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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拉開歷史的帷幕，我們看到1856年的太平天國已據半壁江山達到鼎盛時期，但建都才三年卻爆發了“天京事變”（今南京）。雖因翼王石達開起兵靖難，解天朝之危，“提理政務”，加之陳玉成、李秀成等卓越將領崛起，天朝元氣大振，但三年之后，一蹶不振，八年之后，歷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久、綱領最完備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革命以失敗告終。

1922年6月16日，孫中山依靠打敗舊桂系軍閥統一兩廣的老同盟會員粵軍軍閥陳炯明，叛變革命，炮轟總統府，孫中山化妝逃到珠江永豐艦上，兩廣淪陷而逃亡上海。時隔三年，在中共幫助下重新崛起，國民黨得以成功北伐，卻又被黨內新軍閥蔣介石、汪精衛徹底葬送，共產黨慘遭屠殺被迫轉入地下。

上述兩場革命都有其輝煌勝利的時刻，也都因革命陣營內部發生自相殘殺的斗爭而使革命轉入低潮；雖經努力重整旗鼓，形勢逆轉，但最終還是失敗，中國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而98年前，中國共產黨人從血泊中站起來，歷盡8年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在白色恐怖下，粉碎國民黨四次“圍剿”，創建了12塊蘇維埃根據地，然而一場第五次反“圍剿”和湘江之役的慘敗，使土地革命形勢跌入谷底，黨與紅軍面臨滅頂之災；但經召開遵義會議之后，沒有像上述兩次革命重新崛起后再度重蹈覆轍。黨不僅帶領近3萬紅軍完成了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而且歷經14年英勇奮斗，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把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改變為具有社會主義主導因素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新中國。

在中共黨史和中國近代史上，能使瀕臨絕境的革命政黨和武裝力量得以鳳凰涅槃的“會議”只有遵義會議。這是為什么？又為什么會在貴州遵義召開？它對新時代的改革開放有著怎樣的現實意義？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重點。

二、遵義會議前的歷史背景

自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國民黨背叛革命投靠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揮起屠刀，使數十萬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倒在血泊中。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中共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在武漢中共中央緊急召開結束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八七會議①上，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論斷。根據會議精神，全國的農軍、工人赤衛隊、國民黨軍隊中的共產黨員紛紛組織起來，主動拿起武器有計劃地發起暴動、起義。

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決定派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長沙，領導發動了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還有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發動廣州起義等。十多次從南方到北方的武裝起義暴動，聲勢浩大，但都以攻占大中城市為目標，終在強敵進剿面前失敗，革命仍處于低潮。

在起義軍紛紛失敗中，唯有秋收起義部隊一枝獨秀。這支秋收起義失敗的部隊不足1000人，用了一年時間創建、鞏固了中共領導的全國第一塊蘇維埃根據地，即井岡山根據地。再經兩年，擴展到贛南、閩西，開拓出全國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并影響到全國各地起義軍殘部紛紛建立農村根據地。

又過兩年，毛澤東領導中央蘇區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都瑞金縣②，與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對峙，成為國中之國，中國的土地革命正以燎原之勢蓬勃發展起來。

一無槍、二無地的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會短短的四年中取得如此巨大的革命成果？那是因為黨內出了個毛澤東！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澤東（當時人稱毛委員），在會后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1、蹚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武裝斗爭道路

八七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提出“須知政權是在槍桿子中取得的”論斷③，即以后概括為“槍桿子里出政權”的口號，那么怎么才能“槍桿子里出政權”？

1927年9月9日毛委員親自領導的秋收起義，中途審時度勢改變了中央攻占長沙的“左”傾決定，而是到敵人控制薄弱的湘贛邊界的井崗山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迎接朱德帶領南昌起義殘部和起義農軍會師井岡山，壯大革命隊伍，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紅一方面軍）。繼而1929年親率部進軍贛南、閩西，建立縣、鄉蘇維埃政權，把江西福建部分地區連接成一塊，還建立了各縣、鄉級蘇維埃政權，擴大了根據地，開辟了武裝割據，到1931年形成黨領導下最大的中央根據地，11月27日，毛委員在新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任主席（從此人稱毛主席）。

毛主席不斷探索中確立了中國特色的武裝斗爭道路，只能走以反動統治薄弱區域的農村建立根據地再逐漸包圍城市的道路，因此到1934年底，中央根據地總面積達八萬多平方公里，人口四百五十余萬，建立的縣、區、鄉三級級蘇維埃政權——革命委員會，其中縣級政權達250多個④。在毛主席的示范下，全國也出現了十幾塊紅色根據地。

如果沿著毛主席的這條道路繼續走下去，星星之火必然燎原，白色統治區域必將被逐漸擴展的紅色根據地淹沒，黨領導的全國性人民共和國政權將誕生，但歷史無法假設！

2、確立了建軍原則、紅軍作戰的基本方針和人民戰爭基本理論

毛委員帶領秋收起義失敗后不足千人的部隊尋找農村根據地，來到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成立立連以上的士兵委員會二項制度，即“三灣改編”。到井岡山后又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發展為八項注意），使紅軍有了與其他任何軍隊不同的嚴明紀律，初步確立了無產階級政黨指揮槍、官兵一致的平等民主的建軍原則。

再到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黨的九大召開（在福建上杭縣的古田會議），強調了黨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糾正，如主觀主義、極端民主化等。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⑤，把一支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改造成無產階級化的武裝力量。使黨和軍隊建設理論更加完善、系統和無產階級化，開創了重教育輕懲處的思想路線斗爭方式的先河。

