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炳祥：我國經濟如何走出低增長期

點擊：作者：屈炳祥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5-02-23 08:12:50

【摘要】我國經濟運行之所以較長時期內處于周期性變動與低增長態勢是市場經濟一般屬性、一般特征規律的表現，它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不完善與不成熟決定的。另外，西方世界新一輪經濟危機的爆發也在較大程度上強化了我國經濟的基本走勢?；诖?，那種希望以提振消費、擴大內需，以期達到振興經濟的主張與做法是很難行通的。要想使我國經濟真正走出周期性與低增長，必須從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身著手，即堅持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加強對公有制、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和按勞分配等制度建設，全面恢復這三者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與主導作用。這一點至關重要。否則，我國經濟是不可能真正走出其周期性與低增長期的。

我國經濟經過一段時間的高速發展之后，其增速逐漸放緩，在較長時期內陷入了低增長，尤其是近年來顯得格外突出。根據國家權威部門提供的資料顯示，我國自2021年之后的幾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僅為75%左右波動，具體是2022年為75.6%，? 2023年為75.1%，? 2024年為75.0%，③上述數據顯示，我國這幾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開工不足，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產能被閑置，處于自然消耗中或遭淘汰。這是規模以上的企業，至于那些小型企業的情況就更不容樂觀了，可以說破產倒閉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此外，《每日經濟新聞》（2025）1月27日披露：1月份，我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為49.1%，比上月下降1.0個百分點；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0.2%，比上月下降2.0個百分點。④ 由此可知，我國經濟運行的總體態勢還沒有真正突破回升向好的臨界點。這期間雖有增長，但增幅很小且不穩定，因而筆者將此稱之為低增長期。

一、給主張提振消費、擴大內需的專家學者潑一瓢冷水

面對我國經濟長時間的低增長態勢，我們的各級政府深感不安，急得他們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于是乎，我們的各方智庫機構和專家學者們全力開動，為政府出謀獻策，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議與應對舉措。如增加消費者收入、提升消費者有效支付能力，優化消費環境、提升消費體驗，創新消費場景、激發消費活力，拓展消費市場、豐富消費業態，等等。這些政策建議與應對措施盡管多得不勝枚舉，但是集中起來就是一條，即提振消費、擴大內需。因而，提振消費、擴大內需便成了目前我國走出低增長、實現振興的最迫切的頭等大事。有評論指出：“消費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關鍵環節......當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特別是在外部不確定性持續增加的背景下，要聚焦關鍵領域，加大政策支持。”還指出：“擴大內需是戰略之舉，提振消費是重中之重。”⑤ 對此，筆者認為，這些建議雖可以在目前時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非常非常有限，很難獲得理想的效果。以下，筆者就此作出一點說明。

首先，關于增加居民收入。對此，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是很難落地見效。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怎么樣去增加居民的收入？為此，我們的一些專家學者建議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對此，筆者毫不客氣地說，這是老調重彈，根本不起作用。試想，這種建議從提出到現在已經不是三年、五年或10年、8年的時間，而是近20年的時間了。筆者注意到，“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是2007年黨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的，此后不知強調了多少次，如果它真是可行的、有效的，那么，在近20年的時間里問題早就應該解決了，而決不會成為今天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

另外，還須明白，我國現在實行的正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種經濟體制下，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主導作用已經所剩無幾了，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制經濟。國家第4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顯示，截至2018年末，全國共有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企業法人單位1857.0萬個，其中，內資企業占98.8%，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0.6%，外商投資企業占0.6%。內資企業中，私營企業占全部企業法人單位的84.1%，而國有企業卻只占0.4%。⑥ 公私相較，前者只是后者的1/210，真是讓人心驚！現在的中國好像就是一個私有制經濟的汪洋大海。

在私有制經濟的這片汪洋大海中，我們的政府怎么去增加居民的收入？我國今天的私有制經濟的主人即私人企業主就是人們以往所常說的資本家。作為資本家，馬克思說“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而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余價值”。[1]260 聯系到今天的社會現實，我們的企業主，他們滿腦子想的一樣的都是如何從工人獲得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或利潤。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大環境不景氣的情況下，他們更是會千方百計地去這樣做。如此這般，我們還能指望這些企業主給工人提高工資，增加收入嗎？

