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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萬須：毛澤東經略戰爭與和平的藝術及在當今發展

點擊：  作者：趙萬須    來源： 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發布時間:2019-04-25 12:48:27

 

 

 

       戰爭與和平是迥然相反的兩種社會狀態，是一切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關注的永恒主題。毛澤東認為，贏得戰爭、贏得和平，不僅是敵我雙方軍事手段的較量，而且是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科技等各種手段的全面較量。無論在革命戰爭時期還是新中國建設時期，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毛澤東所面臨的對手力量大多處于優勢，因而存在著以弱勝強的戰略籌劃問題。雖然在不同時期贏得戰爭或贏得和平的主題不同，但核心是依靠正確的戰略策略使黨、國家和人民獲得更大的利益。

一、毛澤東關于戰爭與和平的主要思想觀點

毛澤東在長達半個世紀的軍事生涯中對戰爭現象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揭示了戰爭的本質，歸納出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對和平現象有清醒的認識，為實現所期待的和平不惜改變眼前不穩定的和平。毛澤東注重對戰爭與和平之間內在矛盾的分析，側重研究戰爭與和平、軍事與政治之間的內在聯系，將戰爭與和平的本質、存在狀態、運行規律、基本原則等一一解析出來。毛澤東對戰爭與和平關系的認識是多層次、多方面的，為其制定正確的戰略策略奠定了理論基礎，被世人視為經典之作。

（一）戰爭是兩個和平之間的現象

戰爭與和平是對立統一的，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在軍事理論問題上的反映。戰爭與和平是兩種不同狀態，共同構成社會急劇動蕩和相對穩定的歷史發展過程。1976年2月，毛澤東提出：“在階級存在的時代，戰爭是兩個和平之間的現象。”這一判斷說明戰爭與和平是相互聯系的。盡管“戰爭是兩個和平之間的現象”與“和平是兩個戰爭之間的現象”表述，對于“戰爭與和平是社會兩種不同狀態”的結論來說是相同的，但毛澤東的論述體現著他對世界大趨勢的判斷——世界從和平而來并終將走向和平的邏輯思維，也體現著他熱愛和平并把和平看成社會主要狀態的立場。

（二）戰爭與和平之間可以相互轉化

毛澤東形象地把戰爭說成是流血的政治，和平是不流血的政治，兩者因為政治而相互聯系。“戰爭與和平是相互轉化的……在階級社會中戰爭與和平這樣矛盾著的事物，在一定條件下具備著統一性。”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批判了孤立地看待戰爭與和平關系的形而上學觀點，強調“戰爭轉化為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和平是戰爭的反面，沒有打仗哪會有‘和平’二字。三八線一打仗是戰爭，一停戰又是和平”，指出它們既對立又統一，而且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

（三）以戰爭、和平兩條腿才好走路

只講戰爭不好，只講和平也不好。毛澤東認為：

【“一條腿——和平過渡，我們又加了一條腿——戰爭過渡，兩條腿才好走路……我們的政策，分為兩部分，一是和平，一是戰爭。”】

因此，應把戰爭、和平一起講，把一個事物的正反兩面聯系起來才能講得更透。和平與戰爭的戰略和政策是相銜接的，就戰爭講戰爭，就和平講和平，都是孤立、片面的思維；只講戰爭不講和平，或只講和平不講戰爭，都是極端思想的體現，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四）為追求世界和平、永久和平努力

戰爭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分，和平和戰爭一樣，也有不同性質的問題。真正的和平，是世界各國家、各層民眾和睦生活、沒有戰爭的永久和平；非真正的和平，是一個階級壓迫甚至專政其他階級（孕育著戰爭）、沒有戰爭的階段和平。毛澤東追求的和平，正如他所強調的，

【“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span lang="EN-US">

對戰爭與和平的認識，不僅反映著一個人的戰爭觀，也體現著對戰爭規律的認識水平和把握能力。戰爭有國家、民族、政治集團之間等層次之分，和平也是多層次的。因此，進行戰爭、維護和平的戰略思想是復雜、多視角、多層次的。特別是由戰爭向和平的戰略轉變，由和平向戰爭的戰略轉變，其內容相當豐富，不僅考驗著戰爭指導者的智慧，更考驗著他們的膽略、決斷力、藝術性。

