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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主席學世界眼光,“胸懷天下，放眼世界”

點擊：作者：偉人歷史來源：紅色文化網發布時間:2019-10-08 20:39:14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從來都是“胸懷天下，放眼世界”。具有世界眼光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開創中國外交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走完長征最后一段行程，即將到達陜北，毛澤東登上岷山峰頂，眺望遠處莽莽昆侖，心中涌起無盡遐想，即興賦詩一首：

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
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
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一首《念奴嬌昆侖》，具有窮盡八荒、涵蓋環宇之氣魄，把中國愿與世界各國交往、中華民族愿與世界人民共享大自然和人類文明智慧成果的思想抒發得淋漓盡致，毛澤東的世界眼光在詩中展露無遺。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毛澤東一生僅出國兩次，卻對世界情況了如指掌，他這種關注世界、心憂天下的情懷，早在青少年時代即已養成。

1910年秋，17歲的毛澤東第一次離開家鄉韶山沖，來到離家50里路遠的東臺山下，進入湘鄉縣一所“新學堂”——東山高等小學堂學習。在那里，毛澤東接觸到許多西方“新知識”。

一次，毛澤東見到同學蕭三手里拿著一本《世界英雄豪杰傳》，便借來閱讀。過了幾天，還書時，他很抱歉地對蕭三說：“對不起，我把書弄臟了！”蕭三打開一看，整冊書都被毛澤東用墨筆打了許多圈點，圈得最密的便是華盛頓、拿破侖、彼得大帝、迦德鄰女皇（即俄國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惠靈吞（即英國威靈頓公爵）、格蘭斯頓（即英國首相格萊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和林肯等人的傳記。毛澤東激動地對蕭三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麗、印度的覆轍。”頓了一會兒后，他又說：“中國積弱不振，要使她富強，獨立起來，要有很長的時間，但是時間長，不要緊，你看，華盛頓經過了八年艱苦戰爭之后，才得到勝利，建立了美國……”

西方“新知識”為少年毛澤東打開了一扇天窗，讓他看到了更大更遠的世界。一年后，毛澤東離開東山高等小學堂，省城長沙成了他的目的地。經過幾番輾轉之后，1912年起，毛澤東決定在湖南省立圖書館進行自學，自學期間，毛澤東第一次大量學習和接受西方思想文化，較為系統地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啟蒙教育。

1936年，毛澤東與斯諾談及這段往事時回憶說：

“在這段自修的時期內，我讀了許多書籍，讀到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極大的興趣第一次閱讀了世界的輿圖。我讀了亞當.斯密士的《原富》和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即《物種起源》）和約翰.斯陶德、密爾（即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所著的一本關于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騷（即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學》和孟德斯鳩所著的一本關于法學的書。我將古希臘的詩歌、羅曼史、神話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國的史地混合起來。”
斯諾等著，劉統編注：《早年毛澤東》，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5頁。

1914年，毛澤東進入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求學時，他已經成長為一個時刻關注國內外政治軍事形勢的進步青年。

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背倚山林，出學校大門不遠，還有修好不久的粵漢鐵路的一段——長株路。晚飯過后，學生們常常到山上或者順著鐵路去散步。在散步時，毛澤東向同學們訴說中國以及世界的新聞，有條有理，了如指掌。那時正處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毛澤東就像是給同學們做每周以來國際國內軍事政治的時事報告：奧國的太子怎樣被殺死，威廉第二怎樣出兵，凡爾登如何難攻，英法如何聯盟，美國如何“參戰”發財，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同學們都驚嘆于毛澤東的腦袋，同樣是看報，毛澤東對世界局勢的分析卻是如此清晰。
斯諾等著，劉統編注：《早年毛澤東》，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75頁。

除了通過報紙了解世界局勢變動，從而認知世界、了解世界，毛澤東的恩師楊昌濟對他影響巨大。楊昌濟海外留學10年，學貫中西，主張以西方所得的民主與科學思想，來批判中國封建倫理，決心改造中國的舊思想、舊學術，曾明確提出要用“新時代之眼光來研究吾國之舊學”。

