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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三：毛澤東在“五四”時期

點擊：  作者：蕭三    來源： 美好毛時代  發布時間:2019-04-28 09:57:07

 

 

    【編者按】

內憂外患、風云變幻的五四運動時期，一批自覺擔當天下的知識分子傲然而起，為師者，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蔡元培、楊昌濟等，為青年者，有毛澤東、蔡和森、周恩來、向警予、澎湃等等。

“救亡圖存”、“以天下為己任”、“變革圖新”，這些信念撼動著那個時代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

慷慨激昂的演說、尖銳犀利的文章、眼界深遠的著述、大膽求實的行動，沉寂數百年的古老國度煥然一新，一時間中國大地的舞臺上群星璀璨。

90年歲月一閃而過。先輩的身影還晃動在我們的腦海，他們的著述和事跡還依然激勵著我們心頭。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思想和精神在近年似乎有了愈來愈重大的現實意義。

 

毛澤東在“五四”時期

蕭三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時候，中國也被迫“參戰”，結果，什么也沒有得到，只是把德國帝國主義侵略的山東半島轉交給日本帝國主義去掠奪罷了。中國仍然處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大戰前各帝國主義國家強迫中國訂立的許多不平等條約和他們在中國劃分的“勢力范圍”，還是繼續有效。

　　國內軍閥間的混戰仍然不停止。每一派軍閥都勾結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作自己的后臺老板。各帝國主義者也利用這些封建軍閥勢力來加緊剝削中國人民。

　　那時候湖南仍然是南北各派軍閥長期拉鋸的戰場。兵災、匪災(全省各縣都發生土匪、湘西、湘南更多)，再加上水災(1915年全省三十四縣受災，1916年、1917年、1918年洞庭湖邊各縣和長沙等地大小水災不斷)，使得人民活不下去。

　　青年時代的毛主席親眼看到國家民族這種危急的狀況和人民的痛苦情形，從早年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感覺，進到了要用革命的手段來改造國家社會的觀點。

　　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習的幾年之內，毛澤東同志在同學中間結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陳昌、張昆弟等。這些人也大都是從農村來的比較貧苦的青年或壯年，懂得人民的痛苦，有的并且自己從事過勞動。他們都抱著遠大的志向。毛澤東同志的言論、行事，給他的這些朋友們很大的影響，他自然成了他們的表率。他們經常研究求學為人的道理，討論個人與社會國家的前途等等問題。

　　在這時期，全國人民的覺悟漸漸提高了。對推動和促進全國青年群眾和一般知識分子的覺悟起過很大啟蒙作用的“新青年”雜志，是在1915年開始發行的。這是一個文化的和政治的刊物。它反對封建的文化，宣傳科學的文化改革，主張“文學革命”，反對舊禮教，反對古文，提倡白話，鼓吹科學和民主。這刊物到了湖南，由于我們尊敬的教員楊懷中先生的提示，對新鮮事物極為敏感和不斷追求真理的毛澤東同志，首先注意這個刊物，并且熱烈地和同學們談論刊物上所提出的許多問題。

　　在這種形勢和影響之下，毛澤東同志漸漸想到，要求得更多的有益的學問和作一番救國救民的事業，就要有充分的準備，就一定要聯合更多的同志，并且結成一個團體，才有力量。

　　1917年的秋天，在長沙城的各個學校里發現一張不大的油印的啟事，上面寫著簡練的幾行文字，記得大約三百來個字。第一句是：“嚶鳴求友”(引詩經上的“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句)，下面是征求有志上進、愿為救國救民出力者為同道……末尾簽署的不是姓，也不是名，而是“二十八畫生啟事”(“毛澤東”三個字共有二十八筆畫)。

　　這個啟事在長沙的幾個城門口和城內照壁上也張貼了，在報紙上也登了出來。起初只有幾個人，到后來就有了幾十個熱情的青年響應了這個號召。經過一番醞釀，結果組織成立了一個“新民學會”。

　　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我記得，那是一個春光明媚、百花盛開的日子。在湘江的對岸，岳麓山下面，蔡和森同志的家里(他家在瀠灣寺租住的“為癡寄廬”)，集合了十三個人(有些人未能到會)。在吃午飯的前后，人們在屋子里，在河灘上，討論學會的宗旨、名稱、章程……會章是毛澤東同志起草的。討論時他向大家說明、解釋，征求大家的意見。和平常一樣，他的話語淺顯、扼要、深刻，意思新穎、明朗。就在這一天，新民學會成立了——取“大學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的字樣，有一種反對舊制度、主張革新、為人民的意思。大家推毛主席為總干事。他本是學會的發起人，組織者，但他謙虛地只同意作副總干事。