在此，或許有朋友會說，我們不可以動用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嗎？即由政府發布紅頭文件，要求所有企業、所有用人單位給工人提高工資不是得心應手嗎？筆者認為，這種主意行不通。因為提高工人工資屬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直接生產過程中的事情。這種事情是在企業內部完成的，政府不宜強制干預，即使發布紅頭文件也只能作出一般性要求，至于企業執不執行最后還是業主們說了算。再說，這樣的文件也不是沒有，而每每都是因為業主們的集體“沉默”而陰消了。為了說明問題，筆者還舉一個例子或許更有說服力。即那個人所共知的8小時工作制。8小時工作制，這是世界無產階級用鮮血與生命經過無數次斗爭得來的，在東西各方執行了100多年，而且還寫進了我國的憲法，如今又怎樣呢？有幾家企業做到了？現在，我國的私人企業普遍實行的是“996”、“5+2”、“007”與“白加黑”的工作日制度，對此，盡管有無數主持正義的人士提出過無數次的批評建議，但又怎能奈何呢？可見，即使是動用政府的“看得見的手”也未必就能奏效。

另外，即使我們所有的私人企業的業主們全都接受國家的指令，愿意給工人增加工資，事情也不會那么美好。因為現在正是企業處在經營非常困難的時期，許多企業命懸一線、舉步維艱。在這個時候讓企業每月都拿出一筆資金來給工人增加工資有可能嗎？有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末，中國企業、政府和居民三個方面合計債務規模達到363萬億元。政府、企業和居民新增債務在全部新增債務中的占比大概是4∶4∶2。⑦ 從中可見，企業債務高達145.2萬億元。在這145.2萬億元中私人企業占了大頭，這對它們自然是一個不小的壓力。試想：此種情況下，除了那些極少數的壟斷性大企業，絕大多數是很難為工人增加工資的。可見，那種不顧企業的真實情況，提出給工人增加工資是不現實的。

這里，或許還會有朋友建議，為增加居民收入，可由政府直接向居民發鈔。對此，筆者認為，請別太樂觀。因為一方面政府沒有那么多的錢。同樣，政府這些年的財務狀況也不是那樣的如意，尤其是幾年因疫情破壞及其留下的后遺癥，使政府財政入不敷出，也一樣地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上文可知，在363萬億元的債務中，其中政府也占有四成，即145.2萬億元。這樣大的債務負擔對政府來說也是一種巨大的壓力，是難以承受的?，F在，國家建設、民生福祉、對外援助等許多項目都是靠舉債來進行的。若在國家這樣困難的情況下，通過直接向居民發鈔來增加居民收入、提振消費是很難辦到的。

如果一定要這么做，那就只能在多印票子或者增加舉債。其實，這兩條路也很難走得通，因為一方面，票子印多了必然又會引起通貨膨脹，最后的結果是對居民現實消費力的破壞。另一方面，舉債必然會使政府的債務負擔更加沉重，甚至會越陷越深，最終會影響國家的長遠發展與人民生活的改善。

即使我們不考慮這些，一定要走這一條路，也很難達到預期的目的。這是因為，在國家整個經濟不太理想的大背景下，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就業、收入都不穩定與都無保障的時候，除了那些等米下鍋的極少數人，其他的大多數居民絕不會立即拿著這筆難得的收入去消費。他們要么去還債，要么用于對付隨時都可能發生的失業。面對此，我們的這些勞動者不得不要為此有所準備，將這筆收入作為生活后備金保留下來以應對這種不測。

發鈔不行，發消費券怎樣？筆者認為，發消費券的確可以增加即期消費，起到擴大內需的作用。但是，消費券也只能是一種臨時措施，政府不可能無限制地發下去。再說，消費券也是一種有價證券，是當作真實的人民幣使用的，發多了也會引起通貨膨脹，這一樣的也會對居民的消費力起破壞作用。

上述可見，提高居民收入的確是一個好主意，但是在我國現實情況下難得如愿，事情不會有像我們的專家學者們所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么樂觀。

最后，至于所謂優化消費環境、提升消費體驗，創新消費場景、激發消費活力，拓展消費市場、豐富消費業態等等，這些也是好主意，但是沒有足夠的有效支付能力一切都是癡人說夢、異想天開。當然，事情也不是那么絕對，它對提振消費多少還是會有點作用。因為對于許多底層消費者來說，他們的口袋總不會是像水洗了的那么干凈，因而或許也會壯著膽子去嘗嘗鮮。但是，這絕不會有如那些專家學者們所預想的那么如意。因為他們口袋里的錢畢竟是非常有限的。這些舉措，即使是對于那些有錢人來說也沒有多少實質性意義，因為對于這些人，他們的消費不需要刺激。你刺激也好，不刺激也罷，他們總是想怎么消費就怎么消費，一切由自己說了算。所以，所謂提振消費的各種舉措對他們來說也是不怎么起作用的。