二、毛澤東經略戰爭與和平的藝術實踐

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幾次戰爭與和平戰略轉變的成功實踐中，毛澤東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軍事與非軍事斗爭相結合，在駕馭戰爭與和平中展現了非凡的膽略和高超的藝術，充分證明他把握了戰爭與和平的真諦，掌握了贏得戰爭、打開和平之門的金鑰匙。對毛澤東經略戰爭與和平的戰略指導藝術實踐，可從以下六個方面來認識。

（一）讓和：摒棄前嫌聯合國民黨共同抗日，臥薪嘗膽謀大局，持正義忍辱負重，爭得發展空間

1935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當時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東北、華北大片領土，并企圖進一步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國內階級關系發生變化，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已超過國內階級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鑒于這一情況，毛澤東主張高舉抗日大旗，猛烈擴大紅軍，不失時機地提出國共兩黨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的轉變，使發展鞏固革命根據地和抗日兩件大事融為一體。

一是確立以打通抗日路線為主的方針。根據當時的情況，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先后取得了東征、西征的勝利，并借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力量增強之勢，于1936年11月取得了山城堡戰役的勝利，不僅鞏固了根據地、擴大了紅軍，還與國民黨政府的東北軍、西北軍建立起統戰關系，穩定了陜北的局勢，為全國統一戰線的建立打下了基礎。“西安事變”發生后，毛澤東冷靜分析時局，依照黨的戰略和策略，以全國全民族的利益為重，不計國民黨蔣介石10年“剿共”造成的血海深仇，毅然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黨中央一方面派周恩來等人到西安同張學良、楊虎城協商，與蔣介石談判，作出有條件、有原則的讓步；另一方面在軍事上采取應變措施，促成了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國共團結抗日戰略的高明之處在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緊要關頭順應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愿望，高舉起抗日大旗，贏得了正義之師的主動地位。

二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原則。統一戰線一般是政治策略，但在戰爭時期它同樣是軍事戰略的重要部分。“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第二天共產黨就明確提出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進攻華北，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甘愿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7月15日，中共中央提交國共合作包括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等4項承諾的宣言，由此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由朱德率領開赴抗日前線。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形成兩軍和平共存、團結抗日的局面。紅軍改編出征并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使其在抗日民族戰爭中取得合法地位，成為堅持敵后抗戰的主力軍，并為名正言順地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粉碎了蔣介石消滅共產黨和紅軍的圖謀。

三是在國民黨搞摩擦時把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在國共團結抗日期間，國民黨內的反共頑固派想借日寇之手削弱或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甚至直接進攻八路軍和新四軍。為制止分裂，維護抗戰

大局，指導我黨我軍正確進行反頑斗爭，毛澤東提出了反頑斗爭的政治策略和軍事行動的“有理、有利、有節”三原則，他強調：

【“堅持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就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派，并使頑固派爾后不敢輕易向我們進攻，不敢輕易同敵人妥協，不敢輕易舉行大內戰。這樣，就有局勢走向好轉的可能。”】

毛澤東提出了三個原則，并根據具體問題進行具體指導，在抗日戰爭的復雜環境中保證了我黨我軍同頑固派斗爭在政治、軍事上處于主動地位，同時為在人民解放戰爭中戰勝國民黨反動派提供了思想準備。這些戰略策略的意義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說：

【“擁護蔣委員長抗日，實現三民主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換軍帽這一套，是策略，是為達到戰略目的的策略。這樣我們便壯大起來了。”】

否則，中國共產黨要在戰爭中發展壯大是不可能的。

（二）求和：憂國憂民展現共產黨博大胸懷，生死不顧求和平，善布局進退有度，力爭戰略主動

抗戰勝利前夕，國際上出現了極其復雜的斗爭形勢，國內時局變化也空前劇烈，發展存在著和平與戰爭兩種可能。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努力爭取和平、反擊國民黨軍進犯的同時，積極根據形勢的發展調整戰略和政治、軍事斗爭方針，始終在道義、戰略上居主動地位，展現出對戰爭與和平局勢從容應對、因勢利導的卓越才能。