從井岡山時期到中央根據地的建立，毛澤東與朱德領導紅軍打破國民黨地方軍閥四次“進剿”、一次“會剿”、三次“圍剿”；都以1：10的劣勢兵力打敗優勢的國民黨軍，不僅鞏固和拓展了根據地，而且總結并制定了紅軍以弱勝強的游擊戰的十六字方針，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戰略退卻與誘敵深入、進攻的時機等戰略戰術原則，創建了人民戰爭的基礎理論。

毛主席圍繞農村根據地政權創立、鞏固、擴大、建設、保衛形成一整套較為系統的思想，推動了全國農村根據地的土地革命的蓬勃發展。

既然如此，第五次反“圍剿”為什么會失敗？前四次反“圍剿”不都勝利了嗎？難道毛主席總結的紅軍作戰方針和策略失靈了嗎？

三、遵義會議召開的必然性

1、“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全黨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革命即大革命失敗后，小資產階級的急躁性迸發了，許多黨內的領導成員因仇恨蔣介石國民黨背叛，或憑主觀臆斷革命形勢高漲，加上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⑥對中國國情和農民問題不了解的瞎指揮，導致黨內“左”傾情緒發展成黨的“左”傾機會主義思潮。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米夫以不正當手段支持下⑦，只知模仿蘇俄革命不懂本國國情的陳紹禹（王明）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后因中央特科成員顧順章叛變而去蘇聯。9月由國際遠東局提議，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與陳紹禹相同思想觀點方法的秦邦憲（博古）任總負責。黨內“左”傾思潮演變成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尤其是1934年1月中旬，在江西瑞金召開秦邦憲主持的六屆五中全會，他照搬共產國際第十二次執委會決議，把第五次反“圍剿”極度夸大為“決定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占勝誰的問題”，已將工農民主專政推向“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將成為共產黨的基本任務”⑧；強調反對當前最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他們以教條式的馬列主義理論唬住大多數人，通過了《政治決議案》。“左”傾錯誤路線，在全黨全軍發展到頂點。

2、毛主席反“左”遭到中央“左”傾領導的連續打擊

1927年八七會議后，毛澤東率起義軍奉命攻打強敵固守的長沙而中途撤兵，引起當時中央領導的指責。

1930年6月主持黨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要求朱毛紅軍攻打南昌、長沙；紅一軍團服從，但到了南昌即放棄攻打；紅三軍團攻打長沙不克，毛主席也立即撤圍棄攻；二個軍團合并為紅一方面軍后，對長江局軍委負責人周以栗前來傳達回攻長沙指示，毛主席還說服他不攻長沙、南昌，而轉打吉安。又引起中央“左”傾領導的強烈不滿。

1931年9月后，臨時中央總是不斷來信來電批評毛主席犯右傾、保守主義錯誤。

1932年第四次反“圍剿”中，6-9月毛主席和支持他的同事數次反駁在蘇區的中央局冒進的指令，導致10月6日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開會決定，把毛主席調離紅軍只準管蘇維埃政府工作，從此剝奪了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權。

10月上旬召開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即寧都會議）集中火力批判毛主席對“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消極怠工”。毛主席不得不請病假離開前線，到后方搞經濟、擴紅的調研和組織工作，確保前線作戰部隊的后勤保障。在查田問題上繼續糾正“左”傾路線。

1933年1月進入蘇區的秦邦憲（博古），發動蘇區全黨借反“羅明右傾路線”要搞臭毛主席。他們宣傳毛主席在山溝溝里不可能產生馬克思主義。

11月20日國民黨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反蔣抗日，毛主席立即提出利用國民黨內部矛盾，可打破第五次“圍剿”的意見，又被秦邦憲（博古）和李德⑨以中間派最危險的理由而否決，喪失了打破第五次“圍剿”大好機會。

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結束后，原由毛澤東擔任的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由中共臨時中央安排讓張聞天接替。同月，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更不讓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主席參加。

在進一步削弱毛主席工作權力的同時，黨中央總負責秦邦憲（博古）發動狠批“羅明路線”的為首分子“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同時株連毛主席的親屬：妻子賀子珍改當收發員；三弟毛澤覃被撤去中心縣委書記之職，并追查“反黨行為”；大舅子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師長；三弟媳婦賀怡被撤掉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之職。

9月上旬，受到打擊的毛主席還主動為即將撤退的紅軍，申請到于都調研，查看枯水期架設浮橋地點，為中央紅軍秘密戰略撤退選定過河渡口。

由于剝奪了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權，以傷亡6萬紅軍的代價，第五次反“圍剿”落得全面失敗的結局。全軍8.6萬人，于1934年10月10日晚上秘密渡過毛主席選定架設的于都河浮橋，開始長征，建設了整整6年的中央根據地終于全部淪陷。

11月上旬，突破第三道封鎖線后，毛主席立即又向中共臨時中央提出：乘敵各路正在調動之際，組織力量尋機反擊殲敵，變被動為主動，可以順利突破湘江封鎖線。又被李德、秦邦憲（博古）拒絕，失去了長征之初順利沖破第四道封鎖線的唯一戰機。

27日先頭部隊已過湘江，但秦邦憲（博古）、李德采用大搬家的方式（如搬運印刷機、兵工廠的機器等）過湘江，行動遲緩，所有作戰部隊都在掩護龐大的輜重隊伍過江，任憑敵機轟炸，激戰5天，又以付出近60%紅軍的慘重代價，僅剩3萬余人（含非戰斗人員）過江突圍。在全面否定毛主席軍事戰略戰術原則方針的錯誤路線主導下，7年的土地革命成果毀于一旦。鮮血染紅的湘江之水，迫使全軍上下在心底里吶喊，一年多來處處被動挨打，以多數人的犧牲去換來少數人的生存，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來每次反“圍剿”都能取得勝利，為什么現在只能一敗再敗無法勝利？！