上述可見，在消費本身的范圍內來談論消費是沒有多大實質性意義的，達不到擴大內需、振興經濟的目的。所以，那些專家學者們的對策建議與舉措雖然在當下這個特殊時期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大，也不是長遠之計與根本之策。為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讓我國經濟完全走出低增長，還需另辟蹊徑，重覓良策。

二、我國經濟問題的癥結在哪里

既然提振消費達不到擴大內需、走出低增長，走向振興目的，那么，這就說明消費本身并不是造成我國經濟長時間低增長的最終決定性因素。那么，造成我國經濟當前這種狀況的最終決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呢？筆者認為，這就是我國現行市場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種種不完善、不成熟的因素。

眾所周知，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幾十年一直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之后逐步實現了轉軌，即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幾十年，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的這20多年，我國的經濟就一直是在市場經濟的軌道上運行與發展的。

不錯，我們的市場經濟是有嚴格規定的，即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但是，我國經濟從倡導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正式建成，在事實上自始至終不曾見有多少社會主義的因素，反而是社會主義的東西越來越少，越來越被邊緣化。試想：如今，我國的公有制經濟還有多少？國家對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還有多少？按勞分配的范圍和作用還有多少？勞動者的主人公地位與權力還有多少？等等，等等。對于這些，所有明白人都清楚。

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國的市場經濟仍然沒有脫離原有市場經濟的一般屬性。既然如此，那么它就必然會具有一般市場經濟所共有的一般特征，如競爭、壟斷、波動性乃至周期性變動，等等。市場經濟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社會的生產及整個經濟的運行始終不存在有計劃的調節，一切皆由那只著名的“看不見的手”來指揮，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市場決定”。一切由“市場決定”，正是市場經濟的弊端所在。實踐表明，所謂“市場決定”，歸根結底就是由“資本決定”，尤其由那些占據壟斷地位的大資本決定。

由于“資本決定”的存在，社會生產及全部經濟活動不可能實現有計劃發展的可能。由此，惡意競爭與惡性膨脹便成為社會經濟的普遍現象。這種惡意競爭與惡性膨脹，必然會使社會的生產、流通、分配與消費發生脫節，加劇了它們之間的矛盾。當這種矛盾發展到它的頂點時，就會不可避免地引起社會經濟的劇烈震蕩乃至危機。經濟危機的爆發，只是社會經濟內在矛盾的暫時解決，一段時間以后，還會再次爆發，以致無窮。市場經濟的這種周期性表現在我國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里也一樣地不可避免。因為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很不成熟，盡管我們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有為政府”及龐大的國有企業，但是一方面，政府的干預只是宏觀的、指導性的，不可能深入到千千萬萬個具體的企業。企業經濟活動只能根據它們自己的利益要求去運作。另一方面，我國的國有企業雖然龐大，但是數量太少，覆蓋的面極為有限，從而影響力也不夠。既然如此，那么我國經濟的運行與發展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某種不穩定性，乃至一定程度的周期性現象。

眾所周知，我國的經濟改革一開始就從以引入市場機制、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約束、搞活企業與搞活市場起步的，同時又不斷在所有制上取得突破。從市場機制的引入和所有制上的突破到整個市場經濟體制的正式建立，其間我們走過了40多個春秋。對我國這40年的改革與發展的歷程，學者吳照銀先生以年度GDP增速的相對低點作為周期劃分間隔的依據，認為我國經濟從改革開放到2020年正好經歷了完整的四輪周期。吳照銀先生的研究正好說明我國的市場經濟依然具有周期性變動的特征。吳照銀先生的研究認為：1980～1990年為第一輪經濟周期；1990～2000年為第二輪經濟周期；2000～2010年為第三輪經濟周期；2010～2020年為第四輪經濟周期。⑧

