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經驗與現實思考的撞擊,促使毛澤東形成'以蘇為鑒'的理性認識,提出必須正確處理重工業與農業、輕工業的發展關系問題,走獨辟蹊徑的中國工業化道路。"
50年代中期,毛澤東為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工業發展道路,傾注了很大精力;他提出的“農業就是工業”的思想,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確立了重要思想基礎,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問題的提出
以18世紀英國產業革命為發端的人類經濟社會工業化的過程,已有200多年,迄今仍在繼續。這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手工生產向機械化生產的轉變。
現今歐美發達國家業已經歷的工業化,是一條伴生著對外搶掠殖民地、對內剝奪農民的血與火的漫長道路。
早期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在一種新的歷史環境中啟動工業化,強調從發展重工業開始,依靠內部積累,實施重工業超常增長戰略,嘗試走一條不同的道路。
斯大林認為不再受奴役的蘇聯人民有能力積累這筆巨額資金,也無須利用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政策而侵害農業利益。他期望以重工業投資的疊加效應換取工業化時間的節約,進而贏得生存空間。
不論斯大林的邏輯可能有怎樣合理的解釋,他的這種發展政策同他的初衷大相徑庭,重工業過度投資誘導他依舊走上被他自己否定的道路。蘇聯人民特別是蘇聯農民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
新中國工業化起步階段,設想效法蘇聯可能走捷徑,但是不久便發現此路不通。較早疑問此路的當推毛澤東。
50年代中期,他曾把目光從社會革命方面移向經濟建設,撥冗研究怎樣加快發展。歷史經驗與現實思考的撞擊,促使毛澤東形成“以蘇為鑒”的理性認識,提出必須正確處理重工業與農業、輕工業的發展關系問題,走獨辟蹊徑的中國工業化道路。從50年代初提“學習蘇聯”到“以蘇為鑒”,其間包括怎樣豐富的歷史內涵啊!
1956年4月,在擴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向與會者說:“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是對的,但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對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
毛澤東痛感蘇聯按斯大林的理論搞工業化不成功,為了發展重工業把農民挖得很苦,以致于糧食生產長期達不到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
在這一點上中國不象有些國家亦步亦趨,中國一般重視農業、輕工業,農業初級合作化沒有出現大量減產的情況,反而增加了生產,輕工業投資也比蘇聯多,蘇聯重、輕工業投資比例為九比一,中國八比一,中國市場供應遠比蘇聯好。
雖然如此,毛澤東還是認為需要適當調整農、輕、重工業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他說,這樣做“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
1957年1月,他在一次講話里又一次強調發展農業對于加快工業化進程的極端重要性,號召大家重視農業,工業部門要面向農業。他在這次講話里提出了“農業就是工業”的奇特命題。
同年2月,他在另一次講話里把正確處理農、輕、重的發展關系問題概括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主要內容。
他說:“這里所講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他提出:中國是大農業國,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毛澤東計算,蘇聯從年產400萬噸鋼發展到1800萬噸用21年時間,中國如果用同樣時間達到這樣的水平就將比它快,因為中國原來鋼的年產量不到100萬噸,起點比它低。他認為這是可能的,辦法就是不要像蘇聯那樣對農民“竭澤而漁”,而是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奇特的經濟學命題
支持毛澤東作出“農業就是工業”的判斷不僅在于中國是大農業國,也不僅鑒于斯大林的教訓;毛澤東研究了更多的材料,至少他研究了美國的經驗。
在他看來,美國資本主義所以發展快,得益于沒有封建主義,有利于農業發展,有利于工業獲得充裕資源和廣闊市場。
英倫三島和舊歐洲大陸都曾經受封建主義羈絆,城鄉資源流動困難,農業的凋蔽更成為發展近代工業的障礙。這里的資本主義比北美發育早,但美國后來居上。農業轉化為工業的事實近現代經濟史隨處可見。
馬克思研究再生產的前提之一,把社會總資本從實物形態上區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揭示二者協調發展才能順利實現物質轉換(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關系通常被認為近似反映這種關系)。
列寧在引入技術進步因素后認為“那一定是生產資料比消費品增長得快”。