更嚴峻的厄運還在后面等著才突圍出來僅剩的3萬紅軍。12月上旬，蔣介石為防止中央紅軍北上與湘西紅二、六軍團匯合，早已在湘黔邊界布置了20萬重兵的口袋陣。毛主席鄭重向黨中央三人團再提出建議：放棄北上計劃，改為向敵人防守薄弱的貴州行進，又被拒絕！

如果繼續北上，中共中央機關和3萬紅軍必將自取滅亡！如此，紅軍何在？共產黨中央安在？中國抵抗蠶食華北的日本侵略還有誰來領導呢？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面對絕境到底是誰的錯？錯了又該怎么辦？該向何處去？去干什么？！已到了向全黨全軍非得有個正式交代不可的時刻！

四、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上極為著名的會議。在狹義上，專指1935年1月上旬在當時貴州省遵義縣原黔軍25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召開三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從廣義上，也可以包括從1934年底的湖南通道會議到1935年5月四川會理會議，共9次會議，即遵義會議是長征路上中共中央為解決同一問題的關鍵點而召開的系列會議，這是一個歷史過程。為了尋找上述問題的答案，必須仔細考察這9次會議，是誰又為何能在革命航船傾覆之際力挽狂瀾！

（一）準備階段

1）通道轉兵

1934年6月開始計劃秘密撤退時，中共中央成立黨內最高軍事指揮機構“三人團”：秦邦憲（博古）、李德、周恩來，有重要會議或重大事情決策時，中央書記處書記張聞天，中央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都能參加，后二位都是秦邦憲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這五個人基本形成遵義會議前黨中央的核心團隊。

第五次反“圍剿”節節敗退時，五人核心團隊的觀點開始產生分岐。毛主席敏銳覺察到，要恢復并運用自己為紅軍建立的作戰方針和方式來擺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的困境，必須讓張聞天、王稼祥先認識到失敗的真實原因，分化“左”傾中央核心團隊。所以經常與他們商討五次反“圍剿”以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死拼硬打的“左傾”既保守又冒險的軍事戰術，給紅軍和根據地帶來的惡果和后續將會連續發生的災難。

長征出發前，當得知中央把王稼祥、張聞天、毛澤東分散到各軍團行軍，毛主席立即向“三人團”提出把自己與張、王分配在一起，得到張聞天的響應。秦邦憲同意后，毛、張、王三人被編入第一縱隊中央隊一起行軍，毛主席能借機天天與他倆追尋、分析、推導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每個戰役計劃和部署的錯誤和后續不斷加深的危機。

由于張、王二人親眼目睹運用毛主席的作戰方針獲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與第五次的慘敗結果對比，已經對秦邦憲和李德的軍事指揮和其它方面的“左”傾錯誤不滿，很快被毛主席說服，逐漸接受毛主席的軍事戰略、戰術原則。正如王稼祥回憶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談論了一些國家和黨的問題，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從而促使我能夠向毛主席商談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也更堅定了我擁護毛主席的決心”⑩。

當紅軍翻過廣西越城嶺的老山界后，毛主席要求進軍貴州的主張被李德、秦邦憲否決，紅軍將面臨全軍覆沒的絕境，往哪里走？對黨和紅軍來說是最急迫的生死攸關問題。毛主席和張、王開始一起公開批評“三人團”的錯誤路線。

會上，李德和秦邦憲借口與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是得到共產國際同意的，堅持北上。毛主席憑破譯敵臺的電報資料，堅決反對自投羅網的北上路線，改為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得到了張聞天、王稼祥的堅決支持，周恩來也表示同意。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第一次否決了李德、秦邦憲的行軍路線。當天下午七點半發出“萬萬火急”命令，13日全軍轉向西進貴州，史稱“通道轉兵”，使蔣介石在湘西全殲紅軍的計劃落空。

2）黎平定向

通道轉兵，雖說暫時避開了全軍覆滅的陷井，但僅僅是行軍路線的“轉兵”，并非是戰略方向的“轉兵”，到哪里去？干什么？這個非常現實而緊迫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在黨內高層對北上和西進繼續爭論不休，“左”傾錯誤還在主宰著全黨全軍的命運。

12月15日，紅一軍團打敗黔軍王家烈部，攻占貴州黎平縣城。

18日，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秦邦憲與李德（因病未出席但帶的口信）再次強調執行原是共產國際的意見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毛主席堅決主張繼續西進貴州，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橫陳利弊，痛述前非。深有同感的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人都一致支持毛主席的意見，并按毛主席會上的發言寫成《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第一次否定了共產國際不切實際的原定北上湘西的計劃，繼續西進渡過烏江進軍敵人控制薄弱的黔北遵義地區。

鑒于軍事行動方向上中央內部的激烈爭論，在毛主席的推動下，黎平會議決定到遵義地區后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當李德看到黎平會議的決議，大發雷霆，與周恩來大吵。慣于堅持組織原則的周恩來怒不可遏，猛拍桌子，要李德服從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秦邦憲也只好表示接受。

這次會議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一則解決了到哪里去、干什么的問題（到黔北再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方向），開始表現出戰略主動；二則決定在攻占遵義后清算全黨全軍在軍事上“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危害，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明確了主題，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但秦邦憲、李德依然把持著全黨全軍的最高指揮權，爭論越來越激烈。黎平會議的決定是否能貫徹到底？如是，到遵義后能否按毛主席等人的意見真正清算“左”傾路線的錯誤，還不能下肯定的結論，蔣介石又開始調兵準備在貴州合圍紅軍，危機依然存在。