另外，作者還認為，每一輪新的經濟周期的起點都是在上一輪經濟周期的增速最低點之后，從這點看2020年經濟增速是過去10年里的最低點，也肯定會低于2021年的經濟增速，因而2020年是上一輪周期的尾部，而2021年大概率是新一輪經濟周期的起點。對此，筆者認為，作者對2021年經濟增速的這種預測是基本準確的，其GDP比上年增長了13.43%，達到1173823億元。但是，在筆者看來，即便如此，我國的經濟在總體上仍然處于低增長期。除了2021年外，此后的幾年增長逐年放緩，2022年GDP為1234029億元、比上年增長5.13%，2023年為1294271億元、比上年增長4.88%，2024年為1349084億元、比上年增長4.23%。⑨ 上述事實表明，我國經濟這些年的確步履維艱，增長緩慢，造成這種狀態的根本原因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不成熟決定的。它是市場經濟運行規則在我國的一種規律性的表現。

我國經濟這些年之所以處于這種狀態，而不能迅速走出低增長，走向回升向好，達到振興，除了我國市場經濟內在規律的作用外，還在于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所致。眾所周知，西方世界自2008年開始進入金融危機，后逐步發展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這個危機至今雖然已經過去了17年，但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仍沒有恢復元氣。這個波及整個西方世界的大危機也確實影響了我國經濟的正常運行與發展。與此同時，我國經濟還遭到了震驚世界的新冠疫情的襲擊和來自美西方國家的蓄意打壓與破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發起了一系列且持續多年的貿易戰、金融戰、科技戰、生物戰、輿論戰乃至軍事威脅等全方位的圍堵與壓制，使我國經濟的發展遭受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少有的打擊。這些年來，我國的經濟就是在這內外雙重打壓疊加的壓力下運行與發展的，因此，盡管我們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仍然難有我們所期望的增長速度與發展利好。

三、我國經濟如何走低增長

我國經濟要想走出低增長，就近期來說就是：一是調整產業結構，淘汰那些落后的、超過市場需求的產能，扶持、發展那些薄弱產業與新型產業，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均衡發展；二是不失時機地抓緊固定資產的更新與居民耐用消費品的換代，減少市場壓力，為經濟回升向好準備充分的物質基礎；三是適應新技術革命的到來，尤其是以數字技術與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加大新基建的投入，帶動經濟全局的振興；四是盡可能多地增加出口，擴大對外貿易規模，減少庫存對國內市場的壓力，如此等等。但是，這些措施只能短期有效，是一種權宜之計，一段時間過后，經濟還會再次走進低增長期。因為經濟周期性變動的根本性因素并沒有改變，它們還會繼續發揮作用。此外，還由于固定資產與居民耐用消費品的提前更新換代，將本來屬于未來的消費變成了即期消費，這樣便可能使下一輪低增長提前到來。所以，上述這些舉措并不是長遠之計與根本之策。

如果我們要想從根本上消除我國經濟運行的周期性與低增長，始終保持持續、健康與穩定的增長，必須從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著手，即加強對公有制、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和按勞分配等制度建設，全面恢復這三者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與主導作用。為此，我們一定要在這三個方面下足功夫，做好文章。

（一）調整政策，改善我國的所有制結構，讓公有制經濟真正“主”起來、強起來。

要使我國經濟走出市場經濟固有的那種周期性與低增長期，最重要的就是要調整現行政策，改善我國現有的所有制結構，讓公有制經濟真正回到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讓國有經濟切實回到起主導作用的定位上，為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與發展奠定相適宜的制度基礎。

第一，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真正讓它們“主”起來。應該明白，任何時候，唯有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才是我們共產黨執政與共和國得以存在與鞏固的唯一經濟基礎。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所以，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忘了發展我們的公有制經濟，任何時候都不要丟了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筆者認為，從現在起，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人民政府都要加強對發展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投資力度，加快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把那些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發展戰略和民生福祉的重要領域與關鍵行業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對那些已經落入私人和外國資本手里的，國家要采取切實措施加以收購（或贖買），由國家直接經營；或進行股份制改造，實現國家控股；對那些暫時不能進行收購（或贖買）與改造的，也一定要給予強有力的保護與有效干預，把它們納入到政府的監管之下健康有序發展。