一是從政治上、軍事上做好戰爭與和平的兩手準備。鑒于抗戰期間國民黨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抗戰即將勝利之際，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指出中國面臨著是戰爭還是和平的兩個前途，揭露了蔣介石國民黨企圖竊取抗戰成果、發動內戰的陰謀，為爭取和平、防止戰爭做了充分準備。毛澤東首先告誡人民“單是談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國人民一致起來，大聲疾呼，要求國民黨當局改變現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其次在軍事上進行部署，1945年初就指示我軍要掃清頑敵，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防止國民黨軍進攻。毛澤東未雨綢繆，要求王震等部盡快定下堅持原地或向南發展的決心，“過此將發生變化，國民黨有發動內戰可能，到那時你們的根據地須具相當規模，以便應付內戰，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務具有重大意義”。同時指導解放區軍民向拒不投降的日軍和偽軍發動大反攻，準備著手反擊國民黨軍進犯。

二是把談判和軍事斗爭結合起來。日軍無條件投降后，考慮到美國、蘇聯的態度及國內形勢的新發展等各種因素，毛澤東以黨的利益、國家利益為先，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毅然應邀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粉碎了蔣介石企圖將內戰責任推給共產黨的陰謀。在赴重慶前，毛澤東為黨起草了關于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提出以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讓步、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政治上的主動、換得黨的合法地位和和平的局面等內容，使全黨在思想上獲得統一。在談判中，毛澤東一邊高舉“和平、民主、團結”的旗幟，使共產黨始終處于主動地位，一邊從戰略上指導解放區八路軍痛擊進犯的國民黨軍，取得上黨戰役的勝利，以軍事支援政治談判。毛澤東認為：

【“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打是為了爭取和平。不給敢于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很大的打擊，和平是不會來的。”】

毛澤東把參加談判的過程當作宣傳黨的和平主張、政策的過程，也作為揭露、駁斥蔣介石把和談當作爭取時間以調集兵力的暫時手段的過程，大大提升了共產黨在國內外的形象。經過激烈的斗爭，國共最終簽訂了《雙十協定》，迫使國民黨表示要長期合作，避免內戰，建設新中國。

三是以軍事上的勝利促進和平的發展。重慶談判后3個月內，蔣介石就出爾反爾打內戰，國民黨軍的軍事進攻達到高潮。毛澤東審時度勢，針鋒相對保和平，根據整個戰局提出控制東北、保衛華北和華中的戰略部署。派大批干部到東北建立解放區和擴大武裝，確定在東北實行“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方針，使東北局面朝著有利于我方鞏固和發展創造條件轉變。毛澤東精心指揮晉冀魯豫部隊進行邯鄲戰役，提出打勝這一仗的重要指導原則，不僅殲敵主力兩萬多，而且高樹勛率部1萬人起義，成為繼上黨戰役后又一著名的殲滅戰。在此戰役前后，毛澤東還精心組織指揮了平綏路作戰、津浦路作戰以及一些其他重要戰役，在軍事上取得的一連串重大勝利迫使蔣介石同意中共代表團提出的無條件停戰建議，1946年1月同中國共產黨簽訂了停止國內沖突的協定。抗日戰爭勝利后的半年里，國共兩黨打打停停的現象是對“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觀點的生動詮釋。

（三）戰和：面對進攻以積極防御針鋒相對，審時度勢變戰略，順民心因勢利導

盡管我軍同國民黨破壞和平的行為進行了堅決斗爭，但蔣介石出于消滅共產黨的目的，不到半年就撕毀國共兩黨停戰協定，全面內戰爆發。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運籌帷幄，從為和而戰、以戰止戰出發，

以正確的戰略和策略，領導我軍和解放區拉開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大幕，上演了一部波瀾壯闊的戰爭與和平的話劇。

一是與其不戰失去和平，不如以戰取得和平。在全面內戰爆發前，國民黨統治區人口近4億，軍隊有430萬人，武器裝備比較精良；共產黨解放區人口1.3億，軍隊有127萬人，武器裝備相對較差，可見國民黨軍占有很大優勢。蔣介石決意用戰爭來鏟除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對此，毛澤東要求全黨全軍“克服和戰問題上的混亂思想，準備以長期艱苦斗爭取得和平”，“與其不戰而失如此廣大地方，將來不能收復，不如戰而失地，將來還可收復”，“全黨必須下最大決心，努力準備一切條件，粉碎蔣軍進攻，以戰爭的勝利去取得和平”。毛澤東和黨中央在戰略防御階段，根據實際和戰局的變化，戰略方針由南北兩線的外線出擊作戰，調整為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的內線作戰的積極防御戰略方針，各個戰場均取得重大勝利，為戰略進攻創造了條件。