3）猴場削權

黎平會議后，毛澤東事實上已介入最高領導層工作。紅軍在周恩來、朱德的直接領導下，按毛澤東“避實就虛”的正確主張行動，揮戈西進，所向披靡，連克數城（錦屏、劍河、鎮遠、施秉、黃平、余慶）。勝利中，廣大指戰員逐漸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給紅軍帶來的危害，盡快結束“左”傾錯誤領導，讓毛澤東回到紅軍的領導地崗位上來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12月底紅軍攻占甕安縣，31日部隊正忙著準備過了新年搶渡烏江，挺進黔北。這時，秦邦憲（博古）、李德突然又提出不要過烏江，就在烏江南岸建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中央不得不在猴場鎮（今草塘）再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

1934年晚上到1935年元旦清晨，猴場會議召開了一宿，這是黨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會議。毛主席在頭天迅速離開軍委縱隊（即后稱中央縱隊）第一縱隊中央隊，連夜趕到會場。通過激烈爭論，會議大多數人的意見支持毛主席渡江北上到敵人控制薄弱地區黔北，以遵義為中心開創根據地的意見，重申繼續執行黎平會議的決定，否定了李德、秦邦憲的錯誤主張，并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

同時會議采納毛主席、王稼祥、張聞天等人提出的建議作出決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這在事實上剝奪了“三人團”秦邦憲、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從此毛主席隨總司令部行動，實際上參與了中央軍事指揮工作。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和改變領導機構初步奠定了組織基礎。

（二）會議階段

1）第一階段——清算錯誤

1月7日凌晨2點，紅一軍團第二師襲占黔北重鎮遵義縣，毛主席隨周恩來、朱德的總司令部9點進入遵義城，下午5點開始開會，到9日結束?。這就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著名的遵義會議。

參加會議的共19人：政治局委員秦邦憲、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陳云；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何克全（凱豐）；一、三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富春總政主任及劉伯承參謀長都參加；李德作為軍事顧問列席，伍修權作為他的翻譯列席。?

為什么要請各軍團首長參加？因部隊渡過烏江向遵義進發時黨內的爭論更為激烈，毛主席主動參與爭論，又說服了中央許多同志。但中央委員會內還有一部分人迷信秦邦憲、李德是真宗的馬列主義，又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權威，需要爭取更多人反對“左”傾路線；其二，各軍團長身處前線，都是歷經五次反“圍剿”，對于毛主席以弱制強、靈活多變打勝仗的戰略戰術都爛熟于胸，對李德的“正規戰”葬送了全部中央根據地和大部分紅軍的生命，深受其害，痛徹心扉。毛主席要求把政治局會議擴大到這一層，更利于清算秦邦憲、李德照搬蘇軍陣地戰的荒唐戰術方針的錯誤，使全黨全軍能在總結中從思想上理解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而王稼祥也向毛主席提出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是不謀而合。毛主席請他先和張聞天通通氣，張聞天同意，打算爭取多數人要把李德、秦邦憲轟下去。并明確表態：毛澤東同志打仗比我們有辦法，我們領導不了，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

當時，恰巧蔣介石布置“圍剿”軍第一縱隊吳奇偉部在貴陽清鎮縣待命，第二縱隊周渾元部在烏江南岸警戒，給紅軍進入遵義后創造了短暫的休整時間。所以毛主席、王稼祥等向中央提出立即準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上，唇槍舌劍中，一場積累已久的思想交鋒、觀點撞擊的“路線斗爭戰役”打響了。秦邦憲（博古）作的《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避重就輕，把所有失敗都歸結于客觀原因——敵人太強大；周恩來作了副報告，承認失敗的原因是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并主動而誠懇地承擔了責任。于是多數人就對秦邦憲的主報告表示強烈不滿。張聞天拿出準備好的提綱，猛烈地批判了秦邦憲、李德的“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

毛主席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客觀而尖銳地指出，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李德和秦邦憲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支持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從而被敵人以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使紅軍招致慘敗，強調這一路線同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

在毛主席結合前四次反“圍剿”勝利的案例，從軍事理論上對“左”傾的單純防御路線和照搬蘇聯紅軍作戰方式的教條主義作了細致入微的剖析，又從哲學的角度系統總結了李德單純防御軍事路線的三大錯誤表現：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盡管李德依然不服氣，但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中央領導同志尤其各軍團首長的支持。

會議委托張聞天按毛主席的發言內容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

同時，補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和秦邦憲、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周恩來仍是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即中央最高軍事首長；鑒于他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與朱德還是按照毛主席的軍事戰術原則指揮，取得反“圍剿”的勝利，他是能尊重毛主席的決策和意見，所以毛主席實際上進入中央軍事指揮核心領導層。遵義會議后，毛主席已取得主動的戰爭指揮權，中國共產黨以后的軍事斗爭路線事實上就回到了毛主席的正確軍事路線上來。黎平會議目的達到了，猴場會議后的擔憂消除了。“遵義會議決議”由政治局委員陳云草擬綱要，各軍團逐級傳達，讓全軍都知道毛主席又重新回到中央領導崗位。

那么，下一步，根據已經正在發生變化的軍事和政治態勢，紅軍到底在遵義還是在哪里建立根據地更為合適？中央領導權力變更尚未完成也將影響后續軍事政治的統籌，這些勢必是擺在新的中央領導尤其是毛主席面前的一個很迫切的問題。

2）第二階段——改向移權

當進入遵義后，中革軍委立即成立警備司令部；12日毛主席、朱德就在省立第三中學操場上召開民眾大會，宣告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同時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正式開業，發行蘇區紙幣即“紅軍票”，增加國家銀行資金儲備；還打算把遵義作為新根據地的首都。這都是按照黎平會議以遵義為中心建立黔北、川南根據地的決定執行。