　　學會的簡章規定：“以砥礪品行、研究學術為宗旨”。會規有“不懶惰，不賭博，不狎妓……”等條文，含著一種實事求是、尚樸素、主誠實、禁浮華、戒驕躁的精神。這里重要的是，長沙城里先進和進步的青年們第一次在一個團體里組織起來了。

　　學會的會員，最初絕大部分都是第一師范的同學，也有少數其他學校的。漸漸不僅其他學校的有志青年，并有個別進步的中小學教員加入了新民學會。入會的標準是：心意誠懇，人格光明，思想向上(即思想進步的意思，但那時候還不流行這樣說)。

　　學會經常開會，討論學術或時事問題。會員們都精神奮發，努力上進。

　　新民學會對后來湖南以及整個中國的命運，有很大的影響。學會會員發展到七八十人，內中許多人后來都成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顯著的活動者。他們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不少光輝的篇章。特別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之后及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被反革命殺害的、犧牲的郭亮、向警予、陳昌、羅學瓚、張昆弟、蔡和森、夏曦、何叔衡等同志，以及還有許多為人民解放事業而犧牲了的會員——他們的崇高的氣節，凜然的正氣、光榮偉大的革命事跡，永垂不朽!

　　假如說，第一師范學校的學生在“五四”時代，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學生運動、青年運動中起過很大的作用，那么新民學會就是一個核心的組織。它的會員在新文化運動中，知識界運動中都是有力的支柱。而毛澤東同志自然成了他們的領導者。到后來一部分最先進的會員，又切實地作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學會就成為社會政治運動的組織者和中堅力量了。因此新民學會是湖不限于湖南——共產黨的前身，實質上起過秘密黨小組的作用。而這些大都是毛主席的影響，他的進步、正確的思想，大無畏的作風，形成了一種革命的風氣。

　　新民學會成立不久，1918年6月毛主席在第一師范學校畢業了。

　　在那時候有鼓吹留法勤工儉學的印刷物到了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在法國留學過的吳老(玉章)同志和蔡元培先生等發起的。他們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政府從中國招募了大批華工去法國作工，認為青年學生們也可以去法國半工半讀，于是組織了“留法勤工儉學會”，號召中國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

　　一方面，由于十月革命的影響，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喊出了“勞工神圣”的口號；另一方面，當時湖南(以及全中國)一般愿意上進的青年，在中等學校畢業之后，就都因無力升學而覺得苦悶，聽到了勤工儉學的辦法，認為是解決繼續求學和找出路的好機會。“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尤其是那時許多青年所向往的事。毛主席與蔡和森同志等在湖南大力發動、組織大批青年，先北上保定或北京預備法文，然后坐法國郵船的所謂四等艙(實即貨艙)從上海放洋去法國。

　　這個運動，當時在另種意義上，促進了湖南與北方新文化運動的聯系。而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又一結果，是后來從這些學生與工人中間產生了一批中國人民革命的干部，共產主義運動的戰士。

　　毛澤東同志幫助青年們實現這個留法勤工儉學的計劃，但自己不出國。他覺得，中國有許多事物需要調查和研究，需要做，中國正處在偉大的動亂中，自己不能離開這個戰斗的環境。

　　9月間毛澤東到了北京，過著窮苦的公寓生活。楊昌濟先生那時在北京大學作教授，毛澤東同志和第一師范的幾個舊同學，仍經常去請教。楊先生介紹毛澤東去北京大學圖書館作一個小職員，登記來館看書報者的姓名，也是他的職務，每月薪金八元。他不計較地位與金錢，能夠糊口就得了；在圖書館里能得到自己讀書的機會，他很高興。

 

　　北大圖書館的館長是李大釗同志。他是北大的教授，優秀的進步的學者，俄國十月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到中國來的最早的介紹者和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黨在北方的領導者。他在擔任圖書館館長的時候，搜集了許多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書籍，他自己除講學外，就住在圖書館里努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同學們常到圖書館來向他請教，他總是熱心指導，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書籍給學生看，并且告訴他們閱讀的方法。由于同在圖書館工作的關系，毛澤東更是便于經常請教。他的抱負、理想和才干，得到李大釗同志的尊重，認為他是湖南學生青年的杰出的領袖。這年10月“新青年”發表了李大釗同志寫的“庶民的勝利”，“布爾塞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贊揚俄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對社會上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

