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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學會是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一個影響最大的革命團體。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它是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組織。新民學會的主要發起人是毛澤東和蔡和森。新民學會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國革命動蕩轉變的年代里，它逐漸由民主主義接近了馬克思主義，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為建立中國共產黨作出了貢獻。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許多會員，后來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會員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等為中國革命獻出了生命。

“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合影。五排左四是毛澤東。

組織發起

1915年，國內展開了反對袁世凱向日本帝國主義賣國的運動。毛澤東組織了學生的反袁斗爭，并在自己讀過的《明恥篇》的封面上寫道：“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5月7日，是袁世凱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當天。1915年5月中旬，毛澤東發出了“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啟事共約二三百字，其主要內容是：邀請對愛國工作感興趣的青年和我聯絡，并特別提出要堅苦有決心而能為祖國犧牲。啟事的最后一句話是采用《詩經》上的“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征友啟事是由毛澤東自己刻蠟板油印的，發給長沙各主要學校，信封上寫著：“請貼在大家看得見的地方。”毛澤東后來說：“我從這個廣告得到的回答一共三個半人。一個回答來自羅章龍，他后來參加了共產黨。”省立女師的校方接到這封信，起先還有誤會，以為是找女朋友談戀愛的。后來經過啟事上的通信處（一師附小陳昌轉）到一師打聽，才知道是一位叫毛澤東的品學兼優的學生，征求愛國志士交朋友。羅章龍看到這張啟事后，便寫了封信給毛澤東表示愿意交朋友。隨即得到毛澤東的復信，上面寫著：“空谷足音，跫然色喜。”約定次星期天到定王臺圖書館會面。

羅章龍于1912年由瀏陽至長沙求學，就讀于長沙第一聯合中學，于1917年畢業。約定的星期天到了，羅章龍來到了定王臺的湖南省立圖書館，他看到走廊處有一少年儀表端莊，氣宇軒昂。趨前為禮，互通姓名，才知道少年姓毛名澤東，字潤之。二十八劃乃其名字的筆劃數。他們見面時沒有一句應酬話，毛澤東開始就問他，最近讀過什么書，寫了什么文章。他們就坐在一條長石上，直談到圖書館中午休息時止，談了兩三個小時才分手。以后來往密切了，就常交換讀書筆記。羅章龍比毛澤東小3歲，兩個人自從定王臺晤談表示“原結管鮑之誼”以后，每逢周末假日，常相約到長沙各處的名勝古跡游覽交談。

在此期間，毛澤東和許多在別的城鎮的學生們和朋友們，建立了一種很廣大的通訊關系。慢慢地他開始認為需要一種更嚴密的組織。1917年，毛澤東和羅章龍等幾個朋友共同發起成立新民學會。是年進行籌備工作時，有5人參加，1918年4月組織成立后到五四運動時，發展到七八十人。

1918年4月14日，在長沙岳麓山蔡和森家中，新民學會成立會舉行。這天到會的共有13個人，有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陳昌、張昆弟、羅學瓚、羅章龍等人。會上通過了一個由毛澤東起草的章程，大意是要有遠大的志向，為國家為民族做事。新會員入會要由會員介紹，評議會通過。章程中還有幾項屬于生活方面的戒條：如不嫖、不賭、不娶妾、不貪污等。大家推選毛澤東為評議會總干事，他謙辭了，但最后仍選他為副總干事。五個干事中有蔡和森、陳昌等。當天還交了第一次會費。

毛澤東最后說，要繼續發展會員，要人多力量才大。“新民”兩字，是取“大學”上“在新民”，及“湯誥”上“作新民”的意思；梁啟超也倡導過“新民之道”，主張“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以建設中國一種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民”兩字即意味著一種進步與革命的意義。

改造中國

新民學會剛成立時不到30個會員，幾個月后增加了一倍多。會員多是剛離開學校的學生和一些小學教員，他們還沒有多少社會活動的經驗。可是負主責的毛澤東和摯友蔡和森，對學會都有著很大的雄心和計劃。1918年7月26日，毛澤東寫了一封談學會組織及會務如何開展的長信與蔡和森。蔡和森于7月底的復信中說：“兄對于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其同情，且尤不諱忌嫌疑于政黨社會黨及諸清流所不敢為者之間。以為清流既無望，心地不純潔者又不可，吾輩不努力為之，尚讓何人去做？尚待何時去做？此區區之意，相與共照者也。”

辛亥革命后，新的黨派如雨后春筍，應運而生，爭奪議席，分搶官職，社會上對黨派之爭，印象極壞。當時曾被選為湖南省議會副議長的徐特立，即視一切黨派為狐群狗黨，憤而辭去此職。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官僚政客更是結黨營私，朝秦暮楚，烏煙瘴氣。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經歷了一連串的失敗，俯仰隨人，也毫無出路。針對著當時中國的情況，毛澤東執意將學會造成一個堅強的戰斗團體，以改造國家、社會為職志，具有一種嶄新的黨派觀念。因此，蔡和森的復信提出了這種為當時“政黨社會黨及諸清流所不敢為”的說法。這就是說，他們為了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并不忌諱當時社會上一般對所謂“政黨”所抱的鄙視態度，而是同這些結黨營私的“政黨”迥然不同，準備開辟一條新的、別人“不敢為”的道路——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立一個嶄新的政黨；將學會的前途與中國的命運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將改造中國的責任放在學會的肩上。

