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 | 建國后毛主席的一份書單，很震撼！
點擊： 作者：陳晉 來源：《新湘評論》 發(fā)布時間:2019-04-22 22:01:26
“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帶走一大批書籍，當時為毛澤東管理圖書的逄先知，把這批書目記在了登記本上。這份書單，仿佛是一張‘精神地圖’，布滿毛澤東想要去探尋的地方。他建國后的博覽群書之狀和基本閱讀范圍，從中可看出大概。”
新中國成立后，告別了戎馬倥傯，毛澤東的閱讀范圍更廣了，閱讀心態(tài)更為從容，閱讀目的也更多樣了。閱讀成為他重要的工作內容和領導方式，是他思考探索重大實踐和理論問題的必要途徑，也是他密切人際交流、傳達文化素養(yǎng)、抒發(fā)個性情懷的重要渠道。
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處菊香書屋，是名副其實的書房。外出視察，也總要帶上一批他想讀或常讀的書籍。
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帶走一大批書籍，當時為毛澤東管理圖書的逄先知，把這批書目記在了登記本上。
這份書單已在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編著的《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公開，占了兩頁半的篇幅。
這份書單，仿佛是一張“精神地圖”，布滿毛澤東想要去探尋的地方。他建國后的博覽群書之狀和基本閱讀范圍，從中可看出大概。
——這份書單中，有19種馬列經典，包括《資本論》《工資、價格和利潤》《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列寧文選》（兩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俄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等。
這些經典，乃毛澤東建國前后常讀之作。這里只說一下《資本論》和《國家與革命》。
最早接觸《資本論》，應當是1920年經營長沙文化書社的時候，他那時多次向讀者推薦李漢俊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
1932年紅軍打下漳州得到的馬列書籍中，是否有《資本論》，還無法確證。
到延安后，他1937年在抗大講《辯證唯物論》，1941年寫《改造我們的學習》《關于農村調查》《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等論著，就曾引用了《資本論》的一些論斷，諸如：“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等等。
毛澤東當時還說，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歷史的一致，“模范地表現(xiàn)在《資本論》里面，我們可以從它懂得一點辯證法論理學和認識論一致的門徑。”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閱讀《資本論》，當然未必是通讀。
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批示印發(fā)《資本論》第3卷中論述商品交換的一段話，還起了一個標題，叫“從生產出發(fā)，還是從交換和分配出發(fā)？”
在毛澤東的藏書中，有三種版本的《資本論》里留有他的圈畫。
一種是1938年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資本論》，在扉頁上寫有1867（《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間）和1938的一個豎式，用鉛筆標注：“在71年后中國才出版”；一種是1939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資本論〉提綱》；一種是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大字本《資本論》，共29冊。
關于《國家與革命》，毛澤東早在1926年給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講課時，就引用過該書的論述。
目前保留下來的一本毛澤東讀過的《國家與革命》里面，寫有“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讀”“內戰(zhàn)前夕”等字樣，上面有很多圈畫。
在“階級社會與國家”這一章，幾乎每句話的旁邊都畫著杠杠，關于暴力革命的觀點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這一段，杠杠畫得最粗，圈圈畫得最多。
當時，國共之間的戰(zhàn)爭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舊的國家機器，已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這應當是他當時讀此書的現(xiàn)實考慮。
