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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義作為一種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在歷史和現實中都產生了惡劣影響，極大地影響了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在歷史上，中國共產黨曾從理論水平、思想認識、傳統文化和制度規范等方面，下大力氣糾正和清理形式主義及其影響。當今依然存在的形式主義，同歷史上的直接的、盲目的、自發的形式主義相比，在原因、性質、形式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點，是一種包裝更加嚴密的精致的形式主義，是一種源于主觀故意的自覺的形式主義，影響更加惡劣，危害更加嚴重，清理起來更加有難度。

形式主義是一個多義詞。例如，在文藝領域上存在著一種影響深遠的創作理論和方法，它僅僅或者過于注重文藝創作的形式而忽視其內容要求，這樣的文藝方法形成了形式主義流派。但是，這種形式主義文藝理論和流派不是我們關注的問題。

我們在這里所討論的，是帶來嚴重危害的政治實踐、工作作風、工作方法上的形式主義。這種形式主義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的突出特征是“追求表面文章，不講實際效果、實際效率、實際速度、實際質量、實際成本”[1]；是“知行不一、不求實效，文山會海、花拳繡腿，貪圖虛名、弄虛作假”[2]。這種不問效果只重形式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危險將不可勝言”[3]。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歷史進程中，都特別強調要反對形式主義。

對于形式主義進行深入探究，首先要涉及三個邏輯上內在相關的問題：一是形式的客觀性問題，二是對形式的認知和判斷的問題，三是關于形式的認識和判斷在實踐上的運用及其結果問題。只有全面把握這三個問題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才能對形式主義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有更加準確的理解，也才能夠更有針對性地反對和清理之。

首先，形式的客觀性問題。形式是同內容相對應的一個哲學范疇，談到形式當然就要從形式與內容的含義及其關系談起。內容是構成事物的要素、由這些要素所形成的事物的內在矛盾以及事物的特性等，形式則是把構成內容的各個要素統一起來的結構和方式。內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礎，形式是內容的存在方式，既不可能存在無形式的內容，也不可能存在無內容的形式，二者作為事物存在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內容和形式之間內在一體、辯證統一、不可割裂，內容決定形式，形式服務和服從于內容，同時又對內容產生推動或阻礙的反作用。

其次，人們對于形式的認識和判斷問題。這也就是關于形式的認識論和價值論問題。內容和形式的客觀辯證法，要求認識主體和價值主體在觀察問題時，既要注重事物的內容也不忽視形式的作用，單純地看到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方面，都不能正確地把握事物的全體，這就是客觀辯證法向主觀辯證法的轉變。一要認識到形式的重要性，決不能把形式看作是無關緊要、可有可無的東西，做任何事情必須要根據內容要求來確定必要的、合理的形式，充分發揮形式在事物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正如鄧小平所說：“我不反對必要的形式。有了形式才能鼓起氣，才能有氣氛，但是不要只注意形式方面，而工作不夠踏實。”[4]二要對形式進行合理的定位，明確形式對于內容的從屬地位，如果離開了或偏離了內容而過度夸大形式的作用，就背離了內容與形式的客觀辯證法，使形式凌駕于內容之上而成為內容發展的障礙和桎梏。三要對形式的性質做科學的準確的判斷，即要分析現存的形式是適應還是阻礙內容的發展，如果形式背離了內容，就必須要推動形式更新和調整，使之能夠適應內容發展的需要。

其三，人們如何在實踐中運用自己關于形式的認識及其結果問題。人之不同于動物的根本特性，就是他的行動都是有目的的能動性實踐，而這種能動性突出地體現在他能夠把自己的認識結果提升到思想理論和價值標準的高度，成為行動的指導和引領。人們對于形式的不同認識和判斷的結果，同樣也要被提升到行動指南的層面，形成不同的思維方式、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對于形式的全面、準確的認識，能夠引領人們在實踐中正確處理好內容與形式的辯證關系，充分發揮形式對內容發展的作用，推動事物的發展；相反，對于形式的片面的、不正確的認識，或者對形式性質的不正確判斷，都有可能引領人們在實踐中顛倒或誤用內容與形式的關系，進而阻礙事物的發展。形式主義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行為主體割裂了內容與形式的辯證關系，片面強調或拔高形式的作用，形成一種主觀主義的思維方法和工作作風。

以上三點告訴我們，形式和形式主義是兩個分屬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東西。形式是事物本身所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是客觀存在的東西；形式主義則是作為行為主體的人基于自己對形式的認知和判斷，所形成的一種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屬于主體創造的東西。從形式到形式主義，沒有必然的邏輯關系，形式主義是否出現取決于行為主體對形式的認知和判斷正確與否，尤其是取決于行為主體如何在實踐中運用自己對形式的認知和判斷：