蔡和森在復蕭子升的信中說道：“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茍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則群治之昌明愈亦無望，此弟最近之瞿然猛覺者也。”并且根據他和毛澤東的壯志，大膽發出這樣的雄心：“三年之內，必使我輩團體，成為中國之重心點。”

毛澤東這時主要考慮的問題有三：一是人才的分配與培養，這關系到學會組織的鞏固與發展；二是學會的基礎置于何處；三是如何求學——尋求救國之道。他認為，學會中有限的同志必須做合宜的分配，很不贊成過多的人去法國。譬如，根據羅學瓚宜于從事教育工作的特點，就曾勸他不必一定堅持去法國。

關于培養人才，蔡和森復信中談到他們兩人的一些共同看法：“潤兄七月二十六日之信，已經收到。所論才、財、學三事，極合鄙意。……學會之會員，須加以充足的物色與羅致，不當任其自然發展也。……至于求才，其方亦自多端：1、遇；2、訪；3、造。遇中得人，一見傾心，此屬特別少數。訪中得人，其數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反是不得不少。……造之一層，尤為必要，尤較可靠。”

這種“造”的想法，大概是毛澤東信中著重談到的。當時何叔衡、陳章甫等一批學會會員，都在長沙的楚怡、修業、周南女校等校教書，那時有些“小學生”的年齡比較大，程度比較高；中學和專科學校，則更有發展余地。毛澤東是一直注意長沙這個基本陣地的，因此他想把羅學瓚也留下來。蔡和森的信中也說：“造分兩號：一是造相遇相處之同輩，二是造幼齡之小學生。前者如兄來京時，便當施行；后者則弟甚望同輩中多出幾個小學教員，萬勿以個人暫時之不經濟，忘卻遠大之舉。來書‘失此不為，后雖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勢不順而機不暢，效難比于此日矣。’弟深以為然。”1921年，在長沙創辦自修大學（以及附設補習學校和初中班）之后，毛澤東的這種理想，才終于實現。

歷史結局

新民學會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前后發展了78名會員，但由于新民學會產生在動蕩年代，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復雜，各種思潮的沖擊使新民學會會員們人生信仰有很大不同，因此也演繹了他們不同的歷史結局。

以毛澤東為代表，多數會員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根據毛澤東的主張，會友應有計劃地去俄國或法國，學習新思想，了解各國實情，加以選擇采納，為中國所用。新民學會采取了國內外并重，共同尋求革命道路的辦法，一部分人到國外，以蔡和森為首的會員赴法國等地勤工儉學；一部分人在國內，以毛澤東為首在長沙開展各種活動。新民學會78名會員，在建黨和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有37人，其中無產階級革命家還有李維漢、蔡暢、謝覺哉、蕭三、熊瑾玎等。著名的革命烈士14人，除以上介紹的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以外，還有李啟漢、郭亮、夏曦、羅學瓚、張昆弟、陳章甫、方維夏、傅昌鈺、彭平之、彭道良、謝南嶺，他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以張國基為代表，不少會員在科教文領域成就斐然。他們中有蜚聲南洋的華僑教育家張國基、被譽為“科學醫星”的美籍學者李振翩、知名學者勞君展、教育家周世釗、杰出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國際詩人和《國際歌》的翻譯者蕭三；有資深的學者魏壁、鄒蘊珍、陳書農和楊潤余；有新聞戰線的著名記者黃醒和唐耀章以及終身從事教育事業的周敦祥、李思安、蔣竹如、吳家瑛等。這些會員在救國救民的道路上選擇了科學教育作為自己的成才之路。

以蕭子升為代表，極個別會員走上無政府主義道路。蕭子升在組織湖南青年對抗舊勢力、追求新思想的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特別是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中，他為赴法會員在華法教育會籌集經費，積極組織留法預備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信仰上，他與毛澤東、蔡和森迥然不同。在改造中國方法問題的認識上，他經歷了從推崇教育救國到無政府主義和蒲魯東主義、反對暴力革命、幻想憑感化來改造社會等過程。他既不滿舊勢力，又希望憑借舊勢力躋身仕途。毛澤東和蔡和森為了說服他信仰馬克思主義，他們之間進行了無數次的討論和爭執，用蕭子升的話說：“經常談到深夜，誰也說服不了誰，卻又互相痛心地流著淚。雙方都不愿意放棄自己的觀點，又在感情上分割不了多年的手足情誼。在政治上他們分道揚鑣了，在個人的友誼上，還持續了好幾年。”

蕭子升

1921年，毛澤東與蕭子升在湖南通俗教育館何叔衡住處，再次發生激烈爭論。毛澤東憤怒地說：“你當你的紳士，我走我的獨木橋。”至此，蕭子升與毛澤東、蔡和森分道揚鑣，這同時也標志了新民學會的解體。此后蕭子升一生堅持自由主義立場，成了國民黨的幕僚，在留法勤工儉學歸國后，加入了國民黨，以后長期旅居國外，從事漢學教育工作。1976年在南美洲烏拉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