1958年，新版《國家與革命》出版之后，他又認真閱讀，在書中論述國家消亡、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差別等處，密密麻麻畫著幾種符號，有豎直線、曲線、大圈套著小圈，以示極為重要。
在論述有關國家與民主、平等的關系等處，圈畫尤多。
1960年9月25日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領導人，他遺憾地說：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本書好。現(xiàn)在許多國家的黨不讀這本書了。正當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在全世界不斷發(fā)展武器和加強國家機器的時候，他們卻散布什么沒有武器沒有戰(zhàn)爭的世界的幻想。這大體可視為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繼續(xù)閱讀《國家與革命》的著眼點。
1964年印制出大字本《國家與革命》后，他閱讀此書，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等章節(jié)，也都畫滿了直線、曲線、圈、雙圈等符號，反映出他當時關注書中有關社會主義的論述。這個大字本的《國家與革命》，1970年又讀過幾遍。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河上肇《政治經濟學大綱》、普列漢諾夫《史的一元論》和《藝術論》、米丁《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艾思奇《大眾哲學》等中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和理論家的書籍。
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著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和《經濟學大綱》。
這兩本書，毛澤東在延安時期都讀得比較熟，在前書上寫下不少批語，把后書列為中央研究組的學習讀本。
1959年這份書單中寫的“河上肇《政治經濟學大綱》”，可能是指這兩本書中的一本，或其中一本在此后的修訂本。
河上肇常常修訂自己著作的情況，毛澤東是知道的。1960年6月21日會見日本文學代表團時，他曾談到：“你們日本有個教授叫河上肇，他的政治經濟學到現(xiàn)在還是我們的參考書之一。河上說，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每年都修改，修改了多少次。”
新中國成立后，高校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是依據蘇聯(lián)教材，并且還請來一些蘇聯(lián)專家教學，口號是“向蘇聯(lián)專家學習”。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1959年，派來中國的蘇聯(lián)哲學專家開始撤離回國，中蘇關系破裂在即，既有的成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已難適應當時的形勢。
毛澤東對長時間沒有一本中國人自己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一直存有心結，由此推動胡繩、艾思奇主持編寫了一部哲學教材《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1961年夏天，就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準備定稿時，不知出于什么考慮，毛澤東約李達到廬山談話，囑他另編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還說：“你的《社會學大綱》就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
李達接受這個建議，修改《社會學大綱》，改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于1965年印出上冊，供內部討論。毛澤東收到書稿，又是一番閱讀，還寫下批語。
——在這份書單中，關于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著述，除一本《西方名著提要（哲學社會科學部分）》外，只列學科未列作者和書名的，有“從古典經濟學家到庸俗經濟學家的一些主要著作”；只列作者未列書名的，有“黑格爾、費爾巴哈、歐文、傅立葉、圣西門”。
關于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著述，毛澤東了解得比較多的是古希臘哲學、德國古典哲學和現(xiàn)代英美哲學。
1964年2月9日同外賓的談話中，他對西方哲學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整體評論，認為：蘇格拉底注重倫理學，注意研究倫理學和憲法；柏拉圖是徹底的唯心主義者；亞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學者，比前面兩人的水平高，創(chuàng)立了形式邏輯；康德創(chuàng)立了天文學中的星云學，搞了對立統(tǒng)一的12個范疇，是一個不可知論者；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發(fā)展了唯心主義的辯證法。