　　毛澤東在北京一面在圖書館工作，一面繼續自修。他還是又學又問，除讀書外，常去拜訪當時的一些名流學者。北京大學那時在新文化運動中起過領導的作用，大學里進步的學術團體也多。毛澤東在工作余暇時常到北大去旁聽，并且加入北大的哲學會和新聞學研究會。

　　在北京毛澤東吸收了許多新的知識，擴大了自己的見聞，這時他對政治與學術的興趣更加增高了。

　　那是“五四”運動的前夜。十月革命的影響，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傳到了中國。但是，那時無政府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等等在中國也頗為盛行，毛澤東在李大釗同志的指導和幫助下，加之他自己的苦心探索，努力學習，得以很快地接近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1919年初，毛主席由北京經天津、山東、浦口——南京，一段一段地借錢買票，來到了上海。在上海送別了一批放洋去法國的青年之后，毛澤東決定回湖南去。他經常惦念著這塊土地。他是在這里生長的，是在這里求學和開始社會活動的。這里還有許多新民學會的會員，有會務需要發展。他要回到故鄉去，結合同志，繼續研究學問；團結人民，和壓迫者作斗爭。

　　3月里毛澤東從上海回到了長沙。在這里他除繼續組織、團結青年外，并和對張敬堯統治表示不滿的教育界和新聞界的人士，廣泛聯系。

　　新民學會的組織現在發展到了長沙以及湖南各地許多學校，會員有學生，有個別中小學教員。他們緊緊地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形成了一種社會活動的核心力量。

　　為了維持生活，毛澤東同志在修業小學每周教幾個鐘頭的歷史課，但月薪不到十元。

　　這時候，一個狂風暴雨式的革命運動——“五四”運動在全中國展開了。

　　這是一個愛國的運動，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運動；同時又是反對國內封建主義的運動。它反對封建主義的社會制度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文化，宣傳科學的、民主的新文化。

　　這是一個民主主義的運動，但這個民主主義“從1914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它在這時候進了一大步，增加了新的內容。在這時期，“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這個民主主義已經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

　　這個運動的爆發點是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群眾的反帝國主義的愛國大示威游行。

 

　　1918年世界大戰結束后，戰勝國方面的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在巴黎召開分贓的“和平會議”。中國當時算是“戰勝國”之一，但在和會上要求取消日本在戰時強迫加給中國的二十一條，卻說不在和會討論范圍之內；倒是戰時日本趁火打劫把德國在山東的各種特權奪去了，——巴黎和平條約有條文規定，都讓給日本!這消息傳到中國，人民憤激得了不得。段祺瑞賣國政府和其親日派大員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不僅不反抗，實際是聽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旨意行事。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份”。“而在‘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于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

　　1919年4月底北京兩萬五千名學生向全國發出通電，要求收回青島，號召全國人民在5月7日那天一致舉行國恥紀念會，協力對外……

　　1919年5月4日北京五千名學生舉行群眾游行示威活動(我那天也參加了，那時候正在北京法文預備班學法文)。大家高呼“打倒賣國賊!”“拒絕和約簽字!”“廢止二十一條!”“誓死收回青島!”“抵制日貨!”等口號。群眾把曹汝霖的住宅趙家樓也燒了，又把章宗祥痛打了一頓。段祺瑞賣國政府派出軍警彈壓，捕去32名學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學生總罷課，表示反抗。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

　　這一運動震動了全國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漢，以及兩廣、福建、山西、陜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東北三省的學生都起來響應。他們都先后罷課，發通電、傳單，作講演宣傳，查禁日貨。全國人民都奔向反帝國主義的大潮流，大家要求組織，要求行動。

　　湖南人心非常激昂，張敬堯壓迫無效。毛澤東同志自己寫了一個字數不多、熱情奮發、號召大家行動起來的傳單，第一句是：“同胞們，起來!”用幾個學校學生會的名義發出。新民學會的會員們積極活動。6月3日“湖南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了。當天發出爭回青島的宣言。長沙學生于這一天全體罷課。全省各地學生也陸續響應。

　　湖南學生聯合會的主要負責人彭璜、柳直荀等都是毛主席的朋友，同志。毛澤東自己實際參加領導學聯的工作和長沙以及全省的蓬蓬勃勃的革命運動。

　　學聯這時主要的活動是：抵制日貨、焚燒日貨、愛國儲金。

　　按照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辦法和經驗，7月中旬，成立了“湖南各界聯合會”(它的基層組織為救國十人團，在一個多月之內這種十人團在長沙就達到四百多個)。