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歷史經驗說明，只有大量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才可能把蔣介石逼到和平談判上來。1947年8月，根據戰爭發展情況，毛澤東指揮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我軍南線主力展開全面的外線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軍事戰略方針由積極防御轉向戰略進攻，作戰方針由內線作戰轉到外線作戰。由于正確選擇時機和主攻方向，戰略進攻出敵不意地向敵人縱深躍進，內外線戰場并存，戰略上相互策應和協同，作戰形式由力求打運動戰和有條件下的陣地戰相結合，到集中兵力打殲滅戰，一年內我軍在中原、山東、華北、西北、東北等全國各主要戰場捷報頻傳，取得殲敵150余萬人、解放城市150多座的巨大勝利。

三是奪取敵人戰略要點，不失時機地進行戰略決戰。經過我軍戰略進攻的猛烈打擊，軍事形勢發生巨大變化。解放軍發展到280余萬人，戰略上處于主動地位；國民黨軍雖有365萬人（其中正規軍200萬人），但失去了“全面防御”的完整戰線，戰場態勢出現有利于我的決戰時機。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毛澤東站在戰略全局高度，審時度勢發起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毛澤東及時協調各戰區行動此呼彼應，解放軍以席卷之勢在三大戰役中橫掃蔣介石160萬大軍，創造了著名的殲滅國民黨軍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綏遠方式，將高超的戰略決戰指揮藝術展現在世界人民面前。這不僅用實踐證明了戰爭的政治目的、軍事目的的一致性，也為戰爭與和平的轉化提供了一個經典實證。

（四）拼和：不畏強敵果斷出國門抗美援朝，赴湯蹈火保國家，巧周旋，打、談結合，換來停戰協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剛半年多，“世界霸主”美國便將朝鮮戰爭的戰火燒到鴨綠江邊。毛澤東以必勝的信念和無畏的膽略，指揮人民志愿軍依靠兵力優勢、政治優勢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和李承晚軍趕回三八線，并通過頑強的陣地防御迫使敵人以停戰結束戰爭。

一是以抗美援朝維護國家利益。新中國能否派兵入朝作戰，對我國國內形勢乃至整個世界戰略格局都有重大影響。美國是世界軍事、經濟和科技最強大的國家，還擁有原子彈；中國結束內戰后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無論是單項還是綜合實力與美國都有很大差距。面對朝鮮請求出兵支援、斯大林希望中國出兵卻又不肯大力支援等困難和危險并存的局面，毛澤東認為，我軍出兵朝鮮“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毛澤東以敢于與強敵斗爭的大無畏精神，決定以抗美援朝來以戰止戰。當志愿軍與美軍交戰時，它們還始料未及，在氣勢、出兵時機、戰略部署上先勝一籌。

二是運用打、談兩手達成有利的局面?？姑涝瘧馉幨且粓霎惓碗s、特殊的戰爭，是軍事與外交相交織的長期斗爭。僅幾個月，毛澤東就指揮志愿軍連續進行5次進攻性戰役，把戰線基本穩定在三八線一帶。美軍等在遭到慘敗、欲進無力的情況下，不得不同意進行談判。美國不甘心接受和談，在談判過程中多次發動攻勢作戰。1951年7月，毛澤東采取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雙管齊下的方針，正確運用打、談兩手，以求通過和平談判達成有利于我方的戰爭結局。毛澤東認為：

【“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干。”】

在停戰協定沒有簽訂、戰爭沒有真正停止以前，我軍積極準備攻勢作戰，之后又相繼進行了上甘嶺戰役、金城戰役等幾次大戰役，在軍事上給敵人以沉重打擊。經過兩年的打打談談，朝鮮停戰協定最終簽訂。抗美援朝一戰，換來朝鮮半島60多年的和平。