1965年8月5日又同外賓談到：費爾巴哈是第一個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識的反映，他的書必須看。當然，黑格爾的書也必須看。自己是相信過康德的。也看過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書，看過柏拉圖的書，看過蘇格拉底的書。不讀唯心主義的書、形而上學的書，就不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
研讀西方哲學書籍，毛澤東有一個深切感受，即哲學作為認識工具和理論武器，總是反映和支持著各國的現(xiàn)實需要。
對這個感受，他1959年底1960年初讀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曾有過表述：“資產階級哲學家都是為他們當前的政治服務的，而且每個國家，每個時期，都有新的理論家提出新的理論。英國曾經出現(xiàn)了培根和霍布斯這樣的資產階級唯物論者；法國曾經出現(xiàn)了百科全書派這樣的唯物論者；德國和俄國的資產階級也有他們的唯物論者。”
雖然都是唯物論，但為了服務于現(xiàn)實政治，必須延伸出“各自特點”。沒有對西方近代各國哲學的了解，不會有這樣具體的認識。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郭沫若的《十批判書》《青銅時代》《金文叢考》，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趙紀彬的《關于孔子殺少正卯問題》，以及“關于《老子》的書十幾種”。
讀中國現(xiàn)當代學術權威的歷史、哲學和思想史著述，是毛澤東的一貫興趣。這方面有代表性和影響廣泛的專著，大都讀過，且多有自己的看法。不妨引兩段談話，看看他怎樣評論這些學者及其專著。
一段是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講的：
廣東的那個楊榮國，我也沒有見過這個人，看過他的書，在黨校教書的那個趙紀彬，這兩位都是反對孔夫子的。所以對這兩位的書我都注意看。此外還有北大一個教授叫任繼愈，他也是反對孔夫子的。擁護孔夫子的，我們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點崇孔啰。……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我是不那么贊成的。得到天津有個教授叫楊柳橋的書，《老子譯話》，他說老子是唯心主義者，客觀唯心論者。我就很注意這個人。你們上海的，我有兩個同鄉(xiāng)，一個叫周谷城，一個叫劉大杰。劉大杰有部文學史，周谷城有部世界通史。
一段是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談話：
講歷史分期，劉鶚、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王（國維）、羅（振玉）的書值得讀。靠烏龜殼、殷墟的發(fā)現(xiàn)，震驚世界，國王死，殉葬幾千人。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青銅時代》值得看。《十批判書》，看了幾遍，結論是尊儒反法，人本主義。……歷史中有哲學史，其中分派。郭沫若、馮友蘭把孔子封為革命黨。儒法兩派都是剝削本位主義，法家也是剝削，進了一步。楊榮國沒有講清，新的勢力興起，還是剝削。陳伯達、任繼愈說老子一派是唯物主義，我看是客觀唯心主義。
這兩段隨興之論，表明毛澤東閱讀的中國古代文史哲研究著述，除了1959年這份書單開列的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外，還有楊榮國《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思想史》、趙紀彬《論語新探》和《關于孔子殺少正卯問題》、任繼愈《中國哲學史》、劉大杰《中國文學發(fā)展史》等。他讀此類書，很關注對儒法兩派思想的分析評價。
對郭沫若《十批判書》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推崇儒家，甚至“把孔子封為革命黨”，毛澤東一向不贊成，同時也認為推崇法家的楊榮國，對法家的本質也“沒有講清”。
毛澤東在這份書單開列的“關于《老子》的書十幾種”，不知具體指哪些書。上面所引兩段談話中，提到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楊柳橋講老子是“客觀唯心論者”，陳伯達講老子是唯物主義，這些觀點，分別出自他們的《老子今譯》《老子譯話》和《老子的哲學思想》，毛澤東大體讀過。
此外，晚年印成大字本來讀的，還有馬敘倫的《老子校詁》，高亨的《老子簡注》；1974年，他聽說長沙馬王堆新出土帛書《老子》甲、乙本，又要來印出的大字本閱看?？磥恚?strong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關于老子的哲學思想，是他特別關注并且用心研究的。
