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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匯報是一種間接的調查研究方法，會不會聽匯報，也是反映領導人思想水平和領導方法的重要標尺。在這方面，毛澤東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寶貴的經驗和方法。

“誰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對”

1956年春節前夕，時任石油工業部副部長的康世恩接到通知，要他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他聽說有些部門已經匯報過了，就打電話詢問該怎樣匯報。得知毛主席問得非常詳細，康世恩春節都顧不上休息，抓緊時間準備材料，并寫出了匯報提綱。2月26日，他正式到中南海勤政殿匯報。康世恩回憶說：

【“我照著提綱念了一段，主席打斷說，你不要念了，我這里也有本本，就隨便說吧！”】

接著，整個匯報便在毛澤東和康世恩的一問一答中進行。康世恩后來回憶說：

【“這次匯報在我腦子里打了很深的烙印……從最基本的知識到發展戰略，都是毛主席關心的內容。毛主席嚴謹的科學精神和一絲不茍的求實態度，為我們樹立了光輝榜樣，使我受到一次極其深刻的教育。”】

毛澤東不喜歡照本宣科式的匯報，甚至曾明確說過：

【“誰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對。”】

與“念稿子”相比，口頭匯報至少有兩點好處：一是實話多，套話少；二是防止虛與委蛇。毛澤東強調：

【匯報“有什么辦法使人聽了不致忘記？講存在的問題，要舉事例，把人指出來，不舉事例等于無用，別人不好懂”。】

1952年10月28日，毛澤東外出視察途經徐州，剛下火車，就提出聽匯報。徐州市負責人表示事先不知道主席要來，沒有準備。毛澤東說：我就愛聽沒有準備的匯報。

很多向毛澤東匯報過工作的干部，都覺得毛澤東提問題總是很細、很專、很深，且常常宏觀、微觀兼具。毛澤東向匯報人所提的問題，看似隨意而問，實際上事先是有所考慮的，大都與工作中的需要有關，與他正在思考和研究的問題有關，故而是有針對性的，是為了進一步了解問題，尋找解決辦法。

“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否則就會浪費時間”

1957年9月5日，毛澤東在武漢召集湖北省委負責人王任重和一些地委書記座談，中心議題是總結農業合作化的經驗。這天下午三時開會，按照安排，毛澤東的座位在中間，一邊是記錄員，一邊是王任重，其他人面向毛澤東。毛澤東一看說：

【“這不是三堂會審嗎？還是圓桌會議好，沒有主席臺，不要記錄席。”】

隨后，工作人員很快作了調整，排成圓桌開會。毛澤東開場第一句話就說：

【“同志們接到提綱沒有？現在可不按提綱發言，暢所欲言、言無不盡。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否則就會浪費時間。”】

沒想到會議竟冷場了一刻鐘，后來大家雖然發了言，但講的是一個調子，眾口一詞，只講農業合作化的優越性，而對合作化存在的問題避而不談或輕描淡寫。聽著這樣的發言，毛澤東實在有點不耐煩了，便打斷大家的話說：“休會，明天再開。”他讓工作人員轉告王任重同志，明日開會，中心議題是農業合作化的規劃問題。要暢所欲言。王任重連夜召開省委書記處會議，重新研究、討論規劃問題。第二天上午繼續座談，王任重等幾個人詳細匯報了湖北省農業發展未來幾年的規劃問題。終于，大家看到了毛澤東的笑容。臨近中午，毛澤東宣布休會，并直言不諱地說：“昨天的會議使我失望，今日的會議使我高興。你們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毛澤東要求把“三堂會審”式桌椅換成圓桌式，意圖就是要拉近跟大家溝通的距離，盡量減少上下級的感覺，造成一種融洽氛圍，以期與會者能夠平等交流，坦誠溝通，可謂用心良苦。毛澤東兩次強調“暢所欲言”，也是希望能多了解一些真實情況，希望發言者“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

1959年毛澤東主持召開以糾“左”為主題的第二次鄭州會議，重點是反對“共產風”。通過討論，會議形成了著名的整頓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話方針。據王任重日記載，為了切實了解各大區書記對這個方針的認同程度和真實想法，

【“通過這個文件時，毛主席把我們找到他住的火車上，他為了察言觀色，讓各大區書記坐在他的對面，一個一個地征求意見，問大家是不是思想真的通了，并說：‘可不要我打你通’。”】

“把空氣搞得活潑些，使大家不拘束”

毛澤東聽匯報，往往喜歡主動創設一種輕松愉悅的談話氛圍，通過了解匯報人的家庭、籍貫、學習和生活等來增進對匯報人的熟悉和認識，并以他淵博的識見和寬闊的視野在不知不覺中教育啟發干部，給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到了河南，他就講關云長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說關云長本不姓關，因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關人家問他姓什么，他一下子說不上來，一看這里是潼關，就說我姓關。毛澤東講這些掌故，用他自己的話說：

【“就是要采用這種方法，把空氣搞得活潑些，使大家不拘束。”】

毛澤東非常擅長選擇匯報人所熟悉的話題作為開場白，以此活躍談話氣氛。據曾任中央領導俄語翻譯的師哲回憶，1940年3月底，他在延安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顯得有些緊張，毛澤東就問：“你是哪里人？”“韓城人。”“噢，你和司馬遷是同鄉。”師哲說：

“這句話像一只靈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們交談的話題，激起了我萬千思緒……毛主席初次和我談的這一席話，使我感到他明達開朗，學識淵博，思路開闊，博古通今。”1956年2月19日，毛澤東聽取國務院城建總局局長萬里匯報工作。一上來，毛澤東就問萬里是什么地方人？答：山東人。又問：看過《水滸》和《金瓶梅》沒有？答：沒有看過。毛澤東說：《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正式匯報前的一個小插曲，使當時相對嚴肅的氣氛一下子輕松活躍了起來。

其實，毛澤東往往是借助看似閑談性的“插曲”，教育干部多學習、多讀書以加強文化修養，掌握工作方法，提高領導能力。曾任地下黨三十八軍工委委員、統戰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西藏工委副書記的范明，1942年去延安向毛澤東匯報統戰工作，毛澤東聽完后，沒有對匯報作任何評價，沉默了一會兒忽然問道：讀過《三韜六略》、《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嗎？答：讀過。毛澤東說：讀過了好，做統戰工作不但要有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基礎，還應有中國古老哲學的方法論。由此看來，不論問籍貫、講掌故，還是談歷史，毛澤東看似隨性而為，實則有其明確的現實針對性。

毛澤東聽匯報，不僅是為了解和掌握基層情況，更把它視為同各級干部溝通、交流的重要時機，并以自己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凡的談吐為他們樹立了良好的表率，成為各級干部效仿、學習的典范。這種“一箭多雕”式的聽匯報，不僅需要在工作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更需要領導干部在提升個人綜合素質方面下大功、下苦功。毛澤東的聽匯報，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游刃有余的領導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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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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