在楊昌濟老師的介紹下，毛澤東接觸到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新青年》雜志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把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文化以前所未有之規模引入中國社會，毛澤東是《新青年》雜志最熱心的讀者。

毛澤東在廣泛接觸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時，深深感受到向外國學習的必要性，指出“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
《毛澤東大辭典》，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頁。。

1918年，毛澤東和蔡和森等人組織“新民學會”，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宗旨，主張“向外發展”，爭取到國外去了解世界的大勢。

毛澤東醞釀組織“留俄隊”到俄國勤工儉學，學習蘇聯和歐洲的經驗。直到1921年9月，毛澤東還計劃在國內做三四年的準備，然后“赴外國求學，至少五年，地點在俄國”。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頁。

這一切都為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打下基礎。

毛澤東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深刻認識到“在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相互影響和互相激勵，是極其巨大的。”
〔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77頁。

他認定中國是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應當同世界各國有廣泛的聯系，取得國際援助，同時又要對世界事務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這便是毛澤東觀察世界認知世界后得出的一個結論。

1935年，當中國工農紅軍歷經艱難險阻到達延安之后，毛澤東身居窯洞、眼觀世界，深入研究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關系。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為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立論前提。之前，毛澤東就已經認識到“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聯成一氣了，想要割開也不可能了。”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頁。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對這一思想又作了進一步闡釋，指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在這以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則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頁。

他的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代表作，是利用世界眼光來分析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的典范，為中國共產黨奪取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理論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依然沒有放松對世界形勢的學習和研究，一天幾萬字的《參考消息》是他每日必看的重要刊物。《參考消息》是一份匯集各國情況的報紙。毛澤東十分重視這個內部刊物，認為這是“天下獨一無二的報紙”，《參考消息》成為他制定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的重要參考材料之一。有重要內容的，他常常批給別人去看或印發會議。除了重要新聞，毛澤東對《參考資料》上所刊登的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的回憶錄也很感興趣。他說，這些回憶錄里有很多過去我們不知道的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和斗爭的情況，很值得看看。他不僅自己認真閱讀，還推薦身邊的同志也要多閱讀，并且多次強調，“我們的人要見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

毛澤東對于世界各國的歷史、地理、政治、社會動態的了解程度，讓許多外國人士感到驚訝。

20世紀30年代，美國記者王安娜在延安采訪，驚嘆于毛澤東對于外部世界的了解：

“毛素有博覽群書之稱，看來是有根據的。他讓我看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和羅素著作的譯本”。“毛澤東的言談是農民與學者、普通知識與高度智慧的結合，他的話對我充滿著魅力。他一次也沒到過國外，也不像朱德和周恩來那樣能說外語。可是，他對外國的制度和風俗習慣卻很有興趣”。“毛澤東好幾次和我講到他對外國有趣的見解，這些見解是從以前的西歐小說和歷史書上得來的。”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也提到

“毛澤東讀過許多關于印度的書，對于那個國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問到我關于甘地、尼赫魯、查多巴蒂亞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領袖的情況。他知道一些美國的黑人問題，把黑人和美國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蘇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相對照”。

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回憶她1946年同毛澤東的那次談話時說，

“他首先問我美國的情況。美國發生的事有許多他知道得比我還詳細，這使我驚訝，……他像安排打仗的戰略那樣仔細地安排知識的占有。……主席對世界大事的知識是十分完備的。”

1973年，毛澤東接見過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據惠特拉姆事后回憶：

“我們的談話范圍涉及歷史、當前問題、亞洲地區、文學和當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況，知道西方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樂意對一些人物和問題發表意見。交換意見，顯然使他感到高興。聽到來自不同社會的一個陌生人的意見，他從中可能得到某種刺激，不論我的看法多么錯誤。他的智慧和歷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毛澤東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和發展趨勢的預見性以及觀察國際動向的敏銳性，同他所具備的豐富的國際情況知識儲備是分不開的，而這種知識儲備又與他自青少年時代起，即關注世界、心憂天下，始終學而不厭地、主動地了解世界、認識世界是息息相關的。在毛澤東身上，真正體現了中國那句老話——“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