20世紀初，殷墟甲骨的發(fā)現(xiàn)、搜集、保存、考釋，開啟現(xiàn)代考古學和歷史學的新篇章，被郭沫若稱為“中國近三百年來文化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業(yè)。”這中間，劉鶚、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的貢獻很大。
毛澤東比較關注他們的學術成就，尤其愛讀郭沫若的《金文叢考》《青銅時代》《奴隸制時代》等。
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校點注釋古籍之難，他隨口說出：“郭沫若在日本搞甲骨文研究時，寫過‘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說難》《孤憤》。我遘其厄，媿無其文。爰將金玉，自勵堅貞。’”
大革命失敗后，郭沫若為躲避蔣介石的通緝亡命日本，研究甲骨文、青銅器和金文，成就卓然。但有國不能回，心境不好，遂在其《金文叢考》一書的前面題寫了讓毛澤東記憶深刻的這幾句話。
前兩句指屈原受貶在逆境中寫《離騷》，中間兩句指韓非被秦國囚禁，在逆境中寫出兩篇傳世論著，后四句是郭沫若自述，表達自己做金文考古研究，實際上是表達“自勵堅貞”的愛國心志。
研究古代文史，向來有“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方法，毛澤東讀郭沫若《金文叢考》等考古和歷史論著，對作者表達心境的這幾句話印象如此深刻，大體也是如此。
讀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也注重“知人論世”。馮友蘭1959年出版思想自傳《四十年的回顧》，詳述其寫作《中國哲學史》時的思想情況。毛澤東當即找來閱讀，發(fā)表的感想是：馮友蘭《四十年的回顧》，講了他開始相信柏格森，以后相信實用主義，然后又轉到新實在論，自稱《中國哲學史》“為當時斗爭中的唯心史觀張目”。馮友蘭“用自己的事實駁斥了所謂哲學不為政治服務的說法”。
——在這份書單中，籠統(tǒng)開列有“自然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書籍；技術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書籍（如講透平、鍋爐等）”。
技術科學方面“講透平、鍋爐”，具體指什么書，不得而知。像《無線電臺是怎樣工作的》《蘇聯(lián)1616型高速普通車床》這類科普讀物，毛澤東是讀過的。
此外，1958年秋天，張治中陪毛澤東到南方視察時，看到他在讀一本《冶金學》，很奇怪，問為什么讀這樣的書，得到的回答是：要廣收博覽。
1959年1月2日，蘇聯(lián)發(fā)射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要了幾本關于火箭、人造衛(wèi)星和宇宙飛行的通俗讀物來讀。
據記錄這份書單的逄先知回憶，1951年，毛澤東同周世釗等人說：我想學自然科學，最好有兩三年的時間來專門讀，可惜現(xiàn)在不現(xiàn)實了。雖不能專門去學自然科學，但此志未消。
1958年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專門講到：“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要真正懂得業(yè)務，懂得科學和技術，不然就不可能領導好。”
中國科學家的論著，毛澤東讀過李四光《地質力學概論》，竺可楨《歷史時期氣候的波動》《物候學》，席澤宗《宇宙論的現(xiàn)狀》等。
讀了華羅庚《統(tǒng)籌方法平話》，支持他到各地推廣“優(yōu)選法”。
對古代的醫(yī)學著作如張仲景《傷寒論》、李時珍《本草綱目》，也發(fā)表過一些評論。
毛澤東還讀過一些外國自然科技方面的書，諸如哥白尼《天體運行論》、法國拉普拉斯的《宇宙體系論》、?？藸柕摹队钪嬷i——關于一元論哲學的通俗讀物》、蘇聯(lián)威廉斯的《土壤學》。
在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要求領導干部們讀一讀《土壤學》，“從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作物為什么會增長”。還說：《土壤學》提出農、林、牧三業(yè)的發(fā)展經結合起來，我是贊成的。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六祖壇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法華經》《大涅槃經》等佛教經典。
就在開列這個書單10天前，毛澤東約談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任繼愈，對他講：你寫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讀了。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聽說北京大學哲學系沒有什么人專門研究道教、基督教，那可不好。幾百人的一個哲學系怎么能沒有人研究宗教呢？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
還說：梁啟超寫的關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覺得他有些問題沒有講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來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不能有迷信。