就在這期間，蔣介石調集了40萬兵力，企圖將中央紅軍3萬多人圍殲在遵義地區。

15日中共中央立即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會議，分析了目前的軍事、經濟態勢：黔北總面積不足二千平方公里，人口僅僅42萬，遠不如原八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450萬的中央根據地，缺乏戰略縱深拓展余地，加上國民黨軍逐漸的合圍，故改變原黎平會議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改由宜賓、瀘州間北渡長江到四川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創建新的根據地。

水無常勢，兵無常形。19日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離開遵義，經桐梓向赤水進發，同時電告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作策應或牽制，20日中革軍委下達《關于渡江作戰計劃》。

在行進路上到達云南威信水田寨的“雞鳴三省”村時的2月5日，毛主席向周恩來提出張聞天關于中央領導變更的提議，中央常委會和周恩來接受毛主席的建議，讓張聞天接替秦邦憲的總負責（即總書記）一職，完成了遵義會議沒來得及完成的中央領導權的更替。

在離開遵義一周后，因截獲的電報和敵軍數量信息出入太大，使渡江前的土城戰役失利。1月29日凌晨，毛主席果斷撤出戰斗，一渡赤水，入川南，擺脫劉湘川軍的堵截，尋機北渡長江。又因川軍緊追不舍，蔣介石派重兵令薛岳在川黔滇邊加速“追剿”紅軍。如何打破擺脫40多萬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軍閥的聯合“圍剿”，如同第五次反“圍剿”，又是擺在紅軍面前最為緊迫而生死存亡的問題。

（三）鞏固階段

1）扎西轉向，通過決議

2月8日紅軍中央縱隊進駐云南威信扎西鎮，在老街江西會館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正式通過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并向全黨全軍正式發布；同時總結土城戰役失利的教訓；堅持調動敵人，伺機殲敵，突出重圍的方針。

會議既對遵義會議清算“左”傾軍事路線的結論作出正式肯定，又明確此后的一切軍事行動只有堅持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針”為基礎的運動戰、游擊戰結合的軍事原則才能突出重圍，并肅清“左”傾軍事錯誤原則的影響。再次放棄原定地點北渡長江的計劃，因此時蔣介石急調滇軍孫渡、川軍潘文華部向扎西合圍，防止紅軍西渡金沙江。如何調動敵軍，打破“圍剿”還是刻不容緩急需解決的難題。

2）茍壩爭論，化解危機

20日左右，毛主席指揮紅軍二渡赤水，回師黔北。再克桐梓，強攻婁山，重占遵義，擊潰、殲敵二個師又八個團，俘敵約三千，士氣旺盛，是長征以來取得的最大勝利。毛主席即興填詞一首《憶秦娥·婁山關》。同時，部隊高層驕傲、急躁求勝的情緒開始蔓延。

3月10日的遵義縣楓香鎮茍壩村，紅一軍團長林彪向中央提出攻打打鼓新場意見，毛主席參加討論林彪提議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再三力陳打鼓新場是個陷井不能打的原因。但表決結果，除毛主席一票不同意外，其余全票通過攻打打鼓新場決議。氣得毛主席當場提出辭職，會議一致通過罷免毛主席的前敵司令部政委。

為了適應戰場形勢多變，會議決定成立新的三人團：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周為團長，取消政治局開會表決的程序。

茍壩會議，毛主席再次挽救了黨和紅軍，同時廢除了戰爭狀態下貽誤戰機的絕對民主化的作戰決策程序，穩定了遵義會議后毛主席進入黨中央核心領導層的地位，為徹底打破當前40萬敵軍的“追剿”、“圍剿”提供了組織上的保證。

3）會理批林，維護周毛

在毛主席贏得了紅軍機動作戰的指揮權后，于3月16-17日從茅臺附近三渡赤水，西進川南古藺，裝出北渡長江之狀，把敵人引向川南，又立即四渡赤水（3月21日），回師黔北，兵臨貴陽，調出滇軍，突然西進，渡北盤江，佯攻昆明，虛晃一槍，搶渡金沙，突出重圍。

5月12日在四川會理城郊的鐵廠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則，因林彪指責四渡赤水不走“弓弦路”專走“弓背路”，提出要毛、朱、周讓位，由彭德懷指揮的意見。毛主席在分析了四渡赤水專走“弓背路”的原因后，批評林彪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喪失信心的右傾思想情緒，得到了與會者對四渡赤水的高度贊同。二則，會議決定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路線。

會理會議統一了遵義會議以來中央關于戰略戰術的認識，尤其肯定了毛主席四渡赤水調動敵軍，突出重圍的高超的戰爭藝術；同時鞏固了遵義會議確立的毛主席在黨和紅軍的核心領導地位。自此，在黨和人民軍隊的歷史上，再也沒有人對毛主席的軍事領導和指揮提出異議。為此后各次戰役的勝利，反對張國燾的分裂，跋涉二萬五千里，千辛萬苦把紅軍勝利地帶到陜北根據地，掀起民族抗日高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都說遵義會議是個偉大轉折的會議，具有轉折作用的會議，在中共黨史上不僅僅一次。比如八七會議，不就是在國民黨叛變革命后屠殺革命者的血泊中，黨重新站起來，拿起了槍桿子開創了土地革命戰爭的新局面？但最后的革命成果幾乎喪失殆盡，被迫撤退長征。

而遵義會議，十年后，我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取得了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勝利；再過四年，迅速取得了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解放戰爭的勝利；又過二十八年，黨領導全國人民建成了“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周總理在1975年1月13日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