我們不僅要讓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主”起來，還要做好現有企業的改革，讓它們“強”起來。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不知搞了多少輪，至今還沒有一個可令人民滿意的結果，因此仍需繼續改革。接下來的改革如何搞，往哪里改？筆者認為，這里要改的東西很多，包括企業的產權制度及其實現方式、組織形式與管理模式、用工制度與其分配方式等等，等等。但不論怎么改，我們的國有企業有幾點是不能變的。這就是：黨對企業領導的根本制度不能變、勞動者當家做主的權力和地位不能變、企業資產的產權歸屬關系不能變、企業為國家建設服務和為人民謀福祉的宗旨不能變、按勞分配原則與共同富裕的目標不能變、國有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與主導作用的定位不能變，如此等等，等等。這些不僅不能變，而且還必須加強，不斷鞏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不改變；只有這樣，我們的國有企業才能在改革中變得越來越強、越來越優。

國有企業的改革，除了改自身，還要改企業的生存環境與發展環境，如文化輿論環境、制度政策環境、金融與市場環境、社會服務環境以及國家宏觀管理方式等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為企業發展培育一種良好的外部環境與和諧的社會氛圍。

第二，為私人資本的存在與發展劃出明確的底線與紅線，引導、規范其合理運行，將它們的消極作用限制在最小范圍與最低程度。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人資本的存在與發展雖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但又不是無底線、無紅線，可以任意泛濫的。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開國領袖毛主席就曾明確指出：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雖然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孫中山的節制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1]1432-1433 在今天，我們仍然可以說“孫中山的節制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因為它們畢竟是屬于以往時代的一種舊的經濟形式，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是一種抑制性因素。恩格斯在100多年前明明白白地告訴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對所有共產黨人來說，“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是“應當爭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標”，“社會主義的利益決不在于維護個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為凡是個人占有還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2]572 既然如此，我們又有什么理由不去限制，為之劃出必要的底線與紅線呢？

對私人資本的存在和發展不僅要劃出底線與紅線，而且還要對現有資本進行必要的改造或改革。筆者認為，改革不是為公有制企業獨享的美味佳肴，其實，私人資本也一樣地需要改革，并且一定要改好。我們現在的私人資本，除了少數大的和科技含量極高的創新型的企業之外，絕大多數其經營思想、組織形式、管理制度、技術手段等差不多還是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前的陳規陋矩，與我們現在倡導的“以人為本”、“遵紀守法”、“誠信經營”、“革故鼎新”、“環境友好”等新思想、新理念格格不入，有些甚至是南轅北轍。毫無疑問，這些都是應該好好改一改的。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有計劃、有組織地把那些私人資本的業主們動員起來，來一番認真地改造?；蛘咴邳h和政府的指導下由他們自愿地聯合起來，走社會化合作發展之路；或者向任正非、于東來先生那樣，學習走華為或胖東來的發展之路；或者由國有企業參股，走股份制發展之路；或者對那些于國家安全、發展戰略以及民生福祉極為重要與關鍵的極少數企業，直接由國家控股、收購（或贖買）實行獨立經營，等等?？傊?，一定要引導它們走健康、有序的發展之路，不能繼續在那種無規則、無秩序的狀態下野蠻生長，任性妄為了。

這里，也許會有朋友說這樣不利于私有制經濟的發展，有悖于我們黨“兩個毫不動搖”的基本經濟制度。對此，筆者認為，上述主張沒有哪一條是限制或影響私有制經濟發展的。其中，引導它們“走社會化合作發展之路”、“走股份制發展之路”、“走華為、胖東來的發展之路”難道會限制或影響私人資本的發展嗎？即使是由國家參股或控股乃至收購（或贖買）也不會限制或影響它們的發展。相反，在國家參與經營的條件下，它們背靠大樹，會發展得更快、更好、更安全。即使是由國家完全買下實行獨立經營的，它們也仍可選擇新的投資領域繼續發展?？梢?，上述意見完全是一種誤解，并不成立。

另外，私人資本的企業主也要加強學習、加強自律，全面提高自身素質。習近平同志在2018年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希望廣大民營經濟人士加強自我學習、自我教育、自我提升。民營企業家要珍視自身的社會形象，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中國共產黨，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企業家精神，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典范。民營企業家要講正氣、走正道，做到聚精會神辦企業、遵紀守法搞經營，在合法合規中提高企業競爭能力。”[3] 2023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同志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時又一次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都必須擔負促進共同富裕的社會責任。民營企業家要增強家國情懷，自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增強先富帶后富、促進共同富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民營企業要在企業內部積極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動構建全體員工利益共同體，讓企業發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體員工。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要筑牢依法合規經營底線，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典范。要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積極參與和興辦社會公益慈善事業，做到富而有責、富而有義、富而有愛。”[4] 私人資本的業主們自身素質提高了，企業的經營思想、管理理念、營運方式等就會來一個轉變，自覺地接受國家的監督與管理，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這樣，我們就可以克服市場經濟所固有的種種弊端，消除其延續數百年不變的周期性、特別是危機的痼疾。