三是力爭將戰爭控制在朝鮮境內，為戰爭與和平的轉化創造條件。在戰爭之前，毛澤東正確處理怯戰、敢戰與善戰的關系，對于戰爭慎重決策，不輕啟戰端，充分運用政治、外交等手段，控制事態惡化，避免中美戰爭爆發，保衛來之不易的和平。當戰爭爆發后，他滿懷必勝的信心，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在戰爭中將軍事斗爭與政治斗爭緊密結合起來，牢牢把握政治和軍事上的主動權，直至贏得和平。不企求全面戰勝對手，而是希望通過對美軍有生力量的沉重打擊，迫使美國走向談判桌，早日以談判結束戰爭。特別是在談判后期，軍事斗爭服從政治斗爭，將作戰意圖、作戰規模和時間、打擊對象等同談判直接聯系起來，以打促談，爭取實現有利條件下的談判，為求得和平奠定了堅實基礎。

（五）維和：維護和平重經略，周邊收放自如，軟硬兼施驅虎豹，深謀略文仗武仗，捍衛國家主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國加以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蔣介石不斷叫囂反攻大陸，蘇聯與中國的關系逐漸惡化后，不僅進行軍事威懾，還暗中支持印度等與我有邊界糾紛的國家進行邊境蠶食活動，新中國周邊可謂危機四伏。對此，毛澤東運籌帷幄，獨具匠心，以“文打和武打”的戰略相繼一一化解，先后取得了抗美援朝、炮擊金門、對印自衛反擊作戰、抗美援越、中蘇邊境自衛反擊戰、西沙之戰等勝利，維護了國家主權和尊嚴，實現了戰爭目的。

一是以戰爭邊緣政策對戰爭邊緣政策。我軍1958年炮擊金門過程中，只打蔣軍，不打美軍；重打蔣軍的工事，不打其后勤運輸，以利其固守；后實行單打、雙不打，進而要求盡量不打死人，最后還發展到只打宣傳彈。艾森豪威爾、赫魯曉夫對這種作戰方式和目的都難得其解。炮擊金門，毛澤東稱“這個叫打文仗，不叫打武仗”。這次炮擊，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就是“基本上是文打，用和平的方法打他，但是我們也準備武打”，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戰爭邊緣政策”對付美國杜勒斯的“戰爭邊緣政策”，因為“蔣介石這一邊是內政問題，你那一邊是外交問題，不能混為一談”。炮擊金門，并非想用軍事手段奪取，而是為在政治、宣傳上向臺灣當局施加壓力，擴大美蔣之間的矛盾，在外交上粉碎美國制造“臺灣獨立”的陰謀；既是懲罰蔣介石，也是教訓美國，以戰爭換取一個中國的認同；還支援了中東人民的反帝斗爭，可謂一箭數雕。

二是打一場軍事政治仗。中印邊境爭端當時有著復雜的國際因素，美國和蘇聯都想聯印制華，印度在第三世界也有一定影響，如果中印邊境沖突問題處理不好，很可能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是毛澤東導演的又一別開生面的戰爭，他在之后稱“這次是打了一個軍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軍事仗”。1962年10月，印度軍隊在深入我國境內蠶食設點的基礎上，還不斷向我發動武裝進攻。為防止事態惡化和戰爭升級，毛澤東指示選擇好方向和時機對印軍進行自衛反擊戰，以打促和，迫使其放棄武力改變邊界現狀的企圖，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也給周邊其他覬覦我領土的國家一個震懾。在沉重打擊印軍后，我單方面主動?；穑鲃雍蟪?，并交還繳獲的武器裝備和物資，釋放被俘人員。這場戰爭進行的有理、有利、有節，軍事上打停有序、進退有度，使印度回到談判解決問題上來，贏得了政治、外交和軍事斗爭的全面勝利。戰爭與和平是有規律的，當用和平方式達不到邊界安寧目的時，也可借助一種奇妙的戰爭來實現。打是為了和，但打不贏不能和；不打不能和，但打過了頭影響和。中印邊界一仗，獲得邊界50多年穩定，生動詮釋了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奧妙。