　　學聯在暑假期間組織講演團，演新戲。青年學生們不辭辛苦，日夜勞動，作各種愛國反日的宣傳。

　　長沙的工人們也組織宣傳隊，和學生們共同行動。

　　湖南各縣的學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樣的組織和活動。

　　全湖南省、全中國在這時候都動起來了。

　　毛澤東在師范學校求學時期的許多活動已經是革命的民主主義的了，現在更敏銳地和大踏步地立即卷入到這個反帝反封建運動——新民主主義運動的浪濤里去，并站在浪頭——運動的前哨，成為運動的積極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毛主席在他著的“新民主主義論”里面說：

　　“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五四運動所以具有這種性質，是在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這一段話，精辟正確地說明了五四運動的性質、由來，它的意義、價值和作用。

　　五四運動發展到6月3日以后，更加高漲了，更加擴大、深入了。

　　根據記憶和許多史料的記載：6月3日北京的學生們舉行全城沿街大講演，政府下令逮捕了一千多人。

　　6月5日上海六七萬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為北京學生聲援。

　　南京、杭州、九江、天津、武漢、廈門、山東、安徽等地學生、工人、商人也起來響應。

 

　　唐山，長辛店的工人示威游行。

　　6日上海“工商學各界聯合會”致電北京，要求懲辦賣國賊。

　　北京政府不得已于6月9日下令罷免曹、陸、章三人，并答應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國代表果然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因此五四運動——正如毛主席說的——“發展到六三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范圍的革命運動了”。

　　作為這個反帝反封建運動的一種表現形式和起了推動作用的新文化運動，即“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的運動，普及于全國的各個角落。許多新的報紙、雜志、小冊子、書，如雨后春筍一般地出版了。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紛紛發表文章，各抒己見。李大釗的政治學術論文，除上述兩篇外，1919年5月又發表了“我之馬克思主義觀”。魯迅于1918年5月發表“狂人日記”，1919年4月發表“孔乙己”，1921年12月發表“阿Q正傳”等小說。郭沫若于1921年8月發表“女神”新詩集。那時刊物中較有分量的，有“每周評論”和“星期評論”，那是在大都市——北京、上海出版的，當時稱為進步的言論機關。

　　為了開展湖南的革命運動，為了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鞏固他們的革命熱情，為了發表自己的政見，湖南學生聯合會和毛澤東覺得，在長沙有出一個刊物的必要。

　　1919年7月14日“湘江評論”的創刊號出世了。這是和“每周評論”一樣的一個小型的四開四版的報紙。報頭旁邊寫著“發行所湖南學生聯合會”，說明這是學聯的機關刊物。在報縫中登的“本報啟事”里說：“本報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創刊宣言”就是主編毛澤東寫的，用較大一號的字排印，幾乎占整個第一版的篇幅。這篇文章的意思新穎，熱情奔放。我還記得，在當時“世界革命”呼聲和“人類解放”運動的影響之下，毛澤東曾寫道：

　　“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就用“民眾的大聯合”這個題目，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的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接連發表了他寫的三篇文章，詳細論述人民必須聯合、團結、組織起來以和有組織的統治壓迫階級對抗的極端重要性。他那時寫道：

　　“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幾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

　　毛主席憑他的最初步的馬克思主義知識，特別是因為被俄羅斯十月革命勝利及當時匈、奧、捷克、德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所鼓舞，認為中國人民“也應起而仿效……進行我們的大聯合”。

　　“湘江評論”除政論外，有西方和東方大事述評的文章，有關于國際、國內和湘江的雜評，有“新文藝”、“放言”等欄——一種隨感錄和小品文的形式(我那時從北京回到了長沙，也在“新文藝”欄里寫過幾則雜感)。刊物的內容是反帝、反封建、反軍閥、反舊禮教，提倡民主，提倡科學，提倡勞動，提倡民眾聯合(團結、組織起來)。

　　“湘江評論”這刊物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重視，銷路很好。第一期印兩千份，當天銷完，又重印兩千份。它大大地推動和加強了湖南全省——不僅湖南省——的學生青年運動，推動了湖南的——不僅湖南的——知識界、教育文化界，使他們走向進步，走向革命。它的影響非常的大，因為它不僅是提倡新文化、反對封建舊禮教等等的宣傳者，而且是民眾運動的組織者。在它的篇幅上經常討論思想問題和社會上各種實際問題，并號召積極行動。

　　7月21日和“湘江評論”第二期出版的同時，又出了“臨時增刊”第一號。28日出第三期。從第二期起每期印五千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漢、廣東的青年學生，一部分中小學教員及社會進步人士都爭相購閱它。長沙的學生們自動地在街上銷售，毛澤東自己也到街上去賣過。