（二）加強有為政府建設，強化政府對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與宏觀調控。

有計劃地分配社會勞動是所有社會條件下國民經濟得以正常運行與發展的絕對要求，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更是不能例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正像單個人必須正確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以適當的比例獲得知識或滿足對他的活動所提出的各種要求，社會必須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實現符合社會全部需要的生產。因此，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為規律。”[5]120 后來，馬克思還在《資本論》第一卷，又把“有計劃的分配社會勞動”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與個人消費品的按勞分配一并提出，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特征揭示出來、確定下來。[6]95-96 另外，馬克思恩格斯還干脆把社會主義社會直接稱作是一個“自覺的、有計劃的聯合體”（而稱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不自覺的、盲目的社會行為”主體。筆者注）。[7]745 或“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8]307 可見，有“自覺的、有計劃的聯合體”或“自覺的有組織的計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所在。

國民經濟的運行與發展有“自覺的有組織的計劃”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之一。雖說在當今西方社會也存在所謂國家計劃，但是這個所謂的國家并不是代表全社會利益的國家，它只不過是一個“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9]468 或“理想的總資本家”。[8]303 所以，它所代表的仍然是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當國家制定計劃時往往理所當然地會受到資本家群體的干預與左右。這樣的所謂國家計劃根本就不可能反映國民經濟中的那個固有的比例關系，因而也就起不到科學干預與調節經濟活動的作用。另外，盡管資產階級的國家是代表全體資本家利益的，但是當所謂國家計劃與某些資本集團的利益不符或相抵觸時，就會遭到它們的抵制與否決。所以，當今西方社會真正科學的、客觀反映國民經濟內在比例關系、代表全社會利益的國家計劃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只有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做到，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所在。

上述可見，要想消除我國經濟運行與發展中存在的固有的種種弊端，除了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制度基礎之外，還要改變那種左右它運行與發展的基本規則，即競爭、壟斷與無政府狀態。由此，我們還須在基礎上建立起強大且科學的計劃管理體制。沒有穩固的公有制經濟作基礎，沒有強大、科學的計劃管理體制的存在，我們很難說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為了建立強大、科學的計劃管理體制，必須盡可能地擴大自己的制度基礎尤其是要壯大國有經濟的領地。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不僅是國家實施計劃管理的基礎，而且還是實施計劃管理的重要工具與手段。沒有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國家對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只能說一句空話。國家在實施計劃管理時，必須將所有涉及國家安全、發展戰略、民生福祉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牢牢抓在自己手里；那些已經被私人資本所占有的，也要采取有效措施,如前所述的那些入股、控股、收購（或贖買）等舉措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只有這樣，才能將國家重要經濟活動納入國民經濟計劃管理的軌道，從而消除市場經濟固有的那種周期性痼疾與低增長，使我國經濟始終保持穩定、健康運行與發展的良好態勢。

（三）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建立科學合理的分配制度。

下面，我們再回到消費。眾所周知，在社會生產的總過程中，消費是與分配之間最密切一個環節，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也是引發危機的最直接的根源。分配問題解決好了，消費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因為消費是由一定經濟關系下的分配方式所決定的。馬克思指出：“調節需求原則的東西，本質上是由不同階級的相互關系和他們各自的經濟地位決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價值和工資的比率決定的，第二是由剩余價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潤、利息、地租、賦稅等等）的比率決定的。”[7]203 這里，“全部剩余價值和工資的比率”最終還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的。所以，馬克思恩格斯總是把分配（個人消費品的分配）、消費或需求放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背面來進行研究的。這里的邏輯是，人們的收入分配以及消費或需求都是由社會的生產關系尤其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決定的，所以，我們的研究決不可離開一定的所有制關系而孤立地去談所謂分配與消費。這樣，必然會陷入歷史唯心主義錯誤的泥坑。