三是搞一點原子彈作為防御武器。自從世界上有了核武器以來，我國先后受到美國、蘇聯的核威脅和核訛詐。毛澤東認為，原子彈既是紙老虎，也是真老虎，因此強調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說原子彈是紙老虎，是從戰略上鼓舞人民不要被核威懾所嚇倒。毛澤東認為，誰也沒有原子彈是上策，大家有是中策，只有它一個國家有是下策。它就可以拿來嚇唬別的國家跟它走。沒有原子彈，“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么好，我們就搞一點”。毛澤東就是要告訴全世界，我們沒有原子彈也不怕原子彈戰爭，以后要有原子彈；有了原子彈也不威脅他國，“我們是用它作為防御的武器”。在舉國之力研制“兩彈”試驗成功后，不僅大大增強了我軍的威懾力，也打破了超級大國對我國的核訛詐，對保障國家安全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六）謀和：五洲震蕩觀寰球大勢借力打力，舉國戰備懾敵膽，施大略縱橫捭闔，構建三角格局

進入20世紀60年代，世界上霸權主義凸顯，中國面臨的國際局勢、周邊環境日益險惡。毛澤東以大戰略思維認識紛雜世界，洞悉天下大勢，在增強國家經濟實力、積聚戰爭潛力的同時，充分利用國際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有效化解來自強大敵人的嚴重威脅，有利地促進了國家發展蒸蒸日上、國際地位大幅提高，世界政治力量初步形成以美、蘇、中為代表的穩定三角關系。

一是有備才能無患，能戰方可言和。毛澤東認為，做好戰爭準備，不僅是打贏戰爭的基礎，也是預防和遏制戰爭的前提。戰爭準備越充分，懾止戰爭的可能性就越大。20世紀60年代初，國際斗爭加劇和國內矛盾突出，中美、中印、中日、中蘇矛盾以及臺海兩岸斗爭日趨尖銳，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大有黑云壓城之勢。“戰爭不準備不行，有備無患。大小三線搞起來就好了”，“現在搞大三線、小三線，我看比較主動”。為應對侵略戰爭發生，毛澤東一邊大抓核武器、尖端技術武器的試驗，一邊高度重視加強國防戰略儲備和戰略后方問題，提出搞三線建設，力避敵人攻擊時措手不及。毛澤東反復強調，戰爭的危險是客觀存在的，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到這種可能性，要準備打仗，向敵對勢力展現我們準備打仗的決心和人民戰爭的威勢，使敵人望而生畏，從而放棄侵略企圖。準備沒有壞處，你不準備人家就欺負你，你準備好了它就可能不來，打來了也不怕，有辦法。通過國家“一盤棋”全力備戰，三線建設促進國防科技、機械、輕紡、電子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大大增強了戰爭承受能力，有效遏制了迫在眉睫的戰爭爆發。

二是用“三個世界理論”團結一切力量共同反對世界霸權主義。歷史經驗說明，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反對帝國主義才能爭取和平。毛澤東重視自身力量建設，也重視借助外交工作聯合抗敵，他強調：

【“我們應該共同努力，繼續工作，團結起來，促進和平。即使有戰爭，我們也可以把它推遲。我們要爭取和平的環境，時間要盡可能的長，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

在蘇聯霸權主義對我國威脅日益嚴重的時代，基于反對美蘇控制、維護世界和平，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亞、非、拉是第三世界。第二世界是反霸斗爭中可以爭取和團結的積極因素，第三世界是反霸斗爭中制約戰爭、維護和平的主力軍。毛澤東主張實施聯合第三世界，爭取團結第二世界，積極有效地同霸權主義的侵略和擴張作斗爭。三個世界理論，打破了戰后兩極體系的格局，對中國結成最廣泛的反帝反霸國際統一戰線、維護世界和平、遏制戰爭等發揮了重大作用。