遵義會議的轉折，在黨史上不僅僅是“轉折”，它是在我黨我軍遭受滅頂之災時的一次“鳳凰涅槃”。所以才能從一敗再敗的絕境，走向一個又一個新的偉大勝利，創建了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在半殖民半封建大國的土地上建立起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這是留下的一份無比豐厚的歷史遺產，給我們以絕無僅有的真理性的啟示和指導。

1、獨立自主始終是一個政黨、國家自強自立的戰略方針

我國近代史上，晚清政府為保住皇權乞求和平，只得割地賠款給各列強，淪為半殖民地國家。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企圖依賴美國想討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被德國占領的山東權益，結果“巴黎和會”上，美國在1919年4月30日與英法一起決定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讓與日本。而新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贏了抗美援朝、中印自衛反擊戰、珍寶島保衛戰、西沙海戰，確保社會主義建設，還擁有了自己的兩彈一星，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

在中國共產黨初創前后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也要辨證地看待。黨的二大宣布加入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為第57個支部，受其領導，得其援助，確實有利于黨的自身建設、發展、壯大，推動中國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建立和國民革命高潮掀起。在國共合作時的中共三大前還發出“領導權歸工人階級政黨”的英明指示?，這些都對于中共和中國革命有莫容置疑的巨大幫助。

但也因為共產國際派來的鮑羅廷、馬林、米夫等代表們，不了解中國民主革命的錯綜復雜的實際狀況，尤其是階級聯合與分化的變幻莫測，遇到國民黨的背叛和后來的五次“圍剿”，往往借共產國際名義指導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等中共主要領導人執行右傾、“左”傾政策，而陳獨秀、李立三、王明他們卻無條件地聽命于國際代表，犯了一次次的右傾、“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使中國國民革命、土地革命都全部失敗，使我黨慘遭迫害，好不容易發展起來的武裝力量也差點兒全軍覆滅。

而遵義會議恰好是與共產國際失聯后，黨和紅軍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獨立自主地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獨立自主地解決了如何擺脫40萬蔣軍圍追堵截，又能靈活機動的打擊消滅敵人的方略；獨立自主地確定中國革命的戰略方向和在陜北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獨立自主地批判軍事錯誤（包括共產國際）總結經驗，堅持真理，確立正確的軍事戰略戰術原則、策略；獨立自主地在會議之后的長征路上，審時度勢地發布從反蔣抗日轉化為逼蔣抗日的宣傳，在全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中確保黨的領導。

這一系列問題的解決都在獨立自主的方針下得以實現，所以即使到了新中國建立后，有無蘇聯的援助，帝國主義怎么封鎖，毛主席領導我黨和人民始終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建立起門類基本齊全的工業化體系，并穩步朝四個現代化邁進。

那么今天的改革開放時代，獨立自主更為重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最新科學發明、生產技術、國際通用標準化管理模式都可以借鑒，有的還可以直接使用。尤其要設法掌握核心技術，才有望在科技經濟領域里趕超資本主義。

但經濟發展涉及股票、資本、市場等資本主義制度下特有產物，完全應根據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中所有制的性質，決定取舍和取舍的多少，絕不能采用“拿來主義”，而造成兩級分化，加深三大差別，產生經濟危機。正因為在經濟領域里忽略了這點，造成資本瘋狂擴張，不僅擾亂商品交換市場，更有損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故中共十九大六中全會決議提出“強化市場監管和反壟斷規制，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中共二十大習總書記報告再次強調“依法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

所以，我們必須堅持走獨立自主的中國現代化道路，符合習總書記“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的要求?，符合二十大再次申明“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才能在改革開放中維護中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賴以生存的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

2、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始終是黨必須堅持的思想路線

“只在到了遵義會議（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后，黨才徹底地走上了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的《〈共產黨人〉發刊詞》，摘自1964年4月第1版《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575頁）這是為什么？

所謂“布爾什維克化道路”，就是我們常說的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道路。如同前述，我黨能有一條領導全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勝利的正確道路，關鍵在于不斷探索中能自覺“相結合”。

那么為何只有到了遵義會議才會有這種“結合”？因為毛澤東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

難道毛主席在遵義會議進入中央領導核心時才開始有這種“結合”？非也！

早在1919年3月17日到1920年8月1日曾多次到上海送別出洋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同學、同鄉等，甚至沒有旅費，還在6月份向湖南老鄉章士釗（時任教育總長）借款二萬銀元資助出洋留學生。

他也想過出洋留學，卻在給周世釗信中說：“我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吾人要對現今世界稍微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

那么，青年毛澤東是怎樣對“‘中國'這個地盤……調查，及研究”的呢？

他的足跡遍布三湘大地，京滬兩廣、湘贛閩浙，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學習、宣傳（辦刊、農講所）、組織、建黨、斗爭（工運農運）、起義、建軍、作戰、割據、治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理政（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土改、邊貿（與國統區貿易）、生產等系列革命、建設的具體實踐，為我黨展示了通向社會主義成功的方向。

毛澤東深知在中國進行武裝的或非武裝的斗爭，都要先明確革命的對象、朋友、同盟軍。他寫下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除了革命對象買辦階級的反動性作了定性，對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的革命性、堅定性、兩面性以及在中國革命中應居于的地位都作了準確的表述，尤其后者（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同于俄國的孟什維克，為我黨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提供了理論依據。而共產國際代表和黨的主要領導人恰恰不懂。