一方面，即使行為主體對于形式缺乏正確的認識和評價，但只要這種認識和評價僅僅停留在認識領域而不轉化為實踐中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也不會在工作中出現形式主義，也就是說錯誤的認識只是提供了形式主義產生的可能性，并不必然會產生形式主義。另一方面，即使行為主體在理論上能夠正確看待形式的作用和地位，但是為了特定的目的和訴求，有意回避這種正確認識而擴大和抬高形式的作用，把注意力放在形式而不是內容上，也就會在實踐中陷入形式主義，也就是說關于形式的正確認識和判斷只是提供了避免形式主義的可能性，并不必然限制和清除形式主義。

導致形式主義出現的可能性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認識的原因、方法的原因、歷史傳統的原因、行為主體立場的原因等，這些不同原因在不同時期可能成為形式主義產生的主導原因，而不同原因所導致的形式主義在性質和危害程度上也會有所不同。

世界觀和認識論上的唯心主義是形式主義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早期，曾經出現過相當嚴重的形式主義。當時，很多干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缺乏系統學習和深入理解，不能貫徹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思想方法上長期不能擺脫唯心主義的影響，在工作方式方法上陷入了嚴重的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這一時期的形式主義的典型特點是主觀與客觀的脫節、理論與實踐的脫節、主觀動機與實際效果的脫節，一味強調不加懷疑地按照經典詞句、外國經驗、上級意志、主觀愿望進行決策和行動，講究形式上的完整準確和堅定信仰，而不考慮中國的具體情況和實踐需要。這種形式主義在本質上是唯心主義世界觀和認識論的產物。1929年，毛澤東曾經嚴厲地批評過紅四軍內部的形式主義，認為完全照搬蘇聯經驗的形式主義同從實際出發的“需要主義”是對立的。當時，毛澤東、朱德等率領紅四軍離開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從蘇聯回國不久來到紅四軍的劉安恭堅持蘇聯軍隊條例，不考慮紅四軍的具體實際，要求建立臨時軍委，導致紅四軍內部發生了激烈爭論。毛澤東提出，這場爭論的重要誘因就是一種從遠方到來的形式主義理論。這種形式主義完全脫離實際，根本不考慮“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爭上是否更形便利，不從需要上實際上去估量，單從形式上去估量，這是什么一種共產主義者的態度呢？！請問實際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處呢？！……這種形式論發展下去，勢必不問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險將不可勝言”[5]。這種形式主義同從實際出發的“需要主義”正好相反，后者不是機械地從形式出發，而是從實際出發，根據實際需要決定行動原則，決定機構和程序的設置。1930年，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對一味按照上級指示來指導具體工作的形式主義做了嚴厲批評：“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6]在分析形式主義根源時，他明確指出：“形式主義之來源是由于唯心主義。”[7]

方法論上的形而上學是形式主義產生的又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類形式主義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新文化運動中的全盤西化思潮就是這種形式主義的典型代表。例如，陳獨秀講道：“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國粹，什么國情的鬼話來搗亂。”[8]胡適認為，對于中國和西方文化，就是要采取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決不能走調和的路子，“只認得一個是與不是，一個好與不好，一個適與不適，——不認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調和”。[9]這種形式主義的典型特征就是形式與內容脫節、現象與本質脫節、外在與內在脫節，從事物的形式、現象、外在、片面、表面出發，而不是從內容、本質、內在、全面出發，是形而上學而不是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對于現狀，對于歷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10]這種形式主義的工作方法，就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標志來分類而不是按照事物的內部聯系來分類，是“一種最低級、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11]。

以上兩種限于理論水平和思想認識而形成的形式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真誠”地執行上級指示和借鑒外國經驗，絕大多數人并不是為了個人私利、權欲和地位，他們陷入形式主義時并不自覺，并不認為自己是形式主義者，可以說是“直接的”“自發的”“盲目的”形式主義者。一旦他們的理論水平和思想認識提高之后，大部分人都能夠改變、拋棄形式主義的工作方法和作風。經過延安整風，絕大部分黨員領導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認識到了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錯誤，確立了唯物辯證法思想，長期存在的形式主義受到了批判和清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成為全黨共識，全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得到了根本性扭轉，新民主主義革命很快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歷史傳統也是形式主義產生的一個原因。中國歷史上的確存在著悠久的封建專制傳統和濃厚的官本位文化，上級長官意志對下級官吏具有不可抵擋的決定性，“唯上論”是一種通行的規則。為此，下級官吏總是想盡一切辦法做足表面文章，滿足上級官吏的喜好和要求，以上級的滿意為最高的衡量標準而不考慮這種表面文章的后果。這種傳統發展到今天依然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在某些領導干部的頭腦中形成了思維定勢。江澤民在談到形式主義時就明確指出，形式主義同“我國封建社會形成的‘官本位’意識密切相關，有著很強的共生性”[12]。陳云針對這種情況，曾提出“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13]的著名論斷。

