中美關系正常化是從毛澤東開始運籌，且早已深思熟慮、成竹在胸的重大戰略謀略，充分顯示了偉大戰略家審時度勢、把控大局的非凡眼光和能力。

（作者系黨史軍史專業工作者，原總參某研究室副主任、大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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