　　這時候湖南各學校的學生都出版自己的周刊(其中之一名“女界鐘”，毛澤東也為該刊寫過文章)。站在領導地位的“湘江評論”發起組織一個“學生周刊聯合會”。從此宣傳的步調更加整齊了，宣傳的效力更大了。短期內全省(不僅湖南省)學生青年、知識青年的思想，煥然一新，“湘江評論”是起了絕大的作用的。

　　但“湘江評論”出了第四期以后，被張敬堯查封了。他同時派出軍警封了“湖南學生聯合會”。

　　毛澤東同志和學聯的工作人員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學籌備處住下，繼續從事革命的活動。

　　“湘江評論”被封后，毛澤東同志又被邀接著主編一個學校學生會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標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評社會，改造思想，介紹學術，討論問題。和“湘江評論”一樣，這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澤東同志寫的。文章有“社會主義是什么?無政府主義是什么?”等等。

　　“新湖南”也被張敬堯封閉了。毛澤東同志此后就在長沙“大公報”等報紙上發表文章，正面或側面地揭露統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如長沙發生一件被父母強迫嫁一有錢人的新娘在花轎以剃刀割頸自殺的事，毛澤東同志在報上寫了九篇文章，評論此事，引起各報討論，成為一次對封建制度的大進攻)。

　　從辦“湘江評論”起，毛澤東同志在進行社會政治等實際組織活動的同時，從事著革命的新聞工作、政論工作和思想理論工作，這些工作都取得輝煌的成績，在他初期革命活動史上占著重要的一頁。

　　張敬堯在湖南的統治更加橫暴、兇惡，剝削壓迫愈加殘酷，湖南人民的反抗就更加激烈。十多萬北兵在湖南各縣“清鄉”，殺人、放火，擄丁、派夫、強奸婦女、搶劫牲畜、財物……使得人民叫苦連天，全省各階層的人都痛恨“張毒”。

　　湖南的某些士紳階級，政界名流，早就在省外——上海等地進行過反對張敬堯的活動，但是他們沒有本省人民群眾運動作基礎，所以只起了點宣傳的作用。

　　那時，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之下，在毛澤東同志主編的“湘江評論”、“新湖南”等報刊的啟發和號召之下，全省的人民群眾，首先是知識青年學生群眾和文化教育界，都動員起來了，反張運動就漸漸成為真正的群眾運動了。

　　湖南學生聯合會和“湘江評論”等期刊雖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積極分子仍然在毛澤東領導之下作秘密的活動——首先是驅張運動。

　　11月里，湖南學聯發出“再組宣言”，繼續作各種活動。12月初，又在長沙教育會坪舉行了一次焚毀日貨的示威大會。這次除學生外，工人，店員也參加了。張敬堯的四弟張敬湯騎著馬，帶著一營隊伍來鎮壓。他破口大罵男女學生為男女土匪，湖南人都是土匪，并且叫兵士把臺上的人拖下地來，要他們跪下，打他們的耳光……

　　這是對學生、教育界以及全湖南人一種很大的侮辱。人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了!

　　這時候北洋軍閥內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沖突。直系的吳佩孚在進攻湖南時本是很出力而有“功勞”的，但湖南省長兼督軍的位置卻被皖系張敬堯占去了，吳佩孚只被派駐衡陽，心里很不高興。駐在常德的馮玉祥對張敬堯也表示不滿。

　　毛澤東同志分析了這種情況，認為張敬堯已處于孤立的地位，驅逐他出湖南的時機已經成熟。現在只要人民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就可以達到驅張的目的。首先就是學生和教育界的有組織的行動。

　　焚毀日貨時，湖南人受了很大的侮辱，這是一根導火線。毛澤東同志領導新民學會的會員們立即召集學聯的積極分子，商量發動全省學校總罷課，聯絡省內省外的力量開展驅逐張敬堯的運動。經過他們的日夜緊張活動，結果，全省各學校的學生一致罷課，表示反張。湖南學聯用中等以上學校一萬三千名學生的名義發出宣言：“張毒一日不去，學生一日不返校。”