斯大林肯定社會主義在擴大再生產下同樣存在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占優先地位的原理。他關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及相應實施重工業超常增長政策也因此獲得支持。社會主義究竟存不存在這一經濟規律,今人已有異議。這是一個可以繼續討論的問題。
這里要說的是:毛澤東不落窠臼,從另一視角提出問題。
他說:“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
毛澤東的論據是:
農業關系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商品的農產品發展了,才能供應工業人口的需要,才能發展工業;
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和銷售產品的重要市場。只有農業發展了,輕工業生產才能得到足夠的原料,輕工業產品才能得到廣闊的市場;
農業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化學肥料、農業機械等將以農村為銷售對象,電力、煤炭、石油等行業的很大一部分產品也將銷往農村,公共設施中的一部分必須供應農村需要,如此等等;現在出口物資主要是農產品,農產品變成外匯,就可以進口各種工業設備;
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
毛澤東于是得出結論:在一定意義上農業就是工業。
這是前人不曾提出的命題,具有重大理論與實踐意義。
毛澤東對于農業作為工業母體作用的強調一掃傳統看法,把中國農民在建設時期的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深信幾億農民不僅是工業化的忠實支持者,而且是積極參與者;農業不僅支撐工業,而且孕育著工業,轉化為工業。
隨后,在毛澤東熱情倡導下破土而出的農村工業,進一步把中國農民推向工業化的前臺,農業向工業的轉化變得更加便捷,更為直接。
盡管在后來的歲月它曾經有怎樣的艱難,今天它終于成長為參天大樹而更加充實了“農業就是工業”這一命題的內容。
“農業就是工業”的命題對于輕、重工業部門又有不同情況。農業與輕工業聯系密切而且直接,與重工業并不都直接聯系,許多情況下須以輕工業為中介。
輕工業直接消費農業的很大一部分產品,甚至重工業由農業供給的消費資料及某些農產品原料也需要經過輕工業部門加工制作,以致于輕工業的一部分可以看作農業生產過程的延伸。
輕工業產品中一大部分,則必須返銷農村供農民消費,供給重工業的產品則是為交換所需機器設備及其他工業原材料以便彼此能夠繼續生產。輕工業在農業與重工業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
“農業就是工業”的命題內含輕工業的特殊作用。毛澤東把中國工業化道路歸結為主要指重工業與農業、輕工業的發展關系問題,真想快一些發展重工業必須同時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是很有道理的。
毛澤東根據經濟史經驗概括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他深思孰慮的選擇是實行后一種辦法比較有利。
他說:“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帳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
這是戰略家的目光。前一種辦法從一個較短時期觀察,也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斯大林的工業化實踐曾經有過這種效應;但進一步觀察則是潛伏著它的反面。農業輕工業的嚴重滯后到頭來又會使重工業的發展速度掉下來。所以毛澤東說幾十年后算總帳劃不來,而且基礎不穩固,將貽害無窮。
看來,這個飽含豐富經濟政治內容的辯證法包括斯大林在內的許多社會主義實踐家沒有注意到,他們更不可能料到今天結出的苦果。歷史的悲劇驗證了毛澤東論斷的科學性。
取先予的政策取向
毛澤東富于個性的工業化理論,決定了欲取先予的政策取向,顯示與傳統思想相悖的逆向思考。
例一:保證兩個積累。
毛澤東擯棄斯大林“竭澤而漁”的農業政策,區分農民為國家工業化的積累和為農業自身的積累,實行保證兩個積累而不是只有前一個積累的政策。
他說:“農業本身的積累和國家從農業取得的積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為好?請大家研究,議出一個適當的比例來。其目的,就是要使農業能夠擴大再生產,使它作為工業的市場更大,作為積累的來源更多。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后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于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
蘇聯的辦法只要前一個積累。從1933年到1957年的長時期國家對農業產品一方面高征購,另一方面低價格,把農業生產總值的40%以上聚斂自己手里支持發展重工業,農民不堪重負,既無興趣也無能力擴大再生產,甚至難以維持簡單再生產。
有一個材料說,1933年以前的農產品征購政策幾乎把農民生產的產品全部拿走,在盧布購買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貶值20%的情況下,付給農民的糧價竟然比那時低兩倍。農民為此反抗的結果,造成1932-1933年冬季大饑荒。后來雖有調整,卻未能改變損農傷農的基本格局。
毛澤東諷喻說: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那有這樣的道理!