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導言”中，對社會生產四環節即生產、分配、交換與分配的關系作了開創性研究與科學性闡述。其中，他對生產與分配的關系從勞動者個人與社會兩個方面進行了研究與闡述。他指出：首先，“在單個的個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現為一種社會規律，這種規律決定他在生產中的地位，他在這個地位上生產，因而分配先于生產。”他舉例說，“這個個人一開始就沒有資本，也沒有地產。他一出生就由社會分配指定專門從事雇傭勞動。但是這種指定本身是資本和地產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存在的結果。”另外，他還指出：“就整個社會來看，分配似乎還從一方面先于生產，并且決定生產，似乎是先于經濟的事實。一個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間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產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決定了生產。”[6]33 馬克思的這些論述告訴我們，在任何社會條件下，個人消費品的分配都是以那個在此之前就已經存在的生產資料的分配為前提的，并且完全由它決定。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就一定會有什么樣的分配方式與分配結果。馬克思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10]23 “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7]993

既然“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那么，我們要改變現行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提振消費，自然就要改變不合理的所有制關系。眾所周知，我國這些年來，個人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居民消費水平的低迷一直在困擾我國經濟正常運行與發展。這個問題，上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就已經發現，并及時提出要求，要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解決好。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時間已經過去了30年，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變得更加嚴重了。有中金財富（2023）報告顯示，0.3%的富人，卻坐擁67%的財富，而92.7%的普通人群，僅僅擁有7%的財富。⑩ 這些數據，讓人扎心！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就頻繁引發了我國經濟的周期性變動與低速增長的困擾。

這些問題的存在，歸根結底，都是源于我國所有制結構中私人資本過于龐大所致。所以，我們要想消除我國經濟運行的周期性、走出長期低增長態勢，必須改變現已存在的不合理的所有制結構，讓公有制尤其是公有制經濟回到主體地位，發揮主導作用。如此，我們就可以重新建立起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制度基礎，挖掉兩極分化的根子，為數億勞動者免去遭受剝削與貧困的厄運，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的實現，那個引起危機或造成低速運行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會得以消除。于是，我國經濟即可走上正常運行、穩定增長與健康發展的道路。

綜上所述，我國經濟要想走出周期性與低增長的態勢，必須堅持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加強對公有制、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和按勞分配制度體制建設，全面恢復這三者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與主導作用。

此外，筆者還認為，我國經濟要想走出周期性與低增長期，還必須堅持我們黨一貫倡導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政策、總原則，在堅持國際間正常經貿、科技、文化等交流與合作的同時，對美西方對我國進行的滲透、干涉與控制的企圖及做法時刻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足夠有效的措施予以應對，堅決維護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獨立與自主，確保我國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安全與穩定。

四、最后的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經濟運行之所以長時期內處于周期性變動與低增長態勢是市場經濟一般屬性、一般特征規律的表現，它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不完善與不成熟決定的。另外，西方世界新一輪經濟危機的廣泛爆發也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經濟的正常運行與發展。由于其內外雙重因素疊加壓力的存在與作用，使我國經濟不得不在較長時間內陷入低增長的態勢。這種態勢的形成，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而，那種希望以提振消費、擴大內需，達到振興經濟的主張與做法是行不通的。所以，要想使我國經濟真正走出周期性與長期低增長期，必須從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身著手。即堅持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加強對公有制、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和按勞分配制度體制建設，全面恢復這三者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與主導作用。這一點至關重要。沒有這一點，我國經濟是不可能真正跳出其周期性與低增長的。

在此，筆者相信，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與調整，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一定會得到更好發揮，當前這種低速運行的態勢一定會得到扭轉，達到完全振興，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一定能如期實現。

注釋：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

?國家統計局：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經濟網北京2月29日訊）

③中國經濟運行穩中有進——國家統計局相關部門負責人解讀2024年主要經濟數據（2025-01-18 13:41來源：經濟日報）

④國家統計局：2025年1月份我國經濟景氣水平總體保持擴張（每日經濟新聞2025-01-27 09:40）

⑤聚焦關鍵領域大力提振消費（光明網2024-12-30 08:32）

⑥國家統計局第4次全國經濟普查報告（國家統計局網（2019-02-11）

⑦中國債務規模算高嗎？報告：總量視角下中國沒有創造過多債務2024年04月24日 21:32來源：第一財經）

⑧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長周期澎拜新聞客戶端 2021-12-24 17：14）

⑨中國歷年GDP數據變化情況（https//baijiahaobaidu/s?Id...）

⑩92.7% 與 0.3%：財富分配背后的殘酷真相（baijiahao.baidu.com 2025-02-03 0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