　　這一行動得到全省各界的同情。

　　全省罷課實現之后，以新民學會會員為領導核心的學生界教育界組織“驅張代表團”，分途到北京、衡陽、常德、上海、廣州等處活動。由毛澤東同志率領的代表團去北京，沿途作反張宣傳；到北京時又向政府請愿，事實上是公開控訴皖系軍閥的罪惡。由彭璜等組成的代表團去上海進行宣傳活動，組織“平民通訊社”發行“天問”的刊物，揭發張敬堯的罪惡，刊載驅張的文章(毛澤東在“天問”上也寫過些文章)。由何叔衡、夏曦等同志組成的代表團到了衡陽后，一面團結湖南學生，作愛國反日運動，一面利用張、吳的矛盾，使吳在軍事上對張壓迫。1920年初，直、皖兩系的斗爭更加尖銳化了。5月下旬吳佩孚帶領他的部下由衡陽北上，經長沙去武漢。吳佩孚后退，原在湖南的譚延、趙恒惕就前進，是這樣向張敬堯節節進逼。張敬堯的部隊人雖多，但很腐敗，沒有戰斗力，不戰而潰。張敬堯知道自己站不住腳了，于6月11日從長沙倉猝逃走。不久以后，他的部隊完全從湖南境內退出了。

　　這是湖南人民一個大勝利。反軍閥和民主運動的勝利。它壯大了湖南人民的力量，同時給全國人民極大的興奮。

　　毛澤東親自指揮，籌劃了這一次反軍閥的運動。他認為這個斗爭就是許久以來大家所宣傳、發動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官僚強權、反對賣國政府的斗爭；就是愛國運動和改造社會運動的一項實際行動，也是對付和改造當時湖南環境的一個必要的行動。

　　蘇聯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那里面聲明，蘇聯政府“……宣言廢止一切中俄及其昔日之聯盟國所訂之秘密條約……將俄皇政府自行掠取或與日本及聯盟國共同侵奪者，概行交還中國人民……愿將中國中東鐵路及租讓之一切礦產、森林、金產及其他各種產業，由俄皇政府……等侵占得來者，一概無條件歸還中國，毫不索償……放棄庚子賠款之俄國部分……廢棄一切特別權利，及在中國境內之俄國貿易區”。

　　“如中國人民愿取得自由，一若俄國人民之有今日，并愿免蹈使中國成為第二朝鮮或印度之……命運，則愿其了解，足以作為其在為國家自由而奮斗中之聯盟與兄弟者，舍俄國工人農民及其赤軍而莫屬”。

　　這個宣言最初被反動派嚴格地封鎖，但終于到達了中國人民的耳目，大受國人的歡迎。人們對十月革命，對新的俄國，同時對社會主義發生了巨大的興趣。

　　毛澤東后來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里正確地也形象地指出了十月革命對中國人民最偉大的意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19世紀40年代就已形成了的馬克思主義，經過70多年之久，來到了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福音。

　　當毛主席第二次來到北京的時候，熱心地尋找和貪讀了一切那時能找到的關于蘇俄和馬克思主義的書、報。他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這本共產主義的經典著作，和當時由外國文翻譯成中文的“階級斗爭”，以及一本“社會主義史”幾種書。這些讀物的數量雖然很少，卻給一貫好學、善于精讀、勇于追求和承認真理的毛澤東以很大很深的影響。第一次在北京時毛澤東已經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現在更建立了他對這個偉大學說的完全的信仰。從這時起他就毫不猶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大道。

　　照“留法勤工儉學”的辦法，毛澤東這時非常熱衷于留俄，寫信給新民學會留在長沙的朋友們，計劃組織“赴俄勤工儉學”……但他自己當時仍堅持暫不出國，愿意在國內自己研究各種學問，特別是對中國的情形加以實地的調查、研究，并以長沙為基地。

　　1920年4月，毛澤東同志由北京來到上海。除作驅張的工作及普遍的反軍閥運動外，他和那時在上海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學會的人們密切地聯系。這個學會于1920年5月成立，在上海設總會，在北京、湖南、廣東……等地設分會。“新青年”雜志改為馬克思主義學會的機關刊物。

　　在上海，毛澤東同志又特別研究了改造湖南和在湖南開展民主革命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以及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等等問題。

　　1920年的夏天，這時在理論上和行動上已經成為了堅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回到了長沙。

　　在這時期毛澤東在長沙作革命活動的范圍一天天更加擴大，更加多方面，更加深入了。

　　為了有一個立腳點，要有一個社會職業。毛澤東于是受聘作了湖南省立第一師范附屬小學的主事(即校長)。同時他兼作第一師范校友會(包括已畢業的舊同學)的會長。不久以后他又破例地(師范畢業就教師范)被聘請作了第一師范一個班級兼任國文教員。