毛澤東十分了解中國的產業工人數量太少，同俄國革命時形成強大力量的革命主體和領導的工人階級不能相提并論。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為力量弱小但無比堅強的中國無產階級尋找到最可靠、最雄厚的同盟軍——農民階級，為我黨找到了不同于俄國革命的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推動大革命高潮的到來。而共產國際代表和黨的主要領導人恰恰不懂，看不起中國的農民運動還瞎指揮。

毛澤東深諳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學說，中國武裝革命要分二步走。怎么走？他重視中國國民革命的統一戰線，但更重視中共的領導權。1923年11月24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三屆一中全會上，由他起草審定的國民運動等項決議案中，針對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特殊合作形式，堅定指出：“我們須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在中共黨史上第一次明確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中，我黨必須居于的領導地位，沒有領導權就會喪失獨立性，批判了黨內和共產國際代表向國民黨限共排共步步退讓的右傾思潮。為我黨在統一戰線中爭取領導權時豎起了列寧主義旗幟。而共產國際代表和黨的主要領導人恰恰不懂，竟然讓三屆一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成了一紙空文。

1926年斯大林在《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中指出“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然而這個“反對”具有怎樣的狀態、方式、途徑？在國民黨叛變革命前，毛主席大聲疾呼中共在國民黨中要居于“中心地位”掌握革命的領導權；在國民黨叛變革命后，毛主席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并親自組織、領導了1927年9月9日的秋收起義。之后，開辟了中共黨史上第一塊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在“反對”中逐漸擴大成全國最大的農村革命根據地。

在毛澤東的示范和影響下，全國“武裝的革命”在“反對”中先后建起了十一塊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摘自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決議”），不同于俄國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態勢，在中國形成白色恐怖統治下紅色割據的奇特局面。

正如毛主席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分析的那樣，利用“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并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毛澤東選集》合訂本1964年4月第1版第49頁）毛主席為我黨找到了“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斯大林語）這一中國特色的武裝斗爭方式，即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同時，在政治、經濟、統一戰線、思想文化等領域的實踐中，也創造出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立、發展的路線，毛主席的系列思想理論成為我黨歷史上實現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飛躍”。而這個“飛躍”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個歷史探索過程。

正因為毛主席積累了用馬列主義與親自在大革命、十年土地革命中的實踐結合的豐富成果，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在遵義會議上才能“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由這個“結合”的成果即毛澤東思想才開始統一指導全黨全軍的決策和行動了，遵義會議也才能使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在“圍剿”的烈火中成為黨史上唯一的“鳳凰涅槃”。

當今的改革開放時代，置身于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如果還不能像毛主席那樣一步一個腳印地去調查、研究、解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面臨的內外問題，探索帝國主義時代如何按照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解決問題，就必然繼續出現十九屆六中全會痛陳改開四十年來的弊病，我國“經濟結構性體制性矛盾矛盾不斷積累”已達到“不可持續”的地步，“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的程度（摘自《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四（三）第1段），甚至解決不了二十大報告發出的警告：我們還“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躲不開、繞不過……反腐敗斗爭面臨不少頑固性、多發性問題”?。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也將會像大革命、反第五次“圍剿”失敗那樣遭受重創。 

實踐是檢驗理論的標準。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實踐檢驗的標準是：消滅敵人、壯大自己、擴大地盤、解放百姓，我黨都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實踐檢驗的標準是：保衛邊疆和平、縮小三大差別、人民當家做主、逐步實現四化，我黨也實現了；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實踐檢驗標準：消滅貧富差別、提高工農地位、實現社會公平，否則就無法達到習近平要求三個“摒棄”的現代化（見《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學習輔導百問》第88問第190頁），我黨和人民還在艱難的努力中。

如何才能實現習總書記要求的中國新時代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把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和二十大報告中所列出的政治、經濟、黨內外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需要像遵義會議決議那樣，用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對當時錯誤路線的政策、措施、方法的性質、原因作細致的剖析，認真地總結，并提出解決的方法和依據，才能讓全黨、各級政府干部真正學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對全黨干部要求的那樣：“是要運用其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決中國問題，而不是要背誦和重復其具體結論和詞句。”? 否則，教條主義、官僚主義盛行，上層建筑的社會主義性質必然受到侵蝕，其結果必然導致不少黨員干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學習時囫圇吞棗，操作時胡亂發揮，結果是飲鴆止渴，最終敗壞了中國新時代特色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

3、善于用唯物辨證法尋找、分析、解決主要問題

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清算“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范圍限定在對秦邦憲（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對象只針對第五次反“圍剿”找出、分析失敗的原因，批判其危害。

毛主席在開會前，早與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領導層做工作時定下的基調。

一則，大多數人剛遭遇了血的教訓，都容易看清“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本質，尤其是原一直支持“左”傾路線的同志也容易理解、接受。這樣能化消極因素變積極因素，最大限度地團結絕大多數人，鞏固了黨內軍內的團結。

二則，用理論聯系實際的方式，通過批判“左”傾軍事路線危害，讓絕大多數高層領導懂得思想上的教條主義是對馬列主義理解上的歪曲，行動上的機械盲動，不是真馬列，而是用來唬人的假馬列，增強了大家學習、運用馬列主義時與具體實際情況結合的自覺性。

三則，在戰爭的間隙，以最短的時間解決最大的最主要的問題，以統一全黨全軍的思想，便于團結一致地突破重圍，轉敗為勝，實現長征的戰略目標。

這種運用唯物辯證法，在諸多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中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給以解決，其它方面的問題也就引刃而解。

當今改革開放，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學習、引進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管理運行、方式、方法，必然會與社會主義固有規律產生矛盾甚至相沖突；在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方面，正如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不可持續”“難以為繼”“觸目驚心”等問題必然會層出不窮，而這些都是我黨還來不及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和恰當的行動對策，在探索的千頭萬緒中就要學習遵義會議用唯物辯證法快刀斬亂麻。否則，問題與矛盾日積月累，必然會象秦邦憲、李德領導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那樣，導致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核心基礎遭到破壞，動搖了黨的執政根基，難以達到習總書記對我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的初衷。

