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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次割地賠款可以換來國家長久安寧，如果這是他爭取時間勵精圖治的策略，那么一次 “和戎”還情有可原；然而當侵略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蹂躪中國，由侵犯周邊國家而至于邊疆，又至于內陸，進而至于京城時，李鴻章還一味求和、割地賠款，就只能說這是他一以貫之的投降主張，是他明知故犯的賣國行徑。

時下，為歷史人物翻案似乎成了一種時髦。即便是以前公認的賣國賊，在這些翻案者的筆下，也有可能搖身一變成為“民族英雄”。對晚清重臣李鴻章的評價即是顯例。

網上曾流傳一篇署名端木賜香的文章，標題即是“李鴻章賣個國容易么？”在文中，作者聲稱，“中國歷史上最冤的替罪羊當數李鴻章。大清的賣國賊只有一個，那就是掌握大清實際權力的老太后”。在其筆下，李鴻章儼然已由“民族敗類”變臉成“國家忠烈”，由“賣國賊”變臉成“愛國者”了，于是乎，李鴻章的“賣國”終究是“為國”，是事出有因，是情有可原，所謂“和戎”也只是為了“變法”，成了一個不計個人得失、為國家忍辱負重的悲情英雄。作者甚至在文末聲稱，

“過去的人沒有史識，不知道該罵太后。當代人還這樣，心智就值得懷疑了。歷史學者如此，革命群眾更是如此”。

事實果真如此嗎？

以端木賜香為代表的歷史翻案者，為李鴻章開脫的第一個最常見的理由是：作為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者，李鴻章是代清政府受過，代慈禧老太婆受過。李鴻章參與外交談判，受制于清廷的軟弱和列強的強硬，自己沒有選擇余地，不應當承擔歷史責任，要怪就怪清政府任人宰割的無能。事實是，李鴻章自1870年出任直隸總督并掌管晚清外交以來，中外重大條約交涉幾乎都與他有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為數眾多，如 《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等等。這些條約的不平等性，對中華民族利益的侵犯，李鴻章不可能不知，但他還是簽了字。為什么列強屢屢指定他為談判代表？因為他平時的表現一貫地符合列強的利益要求。中華民族歷來不乏視死如歸的將士，不乏毀家紓難的民眾，不乏據理力爭的談判者。即使放在李鴻章類似的處境下，也有在沙俄威逼利誘之下，仍屢次嚴詞拒絕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駐俄公使楊儒。李鴻章選擇賣國，最終要保全的是他自己和他所代表的階級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不惜出賣國家利益，與慈禧太后一起“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成了列強眼中“一個真正的政治家”。

為李鴻章開脫的第二個理由是：李鴻章“賣國為國”，“和戎”只是權宜之計，“變法”才是根本之圖。即便這是歷史事實，也不能認為“和戎”是應該得到褒揚的。如果一次割地賠款可以換來國家長久安寧，如果這是他爭取時間勵精圖治的策略，那么一次 “和戎”還情有可原；然而當侵略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蹂躪中國，由侵犯周邊國家而至于邊疆，又至于內陸，進而至于京城時，李鴻章還一味求和、割地賠款，就只能說這是他一以貫之的投降主張，是他明知故犯的賣國行徑。在與沙俄簽訂《中俄密約》時，李鴻章曾收受沙俄幾百萬盧布的賄賂，從而把中東鐵路的修筑權、經營權以及沿線采礦權等賣給沙俄。正如俄國外交部前副司長沃爾夫在其未發表的回憶錄中所說：

“李鴻章帶著這個簽了字的條約和袋子里兩百萬盧布返回北京，在東方，良心有它的價錢。”

也正因為他的貪婪，民間才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譏諷。

為李鴻章開脫的第三個理由是：李鴻章主觀意志不愿意賣國，充其量只是誤國。問題在于如果李鴻章主觀上不賣國，那么在他一生對外的政治行動中，為何只要列強一跺腳，一威脅，一喊打仗，李鴻章就主張議和，就要割地賠款呢？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臺灣，李鴻章命令負責臺灣防務的船政大臣沈葆楨“只自扎營操練，勿遽開仗啟釁”，同時主張開放臺灣，對日賠款了事，在他的操縱下，中日簽訂不平等條約《北京專約》。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當抵抗的主張在清政府占據優勢時，李鴻章則充當“失敗主義和投降論的宣傳者”，“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即使“一時戰勝，未必歷久不敗，一處戰勝，未必各口皆守”，恫嚇清政府說中國“兵心民心搖動，或更生他變”，要求早日收束。正如御史劉恩溥的奏折所說：

“李鴻章辦理海防二十多年，耗費數千萬兩，曾殺過鬼子一名否!他一味獻媚于洋人，固寵求榮”，（而反觀）“劉永福奮力殺賊，中國統兵大員在他面前應當愧死，無地自容”。

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寫的《中國近代史稿》在總結甲午中日戰爭時所寫的那樣，

“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李鴻章的所作所為，都表現出他始終堅守一條方針：徹底的投降主義，賣國主義。”

還有一個為李鴻章開脫的理由是：李鴻章在其他方面有貢獻，只提賣國太片面。有些學者抓住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的某些成績，從而認定李鴻章是“改革家”，卻閉口不談本質問題，不談主要方面，偏要把邊邊角角的東西視為中心問題，希圖一美遮百丑，混淆視聽，金蟬脫殼，將他的污點撇得一干二凈。在洋務運動中，我們不否認李鴻章起到過某些客觀的積極作用，但他的這種作用不能無限拔高，不能構成他一生活動的主要方面；我們也不否認清政府的賣國責任不應由李鴻章一人承擔，但至少他是其中重要的一員。在歷史研究中，研究者被研究對象所征服，雖然是常見的現象，但我們要始終牢記，評價歷史人物，必須要看他對歷史的主要影響、主要作用；和李鴻章的賣國行為以及這些行為對中華民族的傷害相比較，李鴻章的貢獻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那些為李鴻章開脫的理由，沒有一條站得住腳。無論是從其一生從事的政治活動的客觀后果，還是從其主觀意愿來看，無論是作為清朝統治的代言人，還是作為私人利益的攫取者，李鴻章的賣國行徑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是無論如何也抹殺不掉、洗刷不凈的。李鴻章頭上的賣國賊罵名，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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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研究室；來源：察網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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