認識和方法、歷史傳統，曾經是形式主義產生和蔓延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在開展自身建設中長期高度重視思想建設，把理論學習作為極端重要的工作擺在重要位置，著力提高全黨的理想信念和理論水平。經過長期努力，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頭腦的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都有相當大的提高，非常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認識上能夠區分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能夠自覺地認識到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統一關系。與此同時，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了幾十年，對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文化的批判相當深入，不良傳統的遺存雖然還存在，但幾乎沒有一個領導干部不知道這些東西不符合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要求，都能夠自覺地加以抵制。

因此，理論水平不高、思想認識不到位、歷史傳統影響已經不再是當代形式主義產生的根本原因，一味地把自己堅持、奉行的形式主義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歸結為理論認識問題和傳統文化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某些領導干部為自己開脫錯誤和罪責的一種公開借口了，畢竟認識不到位并不是主觀故意的，而歷史傳統則是外在的客觀原因。為此，我們需要對當代形式主義發生的關鍵原因做進一步的探討。

按照應然邏輯，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發展，隨著黨的建設日益加強和完善，隨著領導干部理論水平的不斷提高，形式主義的工作作風應該有大幅度減少乃至消失。但是，事實并不是如此，在當今時代，形式主義不僅沒有絕跡，相反卻呈現出新的表現形式，在性質上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產生了新的更為嚴重的危害，需要采取新的措施加以治理。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對當代形式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和嚴重危害做了深刻論述，他把形式主義同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并提并置于首位，看作是嚴重危害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的四種惡風。他強調：“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干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14]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重點就是要“促使全黨更好執行黨的群眾路線，而當前影響執行黨的群眾路線的要害是作風問題，必須突出改進作風這個主題。而作風又有很多方面，需要進一步聚焦，我們就聚焦到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些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上”[15]。各級領導干部要“出實策、鼓實勁、辦實事，不圖虛名，不務虛功，堅決反對干部群眾反映強烈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四風’，以身作則帶領群眾把各項工作落到實處”[16]。

當代形式主義表現為多種形式。一些領導干部不認真學習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即使學了也是用來應付場面、裝點門面，淺嘗輒止、不求甚解，更無心在實踐中加以運用；有的人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忙于造聲勢、出風頭，把精力用在安排領導出場講話、組織發新聞等，而對落實工作不了了之；有的人不是在解決矛盾和問題上下功夫，而是熱衷于做那些能夠給領導留下印象、造成表面影響的事，把精力用在搞檢查、搞儀式、搞總結、搞評獎，最后難以做成實事，都是“客里空”；一些領導干部搞調查研究，就是走馬觀花，為了出鏡露臉，只看“門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還有一些上級領導明知下面報上來的情況、數字和典型是假的，也不加糾正和制止，而是聽之任之，一些人甚至挖空心思造假。[17]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進一步加強作風建設，“必須緊緊圍繞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增強群眾觀念和群眾感情，不斷厚植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凡是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都要嚴肅認真對待，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都要堅決糾正。堅持以上率下，鞏固拓展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成果，繼續整治‘四風’問題，堅決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18]。十九大后不久，習近平就查擺和糾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強調糾正“四風”不能止步，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表明了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馳而不息改進形式主義工作作風的堅定意志。中紀委根據習近平的批示，結合當前領導干部中存在的形式主義的現實情況，列出了在貫徹落實、調查研究、服務群眾、項目建設、召開會議、改進文風、責任擔當、工作實效、履行職責、對待問題等十個方面所存在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例如，有的領導干部在貫徹落實方面表態多、調門高，但行動少、落實差，虛多實少，滿足于“輪流圈閱”“層層轉發”“安排部署”；在調查研究方面熱衷于搞形式、走過場，打造“經典調研線路”，搞“大伙演、領導看”的走秀式調研；把服務群眾只停留在表面上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只是把“門難進、臉難看”改變為“門好進、臉好看”，但群眾要辦的事情依然辦不了；在項目建設方面熱衷于打造上級領導“可視范圍”內的工程，把關注點放在引起領導注意方面，而不考慮客觀實際和群眾需要；對工作不重實效只重包裝，把精力都放在“材料美化”上，搞“材料出政績”。[19]這些當代形式主義的典型特征，就是向上負責與向下負責的脫節、領導與群眾的脫節、個人和人民脫節，嚴重影響了新形勢下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對黨執政的群眾基礎構成了巨大威脅，必須要下大力氣加以整肅。