經濟史表明:從農業部門獲得積累幾乎是工業化國家曾經普遍實行的政策。美國自1810年工業化起步至1890年工業份額在工農業結構中占居優勢地位止,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長達80年左右。日本國上述過程持續40年左右。此后,出現工業積累向農業回流,進入以工養(補)農時期。
進一步研究顯示:即使排除工業化時期人為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政策,由于工業部門顯著優越于農業部門的經濟技術條件也會導致農業利益向工業的流失。
歷史地看,這并不完全是壞事。第一,它有利于工業基礎的建立;第二,它客觀上將推動本部門向近現代化的轉變。問題在于通過怎樣的政策實現對這一過程的控制,使保持在農業可承受的限度。
新中國建立后視政治經濟狀況有步驟地適當縮小工農業產品比價差,調節工農利益,協調城鄉發展。
1956年匡算,國家從農業征稅約為農業總產值8%,從工農業產品比價差中取得的部分不超過12%,合計大約20%,不及蘇聯(45%)的一半。
舊中國工農業產品比價差最小的時期為1930―1936年,此后逐漸擴大,1949年達到最高峰。
新中國建立的第二年即1950年時的工農業產品比價差比1930―1936年仍高出34.4%,到1958年二者縮小了38%,已低于那時。與此同時,農業得到恢復并有較大發展。即使如此,農業發展滯后仍使毛澤東不安。
1956年同1952年相比,重工業增長162.3%,輕工業增長104.9%,農業增長20.5%。糧棉等主要農產品由于供求缺口過大已實行統購統銷,其他農副業產品和以農業為原料的輕紡工業產品也日益短缺。
要多發展農業除適當增加國家投入,主要依靠農業自身積累。先讓農業積累多然后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將欲取之,必先予之。”辦工業不明白這個道理,取之無度,工業也難以為繼。
毛澤東提出:農業生產合作社應該計算成本,進行經濟核算;要研究價格政策,利用價值法則發展商品糧生產,雖然并不是提倡就普遍漲價,但是要研究這個問題。如果生產谷物沒有利潤,賣糧食不賺錢,不會有人干。
當時,也有較為偏激的意見,不對城鄉和工農的現實差別作具體分析,離開發展生產單純要國家拿錢改善農民生活,毛澤東認為也不可取。他堅持農業自身的積累和為工業化的積累都有必要,都應該保證。究竟二者比例如何,他期待積累經驗,也希望經濟部門研究。
例二:兼顧積累和消費。
同斯大林抑制消費的高積累政策不同,毛澤東重視消費的作用,主張實行兼顧積累和消費的分配政策,以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協調發展。
馬克思研究再生產的又一前提,將社會總資本從價值形態上區分為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三部分,即c十v十m。兩大部類的交換實際是I(v十m)同IIc的互換。只有在它們相等的情況下,才可能既順利實現物質轉換又得到充分價值補償,以便再生產在原有規模上得以繼續進行下去。馬克思把公式I(v十m)=IIc視為再生產理論的基礎原理是非常正確的,擴大再生產歸根到底也不能違背它,否則遲早會受到懲罰。
資本主義在它的發展中經常依靠犧牲人民消費多積累,以擴大生產特別是擴大生產資料的生產,而且在一定限度內也確實收到成效。
列寧曾觀察到這一現象,指出資本主義國內市場的擴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不依賴”個人消費的增長,而更多地靠生產消費。但他同時又認為“只有用這條規律才能夠說明資本主義的一個最深刻的矛盾:國民財富增長得異常迅速,而人民消費卻增長(如果增長的話)得極其緩慢”。這也正是資本主義曾經反復出現另一經濟現象――生產過剩危機的原因。列寧在講到上述問題時,理所當然地持謹慎態度,加了限制詞語。
斯大林在選擇有限的歷史空間要人民束緊腰帶建立蘇聯工業化基礎的做法,盡管可以被解釋為對上述規律的某種應用,他也仍然不能避免承受生產與需要嚴重脫節的災難性后果。
據統計,蘇聯在1917―1950年間甲類工業(生產資料)增長39倍,乙類工業(消費資料)增長9.2倍,農業僅增長1.8倍,近乎停滯,其中糧食、馬匹、豬、牛、羊的產量比1917年以前的水平反而下降。