三是著眼“一條線”的戰略構想，以小球轉動地球。世界各種力量20世紀60年代后期經過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逐漸形成了新的戰略格局。美國陷入越戰泥潭，與蘇聯爭霸中開始處于守勢；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還準備對中國進行一場核戰；亞非拉各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風起云涌。毛澤東看到，中國在實力相對較弱的情況下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同時對抗，不僅極大地限制了中國的外交拓展空間，更影響全面發展，中國的安全環境日趨惡化。為改變這種態勢，毛澤東著手調整對外策略，利用美蘇矛盾，化敵為友，扭轉局勢。毛澤東敏銳地抓住美國國際關系戰略轉變的歷史契機，1971年導演了通過乒乓外交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中國隨之登上世界舞臺中心：中國加入聯合國并成為常任理事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國同日本、英國、西德等歐洲主要大國建立外交關系，等等。毛澤東根據國際形勢的演變因勢利導，很快形成“一條線”戰略構想——把位于地球上與中國同一緯度的美國、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等國家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宏偉的聯美抗蘇戰略構想。這一構想的實現，確立了中國在世界的大國地位，在國際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響重大的美、蘇、中大三角關系，為維護國家安全、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貢獻。

總之，毛澤東從中國革命戰爭和建設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洞察天下大勢，統籌戰爭全局，抓住戰略關節，力促戰略形勢朝有利于己的方向轉變；正確處理軍事與政治的關系，巧妙運用軍事與非軍事手段，形成統一的戰略行動；多謀善斷，靈活用兵，保證戰略目標實現；在復雜形勢下高瞻遠矚，運籌帷幄，能動地駕馭戰爭向和平、和平向戰爭轉變，為世界呈現出一個偉大戰略家指導戰爭的藝術、追求和平的品格，其戰略思想成為世界軍事寶庫中燦爛的瑰寶。

三、毛澤東戰爭與和平戰略指導藝術的時代發展

習近平指出：

【“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

軍事戰略指導的生命力在于應時而變、應時而動。毛澤東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戰略指導藝術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熠熠生輝，貫穿著我們黨的目標和宗旨，凝聚著黨的政策和策略，成為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全面準備戰爭、遏制戰爭、化解戰爭，就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和國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是毛澤東戰爭與和平戰略思想在當代中國的繼承與發展。

（一）科學認識戰爭與和平相互聯系的本質，以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平臺，促進合作共贏、消除戰爭萌芽，為追求世界和平、永久和平而努力

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統攬，將長遠和眼前、國內大局與國際大局、國家利益與國際道義相結合，本著開放、合作、共贏的發展戰略思維，堅持把維護世界和平發展作為旗幟，把維護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置于核心，把維護國家安全放在首位，保證我國在破解危局中不斷發展強盛。

一是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充分認識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是命運共同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共同享有發展、安全、文明的成果。堅持各國同心協力，妥善應對各種問題和挑戰的觀念，越是面臨全球性挑戰，越要合作應對，共同變壓力為動力、化危機為生機。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安全威脅，倡導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

二是堅持中國特色。堅持中國特色，是習近平關于國家戰略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我國近幾年在日趨激烈動蕩的國際局勢中堅持走向繁榮富強的定海神針。堅持特色本質上就是以我為主、力爭主動，就是因地制宜，在世界競爭與合作中，既保持民族特點又保證本國利益，也不損害他國利益；既發揮自身優勢，又促進和帶動世界繁榮發展。在堅持中國文明中講正義、重道義的核心思想，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絕不走“國強必霸”的老路。

三是多種方式化解周邊危機。主動經營好周邊關系歷來是各國國家戰略的首要任務。特別是在美國縱容下我國周邊出現了諸多“熱點”后，習近平提出：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深化同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聯互通。對于中菲、中越、中日、中韓、中印等出現的熱點問題，針對不同國家及不同的矛盾，著重建設同周邊國家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加強雙方的經貿合作，以經貿合作促進彼此的經濟發展，努力從對抗狀態向合作方向轉變，挫敗周邊個別國家企圖為虎作倀、干擾我和平發展的陰謀。

（二）悉心把握戰爭與和平相互轉換的規律，以興國強軍戰略策略為引領，加速提升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戰爭控制力、和平感召力增強

爭取勝利是戰略運籌的最終目標，爭取主動、力避被動則是戰略運籌的重要理念。主動謀劃，積極進取，是我國近幾年來不斷解困局、化險局、扭危局的根本所在。強調改革發展必須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兩類規則，通過主動謀篇布局，把可能的戰爭因素轉化為和平力量，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發展安全格局。