梳理一下這些新形勢下形式主義的種種表現就會發現，現在的形式主義者并不是因為理論水平不高、思想認識不到位、歷史傳統影響。他們講起來形式主義的產生根源，能夠從理論上、方法上講得頭頭是道，從歷史到現實、從理論到實踐、從當前到未來、從體制到制度、從認識到方法，非常系統地理出一條一條；講起來形式主義的危害，能夠從黨和國家事業到人民利益，從全局工作到局部利益到個人工作，講得入木三分，淋漓盡致，鞭辟入里。但是，做起來形式主義卻依然是“認認真真”“扎扎實實”。這就是說，產生形式主義的原因不是這些領導干部不知道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而是不去自覺地貫徹這些立場觀點方法，或者說是自覺地不去貫徹；不是不知道形式主義的嚴重危害，而是明知危害但依然熱衷于搞形式主義。那么，我們就不能再簡單地把歷史上的形式主義產生的原因直接套用到當代形式主義上，而應該剖析當代形式主義產生的關鍵原因，只有對這些原因作出準確判斷，才能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的對策。

對于當代形式主義發生的原因，習近平做過深刻闡述。他指出：“現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為什么盛行？為什么不斷有人淪為腐敗分子甚至變節投敵，走向犯罪的深淵？說到底，還是理想信念不堅定。”[20]這個論斷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揭示了當代形式主義的本質。理想信念是關系到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總開關”的大問題，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精神上缺了‘鈣’就會得‘軟骨病’，就會導致政治上的變質、精神上的貪婪、道德上的墮落、生活上的腐化。‘四風’問題歸根到底是理想信念出現動搖所致”[21]。隨著執政時間的不斷延長，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市場經濟的不斷展開，外部環境的復雜變化，一些領導干部的理想信念發生了動搖，忘記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由于理想信念不堅定，各種各樣的問題就出現了。

伴隨著理想信念的動搖，一些領導干部的人生觀、價值觀、權力觀、政績觀都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在人生觀、價值觀和立場站位上，背離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陷入了極端個人主義，一切以個人得失、個人去留、個人利益為判斷標準，做事情干工作不再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而是完全站在個人的立場上，追求個人地位的提高、個人利益的增值、個人權力的擴大，進而違背群眾愿望、侵害群眾利益的現象就時有發生。在權力觀、政績觀上，一些領導干部在權力和利益的雙重誘惑面前，思想上出現了嚴重退化，認為權力賦予的主體是上級領導而不是廣大人民群眾，把人民當家作主、人民主體地位的根本原則放在腦后，凡事都是從個人本位、個人利益、上級意志而不是人民利益出發，都是為了謀求獲得上級領導的贊譽并以此作為升遷的階梯，而不考慮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實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把心思都放在外在的形式上的短期的政績，而不是內在的實際的人民需要的長期的政績上。

因此，當代形式主義之所以產生，主要不是理論水平不高的問題，不是政策吃不透的問題，不是制度不規范的問題，根本的原因在于理想信念的弱化和缺失，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價值觀偏差和行為出發點的偏離。在這種偏差之下，一些領導干部盡管明知道形式主義的錯誤和危害，但是為了個人的地位、權力和利益，依然堅持形式主義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所以說，當代形式主義在性質上不同于理論水平不高、傳統思想影響的自發的盲目的形式主義，而主要是主觀故意的、自覺的形式主義，是精心包裝的、精致的形式主義，其要害就在于“自覺故意”。因為是主觀故意和精心策劃，其欺騙性更大，危害性也更大，成為當前群眾深惡痛絕、反映最強烈的一個問題，也是損害黨群干群關系的重要根源。

正因為當代形式主義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理想信念動搖，在于人生觀價值觀權力觀政績觀的偏離，要糾正和清理它，就必須加大對領導干部的理想信念引領，推動他們下大力氣改造主觀世界，強化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權力觀政績觀，消除主觀主義產生的主體思想根源；加強制度建設，進一步完善政績評價的制度設計，注重人民利益，注重實際效果，教育和引導領導干部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業上，把功夫下到察實情、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上；加強自上而下的引領和監督，上級領導在調查研究、政績考核、干部選拔等各個環節要以身作則，破除形式主義的方法和標準，斬斷下級領導通過形式主義獲得個人利益提升的期望；不斷擴大和完善自下而上監督，特別是要加強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破除形式主義產生的土壤，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態。

注 釋：

[1]《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0頁。

[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68頁。

[3][5][7]《毛澤東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2、72、74頁。

[4]《鄧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8頁。

[6]《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頁。

[8]《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2頁。

[9]《胡適文存》第一卷，臺灣遠東圖書公司，1985年，第734頁。

[10][11][12]《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2、838、328頁。

[13]《陳云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1頁。

[14][16][17][2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48、368、414頁。

[15]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頁。

[18]《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頁。

[19]《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十種表現》，《中國紀檢監察報》，2017年12月20日。

[21]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第一批總結暨第二批部署會議上的講話》，《黨建研究》，2014年第2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5月（上），昆侖策網轉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