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在書中論述佛教華嚴宗的地方，寫下大段批語。
可以確證的是，《金剛經》和《六祖壇經》這兩部佛教經典，毛澤東讀得較熟。
1958年6月30日會見柬埔寨佛教代表團，他和陪同的趙樸初討論了《金剛經》中“佛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這種“奇怪的語言”。
1959年10月22日同十世班禪大師談話，他提出鳩摩羅什翻譯《金剛經》，對大乘佛教的傳播“有功勞”，進而認為，“佛經也是有區(qū)別的，有上層人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六祖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
1961年1月再次同班禪大師談到，“《金剛經》很值得一讀。”
1972年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對他講：我讀過禪宗的書，叫《六祖壇經》，這位禪宗六祖叫惠能，河北人，他父親在河北犯了罪，充軍到廣東，他就發(fā)展為禪宗。曹洞宗，一個曹溪，一個洞山，是絕對唯心論。
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林克回憶：“毛主席很欣賞禪宗六祖慧能（即惠能），《六祖壇經》一書，他經常帶在身邊。他多次給我講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學說，更為贊賞他對佛教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精神。”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邏輯學論文選集》（科學院編輯），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學（嚴譯叢書本）”。
書單中列的“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學（嚴譯叢書本）”，指嚴復翻譯的耶方斯《名學淺說》和穆勒《穆勒名學》，是毛澤東1912年自學時就讀過的。
1959年，他提議把中國近些年關于邏輯的文章和近數十年的邏輯學專著，不管內容如何，都匯編出來。中央編譯局姜椿芳等人負責編《邏輯學論文集》，中央政治研究室負責挑選和編輯邏輯學專著。
1959年7月，毛澤東審閱了姜椿芳等人編的《邏輯學論文集》論文篇目，7月28日給康生的信中表示，“是用了功的”，還囑：“能早日匯編印出，不勝企望。”
這本論文集收錄了1953年以來發(fā)表的全部邏輯學論文150篇，分為6集。中央政治研究室則從解放前出版的邏輯學專著中，選出11本，出了一套“邏輯叢刊”。其中包括耶方斯《名學淺說》和穆勒《穆勒名學》，還有潘梓年的《邏輯與邏輯學》，金岳霖的《邏輯》，章士釗的《邏輯指要》等。
章士釗《邏輯指要》入選“邏輯叢刊”，與毛澤東推薦有關。在建國初期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問章士釗，聽說你出版過一本邏輯學著作，能給我看看嗎？章士釗回答，這是在重慶時期寫的，立場有問題，給你看豈不是對你的侮辱？毛澤東說，這是學問上的事。
章士釗遂將《邏輯指要》送給他讀。三個月后，毛澤東約談：我通讀一遍，多年來我讀這類著述甚多，許多是從西方轉譯過來的，你的書卻取材于中國古代文史典籍，這在同類書中為僅見，應該把它印出來，為今日參考。章士釗此后在用文言文寫的重印《邏輯指要》序言稿里，記述了上面這段毛澤東關注和閱讀此書的過程。
故事還沒有完。章士釗對《邏輯指要》作了不少修改刪補，又送給毛澤東。毛澤東1959年6月7日給他寫信：“實事求是，用力甚勤”、“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為公賀”。
大概覺得章士釗在序言中屢屢提到“毛公”關注該書的情況，不甚妥當，毛澤東遂提筆代章士釗另寫了一個“說明”。
這個說明講：近年以來，關于邏輯學的范圍及其與唯物辯證法的關系，爭論繁興，“鄙人對此，未能參戰(zhàn)，然亦不是沒有興趣的。舊作重印，不敢說對于方今各派爭論有所裨益，作為參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讀者對拙作有所批判，保衛(wèi)正確論點，指出紕謬地方，導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則不勝馨香禱祝之至！”
從這段移情作文、移思代序的文字，看出毛澤東對邏輯學研究的關注之深，對章士釗這類文士呵護之誠。章士釗后來正式寫的“重印說明”，基本上吸收了毛澤東代擬的內容。
毛澤東晚年，依然關注邏輯學研究。1965年2月13日，他在蘇聯(lián)巴·謝·波波夫《近代邏輯史》一書的封面上寫了一個批語：“田家英同志：此書印成大字本10000冊，這種小字本是不適合老頭子讀的。”在這以后，他不斷讓有關方面把能找到的邏輯學專著印成大字本來讀。
毛澤東晚年的圖書管理員徐中遠，整理了一份毛澤東閱讀和收藏的中外邏輯學著述目錄，共有80種左右。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筆記小說（自宋以來主要著作，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等）”。