1936年7月16日，在陜北中央紅軍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毛澤東接見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美國醫生馬海德，并接受了斯諾的采訪。

7月至10月間，毛澤東和斯諾一共進行了十余次談話，毛澤東向斯諾講述了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抗日戰爭的形勢方針、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他自己的家庭和他的前半生。斯諾離開陜北后，將自己的采訪筆記整理成書，于1937年10月在倫敦出版《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該書出版后反響巨大，吸引了大批外國記者、醫生、作家來到延安。

此后，包括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比森、美國《太平洋事務》雜志主編拉鐵摩爾、美國《美亞》雜志主編賈菲、美國記者王公達、美國軍人卡爾遜、德國作家兼記者漢斯希伯等相繼來到延安，毛澤東均親切接見，向其宣傳中共的性質、中共的抗日政策、中共抗戰的決心，并就國際局勢進行討論。

毛澤東與外國友人的“親密接觸”，讓美國乃至世界了解了中共及中共領導下的中國革命，開啟了中共“公共外交”的大門。

1944年7月，美國政府派出軍事觀察組進駐延安。其間，毛澤東與美國軍事觀察組的成員頻繁接觸，雙方廣泛了解并交換意見。據軍事觀察組政治負責人謝偉思回憶，毛澤東在談話中，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政策是尋求美國對中國的了解和友誼，中美兩國經濟上可以互相取長補短。在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充分接觸，對“共產黨中國”有了切實了解后，軍事觀察組向美國政府提出了一條現實主義的對華政策建議，即放棄片面同蔣介石政府的錯誤政策，更加靈活地對待中國共產黨，以降低把美國利益同蔣介石的命運牢牢捆在一起的危險性。遺憾的是，這一政策最終沒有為美國政府所接受。不過，在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史上，這無疑是一次重大且成功的探索。

1949年初，解放戰爭勝利在即，為了使新中國成立后獲得更多的國際承認和援助，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制定外交方針政策的重大問題。蘇聯作為中國共產黨思想認識上有著最親近關系的國家，對中國革命的態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并非一直和諧無間，由于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的勢力估計不足、對中國革命形勢的不了解，蘇聯一度出現了徘徊于國共兩黨之間的曖昧階段。毛澤東憑借著他對世界局勢的充分把握，審時度勢地，于1949年春提出“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三大外交政策。

1949年2月，毛澤東在河北西柏坡會見斯大林特使——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時，向其闡明了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毛澤東說：

“

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說，它的屋內太臟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們必須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干凈，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整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
《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臺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頁。

這便是“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內涵，向蘇聯表明了立場。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正式提出“一邊倒”的戰略方針，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堅定不移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讓新生的人民政權穩住了陣腳。為了結交更多的國際朋友，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又發揮智慧，提出一個適用于處理一切國家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新中國外交的一項長期戰略方針。

1954年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訪問中國，毛澤東在會見尼赫魯時提出，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廣到所有國家關系中去。毛澤東說：

“我們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條經驗：無論是人與人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都必須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合作就不能維持下去。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的五項原則之一就是互利平等。”

1954年12月，毛澤東在接見緬甸總理吳努時再次指出：

“五項原則是一個大的發展，還要根據五項原則做些事情。我們應該采取些步驟使五項原則具體實現，不要使五項原則成為抽象的原則，講講就算了。現在在世界上就有兩種態度，一種是講講就算了，另一種是要具體實現。英美也說要和平共處，但是它們是講講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處，它們就不干了。我們不要那樣，我們認為，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的方針。”
《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臺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9頁。

中國政府積極倡導和宣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很快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承認和肯定。1955年，亞非會議正式通過了《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宣言中很好體現了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精神。毛澤東的世界眼光再次發揮智慧效用。

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上各種勢力經過“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后，新的戰略格局形成。美國因深陷越戰泥潭，在美蘇爭霸中逐漸處于守勢；蘇聯則在國際事務中愈發表現出咄咄逼人之勢，對中國構成很大威脅。毛澤東敏銳地捕捉到世界格局的這一巨大變化，開始重新審視中美關系，并且利用美國的急切需要，推動中美關系走向緩和。