　　從1920年夏天起毛澤東在長沙進行了一連串的社會的——政治的活動。

　　首先是恢復湖南學生聯合會的公開活動。

　　接著就作湖南自治運動——將湖南造成一個較好的環境。

　　張敬堯被驅逐出湖南之后，湖南人民很希望和平，希望從此再不受北洋軍閥的統治和蹂躪了，而由湖南人自己來管理自己的事情。譚延、趙恒惕利用這種民情，投機地宣布“湖南自治”，并且提出中國“聯省自治”的主張。但這完全是統治階級的一種欺騙政策。因此“湖南全體學生終止罷課宣言”里便警告人們說，湘局雖僥幸解決了，但將來的困難還很多，我們“當用自決的精神來創造一切環境……應有徹底的覺悟……凡事須靠自己，不再做無謂的周旋，向老虎嘴里討食……”

　　為了一面組織和擴大人民的民主運動與革命力量，一面揭破統治者欺騙政策的本質，毛澤東約集了一些朋友和新聞界、教育界人士發起成立一個“湖南改造促成會”。這個會主張廢督裁兵，建設民治，希望譚、趙“亦自認為平民之一，往后舉措，一以三千萬平民之公意為從違……錢不浪用，教育力圖普及，三千萬人都有言論出版之自由……”

　　毛澤東曾歸納這個運動的總的方針和口號是：“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

　　同時毛澤東繼續他的新聞政論工作。他在長沙的一家報紙上一連發表了十篇文章，評論湖南自治運動。這些論文引導人民要求真正的民主，主張由人民(工人、農民、商人、學生……)，自己來討論和制定“省自治法”和“湖南憲法”。

　　中國古代有句名言：“坐而言，起而行。”毛澤東同志就正是又“言”又“行”的人。而且他的行動總是和群眾密切聯系的。這時期他除發表論文外，發動、組織湖南各界各人民團體集會討論改造舊湖南、建設新湖南的問題。10月10日“國慶節”又舉行了萬人的游行示威，喊出“召集人民憲法會議”、“建設新湖南”的口號；扯下過時了的、軍閥官僚的代表機關舊省議會的旗幟……

　　不久之后，趙恒惕推倒了譚延，取得了湖南政權，仍然在“湘人治湘”的口號下，制定什么“省憲”。

　　毛澤東還在“省憲法草案”發表時，就在報紙上寫文章，公開批評它。他著重指出，這個“草案”的最大缺點之一是關于勞動的事項，如工人的工作時間、工錢、休假、教育、衛生等等以及組織工會的權利，根本沒有規定。

　　他一面批評這個“省憲”，這種“自治”，一面又發動下層群眾，利用統治階級這個虛偽的、為自己謀利益的假幌子，作有益于勞苦人民大眾的事，拿它作為進行合法斗爭的工具。這正如古語說的、“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使得統治者無話可說，不然就把他虛偽的面目完全揭破。

　　毛澤東剛從上海回到長沙后的一項有很大意義的活動，就是和一些同志共同發起，成立一個“文化書社”，在全省大量推銷各種新的書報。他吸引一些名流參加這種事業。這個書社在推動新文化運動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上有過很大的作用。后來這書社成了共產黨的一個機關。

　　與此同時，毛澤東同志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加這個會的有新民學會的會員，湖南學聯的干部，個別進步的教員。會員都讀“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書，研究俄國革命、第三國際狀況等等，經常開會討論，并結合中國的湖南的革命實際。這樣，毛澤東同志使得團結在他周圍的人們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無產階級和其政黨——共產黨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

　　8月間，毛澤東同志又聯合一些同志和教育界的進步人士組織“俄羅斯研究會”，發起留俄勤工儉學運動。在這個運動的影響下，湖南的一些青年到蘇聯留學去了(其中有任弼時、肖勁光等同志)。

　　10月毛澤東同志在湖南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許多新民學會的會員入了團。此后新民學會便逐漸結束了。會員中間也起了分化；少數人落伍了，個別的后來且成了反革命者；但大部分始終前進的分子，在毛澤東同志的影響與領導下，從事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改革的活動，成為了共產主義者。

　　毛澤東的這些革命活動，都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同時為建設共產黨作了各種準備。整個五四運動建立了偉大的功勞，——這就是毛澤東說的：“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

　　這里需要補充敘述的是，毛澤東在作那些組織工作的同時，還作了一些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宣傳鼓動工作。現在還有人記得，他曾經從毛主席那里領到許多小冊子，拿到街上去賣，價錢非常便宜。那些小冊子的名稱有：“伙友們”，“工友們”，“農友們”，“一個兵士的生活”等等。小冊子的文字很通俗，內容是宣傳社會主義，談社會各階層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找出路只有團結起來革命。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最初階段上對傳播與宣傳馬克思主義有其一定的——橋梁與先鋒的——作用。因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最初需要作青年學生運動、文化界知識界的運動。但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中堅力量是無產階級。毛澤東同志于是用最大的精力來作工人運動。