一是下先手棋。下先手棋是爭取戰略主動的重要原則，也是先進戰略理念在實踐中的體現。在一定條件下，把握好先手棋的時機和位置對奪取戰略優勢至關重要。比如，在南海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積極籌劃，組織人力、物力、財力來固礁擴島，主動引導問題不斷向有利于我的方向發展；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努力改變我以前過分傾向于西方發達國家，西方這條腿很強勁，另外一條發展中國家的腿就很軟弱的問題。近年來，我們推動開啟了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倡議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宣布成立絲路基金等。只有在單獨看起來不顯眼的關鍵點上進行戰略投入，才能贏得更多的尊重和籌碼，在大國對沖中獲得更多主動權。

二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向。調整改革開放以來以吸引國外投資，依靠資源輸出、粗加工、人力密集型生產等發展經濟，轉變為科技輸出、國外投資等發展經濟。參與中亞、南亞、南美、非洲等鐵路建設（打通經濟、軍事通道），建立制造工廠，這既是建設外向型經濟的需要，也是展現大國實力、全球戰略布局所需；既改善我已經惡化的環境、保護有限資源，也把國內發展與世界發展密切聯系起來，拓寬了發展渠道，拓展了發展空間，為今后長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是強化國家軍事力量。世界上某些霸權國家千方百計阻擾中華民族復興。雖然維護國家安全的手段和選擇可以靈活運用、縱橫捭闔，但軍事手段始終是保底的手段。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我國日益重視建立與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和海外利益相適應的強大軍事力量，特別是發展使對手害怕的“殺手锏”武器裝備，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軍事手段不僅能夠以強大的戰斗力威懾敵人，而且切實具有保底的作用，是應對各種復雜局面的必要準備。

四是調整國際軍事政策。根據時代變化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的需要，改變長期以來我國在堅持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中偏重于被動防御的狀態，采取積極防御的舉措，積極協調參加國際軍事演習、海軍遠航救援、國際維和等行動，把預防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統一起來，把軍事力量運用于威懾與實戰，作為一個整體加以運籌，為國家和平發展營造有利的戰略態勢。

（三）靈活駕馭戰爭與和平相互矛盾的運動，以預防戰爭、爭取和平兩條腿走路，充分發揮政治、經濟、文化、地理、傳統等優勢，義無反顧地走向世界舞臺中心

人類歷史發展說明，一個國家距離世界中心越近就越安全，越是在動蕩的局勢下就越明顯。因此，成為富強、文明的國家，走向世界舞臺中心，是每個國家的夢想。中國夢不是霸權夢、帝國夢，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以倡導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反對各種戰爭，聯合各種力量維護國家、地區和世界和平，把世界的機遇轉變為中國的機遇，把中國的機遇轉變為世界的福祉，進而把我們在歷史上離世界舞臺中心最近的態勢，轉變為加快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優勢。

一是把國內的事情搞好。在國內建設中端正發展觀念、轉變發展方式，改善區域、行業、城鄉發展失衡的問題，大力提升國家發展質量和效益，提高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使形勢朝著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方向發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確立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分化、削弱、遏制臺灣分裂勢力、新疆恐怖勢力以及國內黑惡、邪教勢力的搗亂破壞，維護國家政權穩定、人民生活穩定、國家發展穩定，不斷夯實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為國內和平發展、威懾外來戰爭創造條件。

二是適時調整大國關系。世界上的大國關系歷來是影響國際秩序建立的重要因素，決定著戰爭與和平的走向。中國作為當代世界重要的大國之一，應積極發揮大國的作用，賦予世界和平以正能量，樹立負責任大國的良好形象。堅持以國家利益為核心，以點對點的方式密切大國關系，根據雙方的國情區分關系等級。特別是在強化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保持高水平運行的同時，積極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改善與印度、巴西、伊朗、英國、日本等不同類別大國的關系，充分利用一切積極因素，為維護與延續我們的戰略機遇期提供保障。

三是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摒棄歷史上有的大國搞集團對抗、零和博弈和你輸我贏的舊思維，樹立共贏的新理念，在尋求自身發展時促進共同發展。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把合作共贏理念體現到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對外合作的方方面面；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與世界各國攜手發展、共同進步；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反對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習近平等有計劃地多次出訪亞洲、歐洲、非洲、美洲等地，簽署了若干合作協議，為人為己各取所需，大大提升了中國在當今世界的地位和影響力。

趙萬須，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員（退休）。本文原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