毛澤東喜讀古人隨筆和志怪小說，謝覺哉1944年7月1日的日記即有記載：“日前至毛主席處，見其衣袋有線裝書，問之為《閱微草堂筆記》，他說其文字可玩味。”
這年7月28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雜史我處均無，范文瀾同志處或可找得，你可去問訊看。《容齋隨筆》換一函送上。其他筆記性小說我處還有，如需要，可寄送。”
信中所說《容齋隨筆》，是宋代洪邁寫的關于經史百家、文學藝術、宋代掌故、人物逸事的隨筆。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閱讀此書，不僅在1959年這份書單中有這本書，1960年代曾兩次索要該書，到1970年代，又幾次閱讀。1976年8月26日，已進入病危狀態(tài)，還索要《容齋隨筆》，逝世前幾天還在讀。
據不完全統(tǒng)計，毛澤東讀過的古代隨筆不下60種。比較著名的有：東晉葛洪《西京雜記》、干寶《搜神記》、南朝宋代劉義慶《世說新語》、宋朝李昉《太平廣記》、張師正《括異志》、明朝馮夢龍《智囊》、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梁晉竹《兩般秋雨庵隨筆》等。
比較起來，他在洪邁《容齋隨筆》和馮夢龍《智囊》兩書上圈畫和批注最多，對《智囊》里的20余則故事作了批語。
——在這份書單中，關于中國古代文史典籍，開列有《荀子》《韓非子》《論衡》《昭明文選》《張氏全書》（張載），《二十四史》《資治通鑒》，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等20多種。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讀這類書籍，是常態(tài)。這里只說一下讀《荀子·天論》的情形。
毛澤東讀《荀子》，很注意前人注疏對荀子觀點的解釋，認為不對的地方，均進行駁疑。《荀子·天論》說到“不與天爭職”的問題，注疏者引莊子的話解釋，“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他批注：“不對。六合內外圣凡皆應論議，此天文地質學所以應研究也。”
《荀子·天論》說到：“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yǎng)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讀至此，他在“夫是之謂天”后面，補上一個“功”字，認為是原文缺字。
注疏者對上面這段話的解釋是，“言天道之難之”，在這句話的每個字旁，他都用紅筆打了“×”，批注說：“天道不難知。今比二千年前荀子寫此書時知道的多了。以后每一百年，每一千年又勝于前。六合內外，大小精粗，有限無限，所知皆勝于前。所謂難者，無窮的時空耳。宇宙發(fā)展無窮，科學發(fā)展亦無窮。反辯證法的有窮論——形而上學，不能存在于宇宙之間。不難又難，方是全局。”
《荀子·天論》說到“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注疏者解釋為“圣人無為而治也”，他的批注是：“六合內外皆在為，而所謂不為，黃老之說，大半騙術。”
毛澤東很欣賞荀子的兩個思想。一個是“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學觀，他概括為“人定勝天”。
1965年6月13日同胡志明的談話中，又說，“荀子是唯物主義，是儒家的左派。”
一個是“法后王”的歷史觀。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談話中，他說擁護秦始皇的李斯，在“思想上屬于荀子一派，主張法后王，后王就是齊桓公、晉文公，秦始皇也算”。
在1958年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毛澤東提出領導干部除了馬列主義理論外，還要“學點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學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學點歷史和法學”、“學點文學”“學點文法和邏輯”，等等。
從上面沿著1959年這份書單所做的“巡游”看，他帶頭踐行了自己對別人提出的要求。
人們把閱讀比作精神的“流浪”。毛澤東博覽群書，更像是一個幾乎要游遍知識世界各個角落的“游子”。
但每個游子的心底，畢竟都藏著一個“故鄉(xiāng)”。“故鄉(xiāng)”是出發(fā)點，也是行程的歸宿。
毛澤東建國后閱讀世界的“故鄉(xiāng)”，既有他個人的精神追求，更有他擔負的建設一個新中國的領導使命和目標追求，以及沿路碰到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和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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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思想火炬”微信公號，原載《新湘評論》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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