4、明確為誰革命？為誰工作！

如同前述，遵義會議是在黨和中央紅軍到了無路可走的絕境時召開的。在圍追堵截、隨時覆滅的危機中，還有像朱德、周恩來、陳云、劉伯承等那樣的一批追隨毛主席的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以及二萬多中央紅軍，牢記著建黨時“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產黨宣言》）的初心，充滿著英雄主義的革命豪情，上下一致，力挽狂瀾，堅定不移地走完了長征，建立起新的陜北農村根據地，挺進抗日前線。他們是為什么？一句話，為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讓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

今天，在向資本主義世界開放時，不少黨員干部必須堅持發揚遵義會議和長征的精神，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否則，每做一件事，不是想著為人民而做，只想著對自己有多少好處。那必然就把習總書記“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告誡拋在腦后，視群眾為奴仆，把自己當老爺；伸手要私利，縮手拒公益；難怪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怒斥“有些黨員、干部信仰出現嚴重危機，一些地方和部門選人用人風氣不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盛行，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較為普遍存在”。并列舉了七個“有之”，特別抨擊“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相交織，貪腐程度觸目驚心”（摘自《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四（二）第1段）。

這些毒瘤使黨的純潔性、革命性受到嚴重損害，動搖了黨的執政根基，和平演變危險加劇。所以習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再次嚴厲警告：“堅決防止領導干部成為利益集團和權勢團體的代言人、代理人，堅決治理政商勾連破壞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環境問題，絕不姑息”?。這些揭露與批判，也顯示了我黨敢于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勇氣。所以為確保黨的長久執政地位，就要確保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政治、經濟地位，確保全過程民主，那么就要高舉遵義會議精神的旗幟，勇于自我揭露、自我清算、自我批判、自我總結、自我改進，百年大黨將會成為千年大黨！

綜上所述，遵義會議不僅使黨和紅軍鳳凰涅槃，而且對今天新時代的深化改革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進程，有著永恒的現實指導作用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注釋：

①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出席了會議。會議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的總方針，決定在湘鄂粵贛四省發動秋收暴動。會議選出以瞿秋白為首中央臨時政治局，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毛澤東年譜》2005年1月第2版第208-209頁。）

②《中國共產黨歷史》2011年1月第2版第327-328頁。

③《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2016年6月第1版第104頁。

④《中國共產黨歷史》2011年1月第2版第359頁。

⑤《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合訂本，1964年4月第1版第84頁。

⑥羅米那茲（1897-1935）蘇聯人，1917年3月參加俄國布爾什維克黨。1926年4月，作為青年國際代表參加共產國際領導機構的工作。1927年7月下旬，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抵達武漢。（《中國共產黨歷史》2011年1月第2版第237頁注①。）

⑦《中國共產黨歷史》2011年1月第2版第309-310頁。

⑧《中國共產黨歷史》2011年1月第2版第380頁。

⑨ 李德（1900-1974）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共產黨黨員，曾在莫斯科陸軍大學（即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后不久就到中國擔任共產國際軍事顧問。1933年9月底到達中央根據地，1939年8月從中國陜北回莫斯科。（《中國共產黨歷史》2011年1月第2版第378注①。）

⑩《紅旗飄飄》第8期，王稼祥《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

?《毛澤東年譜》2005年1月第2版第442頁。

?李德《中國紀事》中文版第128頁寫道：“還邀請了臨時革命政府委員、總參謀部的工作人員，以及軍團和師的指揮員，政委等來參加1935年1月7-8日舉行的會議。”

呂黎平將軍（時任紅軍總參謀部參謀）向石永言求證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依據，他在《紅軍總部的崢嶸歲月》第110頁表述：“至于《紀實》（即指石永言所寫的《遵義會議紀實》）的描寫，我問過作者，他說那是文學作品，完全是虛構的。但后續黨史類出版都誤用《遵義會議紀實》中表述的日期。

?陳云手稿原件“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照片。手稿記載“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以外，一、三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聶、彭楊及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都參加”，沒有提到不屬于中央政治局成員的李德和伍修權倆人。但李德是軍事顧問，作為批判對象必須列席，伍修權是他的翻譯，也必須列席。

因此以《中國共產黨歷史》第386頁列出姓名的參會者來印證陳云同志的原始手稿記載，就可知道有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6人，候補委員4人，各軍團負責人7人，列席者2人，共為19人參加遵義會議。

原手稿保存在蘇聯莫斯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里，1957年1月接受回國后，一直保存在中央檔案館。

?見中央檔案館收藏的遵義會議決議原始檔案照片，顯示“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

?《中國共產黨歷史》2011年1月第2版第110頁。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四（三）。

?《黨的二十大文件匯編》2022年11月第1版第23頁。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學習輔導百問》2021年11月第1版第88問第190頁。

?《毛澤東年譜》上卷2005年1月第2版第55、60頁。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1頁，人民出版社。

?《黨的二十大文件匯編》2022年11月第1版第20頁。

?《黨的二十大文件匯編》2022年11月第1版第13頁。

?《黨的二十大文件匯編》2022年11月第1版第52頁。

（作者系上海市汾州中學初中68屆插隊貴州省遵義地區綏陽縣旺草區小河口公社柳楊大隊木廠生產隊知青，1972年在貴州有機化工總廠工作，2006年被中國質量協會質量保證中心聘為國際標準三大管理體系高級審核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