蘇聯食品供應長期不足,日用消費品極為饋乏,而且品種單調,款式陳舊,遠遠不能滿足需要,人民積怨甚多。東歐一些國家照搬蘇聯做法嚴重破壞本國經濟平衡,以致引發社會政治危機。
毛澤東嚴重注意到這一事實,警告中國不能這樣做,中國的方針是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統籌兼顧。
毛澤東確立的原則是:一方面提倡長期艱苦奮斗,使國家有積累;另一方面又一定要關心群眾痛癢,在發展生產基礎上使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
例如隨經濟發展適當調整工人工資;在正常年景下多數農民能增加收入,不能增加的盡量不使減少,即使減少的也要及早想辦法,等等,總之,使人民在增加生產中得到好處,從國家發展中看到希望,從而把國家建設當做自己的事業。
例三:先安排輕工業農業再安排重工業。
這是毛澤東提出的一項重要原則。它的提出首先是針對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
1956年由于建設規模過大擠了當年生產,市場供應較為緊張,人民生活諸多不便。為防止以后再出現類似問題,尋找制約建設規模的辦法成為經濟工作關注的目標。毛澤東在聽取各種意見的同時,繼續自己的思考,認為沿用蘇聯那種先安排重工業再安排輕工業、農業的辦法可能是問題所在,應該把它顛倒過來,先安排輕工業和農業,再安排重工業。
他以第一個五年計劃為例,說那個安排就是以重工業為主,輕工業和農業放在其次,是“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就是說,給輕工業和農業多少錢和物要看重工業以后有沒有剩余和剩余多少,輕工業和農業的需要當然不容易保證。
所以,他提出今后要采取另一種方法,先搞輕工業和農業,行有余力再搞重工業。他解釋先搞輕工業、農業,是指首先保證它必須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在整個投資中重工業仍是居多數,即使把重、輕工業的投資比例調整到七比一甚至六比一,重工業也還是多數,就是說,輕工業和農業也并不是可以不受制約。但是,按毛澤東顛倒過來的辦法安排國民經濟,輕工業和農業才可能不被擠掉,人民消費才有保證。
在一個時期里,先安排輕工業和農業再安排重工業及后來發展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原則,曾被局限在計劃程序的范圍,未能窮毛澤東的深意。
這也許是由于毛澤東仍舊使用的幾種提法容易造成錯覺的緣故。例如他在談到重工業時繼續說它仍然是建設的“重點”或“中心”,“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等等。
然而,究其實,“但”字文章已改變了傳統提法的內容,他真正強調的是重工業與整個工業對于農業的依存性。“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么發展重工業?”
他獨樹一幟的方針是“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
所謂重工業仍然是“重點”或“中心”余留的意義,如他本人所說主要是指重工業在整個投資比例中也還是“多數”,并不因為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有所改變。從總體觀察,重工業“還是為主,還是投資的重點”。
毛澤東強調今后要更加重視農業。中國獨特的國情,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以及農業本身特點衍生的特殊要求,使毛澤東有足夠的理由這樣提出問題。
建國后,他一向直接過問農業,各級領導也都以足夠大的精力抓農業,農業在事實上成為工作重點之一。50年代中期,毛澤東進一步把農業提到關系工業化速度快慢的突出位置,喚起人們把注重發展重工業的熱情首先用在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上,不能不說是哲人的卓識遠見。
(紅色衛士整理,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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