1970年8月，毛澤東再次邀請老朋友斯諾來華做客，斯諾成為“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第一個被允許進入中國的西方記者。10月1日，毛澤東邀請斯諾夫婦登上天安門城樓并親自接見。第二天，一張主席與斯諾夫婦的合影照片刊登在了《人民日報》的顯著位置，這張照片可以看作毛澤東向美國政府發出的含蓄而又饒有深意的信號。

12月18日，斯諾被毛澤東請進中南海，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明確表示愿意同美國改善關系。毛澤東說：“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談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
《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臺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頁。

1971年2月，斯諾離開中國，在意大利刊物上發表了他和毛澤東的談話，引起美國和全世界的巨大反響。隨后，毛澤東導演乒乓外交，中美關系大門打開。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抵京訪華。當天，毛澤東便在中南海接見了尼克松一行，對峙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兩個大國，開始實現關系正常化。

隨著中國和美國關系的逐步改善，一個新的世界政治地圖的輪廓開始形成。在這一背景之下，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首次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觀點。毛澤東說：

“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

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對于維護中國國家安全，保衛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義，對于發展中國對外關系也產生積極效果，“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和中國永不稱霸的承諾，引起第三世界國家的強烈反響和熱烈歡迎，在國際上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大大提高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和聲望，再次展示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良好風范。

延安時期，毛澤東主動與外國友人接觸和交流，向外部世界介紹中共及其革命，開啟中共“公共外交”之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繼續審時度勢，把握世界局勢發展變化之趨勢，制定出適應國情、世情的外交政策。這種接觸世界、對接世界的氣魄是毛澤東世界眼光的體現，為新中國“結交”到更多的國際友人、融入國際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

“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意識到學習國外事務的重要性。

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專門就吸收外國進步文化進行論述，提出要“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頁。

毛澤東認為外國的進步文化，凡屬于我們用得著的東西，我們都應該吸收。

毛澤東對學習方法也加以探討，主張學習外國文化“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頁。

1944年7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莫里斯.武道時，再次談到批判地學習國外事務的問題，他說道：

“我們批判地接受中國長期的傳統——繼承那些好的傳統，而揚棄那些壞的傳統。我們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來自國外的事物。我們曾經接受了諸如達爾文主義、以華盛頓和林肯為范例的民主政治、18世紀法蘭西哲學、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來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來自俄國的列寧主義。我們接受一切來自國外的、對中國有益和有用的東西，我們揚棄壞的東西，例如法西斯主義”。
他最后總結說，在接受和評價中國歷史和外國條件時，應采用適當形式極其重要，不可盲從。
《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臺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頁。

這種批判地學習、不可盲從的思想一直貫穿至新中國成立后。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的《論十大關系》報告，是他長期思考后的一個總結。文中專章論述了“中國與外國的關系”，明確提出：

“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頁。

毛澤東認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提得是對的，只不過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不愿提、不敢提。提這種口號是需要有一點勇氣的，提的時候“要把戲臺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3頁。

毛澤東長期以來所持的“向外國學習”的思想在《論十大關系》中得到了很好體現。

至于怎樣向外國學習，也就是學習的方法問題，毛澤東在文中也做了充分論述，將其主要歸結為三點：

一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學。

毛澤東認為：向外國學習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對外國的自然科學，我們也要有批判地學。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742頁。

二是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地學。

毛澤東認為，學習馬列主義，要學習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即一方面要堅持并在實踐中應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和吸收外國的實踐經驗，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是要吃大虧的。要把中國和外國的東西有機結合起來，而不能簡單套用國外的東西。

三是變為己用地學。

毛澤東主張：“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8頁。

換言之，不僅要簡單學習，還要學會運用，并且中國化的運用。毛澤東曾打比喻說，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向外國學習，目的還是要創作中國的東西，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民族風格的東西。