　　現在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主義者從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懂得：只有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和基本力量。馬克思主義只有與工人運動結合，才能成為物質的力量。毛澤東除組織、領導一般的、社會各階層的革命運動外，日夜孜孜不忘的是工人運動。

　　知識分子和工人群眾結合的過程在當初是頗不容易的。在開始的時候，語言、習慣、服裝、態度等等，彼此相差很遠，兩方面都覺得格格不入。這時候革命的知識分子只有放下臭架子，懷著滿腔熱忱，并甘心當群眾的學生，然后才能接近群眾，漸漸也當群眾的先生。

　　毛澤東下決心，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去做。農家出身的他，素來就具有一項很大的、非常卓越的本領——他能找到和工人群眾接近的大眾的語言。他的誠懇的心，老實樸素的態度，簡單、透徹的語言，能夠使任何工人信服。最疑難的事物，最深奧的道理，毛澤東都能給工人們解釋得清清楚楚，使他們理解得明明白白。

　　一直到現在，毛主席仍然是最能用最淺顯的語言說明最深邃的理論與最高深的原則的人。他的報告、演說、講話是那樣明白、淺顯、通俗、動人，富于幽默，妙趣橫生，而又那樣意味深長、涵義深刻，左右逢源，矢無虛發。他的說話常是形象親切，引人入勝，有血有肉的。在同一會場里，工人、農民、兵士、老太婆們聽了他的講話不以為深；大學教授、文人、學士聽了不以為淺。這種深入淺出的本領，是我們每一個人所應該努力學習的。

　　毛澤東同志最初接觸工人的辦法是煞費苦心的。他曾作工人打扮，到工人們集聚的地方去和他們接近，到茶館去和工人們一塊喝茶，談心，交朋友。

　　一天，毛澤東同志去長沙城的南門外和小吳門外一段鐵路上散步，走來走去，總希望遇見個把工人，后來終于遇到火車頭修理廠的工人陳地廣。這人是廣東人。毛澤東同志就和他“拉話”，然后去他住的地方“玩”，談他的工作、工資……這工人覺得客人很親切。

　　經陳地廣的介紹，他又認識了別的工人。彼此都熟了之后，毛澤東同志提議為他們辦個學校，教他們識字。工人們都很贊成。

　　回來后，毛澤東派郭亮同志去作工人夜校的教員(在第一師范求學的時候毛澤東就熱心地辦過工人夜校，這時更加擴大了他和工人的聯系)。

突破了一點之后，毛主席運用這個經驗到別的工人叢中去。

毛主席來到銅元局——湖南造幣廠，找工人談他們的生活、工資……工人覺得客人很關心他們。

　　毛主席走進成衣店，和裁縫們慢慢談他們的工作、衣料、收入……

　　人們坐人力車來到家里，毛主席請車夫進來喝茶，和他談話。后來派羅學瓚同志專做人力車夫的工作，常和車夫漫談，長談。為人力車夫辦夜校時，毛主席曾親自給他們教課。

　　湖南第一紡織廠成立了，開工了。無政府黨人在紗廠里頗有影響。毛主席過河去，找到了紗廠工人，談了許多。

　　黑鉛煉廠的工人，泥木工人，石印、鉛印工人，面粉廠工人……都來找毛澤東，談他們的生活，說出他們的要求。

　　1921年冬天，毛澤東同志曾乘著長株、株萍鐵路的火車，去安源，深入礦井。由長沙幾個路礦工人的介紹，認識了許多礦工。他在那里住了一個星期，和許多工人成了知心朋友。回到長沙后，派李立三同志去安源，當初也是作工人夜校的教員。(后來劉少奇同志也到了安源，這里的工人運動大大地發展了，壯大了，當時安源有“小莫斯科”之稱。)

　　交幾個工人作朋友，通過他們，可以認識和團結千百個工這是毛澤東的主意和寶貴的經驗之談。

　　和工人們接近了，給他們辦夜校，辦補習班、識字班，教育他們，說明“勞工神圣”的意義，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方法……啟發他們的覺悟，然后講工人們應該要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的道理。

　　在每一工廠，每一行業里面，毛澤東發現積極分子，培養干部。通過他們，通過行動、斗爭，漸漸地把所有的產業工人和手工業者都組織起來。

　　宣傳——組織——行動，聯系起來，長沙——湖南的工人運動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了。

　　在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之前，毛澤東在湖南，以及其他一些共產主義者在全國各地，就開始將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相聯結了。

　　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實際密切地結合起來，毛澤東等就這樣開始奠定了中國工人運動的基礎，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