對于外國進行學習和借鑒也是毛澤東世界眼光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曾說，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書，但是并不等于中國人要完全照搬外國辦法辦事，并不等于中國人寫東西要像翻譯的一樣，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向國外學習，包括學不學、學什么、怎么學，毛澤東既體現了對中國的堅守，又體現出了寬廣的世界視野。毛澤東從來不吝嗇對國外的學習，但保持了難得的清醒，一方面他說“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另一方面他也說“對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都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國內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困境。1949年12月，毛澤東親自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爭取蘇聯對中國經濟建設的援助。毛澤東的這次訪蘇之行，不僅為中國帶來了3億美元貸款的經濟援助，還為中國帶來了援建50家企業的技術支持。到1955年，中國確定向蘇聯引進的項目達到156個。除引進先進設備外，毛澤東也很重視人才智力的引進。

據統計，自1949年8月劉少奇從蘇聯帶回第一批專家開始，到1960年蘇聯全部撤走專家為止，援華的蘇聯專家總人數超過了18000人。而前往蘇聯學習的中國人人數更為龐大，1950年至1960年間，蘇聯共接受38000多名中國公民前去學習或實習，1949年至1966年，蘇聯的學院和研究機構共培養中國大學生、研究生和實習生11000多人。
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318頁。

這群留學生中很多人學成歸國后成長為各條戰線的領軍人物，江澤民、李鵬等還走上了國家領導人的崗位。

在向外國學習先進器物方面，毛澤東的眼光宏大而深遠。

1956年4月10日，毛澤東在會見丹麥駐華大使時指出，中國雖然地域廣博，擁有6億人口，但是力量還很弱。中國不會向別人翹尾巴。中國愿意向丹麥學習，也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如果美國人愿意的話，我們也愿意向他們學習。每個國家都有值得學習的長處，我們也愿意向冰島學習。如果我們有翹尾巴的行動，你們可以批評我們。
《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臺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頁。

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國開始將對外貿易和引進技術的重點轉向西方。“四三方案”是毛澤東“策劃”的又一個杰作。所謂“四三方案”是指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向美國、聯邦德國、法國、日本、荷蘭、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國家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計劃。這是中國繼20世紀50年代引進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規模的技術引進。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聯名提交了國家計委《關于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報告中建議引進4億美元的化纖、化肥設備，得到毛澤東批準。

同年8月6日，國家計委根據李先念的批示，提出了《關于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設備價值約為4億美元，也得到了毛澤東批準。

同年11月7日，國家計劃委員會再次提出《關于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建議進口價值6億美元的22套化工設備，毛澤東批示要求計劃委員會采取一個一體化的更大規模的進口方案。

1973年1月5日，國家計劃委員會提交了《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建議利用西方國家經濟危機的時候，在今后3至5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包括13套大型化肥設備，4套大型化纖設備，3套石油化工設備，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等大型項目，計劃總額為43億美元，“四三方案”即得名于此。之后在這個方案的基礎上又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總額51.4億美元。中國利用“四三方案”引進的設備，結合國產設備配套，興建了26個大型工業項目，總投資約200億元人民幣，至1982年全部投產，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四三方案”的制定與實施都是在毛澤東的直接指示和領導下完成的。

開放式學習既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實踐，毛澤東是二者兼而有之：既有對中國與外國關系的深度思考，又有從蘇聯引進156項重要項目、與西方國家簽訂“四三方案”的具體實踐，毛澤東的世界眼光在“向外國學習”的命題中折射出智慧的光芒。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從來都是“胸懷天下，放眼世界”。少年時代，毛澤東熟讀世界英雄傳記并以此激勵自己的壯志。青年時代，毛澤東指點祖國江山，創辦新民學會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宗旨。延安時期，毛澤東主動與外國友人接觸和交流，向外部世界介紹中共及其革命。新中國成立后，順應世界局勢發展變化之趨勢，從創建獨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到確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再到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毛澤東總能審時度勢，制定出適應國情、世情的中國外交政策。毛澤東大膽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并且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正是在他的倡導下，中國大規模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夯實了中國的經濟基礎。具有世界眼光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開創中國外交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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